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黑體文化」日前出版的2022年普立茲歷史獎作品《古巴：一部追求自由、反抗殖民、與美國交織的史詩》，第三十章「新美國人？」，講述古巴革命後離散的古巴人的故事。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很久以前，一位研究其他國家的革命的歷史學家曾經提出，可以客觀、冷靜地計算革命的強度。如何計算呢？就是計算逃離革命的人數的多寡。在古巴，很多人逃離了革命。第一年，超過兩萬五千人離開；第二年，又有六萬人離開。到一九六○年底，每個星期都有一千五百名古巴人抵達美國，到一九六一年底，在哈瓦那大使館已經關閉的情況下，每個工作日向美國移民歸化局申請入境的人數達到了驚人的一千二百人。從一九五九年一月古巴革命爆發，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飛彈危機爆發，有將近二十五萬人離開了古巴。在移民潮之後接踵而至的其他形式的出走，有些甚至更為集中。數字最終證明了一種可以量化的印象：古巴革命是一場激烈的革命。
對於大多數離開古巴的人來說，他們選擇的目的地是美國大陸最南端的大城市邁阿密。今天，任何到邁阿密旅遊的遊客都能看到古巴人的存在改變了這座城市。然而，古巴人向邁阿密的移民也改變了古巴。事實上，移民是整個古巴革命史的核心力量。在革命的古巴，離開或被迫出走的可能性成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去留的重大決定塑造了個人和集體的革命經歷。親人申請護照；一個鄰居將貴重物品留給另一個鄰居保管；人們厭倦了所有的道別。「今天，星期一，」一位哈瓦那居民給一位已經身在美國的朋友寫道，「我一直待在家裡，等待如常到來[寄放物品]的人，他們會告訴你他們所留下的一切。」一個月後，他抱怨說，由於不斷有人來找他，他只能抓緊時間寫信。他開玩笑說：「這裡連貓都要走了。」
但離開古巴並非易事。飛機票必須用美元購買；航班需要排隊；在一九六一年之後，人們只被允許攜帶五美元和三十磅行李離開古巴。除了這些實實在在的障礙之外，還有情感上的障礙。他們真的能離開自己的國家嗎？他們何時才能再見到家人？他們還能回來嗎？對於許多離開的人來說，離別的那一刻仍然歷歷在目。每個人都記得機場的樣子。與家人道別後，旅客們在一個被稱為「魚缸」的玻璃封閉房間裡等待。從裡面可以看到另一邊的親人貼著玻璃，用手勢交流。婦女們戴著墨鏡，遮住紅腫的眼睛。一名少年後來回憶說，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成年男人哭泣。一名六歲男孩目睹海關官員撕毀了他父親的哈瓦那大學畢業證書。一位年輕的祖母回憶起被徹底搜查的屈辱，她的私人物品被翻得亂七八糟，被迫脫掉衣服，看到穿著尿布的嬰兒被檢查是否藏有珠寶。一位母親──我的媽媽，回憶說，一位年輕的女制服人員摸著她孩子耳垂上柔軟的皮膚，試著決定是否沒收這些小金首飾，最終卻不了了之。當旅客登上飛機時，飛機上一片沉寂。一些人低聲哭泣，當飛機起飛時，乘客們有時會鼓掌。
從一開始，離開的就是那些與巴蒂斯塔關係最密切的人。隨後，隨著新政府開始徵用財產並減少租金收入，許多受到不利影響的人購買了前往邁阿密的機票。隨著革命的激進化，其他人也選擇了離開。當他們抵達佛羅里達時，大多數人都對斐代爾．卡斯楚懷恨在心。但許多人並不是一開始就如此。在一九六二年於邁阿密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二十二的受訪者承認他們最初的確將斐代爾視為古巴的救世主。這個數字在實際狀況中有可能更高，因為在一九六二年的邁阿密很少有人會急於承認這一觀點。事實上，這座城市裡有很多人都曾以某種方式參加過反對巴蒂斯塔的鬥爭，無論是卡斯楚的「七二六運動」還是其他團體。革命政府的首任總理在辭職後也搬到了邁阿密，首任財政部長等人也是如此。
