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線」在哪，為什麼不給藝術家清楚知道？｜香港戲劇協會被削資助事件

一個可悲的現象是：仍然堅持異見的藝術家者通常都離開了，留下來的藝術家，則努力不去表露他們的異見。

關於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日前終止對「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的資助，香港坊間普遍認為，香港戲劇協會（劇協）會長馮䘵德於上星期五（1月19日）在記者會上的發言有理有節，既反駁了藝發局削減資助的理由，也道出了香港藝術界現時所面對的困境。可惜的是，劇協的回應並未能真正說中要害，尤其是有關近年香港文藝界特別關注的「紅線」問題。

在藝發局關於扣減資助的聲明裡，坊間報導主要留意兩點：一是在去屆劇協主辨的「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中，主持提及「紅橋」、「紅線」，藝發局認為「意有所指、語帶雙關」；二是劇協邀請了時事漫畫家尊子及前港台記者蔡玉玲任頒獎嘉賓，兩人「當時充滿新聞話題」，藝發局聲稱，「如果以此手法引起公眾及媒體注意及製造社會話題，本局不能苟同，有必要決斷作出下調資助的決定，表示不能接受」。理由當然荒謬，而劇協記者會的發言重點卻不只對此作回應， 亦是希望局方發出更新的資助指引，即坊間所謂的「紅線在哪裡」的問題。

要求清楚指明創作上的合法底線，是現時香港整個文化界最關心、卻一直不得要領的問題。這次事件正好說明了這條「紅線」的本質：它從來不是一些清晰而易於辨識的法律或條文，而是一種無形的氛圍。

所謂意見，其實是告發

馮䘵德的發言中表示，劇協收到藝發局削資時相當驚訝，原因是最初「通知」劇協削資的決定，卻沒有事前跟劇協約見溝通，也沒有給予申辯機會。要注意的是，這次削資實質是「扣減」，即扣減原已獲批、有關今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的資助，不予發放；而不是如過去很多藝團曾經歷過的、削減下一期所批出資助的金額。同時康文署亦聲明未能為今屆頒獎禮提供或贊助場地。

這種做法並不尋常，過去亦絕少出現。藝發局審批資助機制運作多年，其中一個恆之有效的方法，是整個審批程序具有相當透明度，像由業界人士擔任審批員、界別委員由業界民選產生。同時，亦有一個不屬機制一部份、卻相當普遍的行政習慣，就是藝發局的行政人員跟資助申請者的充份溝通和合作，他們主要是協助申請者完成整個申請和撥款程序，方便申請者能完成計劃，而非留難申請者。這亦是是藝術界對藝發局最基本的期望。正如馮䘵德所言：

「藝發局不是帶領我們去發展香港藝術嗎？如果我們被外界不合理投訴，你不是去了解清楚來引導我們甚至保護我們？為何你會一廂情願用一個角度主觀判斷，我們連申辯機會都沒有。你就這樣一紙公函來下這個決定？我們是驚訝的，畢竟好好地，這麼多年的親密拍檔。」

所謂意見，其實是投訴。若在現今香港政治環境裡，實質上就是「告發」。

我們無法從現時公開的資訊中，得知藝發局對劇協的削資決定怎樣得出的，但局方的聲明中有這樣一句：「『頒獎禮』後本局收到不少意見，指出頒獎禮的內容及安排有不妥之處，本局經深入了解後，認為有必要作出下調資助的決定。」

所謂意見，其實是投訴。若在現今香港政治環境裡，實質上就是「告發」：「告發」劇協的活動有政治問題，或有違法風險。可是，不論藝發局還是劇協，都沒有將種狀況清楚道出，於是坊間就會得出一種觀感，藝發局以「不妥」、「不恰當」、「損害或削弱藝發局聲譽或對其造成不利影響」（資助合約中列明的條文）等空泛籠統的理由削減資助，是一種既無形又不符一貫做法的政治打壓。

