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好壞，都構成現在的我」：五位太陽花學運參與者的十年轉瞬

【編者按】2014年3月18日晚間，一群不滿國民黨立委張慶忠以30秒通過「兩岸服貿協議」的學生及公民團體，衝進立法院癱瘓議事，並展開為期24日的公民運動，台灣社會也因著這種全面性的運動受到劇烈搖晃，那股盤據街道對峙的餘熱，依舊瀰漫至今。

一念之變，十年之途，當年的運動者如今有著截然不同的際遇，各自走出不同的人生，台灣政治版塊在太陽花學運後亦面臨重組洗牌，公民社會隨之興起、茁壯與健步邁前，持續在後太陽花時代吹拂台灣社會。如果記憶有期，十年之後，你還記得哪些？如果記憶無法抹消，參與者又如何與其相伴？端傳媒將自3月13日起，刊載太陽花學運十週年系列文章及特製頁面，向著記憶的碎片發出回聲。

以2014年3月18日抗爭者衝進立法院為座標的那日，到4月10日退場為止，為期24日的太陽花學運（亦稱318學運、反黑箱服貿佔領立法院行動）劇烈衝擊台灣社會，並為群眾運動開啟一個新的時代。

如今刻度將跨越十年。十年的跨距，在浩瀚星河中只是滄海一粟，但在人類有限的光譜中，卻足以留下物換星移的印痕。端傳媒深入訪談五位在運動中或遠或近的參與者，邀請他們探索記憶蟲洞，描繪彼時通往此刻的軌跡。

有人只是外圍的聲援者，卻因為一首歌留下創傷。有人被迫指揮現場，卻難以控制事態發展，進而陷入官司纏訟。但也有人在庶務中發展出互助的同儕情誼，有人在冗長的會議中習得某種生存技能，有人則是在場外打造了挑戰權威的電音基地，實踐公社精神。

這五篇生命故事，依照參與者的相對位置排序，包含他們於距離佔領現場的地理空間，還有人際關係的社會空間；描繪心靈地景的距離宛如地圖，讓我們得以在錯綜複雜的歷史現場，循線探查他們個人的行動抉擇以及自我定位。

透過他們的故事，我們可以重新理解這場運動之於台灣社會的意義，它與中國因素高度相關，但沒有停留在民族主義的情緒動員；它承載了台灣公民運動前幾年的能量，包含工運、環運、居住權的倡議，以及馬政府時期越演越烈的抗中行動，但卻從舊有的網絡中綻放出全新的群眾動能。我們看到被稱為「衝組」的當代青年行動者，在一波波抗爭中被磨練得剛強，面對分歧時也煩惱掙扎，又如何帶著傷痕仍需前行。

轉瞬十年彷彿須臾之間，那場運動後，他們開展了完全不同的人生。當時的經驗無論好壞，都構成他們在各自領域往下走的養份。

如同受訪者許恩恩所述：「318是超出當時社會的事，它是社會運動，也不只是社會運動。」在那短短24日，台灣社會被捲動／召喚／激發出來的豐沛能量，遠遠超過當時的想像。現在我們想邀請讀者一起，透過他們從跨越時空和人我之際折射出來的記憶碎片，一窺十年路徑間，個體生命和集體歷史交織的光影。

吳易澄，當時36歲，精神科醫師，外圍聲援者

那一夜，打開我對苦難的想像。

我是醫生，2013年看到大埔張藥房強拆事件的衝擊，改編了一首歌，變得好像明星一樣，到處被邀請上台唱歌。反服貿運動在3月23日佔領行政院那一晚，我也在現場唱歌。但我很少告訴別人，我後來不知道該怎麼談這首歌了。作為處理創傷的專家，這首歌卻成為我的創傷。

我在彰化出生長大，父親也是精神科醫師，從小我就對醫療不陌生，但在當醫師前，影響我更多的是大學學運社團，學長姐帶我們參加罷工、接觸各種議題。

在318運動之前，發生很多社會事件，包含大埔張藥房強拆、苑裡反風車、反媒體壟斷⋯⋯當時我在念清大人類所，很多學生也積極參與，所以我自然而然跟著朋友一起關心。我在醫療工作是處理比較後端，當人的受苦已經變成病痛的問題，但關心社會議題讓我發現，其實人的受苦是在很前端的「社會結構」。

當時的社會氣氛你會覺得，好像真的應該要說些或做點什麼。我很喜歡音樂，也很喜歡《悲慘世界》那首歌，我想：「如果用台語唱應該會很有感覺！」所以我把它改編成台語版。

3月18日他們衝進議場以後，裡面有人來問我：「可不可以進去帶大家唱歌？」那些年我被邀請去很多社運場合唱歌，已經有點疲憊了。我想我何德何能，對於服貿經濟民主的論述，我也不是最清楚的人。但很多朋友都在運動中，後來我被說服了。