專業人士和商人也紛紛離開了古巴。在一九五九年時，古巴有六千名醫生，其中約一半去了美國。近兩千名牙醫中有七百多人，三百名農業學家中有兩百七十人去了美國。哈瓦那大學在一九五九年時在任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教職員在一九六一年時都已身在邁阿密，高級醫學教職員從兩百人減少到十七人。這些早期的古巴流亡者的受教育程度普遍遠高於古巴整體人口；百分之三十六的人至少接受過一些大學教育，而古巴整體人口中僅有約百分之四的人接受過大學教育。在早期流亡美國的古巴人中，只有百分之四的人受教育程度低於四年級，而古巴人口中百分之五十二的人受教育程度低於四年級。在古巴，他們的離開為那些留下來的人創造了大量向上流動的機會，新政府對這些人進行了工作培訓。與此同時，在美國，流亡者可以依靠他們重要的文化資本──教育、人脈，有時甚至是英語來維生。因此，這些早期移民後來被稱為「金色的流亡者」也就不足為奇了。
然而，來到邁阿密後，他們通常無法從事自己本來的職業。為了生存，醫生只能在醫院當勤雜工；建築師則是當園丁，教師當警衛，藥劑師當擠奶工。曾經住在哈瓦那的韋達多區、米拉馬區或聖地牙哥的阿萊格里區豪宅裡的人們，如今卻擠在即將被稱為小哈瓦那（Little Havana）的貧民區的小公寓裡。在邁阿密的古巴人首先感受到了這裡發生的變化。該社區多年來一直在衰落，這讓那些來邁阿密時身無分文的古巴人能夠負擔得起。租金便宜，靠近市中心，就業機會多。學校招生人數激增，附近的高中幾乎在一夜之間成為全州最大的高中。學年紀念冊的美國編輯可能會抱怨「按字母順序排列時要列上三百個叫岡薩雷斯的古巴人真的是很乏味。」古巴人擁有的小型企業逐漸開張──咖啡館、攝影工作室、珠寶店，這些企業的名稱通常和在古巴時一樣。
但不是所有人都歡迎古巴人來到邁阿密。邁阿密的白人寫信給媒體編輯，抱怨他們的新鄰居。公寓開始張貼「不要兒童、不要寵物、不要古巴人」的告示。商人們抱怨古巴人只想和其他古巴人做生意。一位商人說：「古巴人這麼快就把美國人趕走了，真讓人難以置信。」這種現象並不局限於商業領域。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服裝行業的勞動力中，非拉美裔的白人的比例從百分之九十四下降到了百分之十八，這一差距幾乎完全是新來的古巴人造成的。
也許沒有人像邁阿密黑人一樣感到被古巴人粗暴地趕出了邁阿密。小哈瓦那與上城隔著邁阿密河相望，上城是一八九○年代以來邁阿密歷史上的黑人區。邁阿密屬於吉姆．克勞法案的南方。當非洲裔美國人看到古巴人在那裡安家落戶時，他們注意到了各種矛盾。在種族隔離盛行的時代和地方，他們觀察到幾乎所有古巴人──通常無論膚色如何，都變成了白人。有時，這就發生在他們抵達的那一刻。當他們在市中心的難民中心登記時，如果需要的話，他們會收到旅館優惠券。除了膚色最深的難民外，幾乎所有難民都獲得了入住白人酒店的憑證。邁阿密的海灘也同樣實行種族隔離。有一些人只能去白人海灘，有人只能去黑人海灘，「但古巴人可以使用其中任何一個海灘」，《展望》（Look）雜誌在一九五九年四月時這樣報導。古巴兒童──幾乎不分膚色，都被允許進入白人公立學校就讀，而這些學校的資源總是優於黑人學校。一九六一年，當地一位黑人牧師推測，邁阿密的非洲裔美國人只需教他們的孩子只說西班牙語，就能解決學校的種族隔離問題。撇開這些看法不談，黑人領袖一直強調，他們的問題不在於新移民本身，而在於政府給予他們的優待。正如邁阿密城市聯盟的負責人所堅持的那樣，「我們並不是對古巴人感到憤怒，而是對一種制度感到憤怒，這種制度對外來人的照顧多於對本國公民的照顧。」
然而，古巴人並不是普通的外來移民。他們是在冷戰高峰期為了逃脫共產主義而來到美國的移民。這使得難民成為了一種資產。他們可能會成為華盛頓反卡斯楚計畫的新兵；至少，他們的大量到來有助於在世界面前打擊古巴革命的形象。因此，移民歸化局給予古巴人臨時合法身分。隨後，在任期即將結束時，艾森豪成立了古巴難民應急中心，負責協調對古巴人的救濟工作。甘迺迪對該計畫進行了重新命名和擴展，為古巴人提供了各種資源：工作許可、就業培訓、英語課程、小額貸款、兒童保育補貼、住房援助和職業介紹。