「有紅線」這件事：不可談

紅線作為一種無形氛圍，甚至可能不只是政府、某主要官員或官方資助機構有意為之的政治打壓，亦可能是來自體制中不同層級和界別持份者的自我審查。

而劇協——以及現時仍打算參與資助機制的藝術——都不願公開對此提出質疑，而是要求藝發局清楚說明現時的資助界線——即所謂「紅線」。馮䘵德亦直言，他們已多次公開提問創作「底線在哪裡」、「怎樣才算違法」，卻一直得不到明確的說法。而去屆「香港舞台劇獎」主持人所講的「紅橋」（暗指紅線）言論，就是「委婉提出心聲和要求」。

要求清楚指明創作上的合法底線，是現時香港藝術界以至整個文化界最為關心、卻一直不得要領的問題。這次劇協被削資的事件，正好說明了這條「紅線」的本質：它從來不是一些清晰而易於辨識的法律或條文，而是一種無形的氛圍。這種氛圍甚至可能不只是政府、某主要官員或官方資助機構有意為之的政治打壓，亦可能是來自體制中不同層級和界別持份者的自我審查。

在近年各種藝術、文化乃至其他社會資助的範疇裡，早就瀰漫著一種氣氛：不論是申請者和撥款者都不知道「紅線」在哪，他們往往只能依照當時的社會和輿論環境，主觀判斷哪些內容會有風險。去屆「香港舞台劇獎」邀請尊子和蔡玉玲任嘉賓，其「不妥」之處當然不是他們是否藝術界的問題，而是他們是當時政治敏感人物。

外界很難得知藝發局內部是如何得出兩人「不妥」而需扣減劇協資助的決定，但其實業內人士——包括資助申請者和撥款機制內部人員——都會隱約感覺到，這種「政治氛圍」是怎樣影響這種判斷。

在近年各種藝術、文化乃至其他社會資助的範疇裡，早就瀰漫著一種氣氛：不論是申請者和撥款者都不知道「紅線」在哪，他們往往只能依照當時的社會和輿論環境，主觀判斷哪些內容會有風險。

事後，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發新聞稿稱，政府支持和認同藝發局決定，認為政府資助只「用於支持內容合適的項目」，更指有意見認為藝發局是次決定，是扼殺創作空間的說法，是「本末倒置、混淆視聽」。

楊潤雄所代表的政府管治架構有沒有直接干預藝發局的決定，目前公開信息中無從得知，但從他的言論中，可看到「紅線」的另一本質：不可談「有紅線」這一件事。楊潤雄指「扼殺創作空間」之言是「末本倒置、混淆視聽」，其實就是藝發局批評「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中的「紅橋」、「紅線」發言是「意有所指、語帶雙關」的另一版本。這種政治氛圍，終令民間對「紅線」更難於把握。

藝術界參與公共事務方法的被打破

某程度上，這是香港藝術界參與公共事務的一種方式，並且是一種很務實的參與方法：它不是透過藝術創作討論政治議題，而藝術界藉著跟政府和撥款機構的協商，以保護藝術業界自身的創作環境。

香港藝術界的審批和資助機制運作多年，藝發局成立更可追溯至殖民地時代的1995年。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對藝術創作有審查機制，及至在九七前後，審查機制息微，取而代之在藝術界爭相討論的，是以公帑資助民間藝術發展的機制。

多年下來，很少出現直接因政治問題而不獲資助的個案，反而長年積習之下，藝術界尤其是表演藝術界的創作是需要依賴政府資助才能生存。有一段時間，坊間有將政府資助藝術創作的制度譏為「文藝綜援」，在過去公共論述中時有反駁回應和深入討論，這是香港文藝史上不容抹煞的一筆。

同時，香港藝術界亦在這個資助制度逐步建立的過程，也找到應合制度的生存方法。例如，懂得寫符合審批要求的申請書，對藝團的生活很重要，於是對藝術家對藝術行政能力就愈益重視了；又例如，積極連結跟自己美學觀念相近的同業，組織參與申請成為藝發局審批員、甚至參加局內藝術界別的委員選舉，都能影響整個審批制度的發展。

