《墜落的審判》北大放映爭議：一部女性主義電影的女性主義角度被拒絕討論

獲得第76屆戛納（康城/坎城）電影節金棕櫚獎、第96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創劇本的《墜落的審判》（Anatomie d’une chute）在中國（港譯《墮下的對證》，台譯《墜惡真相》）的首映禮引起軒然大波。映後交流環節，主持人陳銘與嘉賓董強的言行在現場引發不滿，在網絡二次發酵，引發了對「爹味」的強烈批評以及對女性處境的熱烈討論。董強近日再發出與楊紫瓊的合照來回應爭議，似乎未有效果。

董強對於導演年輕漂亮的恭維，以及他對女性視角的拒絕都引起了觀眾不適。而陳銘對於「真相」的排比陳述因太長則直接被觀眾打斷。

《墜落的審判》是一部將懸念保留到最後的電影，雖然女主人公被判無罪，但之前的蛛絲馬跡仍令許多觀眾無法完全打消疑慮。而桑德拉這樣強悍、危險，明顯有別於傳統女性形象的角色，也對觀眾的心理接受程度提出了挑戰。因此從電影上映以來，關於這部電影的討論就沒有停止過，不管是對於真相的探尋還是對於片中人物的評價都像是電影中審判的延續。而中國首映禮上這一幕，則將所謂審判做了一次通俗演繹。

抹煞女性視角的現場

在北京大學舉行的首映禮，主持人為武漢大學講師、因《奇葩說》走紅的陳銘，嘉賓為北京大學從事中法文化比較研究的董強與從事電影與大眾文化、女性文學研究的戴錦華兩位教授。董強對於導演Justine Triet（茹斯汀·特里耶/積絲汀蒂耶/潔絲汀楚特）年輕漂亮的恭維，以及他對女性視角的拒絕都引起了觀眾不適。而陳銘對於「真相」的排比陳述因太長則直接被觀眾打斷，觀眾要求導演多發表看法，認為陳銘過多佔用了本該屬於導演的時間。無論是觀眾還是網友對於出現在一部女性主義電影交流會上男性仍舊要把控話語權、喧賓奪主的現象表現出了強烈不滿。雖然最後陳銘向全場道歉，言語間暗示觀眾是在針對他的性別，將現場的不滿推向高潮。

當男性視角被視為客觀的無性別視角，女性話語的頻繁出現自然會被認為是在挑起性別對立，甚至是罔顧藝術本身誤入意識形態歧途；或者是另一种情况：将认可、有同感的女性话语归为客观人类（男性）视角，如同将有成就的女性封为「先生」——男性話語具有天然豁免權，是超越意識形態的純粹藝術與宇宙真理。

不願進入性別議題的董強，將女性視角視為《墜落的審判》的一種理解方式，對此非常抗拒，他認為電影「不該只有一種理解方式」，需要從各自角度經驗出發。相比之下，另一位嘉賓戴錦華的觀點得到了觀眾的強烈認同，戴說無需為反駁自己浪費時間時，董強表示失望，讓他們重看。這樣的反應與他對導演「年輕漂亮」的點評相結合，引爆了網絡討論。如果面對一個男導演，他還會如此反應嗎？那麼觀眾與他不同的感受，算不算從自己經驗出發的另一種理解呢？

董強不願去深究也拒絕承認在這部電影中，是男人還是女人佔主導，他認為整部戲的核心是這對夫妻的兒子丹尼爾，在社會的法庭審判之外，孩子有自己的方式與審判，保護了自己，最為成功。那麼他寄予最大認同的這個孩子是男還是女呢（孩子當然也可認為是社會性別上的中性，但不是女性）？他覺得討論女性是否忍辱負重太過沉重，那麼一個11歲的小孩進入自己父母所構建的殘酷成人社會是否沉重？尤其是，如果是他的母親真的殺了父親。

在長期的公共話語空間中，女性視角都被認為是客觀視角的一個小的、可有可無的分支和補充，需要時裝點門面，不需要時不要亂說亂動。但事實上，這個「客觀視角」不過是男性視角。在男權社會中，制度、法律、倫理、習俗都是男人建立的，絕大部分的文史哲作品都是男人書寫的，男性是世界的中心，「人」是「男人」的代名詞， human=man，男人的感受等於「人」的感受。這中間只有極少的女性書寫，還不一定具有女性視角，而是使用被規訓的客觀（男性）視角——甚至女性能夠使用客觀（男性）視角（泯滅掉自身立場與視角），還長期以來被視為脫離自身局限的「進階」標誌，受到褒獎與鼓勵。當男性視角被視為客觀的無性別視角，女性話語的頻繁出現自然會被認為是在挑起性別對立，甚至是罔顧藝術本身誤入意識形態歧途——男性話語具有天然豁免權，是超越意識形態的純粹藝術與宇宙真理。