享有這些福利的古巴人可以接受低於其他人的工資──有時甚至只有黑人同事薪水的一半。據一份報告估計，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間，有一萬兩千名非裔美國人因古巴人而失去了工作。有時則是美國政府為古巴人提供了就業機會。一九六○年代初，中情局的工資單上有一萬兩千名古巴人，這讓中情局成為了佛羅里達州最大的雇主之一。事實上，中情局在世界上最大的情報站（在維吉尼亞州蘭利的總部之外）就設在邁阿密。中情局還控制著五十多家幌子企業，其中許多位於小哈瓦那。這些都是中情局所有、古巴流亡者經營的旅行社、槍枝店、房地產公司等。這些企業「幫助流亡者磨練了創業技能，促進了他們的經濟發展」，儘管它們對推翻卡斯楚毫無幫助。正是美國政府的援助，而不僅僅是文化資本或自力更生的決心，使早期的流亡者獲得了成功。
在革命才剛剛開始的那幾年，古巴人就帶著回鄉的渴望、對斐代爾．卡斯楚的憎恨和美國政府的支持，徹底改變了美國的一個主要城市。然而，如果沒有另一批鮮為人知的古巴人湧入邁阿密的話，邁阿密也不會變成現在的樣子。新一輪難民潮是在飛彈危機之後出現的，當時兩國之間的商業航班長期停飛。古巴飛彈危機後，希望前往美國的古巴人不得不透過其他途徑。一些人經過墨西哥或西班牙等第三國離境。其他人──每年都有更多的古巴人，透過非法海路冒險前往佛羅里達。在一九六四年和六五年，美國報紙經常刊登古巴人乘船離開古巴的報導。例如，《紐約時報》報導了卡斯楚家族的一名司機與近百名其他人一起出逃的戲劇性事件。
卡斯楚對他們的離職和負面報導感到非常惱火。但他的反應卻完全出乎意料。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卡斯楚在一次演講中宣布，他的政府將允許在美國的古巴人駛往卡瑪利歐卡港（Camarioca，位於古巴北部海岸的一個小漁村），接回想要離開古巴前往美國的親屬。「現在讓我們看看帝國主義者會怎麼做或怎麼說。」
卡斯楚宣布這一消息時，恰逢一九六五年美國的《移民和國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獲得通過，該法逐步取消了移民美國的國家配額制度，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總統於十月三日在自由女神像腳下簽署了該法。他在演講中給了卡斯楚答案：「今天下午我向古巴人民宣布，那些在美國尋求庇護的人將會得到庇護。」邁阿密的古巴人甚至在林登．詹森宣布這一消息之前就開始行動了起來，他們取出存款、租船、與在古巴的親戚聯繫。到十一月下旬，卡瑪利歐卡的轉運船將大約三千名古巴人帶到了佛羅里達海岸，還有更多的人在等待被接走。
兩國政府都不滿意這一安排。斐代爾對這種宣傳感到尷尬。美國人擔心，這種非正統、無序的移民方式難以控制進入美國的移民。船運也給移民帶來了明顯的危險：海岸警衛隊已經營救了數十艘遇險船隻。出於這些原因，兩國政府同意暫停船運，改用空運。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日，被美國稱為「自由航班」的空運開始了。每天有兩架航班從馬坦薩斯的海灘度假勝地瓦拉德羅（Varadero）快速飛往邁阿密。邁阿密的古巴電台每天都會播報抵達航班的名字。到一九七三年時，三千零四十八次航班已經把將近三十萬古巴人帶去了美國。幾十年來，這一直是古巴人移民美國最大的一波移民潮。
「自由航班」上的移民與之前的「金色的流亡者」有很大不同。美國政府主要批准已在美國生活的古巴人的親屬入境。與此同時，古巴政府拒絕向服兵役年齡的男性發放出境簽證；它還加快了老年人的簽證速度。這兩點加在一起意味著，新一輪移民潮的女性人數和年齡都明顯高於第一波移民潮。許多人是革命前三年離開的年輕專業人士的父母。如果說早期移民被稱為金色的流亡者，那麼我們可以稱他們為「銀色的流亡者」。
