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粵伶百年浮生錄

2018年4月，古巴迎來近60年來首位不姓卡斯特羅的領袖。與此同時，這個西半球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便頻繁地出現在國際商業新聞裏：美古達成協議，開通商業航線；喜達屋要在哈瓦那改造運營三家酒店；谷歌正登陸島國；Airbnb首席執行官稱古巴為其發展最快的市場……

今年26歲的古巴青年Yamil，看起來跟全世界的90後差不多，他用智能手機上網看世界，業餘時間在哈瓦那大學孔子學院學當下很熱門的外語——中文，去年還去北京和上海玩了一趟。他說自己喜歡學習「中國文化」，他會熟練地用筷子吃飯，甚至還會敲鑼鈸——中國粵劇裏的一種打擊樂器。

Yamil擁有四分之一的中國血統，他的中文名叫方英唱。 Yamil對中國的興趣很大程度來自於祖母何秋蘭——家裏除了來自中國台山的曾祖父方標和祖父方振鉅，就只有她會說中國話；他那位在唐人街住了一輩子的父親方鈞波半句中文也不會，也沒想過要開口說；姑姑方玉珍也完全不懂中文。但何秋蘭，這位87歲的白人老太太，會講一口流利的粵語。她還有一個西班牙名，Caridad Amaran。

許多年來，婆孫倆住在唐人街一個十來平方米的小公寓裏。這是古巴城區典型的老民宅，3層樓有5層那麼高。除了中午去龍岡會館領免費的黑豆飯，何秋蘭很少下樓，有時她會去會館打牌，或拿出她的工尺譜，豎着抄寫一些方塊字，然後照着唱點小曲兒。

何秋蘭很開心見到孫兒在學中文，但她發現兩人還是無法用「中國話」溝通。Yamil聽不懂祖母講的「唐話」（廣東開平話），何秋蘭也沒法接他學的「北話」（普通話）。

兩代人的認知落差還包括對古巴人民英雄何塞·馬蒂的印象。在何秋蘭受到的教育裏，這位19世紀的古巴詩人、民族英雄、思想家，啟蒙了古巴人民對自由的追求，從19世紀對西班牙殖民者的反抗到20世紀對美國武裝干涉和貿易禁令的反抗。對於Yamil來說，何塞·馬蒂同樣意味着自由——21世紀不受限制上網的自由。

雖說擁有了自己的手機，但Yamil沒有錢買網卡，他只能在夜晚去有何塞·馬蒂雕像的公園裏蹭Wi-Fi，「越是靠近何塞·馬蒂，Wi-Fi信號就越好」。

「一個白人婆婆，喜歡唱粵劇」

2009年3月24日，「古巴花旦」——昔日哈瓦那國光歌劇團的台柱子何秋蘭，被美國攝影家、堪薩斯大學退休華裔教授劉博智「發現」了。

但是，古巴人不太喜歡「發現」這個詞。「古巴對於美洲大陸的發現過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我很高興這個詞彙已經不再常用了，因為在古巴被『發現』之前，我們原本就生活在這裏。」古巴哲學家馬汀內斯·埃雷迪亞（F.Martinez Heredia）在紀錄片《古巴自由故事》（The Cuba Libre Story）中說。

劉博智不僅為何秋蘭拍下短片《古巴唐人》，還帶她和舞台姐妹黃美玉兩次到香港、廣州與台山，將這個對中國人來說路途和記憶都非常遙遠的美洲島國的過去與現在呈現在公眾面前。

「一個白人婆婆，喜歡唱粵劇，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仔細挖掘的事情。」劉博智說。沿着他的影像線索，導演魏時煜花8年時間，跟蹤拍攝了紀錄片《古巴花旦》，學者雷競璇和黃卓才也分別在著作《遠在古巴》和《古巴隨筆：追尋華人蹤跡》中記述了何秋蘭的故事。

2019年3月中旬，何秋蘭和她的戲搭子黃美玉——時年90歲的中古混血老太太，經歷了哈瓦那—赫爾辛基—香港的19小時的長途旅行，出現在香港藝術節「名伶花旦展演話當年」的舞台上。這是她們第三次來到中國。3月15日到17日，連續三晚，油麻地戲院人頭攢動。

照着從古巴帶來的、何秋蘭手抄的古老戲譜，樂師們各就各位。樂聲一揚起，長達幾十年的荒廢流光剎那間像沒存在過似的，那以情帶聲的嗓音，依舊是往昔繁華的哈瓦那華埠戲院舞台上嬌歎「你另戀愛別人我遍走天涯」的賣花女，是一襲彩繡紅衣唱「花間寄猶月老仙」的王寶釧，是往事藏心裏難以言說的趙顰娘……