3月23日當天，我到了濟南路他們搭的台子上。一面唱歌，一面就聽到不遠處傳來喧嘩聲。當天主持人是林世煜先生，他馬上宣布：「先中斷一下！」他告訴大家，因為行政院有發生一些事情，有沒有人可以去行政院支援？但也需要有人留在濟南路，必須有人手牽手，把立法院的門擋著，免得立法院裡面的警察衝出來。後來募集到一些人，整完隊之後，他們就帶隊過去。

當時感受有點複雜，只是我還在台上，好像也必須鼓舞大家，所以我就還是繼續唱。唱完我就搭車回新竹了，所以後續的情況我不清楚。但回新竹以後，睡一覺醒來，卻發現有同學被打，還被打得很慘。

看到新聞時，我整個人非常崩潰。我問我自己，我昨天晚上在幹嘛？我昨天晚上在唱一首歌叫大家去被打！當天我走在路上，也有經過中正一分局、也看到警備車、也看到裡面有警察。但再怎麼樣，我也沒想到後來會這樣⋯⋯。

我到現在還在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療，也過了很久，我才能好好講這件事。即便我只是一個過水的人，我並不是直接在行政院前面被打的人，而且我在台上被大家鼓掌，可是那也是一種傷，那是一種倖存者的虧欠。

這種感覺我沒跟人家講過，這是我的創傷，很深很深，我甚至失去一部分記憶。那幾天我幫詩人朋友李長青寫過一篇書序，後來我卻完全忘記我做過這件事。我才意識到這真的是一個「傷」，我的大腦把一些不愉快的回憶潛抑（repress）掉了。

回新竹後還是陸續有人問我：「吳醫師，你可不可以去跟同學講一下怎麼面對心理創傷？」但我要說的是，沒人知道怎麼面對這個創傷啊！創傷本來就很複雜，而且當下很多人還處在結構性的痛苦和暴力中。

這些過程讓我更深刻思考，什麼叫做心理創傷？到現在，我只要看到有人在社會事件隨便把 PTSD 拿出來講，我都覺得沒那麼簡單。運動傷害並不是扁平單一的，每個人所經歷的時空脈絡有不同的軸線。也沒有文獻告訴我們什麼是運動傷害 ， 加害者也不一定是政府。有些人是面對警察，有人是在組織中的不信任，可能是各種煎熬，或是跟家庭關係的撕裂。

我也有進去議場，因為有醫師很熱心組織大家排班，只是比較像穩定軍心，因為你也不可能在裡面幹嘛。在那個當下，是一個集體無助的狀態，專業工作者並沒有多高明。

我後來訪談了很多當時在第一線的人，有些人在場邊開了小團體，透過訴說來彼此支持。我覺得他們做得非常好，反而是我這個臨床醫師，彷彿是協助大家處理創傷的專家，在真正遇到時，我根本不知所措。因為治療者要很清楚要治療什麼，但政治暴力不是專業工作者坐在診間裡就能清楚的。

還有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318前，苗栗苑裡居民為了阻擋風機公司在他們村落裡面蓋基地，他們組成自救會，24小時輪班在那邊擋。地方政府也派警察去毆打他們，他們被圍起來打，也很慘烈，只是沒有像318變成頭條新聞被大家看到。

在3月24日行政院流血衝突事件後，苑裡鄉親雖然還在抗爭，但他們組隊到台北聲援學生。我看見他們拉了一張布條，上面寫：「互相來療傷」。我很震撼，也很感動，這就是一種能動性，甚至那意義大過於一個精神醫療專業工作者可以提供的東西。

十年後回顧，如果精神科醫師處理的是人的苦難，這過程也打開了我對苦難的想像。而實際上經歷政治暴力的人，也實踐了一種互相療癒的行動能力，在運動中受傷的人，也可以是治療者。這就是那場運動給我的反思。

楊子瑄，當時24歲，咖啡店店長，在場外發起賤民解放區

我想要的社群，是不會壓迫彼此的。

今日，我們這些彷彿被工具化來守護立院議場，卻被排擠在決策參與外的行動者──以濟南路上的台大校友會館及公廁之間的空間作為聚集地，正式成立「賤民解放區」。——節錄自《賤民解放區宣言》