古巴政府推行的其他政策也塑造了這一流亡浪潮的特徵。在一九六八年，卡斯楚的「革命攻勢」將目標對準了城市中的小型商業地產。因此，小企業家在 「自由航班」抵達者中佔有很大比例。也是在這一浪潮中，古巴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華人和猶太人社區，他們在古巴的小企業主中佔有很大比例。
隨著越來越多的古巴人來到邁阿密，邁阿密的資源變得日益緊張，聯邦政府開始鼓勵古巴人到其他地方定居。許多古巴華裔難民去了紐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一九七○年代時，古巴華裔餐館大量湧現在紐約，而不是邁阿密。也是在這一時期，紐澤西州北部的古巴移民社區發展得最為迅猛。然而，儘管政府在努力地進行重新安置，但仍有大約一半的古巴新移民留在了邁阿密，還有一些人在北部過冬後返回了邁阿密。
在許多方面，是自由航班的移民才確保邁阿密成為了一個古巴城市。事實上，正是在這一時期，小哈瓦那最終形成了，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居民來自古巴。這裡成為了典型的「先落腳」社區。早先來到這裡的古巴人搬走了，古巴人分散到了城市的其他地方。新來的古巴人在小哈瓦那占據了一席之地。邁阿密許多著名的古巴企業，例如凡爾賽餐廳等標誌性場所正是在這一時期開業的，幾十年來，古巴流亡者一直在凡爾賽餐廳抗議島上古巴人的來訪，或慶祝斐代爾．卡斯楚逝世等事件。在一九六八年時，WMIE電台變成了WQBA電台。如果說Q-B-A這幾個字母還不能讓人對其節目重點有所了解的話，那麼它的另一個名字就能讓人有所了解：「La Cubanísima」。到一九七六年時，Q-B-A的招牌新聞節目成為了邁阿密所有廣播節目（無論英語還是西班牙語）中收聽率最高的節目。
自由航班移民和早期的「金色的流亡者」共同造就了一九六○和七○年代初的邁阿密，它不僅是古巴裔美國人的城市，也是另一個世界。它是合法永久居民和渴望回家的公民的飛地，是一個不再存在的世界的守成者的避風港，是關於一九五九年的哈瓦那的爭論從未止息過的政治撕裂之地，是一個遍布著曾經的革命者的反革命社區，是一個沉浸在反革命而非反文化的地方，是一個頑固的黑白種族國家中的一個神秘的三種族城市，在這個世界裡，少數人成了事實上的多數人，店員總是用西班牙語詢問顧客是否想要說英語。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繼續為離開古巴的古巴人提供優惠。在一九六六年，美國政府調整了他們的移民身分，使他們只需兩年就可以申請合法居留權。古巴人由此快速獲得了公民身分和選舉權──而此時的非裔美國人爭取同樣權利的鬥爭才剛剛導致一九六五年《選舉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的推出。儘管《古巴調整法》（Cuban Adjustment Act）於一九六六年通過，但其條款適用於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之後抵達美國的所有古巴人，並將無限期地適用下去。後來的修正案進一步規定，古巴人無需證明他們在美國有工作或家人在等著他們，也無需證明他們不會成為公共負擔。政府還將古巴人申請居留的等待時間縮短了一半（一年零一天）。沒有其他來自拉丁美洲的移民在抵達美國時能享受到這些好處。顯然，移民政策仍然是冷戰時期的政策。
然而，美國政府冷戰派和古巴裔美國人鷹派之間的關係從來都不是簡單明瞭的。在豬玀灣事件中，古巴流亡者聽從了美國政府的命令。但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將卡斯楚趕下台也是他們的目標。這次失敗讓華盛頓方面和古巴流亡武裝分子之間的關係急轉直下。在一九六二年，甘迺迪向赫魯雪夫承諾不入侵古巴，這也激怒了流亡激進分子。到一九七○年時，古巴流亡者社區越來越多地與共和黨結盟。那些保守的美籍古巴人，其中包括一名豬玀灣事件的老兵，甚至加入了水門事件的盜竊行列，開始為尼克森賣命。
