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前浪——繁盛抗爭中，鋪展的學運組織與青年行動者網絡

【編者按】2014年3月18日晚間，一群不滿國民黨立委張慶忠以30秒通過「兩岸服貿協議」的學生及公民團體，衝進立法院癱瘓議事，並展開為期24日的公民運動，台灣社會也因著這種全面性的運動受到劇烈搖晃，那股盤據街道對峙的餘熱，依舊瀰漫至今。

一念之變，十年之途，當年的運動者如今有著截然不同的際遇，各自走出不同的人生，台灣政治版塊在太陽花學運後亦面臨重組洗牌，公民社會隨之興起、茁壯與健步邁前，持續在後太陽花時代吹拂台灣社會。如果記憶有期，十年之後，你還記得哪些？如果記憶無法抹消，參與者又如何與其相伴？端傳媒將自3月13日起，刊載太陽花學運十週年系列文章及特製頁面，向著記憶的碎片發出回聲。

2014年3月21日清晨，陽光正探出頭，街頭上人們有的仍在睡夢中，有的面容已掛上興奮與期待，向日葵一朵一朵被運往現場。

圈住立法院的青島東路、濟南路與鎮江街上集結了各方人馬，為數不少是過去在各社運場合已彼此熟識、共同組織行動的年輕面孔。

周香羽步出立法院前門，與群眾相反方向，她準備離開了。318學運（即太陽花學運，為保留受訪者原話，本文多採318用詞）在幾天前倏地爆發，一段時間後，周香羽才發現，與夥伴努力推動許久的學生權利運動因此被忽視。溫和明亮的光線灑落，周香羽穿越人群，遇見高中同學時她告訴對方：「這裡已經沒有我們的事了。」

2012年9月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大遊行，振聲高中三年級的周香羽第一次上街。當年18歲的她在這個場合認識了許多社運團體，也與原先就活躍於社運圈的網友碰了面。這次碰頭，開展了周香羽參與各式議題、和不同學生組織一起行動的路途，而「烏鴉邦中學校園民主促進會」是她耕耘最久，也是至今仍沒有放手的組織。

2008年11月6日，台北，警察在圓山飯店前站崗，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ARATS) 主席陳雲林訪台，示威者在外抗議。攝：Pichi Chuang/Reuters/達志影像

開枝散葉的烏鴉邦成員

「烏鴉邦中學校園民主促進會」前身為「烏鴉邦」，成立於2007年。創始成員劉仲書回憶，最初是一群高中生們喜歡聚集在「台灣深藍學生聯合論壇」的人文版和哲學版討論議題，因而建立了網路上的社群。當年高三的劉仲書也是常客之一，他曾因向教育部反映學校違法將第八節輔導課（註1）拿來上正式課程而被教務主任約談，開啟他對學權議題方面的熱忱。

在深藍論壇遊走以前，劉仲書也會在網路論壇「奇摩家族」的各個「家族」參與各式討論。「我很常去『政治家族』裡回應別人的意見，也得到很多互動。」劉仲書就這樣在各網路社群裡待著，直到2008年9月，烏鴉邦才從雲端走入實體生活。

「當時（烏鴉邦）創始人之一的江奕翰進到輔大異議性社團黑水溝社後，發現應該採取更多實體的社會行動去主張自己的觀點。」劉仲書說，他們開始安排講座、讀書會，比較大型的活動包括舉辦高中和大學生的寒暑假營隊，「雖然沒有登記，但已經有點社團化，像在培力的感覺。」

「烏鴉邦」也在多次轉型下，更名為「烏鴉邦中學校園民主促進會」，確立深化校園民主的行動方向。隔年，澎湖馬公高中繡學號事件（註2）成為烏鴉邦第一個實體抗爭行動。

在此之後，劉仲書帶著這些行動經驗，與同是烏鴉邦成員的夥伴，一起創立了亞洲大學的異議性社團「不學無術丈量室」，並在當年大學學費調漲與校園服務時數等議題上，以「文化干擾」的方式，將亞洲大學建築的圖像做設計裁剪，以破壞既有美感的宣傳吸引學生關注。