3月23日晚上，我和朋友守在立院外當糾察隊，穩住動盪的群眾，也怕警察趁機闖進去。後來局面穩定了，我朋友火車說：「在外面守這麼多天，真的好想進去現在的議場看一下長什麼樣子喔！」我們就決定去參觀，結果發現要爬上城牆 、又規定很多，這個不行、那個不行，很像在進京面聖。幸好我們有認識守城門的人，可以快速通關。

進去以後就發現，哇，真的是皇城，物資超多，比如說橘子就會有人剝好放在那裡，還有真正穿白袍的醫生說「我幫你量個體溫」，服務非常周到。當時我們在外面露宿很多天了，連便當都沒拿到過。我們才發現，原來在同一場運動裡面，他們是皇民，我們是賤民。

我從2008年開始參與社會運動，那是一場跟中國因素有關的大型集會，被稱為「野草莓運動」，很多人在自由廣場靜坐。當時我在念東吳大學社會系，每天在廣場找人聊天，我好奇大家來參加的動機，我會問：「你為什麼會在這裡？」也問「有沒有想一起幹嘛？」但當時野草莓就有一些奇怪的排除，包含拉出封鎖線，把學生跟其他人隔開。這種排除也跟我想的運動不同。

後來野草莓退場了，我們幾個廣場認識的人不想散掉，決定用公社的方式開一家店——直走咖啡。那時有十幾、二十人一起決定事情，小到怎麼打掃，大到為什麼要有這家店。開店之後就很不想去學校，以前念社會系是想改變社會，但學校提供的是書上的解釋，上課變成非常痛苦和無聊的事，反而在店裡，很多 NGO 會來辦活動，我們也號召大家投入反核，這家店變成我實踐的場域，也是當年台北運動圈的基地。

但後來鄰居覺得太吵，房東不續約，大家都有點內挫。結束營業後，我到處打工，參與劇場，用小卡車在反核遊行放電音。我還是關心社會，但那兩年陷入一種卡關的狀態。3月17日當天，反核電音陣線在小地方開會，有人突然說：「反服貿的人闖進去了！ 要不要過去？」

佔領立法院讓大家很雀躍，我心想：「讚欸！那我們進去立法院放歌！」但到了現場以後，發現沒有本來想的那麼簡單，有朋友勸我們不要放電音， 因為顧慮觀感問題。我們後來拉去外面台大校友會館的階梯放歌，那一區人越聚越多，多半是想做點什麼，但被議場「彈」出來的人。比如說有人想衝八巷（編按：即立法院外道路林森南路八巷，警方可從此巷通往立法院鎮江街側門），把警察全面趕出去。我也還是想做電音，因為電音有一種調性，可以打開那個場子，讓人變得比較鬆，就可以開始談話。

我們也曾試著跟議場內的決策者溝通，他們能不能理解外面有很多動力，像高壓鍋快炸掉了？大家已經不想坐在那裡聽演講，當沒有面貌的群眾了。在3月18日到3月23日之間，外面的衝突張力是很高的，多路人馬都在醞釀想幹嘛。但當我們這邊還在整合時，行政院那邊的壓力鍋就爆炸了。

23日當晚非常混亂，警察持續清場，很多人去了行政院。 我們這群相對有運動經驗的人，決定留守現場，意外成為當晚的總糾察，這位置讓我發現有超多不同糾察的複雜系統，消息雜亂。 整晚我們就是在街頭不斷篩選資訊，還要穩定群眾，幫大家做一些組訓，被警察抬時要怎麼作之類的。

一整夜後，隨著行政院的人被警察擊潰，士氣受到很大的打擊，但最雞巴是立法院那邊的態度是切割的。我開始覺得：「這一切真的是狗屎！」在那當下，我和我的朋友決定以後也不用顧慮議場了，我們要做自己的運動。

隔天我們重新回到一開始放電音的地方，大家聚在一起交換昨晚行政院發生的事，有一些新面孔加入，很多人第一次被警察暴力對待，大家都嚇到。但即使有運動經驗的人， 被打到這強度也是不常見。

後來又發現外面抗爭者跟議場內的差別待遇，我們覺得自己這區可以叫「賤民解放區」，因為我們駐紮在公廁旁。後來有人認真起草了賤民的宣言，有人掛起布條。有人進行論壇，但你聽一聽，不認同就可以去拿麥克風，任何人都可以發言。就這樣，從互相療傷開始，越來越多人加入，我們的社群慢慢誕生。

318退場後，賤民的社群也不想散掉，正好我稍早答應朋友的邀約，在台大附近開了「半路咖啡」，大家就繼續聚在這裡維持關係。我們分很多小組，比如說有一組叫「窮人生活地圖」，輪流去不同的成員家煮飯吃。當你進去別人的套房或雅房，你會更理解在台北租房的貧窮青年。還有一組是郭家穎醫師帶大家談各自生命跟運動之間的關係。