在香港的最後一晚，何秋蘭唱起《茉莉花》和觀眾告別。這樣能享受化粧與衣箱的協助、登台有樂隊伴奏的演出經歷，可能是近60年來少數的幾次機會之一了。次日一早，她們便要乘飛機返回古巴——這或許是她最後一次來中國。

「古巴花旦」：「樁樁件件記心頭」

《茉莉花》，這首在1896年由李鴻章以外交特使身份訪問西歐和俄國時被傳唱的江蘇民謠，是那些19世紀末20世紀初背井離鄉的老一代華僑心中的國歌。也正是這一幫大多數來自廣東的老華僑，促成了粵劇在世界各地的落地生根。

何秋蘭的養父方標就是其中之一。他來自廣東開平，從小痴迷粵劇，曾經和著名粵劇行家關德興一起學藝，但因家裏反對，19歲時出走古巴，再也沒有回中國。上世紀20年代，像方標這樣的自由移民高達6萬人。

方標30歲時，在古巴一家洗衣館以洗衣、熨衣為生。有一天，他遇到了當時無家可歸的何樹花（何秋蘭母親Josefa Amaran的譯名）母女倆，便把她們接回家一起生活。

在一張合影中，方標握着何樹花的手。劉博智認為，這樣的情感流露在那個時代的中國男人中是很少見的。

方標經常在下工後帶着何秋蘭去洗衣館對面的國光歌劇團聽粵劇，開始教她開平話，後來給她請了師傅董祥，董祥教何秋蘭讀書寫字、唱工譜、做戲。方標繼續以洗衣、洗碗、賣彩票為生，並組織了一個粵劇團。父女倆還曾經同台演出。

關於古巴的中國戲院，古巴華裔趙發（Antonio Chuffat Latour）在其所著《古巴華人史略》一書中有所記述。

1875年1月，第一批中國粵劇演員從美國舊金山來到哈瓦那，將粵劇表演帶到了古巴，大獲成功並廣受歡迎。中國戲院擴展到古巴各地的華人聚居地。1875年4月，西恩富戈斯（Cienfuegos）建起了第一家廣東風格的中國戲院。1876年，大沙華（Sagua La Grand）戲院出現在一座3層高的木製建築裏，這是為一家由94人組成的中國藝術演出公司在古巴的首次演出而建立的。

很多華人放棄田間工作或生意趕到戲院觀看，以至「種植園主抱怨，當地政府命令戲院只能在節假日開放」。

華人去戲院不單單為了觀看戲曲中熟悉的歷史情節，他們還把那裏當作一個放鬆和社交的場所。亨利·巴里登·麥克道爾在1884年11月載於《世紀畫報月刊》的《中國戲院》一文中指出，「對於那些飽經生活磨難，早已不相信現實世界中又公理存在的人們，舞台令人開心，不可能發生的事遠比殘酷的現實更具有吸引力」。

20世紀20年代的移民高潮使粵劇藝術在古巴得到了快速發展。除本土的戲班表演外，古巴的中國戲院主要與香港、廣東等地的劇團、戲班簽訂合約，邀其到古巴表演。著名粵劇演員、廣東粵劇全女班「金釵鐸」的花旦黃小鳳就曾赴哈瓦那演出。

1942年6月6日《華文商報》的一版廣告反映了當時的盛況。當日，在同一版面的廣告位置有鈞天樂、國聲與國光歌三個劇團表演粵劇的廣告。國光歌劇團的廣告中還出現了何秋蘭的名字：

國光歌劇團本團定期六月十一號（星期四）晚八時在金鷹戲院開演威勇名劇《西河會妻》……演員陣容：雷寶琴，慷慨英雄誅奸賊！林坤儀，窮途適遇未婚妻！……何秋蘭，廟祝慈心濟人急！

雷寶琴、林坤儀……這些聽起來像中國人名的8歲至20歲的女孩都是西方人子女或混血華裔，她們另有西班牙文名字，絕大多數不會說粵語，更看不懂漢字，需要反覆記憶唱詞，有的甚至用西班牙文來標註粵語發音。

而何秋蘭是唯一能在粵劇團甚至古巴華人社區周旋的血統純正的古巴白人。她喜歡寫中國字，在唱詞頁上標註漢字發音，反覆練習抄寫歌詞，就這樣學會了寫繁體字，並把抄好的歌詞送給其他女孩子。她從來不會弄丟唱詞，甚至可以花一整天時間聽歌。