2008年12月7日，示威者在台北舉行集會，要求政府修改有關集會和遊行的現行法律。攝：Pichi Chuang/Reuters/達志影像

與劉仲書一樣，烏鴉邦第一代成員們升學後分散到台灣各個縣市，並加入各大學的異議性社團，如輔大黑水溝社、東海人間工作坊，間接促成後來多個社運中，北中南部學生的串連。「烏鴉邦分布很廣，但不會把主體性帶到其他異議性社團。」劉仲書說，實際上大家與各自學校社團的關係還是相對緊密。

雖然分頭努力，烏鴉邦成員們仍一起發行《校園民主行動手冊》，為想在校園內推動學權的高中生和大學生提供方向指引。「我們的論述包括行動前要做什麼樣的心理建設、法律上如何保障你的權利。」劉仲書表示，手冊將校園民主分成三部分，學生、老師與學校行政人員，「這三部分在校園民主裡應該是均衡平等甚至互相制衡，這樣的論述方向，跟當時將主體放在學生上的學權團體稍微有差異。」

身為後進的烏鴉邦成員，周香羽說，烏鴉邦一直維持去中心的組織樣態，沒有社長或負責人，大家都是平等的：「我們想要避免『無架構的暴政』，就是誰走了、誰加入然後留下來，運作方式是很順利、自然而然的。」

第一代烏鴉邦成員開枝散葉，積極經營各自網絡、深化行動的同時，社會上的各式議題逐步浮上檯面，抗爭也捲動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其中。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2012年3月28日，台北士林王家拆遷前一晚，當時就讀於台大社會所的張勝涵與朋友們和教授吃完熱炒，正要走回研究室唸書。路上先前即在關注此事的夥伴打來電話，急迫表示王家要被拆了，希望他們幫忙守屋。張勝涵一夥人包括教授在內，沒有任何猶豫地趕到現場，在凌晨進到其中一間房子參與擋拆。那個晚上，張勝涵目睹工程人員直接以斧頭砍向玻璃：「砍下去的時候玻璃全部飛出去，斧頭一直砍、玻璃就一直飛。」他躲在桌子底下，被抓上警備車時，已經是隔天早上了。

「跟我年紀差不多的這一輩，很多人在高中時一起參加過人文營，後來部分人考進台大或北部大學。」張勝涵認為，他的人際網絡基本上是從高中帶入大學繼續擴張。他說，那幾年台大社團種類很多元，學生會比較積極去參與校園與社會議題的運作。當時校內討論多聚焦校園民主和學生權利，張勝涵加入的台大異議性社團濁水溪社，則專注於研究台灣文史與政治經濟問題。

抗爭高潮的其中一個起點，始於2008年11月的野草莓學運。

彼時已是濁水溪社一員的張勝涵，還未有太多抗議經驗。濁水溪社學長姐們不滿陳雲林來台，在中正紀年堂廣場發起靜坐抗議後，張勝涵加入行動，支援到場的各路人馬，並遇見了六年後成為318學運領袖，當年還是建中生的陳為廷。張勝涵笑著回憶：「陳為廷自己跑來我們的抗議，大家都嗆他怎麼不回去念書？他說不行，我也要來參加。」

從台大政治系再到台大社會所，一路上張勝涵不斷拓展自己的社運人脈。「那時候在校園內發起行動，隨便一號召都會有一兩百個學生響應。」張勝涵回憶，在當時形成的一股氛圍下，在抗爭現場遇到認識的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無論是士林王家擋拆，或與台大有關的紹興社區反迫遷運動，聲援各處的同時，他與各校夥伴們的關係也不斷深化穩固。

張勝涵眼中的那幾年，台灣社會與當時執政的馬英九政府關係惡劣，從2011年反國光石化運動到2012年再啟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和各地反迫遷運動，大大小小的抗爭隨時都在發生。而2013年反核遊行成功召喚20萬人上街，更是他始料未及的事。

回到校園內，張勝涵與社會系朋友運用系上的制度和資源，支援投入社運的學生。他們改造系學會辦公室，歡迎學生社運團體來陳情、開會。張勝涵表示，雖然是自發性打造的空間，也沒有正式登記成立協會，但確實在當年成為一個聚集資源與人才的基地。

「跨域對話，在地行動」

2008年，就讀高一的張仁瑋恰巧路過野草莓運動在中正紀念堂廣場的靜坐。他對聚集的年輕面孔感到疑惑，沒有停留便離開了。當時張仁瑋常到處走走看看，參與過一些烏鴉邦的活動，瞭解反國光石化運動、「高科技冷血青年」勞權等議題；他也因接觸台大大新社，成為2011年台大校慶時，在校內拉布條聲援紹興社區的反迫遷行動者之一。