我們也有邀請香港安那其（編按：anarchism 中譯，無政府主義）和左翼社群的夥伴來交流，他們在旺角煮火鍋跟打乒乓球，做一些比較生活化或有趣的事，就被現場群眾或是網民大力指責，說他們破壞運動，或說他們只是來玩的，跟我們面臨到的處境有點像。

這十年來社會運動越來越少。很多年輕人沒有經歷街頭現場，跟我們的生命經驗差異很大。但我在意的還是社群，而且是有抵抗的社群，我們一起煮飯吃，節省開銷，也組織到一票夥伴。我們不直接做任何議題， 但我們在做的，我覺得還是社會運動。

當年卡住的我，318讓我重新找到了對社群的想像。回顧當年對抗的事情，我更清楚了，我想要的社群，是彼此是不壓迫彼此的。

許恩恩，當時21歲，大學生，在議場內擔任秘書組

「對話」本身就是意義。

我的工作是專門幫別人「開會」——設計會議、工作坊，再引導大家討論。但如果沒有318的經驗，我不會長出這種能力。因為我人生開過最可怕的會，就是當年在立法院裡討論「退場」的會。

那真是個 nightmare，好像永遠不會結束。有天晚上我還夢到我在議場裡面，拿著小白板，在寫隔天的 run down。

我在高雄出生長大，18歲之後才來台北，念台北大學社會系，加入學運社團「翻牆社」，2014年3月18日，剛好是翻牆社社課，應該是探討土地議題，所以晚上社課完，有人滑臉書，說「立法院外面的群眾要衝了！」我們就一群人浩浩蕩蕩，從三峽搭著台北客運去聲援。

那裡人潮洶湧，我從長老教會爬樓梯進去，濟南路群眾正在推門，停車場那邊也傳來消息說想要衝，聲東擊西，真的非常混亂，我也不能保證自己記得的版本，但這就是當時的真實狀況。

我跟著人潮進到議場，一開始很興奮：「耶！佔下來了！」但大家都抱持著一種幾小時後要被清場的心情。第一次身處立法院的空間，感覺很新鮮，現場有些人一直拿麥克風咆哮，指揮大家守這邊守那邊。

第二天，呂家華來找我，我們在青年運動者培力交流《庶人之亂》一起合作過，她說暫時不會被清場，既然佔領了這裡，要不要找點事情做？她跟一些學者和 NGO 夥伴想透過一些設計帶議場裡的人討論議題，他們覺得我很適合加入。

我答應幫忙，這樣的活動需要很多桌長來帶小組討論，我就出去外面找其他學生。直到4月10日退場前，我每天都在做這件事，有時我紀錄，有時我主持，請大家講話，再拋出問題「這要怎麼執行？」或「有沒有不同意的地方？」

每天都睡在議場地板上，睡醒就是開會。洗頭可以在二樓廁所洗手台彎腰洗，有髮型師來義剪，食物也很多，三明治、排骨便當，什麼都不缺。好像也沒有什麼需要出去，外面濟南路 NGO 棚子，我也沒有熟到可以加入，學校也停課了。所以就算出去，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

議場已經成為我新的人際圈，雖然我社團朋友大部分都在社科院那邊，但因為324行政院流血事件很多人受傷，團體之間互相猜疑，我作為「裡面」的人就不好意思過去，也怕自己白目說錯什麼。

可能我也很需要分散注意力，318前一年，我處在一段很不穩定的親密關係中，當時的男朋友在某次爭吵後，對我動粗。我逃離了那段關係，卻面臨要不要提告的掙扎。我記得318那段期間，剛好是告訴期六個月的屆滿，我告訴自己，我放棄提告是因為投身這場運動更重要，但我可能是在逃避。也幸好在忙這些，才不會那麼痛苦。

3月30日應該是一個轉折點，那是動員的最高峰，4月慢慢開始走向下坡，在議場裡面確實出現了疲累的氣氛， 開始討論「退場」。

關於退場的會議很冗長，因為參與者邊界很鬆，只要有輪值的人都可以講話，很多人不滿，他們覺得怎麼莫名其妙退場了？不管是守著門的、還是守著二樓的，他們說：「為什麼我們明明在這裡，卻是不在這裡的人決定這裡要退？」

有人提出要全國公投，有人說要讓外面的人民一起來決定、還有人說要做劇場收尾⋯⋯等等，而我就是一直拿個白板站在那裡， 紀錄、整理這些意見。雖然很多意見不可行，因為大家都很崩潰，講出來的話都很激動。中間我還喊暫停，大家需要冷靜一下。