何秋蘭8歲登台，最初演的是丫環，站在角落，師爺出來唱幾句坐定後，她就念白：「老爺吩咐奴記實，樁樁件件記心頭。」

12歲，她開始在演出的粵劇裏擔當主要角色，跟着劇團去古巴各地演出，包括聖地亞哥（Santiago de Cuba）、謝戈德阿維拉（Ciego de Avila）、關塔那摩（Quatánamo）、聖克拉拉（Santa Clara）、卡馬圭（Camagüey）、西恩富戈斯、馬坦薩斯（Matanza）等，每次一去就是兩三個月。

也是在這段歲月裏，何秋蘭從語言、文化、習俗到飲食都被徹底「漢化」了。走埠期間，每個禮拜一場4小時的演出後，何秋蘭就會和大家一起吃宵夜，滿桌都是唐人菜：芥菜、苦瓜、蘿蔔、蓮藕、節瓜、冬瓜，還有老火湯——北芪淮山枸杞煲雞。2011年她第一次來到香港，接待的朋友問她想吃什麼，她給出的答案是：白斬雞、鴨潤腸、老火湯、蒸肉餅和苦瓜。

就是這一年，在劉博智和眾人的籌款幫助下，何秋蘭實現了她的第一次中國之行。「一個古巴白人女人，從未離開古巴，說想去中國，毫無猶疑地說出家鄉開平石塘裏。我亦不說二話，答應她。」劉博智回憶道。

在開平，何秋蘭買了一袋香燭紙錢，在方標祖先的墳前持香默禱。這些民間習俗她有記憶，她對開平的生活方式也流露出親切感。方公方氏燈樓下，何秋蘭穿着自制的戲服，唱方標在她4歲時教她唱的歌：「……問句天公啊，奴奴心事重呀，難入夢……即時雷雨交加，孝感動天……」

「討飯吃、看政府電視、等死」

「革命之後，就沒戲唱了。」何秋蘭曾經的戲搭子黃美玉說。

從1953年7月26日到1959年1月1日的古巴革命，讓古巴成為美洲大陸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同時也是古巴華僑命運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國有化加上貨幣改革後，華僑社會長期積累而得的財富蕩然無存，唐人街的4家華文報紙、4個粵劇戲班、6個中文戲院成為歷史。舞台上風華絕代的花旦何秋蘭也結束了自己的粵劇明星生涯，在醫院工作、在酒樓做收銀、在中文報紙「執字粒」（排字），退休金每月7美元。

2009年，劉博智第一次來到古巴，發現唐人街已沒有「唐人」味道。他見到龍岡會館前有華人排長隊，原來是領免費餐，吃的是黑豆飯，他問一個老人：「為什麼沒有唐人菜？」得到的回答是：「唐人菜？連人都沒有啊！」

劉博智攝製的短片《古巴唐人》記錄了近年古巴哈瓦那華人社區的滄桑。20多分鐘的鏡頭裏，唐人街十室九空，生意無可經營，只餘下破舊而有歷史性的樓房供人憑弔。百來位第二、三代不懂廣東和台山話的土生混血華僑，既無能力離開，也無顏面回鄉，只能以無產者的身份，在社會主義配給制度和政府的保障措施下繼續生活，直至如今。「討飯吃、看政府電視、等死。」一位老僑說。

那些在1960年代歷經千辛萬苦回到中國的華僑未必就能獲得祖國的救贖——「土地改革運動」、文化大革命、「反右」和「大躍進運動」。據劉博智多年的觀察了解，一些華裔後代回鄉申請取回祖業，領教過層層官僚吃飯送禮的把弄後都放棄了。一位古巴老華僑說，逃離一個共產又跌掉入另一個，他媽的命運！

留下來生活或許也沒想像中那麼糟糕。學者雷競璇在往返數次古巴後認為，這個國家貧窮但不悲慘悽苦（poor but not miserable）。例如黃美玉在古巴革命後選擇了去上大學，修讀外交事務專業，畢業後成為一名外交官，派駐印度三年。何黃兩人的人生道路看似有很大的階層之分，其實沒有太大差別。

在實行社會主義的古巴，居民從幼兒園到大學都不需交學費，這讓古巴的人口識字率99.8%超過了俄羅斯（99.7%）和中國（96.4%）。而全國統一的工資體系使絕大多數民眾的月工資僅為三四十美元——不分學歷和崗位，大學教授、醫生和清潔工幾乎掙得一樣多，月工資相差不超過5美元。