男人習慣性否認這個事實，一方面不承認性別衝突，一方面又遠比女性敏感，「對立」才由此產生。雖說不存在能夠超越兩性的絕對客觀，但不代表男女不可以在一定範圍與程度上達成共識，而分歧的部分未必不能促使世界向更好的方向轉化。

首映禮上嘉賓和主持人的話語再現了這種意識與規訓的全過程，也同時證明了人無法脫離自己的立場，包括最基本的性別立場來看問題。男人習慣性否認這個事實，一方面不承認性別衝突，一方面又遠比女性敏感，「對立」才由此產生。雖說不存在能夠超越兩性的絕對客觀，但不代表男女不可以在一定範圍與程度上達成共識，而分歧的部分未必不能促使世界向更好的方向轉化。

觀眾對女主角的審判

在電影《墜落的審判》中，女主角桑德拉是故事主體，電影圍繞一個強大、獨立、成功女人的犯罪嫌疑展開，她的丈夫薩穆埃爾失敗而脆弱，更多忙於家庭，這種搭配與男權社會的標準設置「男強女弱」迥然不同，也是該片戲劇張力的來源之一。設若易位而處，男女衝突幾乎不會發生。誠如戴錦華所言，千萬年來，社會鼓勵女人忍辱負重，安於事業不如伴侶，家庭不發生變故也要不斷自責內疚，而當男性被放置到這個位置上時，他跳樓了。家庭分工與傳統性別結構產生衝突並造成了嚴重後果，這是典型的女性主義電影，性別是無法跳過的議題。

延續到銀幕之外，互聯網上眾多影評已經在批評桑德拉的冷漠自私，對丈夫不夠關心不夠愛，沒能撫慰幫助他走出困境等等，為法庭上並未發言的旁聽者做了充分的註解。

然而電影恐怕並非只是在展現女性長期以來承受的不公，甚至以倒置的方式來令男人感同深受，期望他們理解——像很多人以為、希冀的那樣，太過在乎男人想法、總想通過改變男人來改變世界，看起來「非常不女權」。電影中，桑德拉是家庭經濟的主要支柱，堅定推進事業，大方出軌（或曰開放性關係），似乎擺脫了傳統性別桎梏，但實際上頑固的性別結構始終如影隨形。薩穆埃爾的疏忽導致了他們孩子的視障；他自己做出了在家輔導丹尼爾的決定；他無法承擔起男權社會中男性養家的主要職責，在擁有更便利社會資源的情況下；他的才華無法支撐野心獲得成功……他不反思自己的問題而是嫉妒怨恨自己的妻子，把一切責任都推到她的身上——這是大部分成功男士在家庭中不會遭遇的情況。而如果一個事業有成的男人，為妻子放棄自己的舒適生活來到她的家鄉，寬容妻子的致命錯誤、嫉妒與無理取鬧，在追尋事業的同時也承擔部分家務與育兒責任，鼓勵妻子追求自我價值走出陰影，因妻子拒絕性愛坦誠相告為數不多的幾次婚外性關係，他有多大可能會被認為是好丈夫？

在家庭之外，桑德拉遭受所有人的質疑與審判。在法庭上，控方咄咄逼人，即便沒有確鑿證據仍舊輪番認定她是真凶，在指控過程中不斷施加道德譴責，窺探挖掘她的私生活，甚至將她的小說作為證據。如果小說可以作為證據，那麼監獄中應該擠滿了作家；如果一個小說家必要通過私德的審視，那麼整個文學史恐怕要屍骨無存——相反，男性作家的私生活只會成為他們作為天才、怪咖的情趣點綴，如果是撒旦那就更充滿了邪惡的魅力。延續到銀幕之外，互聯網上眾多影評已經在批評桑德拉的冷漠自私，對丈夫不夠關心不夠愛，沒能撫慰幫助他走出困境等等，為法庭上並未發言的旁聽者做了充分的註解。首映禮上，陳銘詢問導演電影與她實際生活的關聯，Triet在講述創作初衷後開玩笑：「我從來沒有想殺死她（自己女兒）的爸爸。」

不同於電影史上那些討論真相的電影，《墜落的審判》似乎更想表達與觀察的，是人們的看法。即「真相」在這裏，並不是一個無法確認的哲學存在，而是一個懸置起來為了召喚觀眾認知的機關。