後來還是退場了。每組人對退場都有自己的儀式，比如說二樓的人就決定要從他們的天梯那裡退。我則是回到學校、念了研究所，畢業後曾在唐鳳辦公室工作（編按：唐鳳為現任台灣數位發展部部長），後來跟前同事一起出來開了一個小工作室，幫人「開會」。

這確實是我在議場學到的技能，而且是以前沒有想過的技能。318之前，沒發現開會如此重要，因為其他抗爭不會這麼長時間共處一個封閉空間、跟異質性這麼高的一群人進行這麼大量的討論。那時才會被迫思考，人們怎麼討論事情？侷限在哪裡？

所以十年後回看，318對我來說是什麼呢？是野外求生，也是開會大賽、開會馬拉松，是超現實的、我人生不會再發生一次的事情，是超出社會的事，是社會運動，但也不只是社會運動。整體來說，這十年我過得比上個十年快樂。

後來我主持了很多場共識營，最後通常都沒有共識，但即使如此，有幾小時，讓大家說出一些話，你就可以了解別人、了解自己。我發現我喜歡看到這個過程，如果本來對話的品質是10分、20分，透過一些設計，不可能到滿分，但以讓對話提升50到60分之間。如果有衝突，就爆發出來，總是有方法處理的。

這就是我在議場裡面學到的，「對話」本身就是意義，而不是產生的結論才有意義，開會的重點就是要「讓大家好好講話」，不要把別人排除在外。

魏揚，當時24歲，研究生，擔任行政院佔領現場指揮

我也有點懷念慷慨激昂的自己。

2014年3月23日晚上，我從新竹要搭車回台北，原本要回佔領立法院的現場，但聽說行政院也有行動，客運下車後就立刻趕去行政院，當時裡裡外外，人已經超級多，還有人不斷要從大門或是圍牆翻進去。

進去卻發現沒有什麼熟面孔，大家互不相識，也沒有很明確的指揮體系，現場一團混亂。我看到有人拿麥克風，就上前問：「要不要幫忙？」他說：「太好了！」 馬上把麥克風給我。

我所處的位置，是行政院大門前面的廣場，但圍繞行政院的幾個門，也都塞滿了群眾。我整晚拿著麥克風，忙著處理各種消息，比如說有人受傷了，就要問：「現場有沒有醫師？」有媒體距離太近，跟群眾衝突，就要呼籲大家保持距離。還有爸爸媽媽來到現場說：「我的小孩有沒有在這裡？他還是高中生！」 我們就要幫他協尋。

剛進來時很興奮，雖然這不是我發起的，但大家真的滿了不起的，佔領立法院之後又佔領了行政院，感覺運動很有希望。那時，我還沒想到後面會發生的事。

上大學之前，我都不算是憤青，不像陳為廷（編按：太陽花學運領袖之一）高中就會參加社運，我的興趣是寫小說、寫劇本，我本來有推甄台大戲劇系，只是後來沒上，但我的夢想是當作家。後來在清大搞社團，我的參與也不是第一線，比較是寫論述，打筆戰的腳色。

但後來到了2013年，社會各界對政府的不爽已經到了極致。發生了苗栗大埔兩次強拆，洪仲丘事件，全國關廠工人連線也臥軌抗爭。那一年大家都在多頭作戰，我們雖然在清大，也越來越常去參加校外的社運衝場，只是要搭末班車回新竹。

所以服貿對我來說，也只是很多議題當中的一個。

直到某天，當時負責串聯的台大歷史博士生周馥儀問我，可否去賴中強律師抗議服貿的活動當糾察？那時我也不清楚服貿是什麼，還去找郝明義（編按：台灣出版人）的文章來看。那年代，我們講「糾察」，意思就是要跟警察推擠。立法院抗爭也差不多長那樣，就是在中山南路集合，講幾句話，搖一下柵欄，翻進去躺在地上，然後警察就會說：「好啦，同學可以了。」就請你出去，這就是一個 Pattern。

先是在3月17日發生張慶忠的30秒事件（編按：指國民黨立委張慶忠透過自備的無線麥克風，以30秒的時間通過服貿協議），大家決定要再衝一場，有小道消息說18日當天警力好像會比較薄弱，所以我們規劃了一個「三面進攻」。濟南路就是主舞台，再請台派去撞一下康園（編按：康園位處濟南路上，為國會餐廳）的鐵門，應該可以吸引一些警力，這時候社運幹部就從青島東路快速衝進去。雖然這樣規劃，也沒想過會成功。