1957年，26歲的何秋蘭結婚，丈夫方振鉅也是開平人，尤愛《光緒皇夜祭珍妃》，但不喜歡秋蘭以此為業。兩人育有一子方鈞波，何秋蘭叫他波仔。

波仔生於1958年，正好是古巴革命後的「吃社會主義大鍋飯的一代」。他在溯源堂（雷、方、鄺三姓的宗親會）的書記房工作，每月收入7-8美元，只夠餬口，有時開銷大了還難免要「啃老」。方鈞波夫妻住在何秋蘭隔壁，平時都去母親家上廁所和吃飯。何秋蘭家裏最值錢的東西是一台一米多高的海爾牌冰箱，是分期付款買的，月供相當於普通古巴人一個半月的工資。八年來，全家合力供這台冰箱，到今年終於還清。

劉博智見過方鈞波的第三任妻子，一位體型碩大的古巴女人。他給她拍的肖像照裏，她捧着一雙她最喜歡的鑲滿水鑽的高跟鞋，手上有精緻的美甲。果然女人愛漂亮起來，任國家社會再怎麼封鎖落後也不妨礙。

方鈞波身上混合了中國風俗與古巴特色。據劉博智說，方鈞波在家裏的門背後擺了個關公（San Fan Con）神壇，上面有整隻用來辟邪的豬頭、一塊每天按時更換的麪包，和一支抽了半根、時不時要點燃一下的雪茄，就跟中國人上香一樣。

方鈞波的生活有如古巴的縮影，過日子不難，想幹點自己滿意的事、想有點作為，卻着實不容易，就這樣習慣了貧乏而散漫的生活。

「身份認同」不是學術，它是生活本身

何秋蘭的家，牆上掛了一幅錦旗，由江門市幹部送贈，上書：「身在他鄉，心懷祖國。」《古巴花旦》監製羅卡說：「有報導形容這是她們的『尋根之旅』，未免只是站在中國人的角度看，她們文化的根畢竟是在古巴，『回鄉』『訪舊』毋寧只是還她們的一個心願。」

這位身世複雜的古巴老人自稱為是「唐人」，說「唐話」，即使那個「唐朝」早已終結了近千年。去了三次中國，她覺得就是「靚」，全是物質上的感知。她關心的，是每天夠不夠錢吃飯，兒孫生活如何解決。

要說何秋蘭有什麼「鄉」與「愁」，大概都藏在了她的工尺譜裏。劉博智上一次去哈瓦那見何秋蘭時，她向劉博智展示了幾本厚厚的粵劇剪報和手抄台詞。劉博智說，不要讓你的子女扔掉，何秋蘭反問：「我死時誰要這些東西？他們什麼也不懂。」她將兩本粵劇曲譜唱本交給劉博智：「你下次來古巴，我可能不在了，我這兩本書給你，捨不得也要捨得啦。」

在劉博智看來，從方標、何秋蘭、方鈞波到方英唱——第一代至第四代華裔的文化、生活的多面性，各群體的變異與迷惘，就像一瓶醬油落地開花，五代人對它及豐盛的中國飲食文化不離不棄。這個「醬油」如果買不到，就自己做，一代教一代。

因此，劉博智經常把鏡頭對準廚房與餐桌，因為文化的融合與衝突在「開門七件事」中可見一斑。例如亞洲人喝咖啡多數是加牛奶，古巴老華僑則習慣在濃的、黑的咖啡里加一大把糖；在古巴南部的特立尼達（Trinidad），唐人全死光了，但留下了新鮮的白菜；而在墨西哥的一位老華僑家中，劉博智拍過一瓶用墨西哥龍舌蘭酒浸泡的蛇酒……「這很細微，你能觀察到嗎？你不需要用學術的字眼去下定義，『身份認同』不是學術，它是生活本身。」

在劉博智的攝影特輯《古巴唐人》中，每一位老華僑都面對鏡頭，手裏拿着一張祖輩的照片，照片的位置剛好在心口。這不是擺拍。當時他跟一位老華僑聊天，看到他從錢包裏拿出父親的照片，劉博智說，我給你和你爸爸拍張照吧，老華僑很自然地將這張方寸小圖擺在了胸前心臟的位置——那也是他們的身份認同：不是遙遠又陌生的「祖國」，而是活在自己記憶中的中國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