隔年9月，就讀中正歷史系大一的張仁瑋在反媒體壟斷遊行現場，認識了中正異議性社團牧夫們社。「現在回想起來，我會參與運動應該有受到烏鴉邦啟發。」回到校園，張仁瑋與牧夫們社開始在校門口發放報名表，與願意一起從嘉義北上聲援的同學在凌晨集合，搭車到台北參加這場拒絕旺中集團併購中嘉案的靜坐抗議。

而反媒體壟斷運動的催生，則和張勝涵與夥伴們有關。

2012年7月，陳為廷為反媒體壟斷一事向時任教育部長蔣偉寧嗆聲，在網路引發論戰。為了支持陳為廷，加上同樣反對中資壟斷媒體，張勝涵與後來成為318領袖的林飛帆很快發起成立「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簡稱青盟），號召學生在中天電視門口抗議。「那時候陳為廷念清大人社系，濁水溪社的學姊也到清大念社會所，就在校園內帶起了一個小小的抗議風潮。」在組織串連運動的過程中，張勝涵認識更多清大夥伴，與來自各校傳播學系學生所組成的「傳播學生鬥陣」（簡稱傳學鬥）。

張勝涵後來在筆記中寫道，與傳學鬥相比，青盟其實是「雜牌軍式倉促形成的鬆散聯盟」，實際投入的人手有限，成員缺乏信任累積與共事經驗。在對組織發展方向存在歧異的情況下，開會時常出現不愉快。「從發起行動到上街遊行的一個月，我確實停下手邊的一切，專心投入反媒體壟斷運動的初期經營，」張勝涵寫道，「我得到了寶貴的經驗與教訓，特別是關於組織經營與網路宣傳方面。」接著他便淡出青盟了。

同樣參與過野草莓運動，爾後成立清大異議性社團「基進筆記」，在反服貿運動中組織「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簡稱黑島青）的魏揚表示，2009年馬公高中事件與2011年萬能科大邱智彥事件（註3），皆有出現跨越南北的學生團體聲援、串連，並進而組成了大學生權益調查小組促進會，調查各地大學的學生狀況。

2012年11月27日，台北，年輕示威者在反媒體壟斷運動與警察發生衝突。攝：Wally Santana/AP/達志影像

「2011年反國光石化運動時候成立的『國光石化學生聯盟』，會到全台大學的巡迴演講、跟社團合作，2012、2013每年也至少有一到兩場的全國性學生異議性社團交流。」318運動後投入研究青年社運行動者社群網絡的魏揚表示，那段時間臉書在台灣開始普及，學生們便創建了異議性社團的交流平台，在上面張貼各式活動訊息。

「除了在野草莓現場感受到共同性的連帶感，在抗爭現場遇到其他社團的人，也會有機會了解他們在做的行動。」魏揚發現，大家似乎都做類似的事情，能透過一起舉辦交流活動，進而展開合作：「整個認識論、合作的方法一直有在變化，就是一個成長的過程，倒沒有說什麼突然間的恍然大悟。」

當時張仁瑋已經轉學到中山大學，加入異議性社團放狗社。他參加過的全台性異議性社團聯合交流，是前烏鴉邦成員加入東海人間工作坊後所促成的，當年活動手冊「跨域對話，在地行動」是標題，也是合作目標。

張仁瑋回憶，大型社團交流後大家會想要共事，卻接著發現一起行動其實存在難度。「各自學校面臨的狀況不同，比較明顯的串連是在『反教育商品化』上，因為當時調整學費的政策，各學校都會多少受影響。」張仁瑋指出，與「中國因素」較為相關的抗爭，如反服貿運動，多數社團處於觀望狀態，當年放狗社裡，只有他到北部參與反服貿行動與黑島青的工作坊，其他夥伴則留在高雄，以舉辦校內講座的方式支持議題。

相較反服貿，放狗社社員更願意離開學校聲援反迫遷運動。張仁瑋認為，那段時期台灣農村陣線成功將議題設定在土地運動，並確立了以訪調和工作坊的形式深入當地，「這些土地運動的方法與策略，影響我與同輩甚多。」