當時我跟曾柏瑜（編按：曾於2022年11月遞補上新北市議員）在濟南路舞台上當主持人，我們一邊推擠啊，喊啊喊的，突然聽到「有人進去了！」大家就士氣大振， 還在觀望的人就一擁而上，後來就是勢如破竹，意外地佔領了議場。 所以我連換洗衣服都沒帶，這就是歷史吧，機緣巧合就發生了。

佔領後我也去裡面看了一下，大家都很興奮，混亂中我還把手機弄不見了，要跟別人借手機傳訊息給我爸媽 。到了18日早上，議場跟警察對峙的關係就僵持下來，沒有太多變化。

但場外的群眾一直很躁動，大家不知道這場運動下一步要走去哪？所以社科院的幹部，也包含我，還把林飛帆、陳為廷從議場裡面叫出來，進行了冗長的討論，問他們到底要不要進一步行動？不然我們自己動也可以。

中間我回了新竹一趟，準備發表 STS 年會。 結束後，回家餵了貓，再搭車北上。當時我已經聽說有人準備要衝一波。客運開到台北時，看網路才發現行政院已經被占領了。

到了行政院廣場上，混亂中我拿起麥克風主持，大部分時間我都在安撫大家，因為很多人還想往裡面衝，但我覺得很危險，又不確定現在的狀況是什麼。中間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有來現場，我有猶豫，還是讓他們講話，因為當時已經傳出要清場的風聲，我本來期待他們可以嚇阻一些警察的鎮壓。

果然到了午夜，警察就開始驅離，他們從北平東路那一側開始。有人跑來廣場回報，說警察會直接用槌子捶你，不然就是用盾牌剁你的腳，或是把你拉進去盾牌之後，人就不見了。

一直聽到這些消息，我好幾次跑去北平東路，試圖勸退大家，我大聲疾呼：「我們是非暴力抗爭，如果警察攻擊，大家可以退回到行政院中央的廣場！」

但我每次講完，都沒有任何一個人起來撤退，大家都很悲憤坐著，很堅定地看著他們的夥伴被拖到盾牌後面消失。我只好回去廣場，改成募集安全帽：「現在如果有人手上有安全帽的，我們就送到前面去！」現在想想也沒什麼用，也是杯水車薪。整晚疲於奔命，還是難以力挽狂瀾。

後來中山北路那側，也開始有警察把防線往內推，鎮暴水車也從那邊開過來。沒過多久，我的麥克風也沒電了，只能改用大聲公，不停對大家喊話，不久後大聲公也沒電了。警察慢慢逼近，他們已經把北平東路清掉了，逼到了廣場中間。我默默看著魔幻寫實的這一切，水一直在噴，警察一直在打人。我甚至跟我旁邊的夥伴說：「我決定了，今天之後我就要退出社運。」因為這場面實在太震撼了。

突然有兩三個全身黑衣黑帽、俗稱黑龜的鎮暴警察，一擁而上，直接把我壓在地上，反手扣在背後，用膝蓋壓著背，把我上銬。

我心想：「大勢已去。」但我還是想耍個嘴皮子，看警匪片不是都會宣讀權利嗎，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對，就跟壓住我的警察說：「我的權利呢！」 他也愣住，回嗆我：「你現在不配擁有權利啦！」

我被壓在地上，聽著警察整齊畫一的腳步聲，還有他們喊：「整－隊！」的口號，搭配咚咚咚的腳步聲，由遠到近，聽著整個廣場從原本很吵雜，後來只剩下警察整隊的聲音，最後趨於寂靜。

後來我被抓到保安大隊，顧立雄和尤伯祥律師來幫我。檢察官沒辦法證明我有預謀，最後我被無保請回。但為了避免被抗告，我還是先回到新竹避避風頭。我情緒上也想休息一下，因為行政院那晚發生的事情，搞得我對大家的信任度有點低——立法院裡的人第一時間是切割，所以我很不爽。

我對社科院也不爽，快被驅離前，我接到那邊打來的電話，叫我把現場的群眾撤回立法院。但我光是去勸群眾撤退到廣場他們都不願意，何況是叫大家離開，我又不是在玩世紀帝國那種模擬戰略遊戲，滑鼠滑一滑人就會動。

在318結束後，生活很忙碌，很多年輕人加入，黑島青變得很大。我們後續還發動很多行動，但我怕大家變成無腦衝組，便試著帶讀書會，應該是說我一廂情願地希望大家讀些政治經濟的書。

但後來成效不佳，我只好接受現況，雖然一開始是對中國不滿才吸引到這麼多人，但大家也不是對於這些論述很有興趣才加入我們，很多人當初踏入運動走上街頭，都是嚮往那種血氣方剛的衝撞。