然而，到一九七○年代中期時，美籍古巴保守派人士中的一部分人開始透過故意對抗美國政府的方式來推行反卡斯楚計畫。隨著華盛頓和莫斯科關係的緩和，保守派的古巴流亡者擔心古巴政策也會開始注重共存。事實上，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總統曾向國家安全委員會發出指令，要求與古巴進行秘密會談，以實現兩國關係的「正常化」。即使對這一舉動一無所知，流亡者社區中的激進分子一直以來都已動員起來，反對與古巴建立任何形式的友好關係。在一九七四年的時候，一些豬玀灣事件的老兵成立了一個名叫「歐米茄─七」（Omega-7）的新組織，致力於暴力暗殺古巴的共產主義者和與他們接觸談判的美國人。雖然Omega-7不是唯一的反卡斯楚組織，但聯邦調查局認為它是「在美國境內活動的頂級國內恐怖組織」。該組織活躍在邁阿密、紐約和紐澤西州。在一九七四年至七五年間，僅在邁阿密就發生了一百多起爆炸事件。在紐約，反卡斯楚流亡者在古巴駐聯合國代表團、甘迺迪機場的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和艾弗里費舍爾音樂廳安置了炸彈，所有這些炸彈都與向古巴政府作出的某種姿態有關。即便很多古巴流亡者正在成為美國移民，但是這個移民社群之所以會存在的最大推動力──古巴革命，從來沒有遠離過這些人的視線。
如果說有古巴人試圖在這個過程中變成美國人，試著忘記當初是什麼讓他們來到美國的話，斐代爾．卡斯楚則總是會提醒他們這件事。在一九七八年九月，斐代爾．卡斯楚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做到了這一點，他公開邀請在美國的古巴人前往古巴與他本人會面和交談。如果他們前來的話，他將釋放多達三千名政治犯。他還將考慮允許美籍古巴人返回古巴探親──這件事是他們離開古巴後一直不被允許的。當有人問他為什麼會改變對流亡者的態度時，他回答說：「革命很快就將滿二十年了。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革命成果是絕對鞏固和不可逆轉的。我們知道這一點，美國政府知道這一點，我認為國外的古巴社會也知道這一點。」一九七六年通過的社會主義憲法（取代了一九四○年的憲法）和同年成立的名為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的立法機構賦予了革命和一黨制國家難以否認的穩定性。卡斯楚從這一權力地位出發，向他長期的敵人發出了邀請。
這一邀請震驚了邁阿密。許多人堅持認為這是一個陷阱，與卡斯楚談判就是承認他的統治正當性，賦予了他更大的權力。包括豬玀灣事件老兵在內的三十個流亡組織公開地強烈反對此次會晤。但這遠非唯一的觀點。事實上，美籍古巴人向古巴政府辦公室發送了大量電報，自願參加在哈瓦那舉行的會面。至於誰能來參加會議，卡斯楚本人擁有最終的決定權。有一些與會者是學者；一些人是已經前往古巴並與古巴政府建立聯繫多年的年輕美籍古巴人；一些人是豬玀灣事件的老兵，他們放棄了原來的立場，現在贊成與卡斯楚談判。在一九七八年秋天，有七十五名古巴流亡者前往了哈瓦那與斐代爾會面，並參加了大家所說的「那場對話」。更多的流亡者返回哈瓦那參加了第二次會議。強硬派大發雷霆。一份流亡者報紙（在波多黎各出版，但在邁阿密廣為流傳）刊登了前往古巴的人的姓名和家庭住址，並敦促讀者騷擾他們。他們還抵制邁阿密的主要雪茄公司，因為這家公司的老闆被記者拍到他正在向卡斯楚遞他的雪茄。不過，儘管幾乎整個社區都樂於抨擊斐代爾，但因談判釋放的政治犯們陸續抵達邁阿密時，大多數人還是感到歡呼雀躍。當卡斯楚宣布海外古巴人可以回鄉探親時，儘管大多數人仍在咒罵卡斯楚，但還是有大批古巴人趕來利用這個機會，自流亡以來第一次回到家鄉。政治意識形態是一回事，對家人的愛和掛念又是另一回事。