台灣社會遍地烽火的這段時期，即將高中畢業的周相羽同樣迎來連串的風風雨雨。

318的「板機」

2013年5月，由振聲高中地下異議性社團他方社與青盟共同舉辦，關於反媒體壟斷的講座遭校方無預警打斷，在場學生被驅離。身為他方社社員的周香羽，已在前一年因聲援校內學權事件被校方特別關注。一個多星期後，她發行實體《烢報》，並同步在臉書揭露高層的粗暴作為、過去的行政疏失與其和學生間的衝突。

6月3日，第二號《烢報》出刊。被叫到學務處的「小房間」前，周香羽已經交代夥伴發放報紙。「你們是不是在找我啊。」周相羽「自首」時一派輕鬆，教官則對她和另兩個朋友展開一連串質問。沒多久另一名教官衝進來，憤怒地拿著已經發放出去的刊物大喊，周香羽和夥伴忍不住偷笑。「我們之前在粉專上面說教官不讓學生吃東西、上廁所，」周香羽回憶：「教官就逼我把乾麵吃掉，還逼吃素的同學吃肉粽。」

父親一直是周香羽的最強後盾。被校方訓問的那天，父親氣到衝去學校和主任理論。當時周香羽已跑遍多處社運場合，從樂生保留運動、航空城訪調隊到華光社區反迫遷，她參加多個組織與大學異議性社團的活動，支持國民黨的父親雖時常與她立場相左，卻總是願意聆聽並試著理解女兒的行動。「我爸就是一個無腦挺我的一個人，」周香羽的語氣堅定：「因為比起愛國民黨，他更愛我。」

6月6日，四幅白布自振聲高中教學建築七樓垂降，上頭紅色字樣斗大：「民主已死、威權仍在、校園解嚴、履行承諾」。那些布條是周香羽和夥伴在父親辦公室完成的。怕年輕人餓著，周香羽的父親還幫忙買了炸雞以表支持。種種發生在身上的權益損害，讓周香羽更積極推動《學生權利保障法》立法，並與烏鴉邦成員、人本教育基金會和台少盟一起投入運動。

2013年，抗爭風氣未減，挫敗與無力感卻逐漸瀰漫。張勝涵在3月因研究論文而參與籌備樂生運動的重返凱道大遊行。他在過程中學到不同組織的做事方法，也更了解大型遊行如何生成。然而接下來的五個月，華光社區歷經三次強拆，八月台灣農村陣線號召的「818拆政府」佔領內政部行動，仍然無法阻擋大埔張藥房屋毀人散的悲劇。

「我感覺自己捲入了某種社運消耗戰，抗爭行動的頻仍、強度與規模的抬升，似乎是建立在對運動者身心的無窮消耗中，」挫敗、消耗與慌亂一波一波襲向張勝涵，「我試著面對這樣的自己，因為這世界需要我們趕快變強。」他不斷反思，向夥伴提出製作「社運操作手冊」的想法，並與朋友們搜集中英文獻、來回討論，在不斷休息、趕論文、參與社運、再休息的循環中，好不容易於318前兩天，完成手冊初稿。

「抗爭高潮大概落在2013年，但一切其實沒有換回太多具體的改進。」魏揚坦白，318之前，反覆動員上街已經使部分人顯露疲態，尤其南部社團在支援北部行動時，需要花上更多成本。社運的低迷氛圍持續著，他致力推行的反服貿運動，每個場次也一直只有一、兩百人到場。年底，一場車禍迫使魏揚暫時休養，林飛帆也回頭埋首論文，黑島青群龍無首，好長一段時間沒有積極運作。

2014年初，黑島青內部希望藉由舉辦營隊與訪調工作吸引新血加入，專門深耕服貿議題與組織的後續經營。同一時間，張勝涵舉辦了大型異議性社團的交流營隊「庶人之亂」。然而魏揚表示，過去跨校組織的經營非常困難，加上多數人身兼多職，開會常因此需要延後。「跨校合作是出了名的沒效率。但就一直在這樣的狀態，拖拖拖，拖到了318這個成功，」，魏揚強調：「打括號的成功。」

3月17日，周香羽和朋友步出電影院，正想著當時熱映的電影《KANO》其實不怎麼樣。突然間朋友看著手機驚呼，國民黨立委張慶忠以30秒宣布《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審查通過。18日晚間，不滿這一行為的學生與公民團體集結在立法院外舉行抗議晚會。晚上九點，原先靜坐的人群在魏揚、陳為廷和林飛帆帶領下衝入立法院，隨後更突破單薄的警力佔領議場。