我常在想，從大學弄基進筆記，後來弄黑島青，我總是被推到這位置上，不論是社長、主編或總召，都沒有很成功，總覺得自己組織做失敗，但我也沒看到組織真的做得很好的人或團體，是不是這本來就很難?  因為做組織很累，你又要對人的狀態很敏銳，我不擅長這個，他們吵架也好，或是路線問題，或是他們動力很低，我都覺得好煩。

後來我離開了組織，出國念書又回來，一邊幫環境 NGO 工作，一邊念博班，這選擇可能也跟年紀有關，至少不用再處理人的問題，真是太好了。現在上了年紀有點社交恐懼，我也一直希望自己有更多時間，好好把一些問題想清楚。

至於佔領行政院的官司，去年（2023）我們「煽惑罪」不受理那次之後，案件就全部結束。現在心情當然是有比較輕鬆，可是也有點惆悵，因為好像倡議了六七年，法律上也沒有突破，好像就不了了之了。但一起被告的大家可以平安無事，就太好了。（編按：魏揚因佔領行政院事件遭檢方以煽惑犯罪、入侵建築物等罪遭起訴，經歷纏訟7年，於2021年獲判無罪定讞。）

回看這十年，如果要比較，我還是會喜歡做研究的自己多一點 ，但運動也有很多讓人慷慨激昂、腎上腺素爆發的時候，我也懷念這樣子的自己。這可能是三十幾歲的我，對二十幾歲的自己一種緬懷的濾鏡 。那些熬夜開會，在街頭颳風下雨、大聲疾呼的感覺真的滿好的。事後回想，當時喊的東西很多都站不住腳。 但我想，就是那股素樸的情感、那股激動憤怒的感覺，如此深刻，並讓人成癮。其實研究和運動都很像是鴉片，都有讓人著迷的地方。

318打亂了我人生的規劃，但我也從來不會後悔當時做了這些事吧！因為我很喜歡現在的自己。如果沒經過這些事情，無論是好的壞的，我也無法想像自己會變成甚麼樣子 。

黃燕茹，當時26歲，研究生，議場糾察組組長

如果我再堅強一點，是不是可以容納更多人的聲音？

318運動，我在立法院24天，擔任糾察組長，很多人說我是警總，但他們沒辦法看到我在保護什麼。其實我也太晚才發現，真正該保護的是什麼。

我在高雄左營的一個眷村長大，大家後來都說我是衝組，但念社工系的我是個書呆子，因為我需要獎學金，所以大學四年就是瘋狂念書，我要求自己平均成績要85分以上，每科課本都會念三次，也幾乎不缺席任何一堂課。後來考上輔大社工所，我才到北部生活，但人生地不熟，生活變得更封閉。

有一次我學妹李佳庭約我出去，她告訴我現在外面學運正夯，她很興奮：「那兩個帶頭的陳為廷、林飛帆很萌耶！他們可能會有一些 BL 之愛！」我就被她約去濟南路看 BL，當時是媒體併購案要送去公平委員會，公民團體大動員，結果我都到了，她卻沒來，我只好留在現場聽演講，聽一聽，事情好像有點嚴重，那我關注一下好了。隔幾天我又去聲援記者會，現場只有八個人，記者會結束後林飛帆就宣布：「我們回去開會！」我也莫名其妙跟去開會。

從那天起，我人生就整個歪掉，我自願加入草根組，幫忙畫圖、做懶人包，串聯組織，去校園宣講。我還發現，原來這個社會的問題，比我想得更大，那是烽火連天的時代，有迫遷、勞權的抗爭，還有土地正義的問題，每個團體最缺人手的時候就是跟警察對峙，願意在前線衝撞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一個，所以還要到處跑去相挺別人。

很多人會關心我有沒有運動傷害或暴力陰影，我是沒有這一塊，我的傷口都是皮肉傷，常常舊傷口沒好，又有新傷口，手臂上也都是磨擦、破皮，我也沒感覺害怕。從小我的原生家庭每天吵吵鬧鬧，父母間衝突的張力很高，所以我一直就很習慣空氣中有壓力的生活。再加上抗爭現場就是任務取向，你沒時間思考，只想達成目標。

後來社運動員越來越難，我們再怎麼衝，現場都才五六十人。那時我的收入很慘淡，要參與社運，只能彈性打工，我到處借住朋友家，有一陣子還住在倉庫，以定義上來說，那時我就是個街友。後來我加入了一個提供住宿的工運團體，當時已經搬去他們宿舍，準備要投入職場了。