一九七九年開始的家庭探親團聚是古巴革命史上最重要、卻被忽視的事件之一。在開放探親的第一年，有超過十萬名居住在美國的古巴人帶著禮物、現金和情感返回了古巴。旅行者們破費更新他們的古巴護照；他們匆忙辦理美國居留手續，以便能夠順利地再次進入美國。他們要去古巴，但無論他們曾經對重返古巴抱有怎樣的幻想，他們都知道他們的停留時間只有一個星期，這是古巴政府規定的訪問期限。
在為期一個星期的逗留期間，他們盡可能多地買東西。他們在自己的老社區裡走來走去，給老熟人送小禮物，這裡送五美元，那裡送一瓶指甲油。他們用新的藍色牛仔褲贏得了孫子的歡心，用現代化的日立電子鍋贏得了兒媳的歡心。（儘管有《家庭法》，但在如今的古巴，負責煮飯的仍然大多是女性）。家庭成員們還會去專門為遊客開設的商店購物，商店裡的貨架上擺滿了人們在古巴人去的商店或古巴貨幣沒辦法買到的食品。但最重要的是，遊客們沉浸在家人的親情之中。他們的古巴家人也是如此。
當時生活在古巴的古巴人對探親記憶猶新。近二十年來，卡斯楚一直用可以想像得到的最難聽的貶義詞來稱呼那些離開古巴的人──人渣、蛀蟲、叛徒、暴徒、帝國主義的走狗。現在，政府歡迎這些人作為「海外古巴人社區」的成員回來。對於年輕人，那些在革命中成長起來的人來說，探親這件事讓他們感到很困惑。這種困惑與其說是源於政府語氣的突然轉變，不如說是因為眼前的這些人看起來是如此的正常，如此地像古巴人。當時的一位十五歲的女孩回憶說，她鄰居的表兄弟來探親了。「他們和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他們就像我們一樣。」對於這些青少年的父母來說，與離別親人的重逢既歡樂又悲痛。在與親人分別一二十年後，人們相擁而泣。但是，鄰居家的古巴共產黨員醫生可能會對他邁阿密表親擁有的消費能力感到有些不高興，當他看著自家空空如也的廚房現在塞滿了美國來的各式日用品時，他可能也會想到，那些沒有國外親屬的人──以黑人居多，他們將無法獲得這些湧入的現金和各式商品。
在海外古巴人和古巴國內的古巴人之間的大量接觸中，後者常常感到疑惑。為什麼政府要向那些離開的古巴人提供那些留下來參加了義務勞動、在集會上歡呼或參加古巴革命的古巴人從未擁有過的東西？古巴人用文字玩笑的方式解釋了這一難題。人們會開玩笑說，如今「蛀蟲」們像蝴蝶一樣飛回來了。叛徒們實際上只是「帶美元的人」（traedolares）。不僅是那些離開的人似乎過上了比留下來的人更富裕的生活。政府也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姿態公開宣示，要麼是政府在稱流亡者為叛國者時撒了謊，要麼是政府對現金的需求比這種觀念更急迫。事實上，這些人的探親之旅給古巴政府帶來了很多錢。分析人士預測，從特價商店、護照和簽證費以及要求回國者購買全包式旅遊套餐（即使他們與家人同吃同住）來看，政府在訪問的第一年就能賺到近一億五千萬美元。
然而，古巴政府卻為家庭團聚付出了意想不到的巨大代價。這些探親之旅引發了古巴政府希望去避免的問題和比較。來訪者展現出的「示範效應」恰逢古巴的經濟遭遇衰退，這種鮮明對比對古巴政府毫無幫助。在一九七九年底的一次演講中，斐代爾喃喃自語道，國家正處於困境之中，而且這種狀況還將持續一段時間。「彼岸遙遙無期」，他感嘆道。這已經不是斐代爾第一次說這樣的話了，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然而，在探訪家庭團聚的背景下，這句話卻引發了更多的疑問：為什麼那些離開的人似乎沒有受到風暴的困擾？留下來的人什麼時候才能看到海岸？難道他們也應該離開嗎？
《古巴：一部追求自由、反抗殖民、與美國交織的史詩》
作者： Ada Ferrer
譯者： 苑默文
出版社：黑體文化
出版日期：202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