周香羽對服貿議題其實沒有太大關注，但凌晨電話那頭朋友的「我們衝進去了！妳要不要來？」，仍讓她跳上計程車到了現場。「當天警察是最多的，我整個人被擠在空中，我是懸空的，沒有辦法離開。」混亂中周香羽被肘擊、掐住脖子，警察撞到她的嘴巴，卻反控周香羽咬人。多年後，周香羽仍記得那位警察的編號（註4）。

周香羽負傷在議場內待了兩天，身心俱疲之下回到學校休息，3月21日才又重返青島東路。然而，現場太多「加油」、將運動塑造成「健康正向」的風氣，讓她開始感到不適。當「這是和平、理性抗爭的勝利！我們這是陽光、健康的運動對不對！」的口號一出，群眾歡欣鼓舞，周香羽霎時間感覺被剝離。於是她離開現場。

「我覺得運動沒有什麼陽光不陽光、健康不健康，我是一個不陽光也不健康的人，是不是就沒有資格在這裡？」讓周香羽心裡更不舒服的，是這場運動使她與朋友致力推行的學生權利運動被忽視。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轉移到反服貿議題，周香羽自此對318學運留下非常深的不諒解。

接下來幾天，馬政府消極回應運動訴求，抗議群眾佔領行政院，進而爆發運動期間規模最大的警民流血衝突。在總統仍然拒絕退回《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下，學生與公民團體號召群眾身著黑衣集結凱達格蘭大道，反服貿遊行隊伍行成黑色潮水，自權力場域蔓延。

佔領行動持續至4月，中南部學生組織已多次從台中、高雄等地包遊覽車，到北部現場聲援。他們在不斷重複的模式中察覺運動進入停滯期，便和議場內的決策圈討論該如何推進。張仁瑋表示，最初是這些中南部大學組成的團體，以「民主黑潮」為行動命名，在北中南各地分頭集結民眾，進行掃街遊行與宣講。民主黑潮也在運動退場後，成為跨校組織「民主黑潮學生聯盟」，宣布回游在地，持續紮根議題。

然而後來，張仁瑋是如此描述318運動：「先前互信合作的基礎，累積到318成為板機般的機制，然後『砰』一聲，組織、運動、民意都往不可控的方向爆發了。」

2014年3月30日，太陽花學運期間，超過20萬示威者在台北舉行集會。攝：Lam Yik Fei/Getty Images

遺忘不是我們的專長

「過去大家彼此信任促成了這個大集結，但就是一次兌現。318之後，要再重複這次的操作難度非常高。」魏揚表示，反服貿運動與318學運，其實是兩場不一樣的運動。他在自己的碩論中釐清了其中差異並指出：「過去所謂『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模式，在318學運時候造成了某些決策上的歧異與隔閡，甚至一些信任問題就這樣爆發出來。」

回溯2008年到2014年間風起雲湧的抗爭，魏揚認為，確實是因為許多學校社團與NGOs 在不同議題裡，反覆相互動員、聲援彼此，「它累積了這個社群裡很多的能量與合作默契，遍地開花的運動得以促成，組織層面佔了很大因素。」魏揚回憶，當年的氛圍讓他有一種強烈感受：「那時候常動不動想說來寫什麼世代綱領啊、要處理的幾大問題啊。可能就是處於一種急切，想要幫我們這個世代去做定調，希望有一些大敘事的心態。」

好長陣子，他的情緒一直處在被高度動員的狀態，常常有很多會議要開、很多地方要去，但當時還年輕，倒也不會感到疲憊。事過境遷，魏揚給出答案前思索著：「就是一種時代感嗎，你會覺得是這個世代的使命感。」

《白海豚之歌》讓曾身處反國光石化運動現場的張仁瑋印象深刻。當時不太會說台語的張仁瑋，邊聽歌邊查著歌詞，那是第一次，他切身感覺自己在深入了解一個議題的始末。

周香羽則說，對學權的追求，源自不希望自己高中歷經的事件再次發生在任何人身上。她從書包裡拿出保存完好的烏鴉邦手冊，即使社群專頁已多年沒有再更新，周香羽仍堅持未來某一天，會有機會再推展心繫的行動。

在振聲天橋上拍照時，周香羽告訴記者，她的照片被貼在警衛室裡，不知道撤掉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