但318爆發後，我很難不關心，對我來說，反服貿那些團體是我的娘家啊！大家又一直呼喚我，說需要衝撞的人，我忍不住跑去現場。進去以後，反而要先面對，這麼多人怎麼一起工作？有人要做資訊組，有人想當翻譯，有人想修水電，有人可以去拉網路⋯⋯我成名得比較早，大家都說：「我認識燕茹！」我就幫這些人協調、互相介紹，在現場你認識越多人，會越有話語權，最後我成了糾察組長。

佔領前幾天陷入僵局，因為江宜樺和馬英九都不回應，或是回應得很糟，只會叫學生回家，後來外面就爆發了行政院的事情。糾察組就要關注警察動向，因為警察會挑釁，會突然逮捕學生，或是在交班時趁機擴張他們的領域，我們就要再把警察推回去。

除了突發狀況，還有一堆庶務，我早上忙記者會，下午開聯席會，發早餐午餐晚餐，還要把前一天決策小組開會的內容通知給80個組員 ，這就耗費了我一整天。除此之外 ，每天都會有新的人進來靜坐，就要清點人數，還要資源回收、物資盤點、發工作證、如果有人遺失還要補發⋯⋯每天都很多拉哩拉扎的事情。然後參與者對於佔領行動也很焦慮，有人跟女朋友分手，有人跟家裡吵架 ，有人趕不及考期中考被當又怎麼辦？我花很多時間聽每個人說話。

有人說我在議場裡面的權力很大，但信服我的人也很多，因為議場裡的人對於決策小組完全不熟，我是他們唯一會看到的幹部，其他學運明星都只能在電視上看到，但每天跟他們一起工作的，只有我。我也每天都在處理組員的心情，怕他們被決策小組甩出去，也不能讓他們覺得被利用。

我記得有一天我昏倒了，昏倒前想的是：「千萬不能被媒體拍到！」所以硬撐著走出議場門口才倒下。真的太累了，好險我沒暴斃，但其他人都沒發現，他們還以為我睡著。

但對我來說最辛苦的一刻，就是退場。很突然地我們就被告知，決策組已經決定了日期，我只能轉身說服組員。但我也不知道到底為什麼退場？我要怎麼做到讓每個人接受？有點像是公司倒閉，要關廠了，我是資方代表，只能宣布「上面」的決定。

一開始我的組員沒人要退場，大家都很難接受。我們糾察組承受了運動的罵名，以前的朋友說我是警總 ，又說我們人身控管、排外、說我們軍隊， 核心決策圈也對我不爽，覺得我意見太多。但到最後，這些付出，也沒看到訴求達成，就跟我們說結束了。最後我們決定，既然這場運動不需要我們了，我們就提早離開。

其實也是在同一日的白天，4月10日， 我從青島東路側門走出去的。我們是最後一批糾察，沒有任何歡呼、 感謝，也沒有說再見。我們很像一群路人，就這樣走了。晚上我回到借住的朋友家，在電視裡面看著他們的退場晚會。

我回到日常生活，思考自己以後要幹嘛，但我發現當時退場得太快，很多人無法適應，還是有5、600人在立法院周圍遊蕩。我也擔心我的組員，每天都會回去一下看看狀況。後來我聯絡那些糾察組的，我說：「大家各帶一道菜，我們來濟南路上圍爐吧！」這個一人一菜的聚餐維持了好幾個月。

十年後的我，又回到了社工的位置。我曾在政黨和國會工作幾年，2022年工人作家林立青（編按：著有《做工的人》等暢銷書）找我去他新創的「友洗」上班，這是一家由無家者組成，承攬洗地、清理遺屋、垃圾屋的社會企業。我除了在現場工作，每天還要幫街友申請社會福利，買日用品，帶他們看醫生。很多時間也要跟其他人溝通街友就業的狀況，要解釋「為什麼給弱勢者好的設備，工作對他們來說還是那麼困難？」幾乎每一刻都在溝通，其實跟當年在議場裡做的事，也很像。

回頭看，318運動讓我了解，反對的聲音很重要。當年我聽到很多不滿我們作為的聲音，我也很生氣，我想「我這麼累了，為什麼沒辦法體諒我再多一點？」但是如果這場運動一定要有人做壞人，怎麼有制度化地去把議場管理做得更包容一點？以前一起抗爭的朋友，當他們對決策有質疑時，我可以怎麼調整？可能當時我盡力了，但沒有做好。

如果再來一次 ，如果我再堅強一點，是不是可以容納更多人的聲音？所謂的堅強不是強勢，我希望有更多的能量，來捍衛當初跟我們不同的意見。我們太晚發現，要保護的不是決策小組，而是這場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