桑德拉不僅要證明她沒有殺死丈夫，還要證明她還愛著他，這兩者被視為強關聯，也被視為她的道德證明：愛是女性的義務。但事實上這對夫妻的關係恐怕從丹尼爾遭遇不幸就產生了難以彌補的裂痕，變得五味雜陳難於盡述。尤其當桑德拉麵對丹尼爾時，她要反覆向兒子申明與他的父親是靈魂伴侶，當他對自己產生懷疑時遭到了自庭審以來的第一次重創。針對女性的審視與規訓不僅僅來自社會，也來自她最親近的人，她用身體所孕育出來的人。

桑德拉是個強者，但仍舊屬於女性弱勢群體，要面臨社會道德習俗的審判圍剿。如果不是丹尼爾提供了有利證據，她能平安回到家裏的可能性有多大？他的丈夫薩穆埃爾是個弱者，卻是強勢群體一員。即便他已經弱到無法保全生命，素不相識的陌生人仍舊會代他討伐，道德武器觸手可及。而很多女觀眾，也將薩穆埃爾當做代言人，將矛頭對準他的女強人妻子。從戲裏到戲外，性別結構持續發揮作用，形成一種互文。

電影與現實的持續拉鋸

雖然法庭給出了無罪審判，但無法消除之前呈現的疑點。甚至這一消息不是在法庭場景上宣佈的，而是在法院外由新聞記者報道給出，進一步增強了不確定性，成了此片的複雜蘊含之一。不同於電影史上那些討論真相的電影，《墜落的審判》似乎更想表達與觀察的，是人們的看法。即「真相」在這裏，並不是一個無法確認的哲學存在，而是一個懸置起來為了召喚觀眾認知的機關。Triet甚至曾經做過一個不同版本的試映，所有人都認為桑德拉有罪，於是她做了修改。真相是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如何看待。在電影中，一名警員直接表達了這種理念：「沒有證人，沒有人認罪，我們必須進行解讀。」

解讀是每個人的經驗、身份以及背後包括文化在內所有社會建構的綜合反應。當董強對「墜落」意象溯源，而戴錦華說「就是跳樓」時，他們不僅對語詞也對事實做出了判斷。人們對桑德拉是否兇手的推測，顯現對夫妻關係的認知；對桑德拉在婚姻中的指責與對薩穆埃爾的憐惜，則基於對男女定位的態度。以及某種對於女性之愛喪失的恐慌：不僅危險，甚至會令一切坍塌。如果男觀眾這樣的反應是因為利益攸關，那麼女觀眾又是因為什麼呢？有些女性甚至表達了對任何剝削關係的不適與憤怒，以自證對於男人指責的正當。這些指責與憤怒幾乎都基於有一個可以抵達的、絕對平等和諧兩性關係的願景。但是如果沒有呢？如果烏托邦是不存在的呢？

這個女人如此強大，能幹出最壞的事情。她問：「電影中有太多男性是討厭、嚇人的，但還是很多人愛他們，不完美的女性為什麼不可以去愛？」

像薩穆埃爾的死亡那樣，沒有一個絕對的真相——是否能接受一個強大、理性、冷漠乃至危險的女人的存在，在一個有許多人為強姦犯搖旗吶喊、為殺人惡魔痴迷的現實環境中？很多女人有對弱者的天然認同，但似乎沒有對女性是強者做好準備，習慣於在不公中控訴，卻對沒有足夠道德資本的境況感到恐慌乃至抵觸。女性主義是girls help girls還是girls help the weak還是girls help justice？Triet曾在不同訪談中都講過，桑德拉不是一個完美的形象。在挑選女演員時，她看中的是桑德拉·惠勒區別於很多女演員的不透明感，會予人一種感覺：這個女人如此強大，能幹出最壞的事情。她問：「電影中有太多男性是討厭、嚇人的，但還是很多人愛他們，不完美的女性為什麼不可以去愛？」

導演設計了一個狡猾的機關來關照性別結構，而被召喚出的很多觀眾反應，驗證又持續消解她的議題。觀眾不斷問她是否在批判女主角，將電影製造的危險拉回安全區域。而她則要反覆希望觀眾愛上桑德拉，說桑德拉被懷疑是因為表現出獨立性與傑出的創造力，得不到支持是因為挑戰社會規範，像男人一樣永不道歉。她說自己拍這部電影的初衷是：讓這個女人和她所代表的東西擁有最終決定權。在北大的首映禮上，性別議題差一點被再次抹去或扭曲，Triet以導演的身份和話語權肯定了女性議題之於這部電影的核心地位，令反對與討論成為可能，如同電影的故事內容與其拍攝手法的重現。如此，《墜落的審判》的放映和討論似乎建造了某種持續作用的容器與反應場，審判永不休止，反對正當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