某程度上，這是香港藝術界參與公共事務的一種方式，並且是一種很務實的參與方法：它不是透過藝術創作討論政治議題，而藝術界藉著跟政府和撥款機構的協商，以保護藝術業界自身的創作環境。

藝術資助制度的基本精神是：社會有扶植藝術創作的責任，藝術界則需要跟政府共同承擔這個責任，藝發局的機制正正體現了這一點。多年下來，藝發局的審批機制、民選委員選舉方式時有爭議，愈來愈多藝術業界人士以不同方式參與修訂有關機制，儘管一直未臻完善，時有為人垢病的機制和個案，但業界愈漸積極參與，無疑是自藝發局成立以來的大勢所趨。

可是，現時的發展卻是一場大逆轉，昔日一切行之有效的審批制度、行政方式以及業界與政府內部人員的溝通和合作方式，似乎都堵塞了。馮䘵德所驚訝的，就是這種「親密拍檔」的關係好像一下子消失了，劇協在不知情、也沒申訴機制的情況被削減資助，他們甚至連具體的削減準則也不知道，只能單憑對當前政治氛圍的觀感或主觀判斷，來揣摩「紅線」所在。

創作自由的限度

事實上，一直以來，香港主流的劇場創作都沒有鮮明的「異見」色彩，創作者大多傾向處理「文化政治」而非「現實政治」的問題，直至數年前在大型社會運動的影響下才稍有變化。

香港戲劇協會成立於1984年，「香港舞台劇獎」則在1992年開始舉辦，都早於藝發局的成立。一直以來，劇協在香港劇場界一直擔當著類似中國的「會館」或西方的「行會」（guild）角色，儘管劇協不能完全代表香港劇場界的主流美學及行業意見，但由於其歷史悠久，也由一批在行內資深戲場人主持，劇協一直有團結業界的作用。

過去幾年，受疫情影響，香港劇場界的生存相當困難，在過去幾屆的「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中，都設有勉勵業界團結的主題，馮祿德在記者會列舉了第28屆「一團火」、第29屆「Moving forward」、第30屆「團聚」及去屆「勇氣」。事實上，相對於某些個別劇團和藝術家，劇協對於如何扣連政治與藝術創作的認知是相對保守的，而一直以來，香港主流的劇場創作都沒有鮮明的「異見」色彩，創作者大多傾向處理「文化政治」而非「現實政治」的問題，直至數年前在大型社會運動的影響下才稍有變化。

不過，馮䘵德也在記者會引用《 詩經》一句，作為他對藝術的理解：「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何為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他聲稱是「委婉地」道出創作者的心聲與要求。按劇協在記者會的立場，此句可解讀為希望藝發局（或政府）能與民間業界溝通，若獲資助者誤說了「不妥」的話，也應體諒，並給予改正機會（「言之者無罪」、「有則改之」）。

可是這一藝術家的「委婉」之言實在是可圈可點，此句亦可解讀為對創作自由的追求，這一自由甚至包括對當權者的批評。一種理想的藝術境界是，藝術家能自由發表自己的創作，而不需要為其創作付出政治代價。但現實卻是，創作自由永遠是有限度的，即使不是政治打壓，社會禁忌、道德規範和風土習俗都會對創作者作出一定程度的制約。

一個藝術家若自我定位為「異見者」，他必須先對社會上各種的禁忌有所了解，才會透過創作去挑釁、僭越這些禁忌界線；另一方面，亦有大量藝術家沒打算自詡為「異見者」，因此也努力在創作上小心不僭越禁忌。這種「創作自由的限度」其實是指：藝術家自有其對社會體制的認知，他們需要按照這一認知，選擇僭越還是不僭越其中的禁忌。

一種理想的藝術境界是，藝術家能自由發表自己的創作，而不需要為其創作付出政治代價。

對意外違法何等恐懼

即使藝術家和藝團已很願意遵守日益嚴苛的政治規則，卻依然難以安心地創作。現時香港不只沒有過去的創作自由，也欠缺「異見」的土壤，

今天香港戲劇界乃至整個文藝界對現時政治氛圍的無所適從，在劇協這一事件上表露無遺。即使藝術家和藝團已很願意遵守日益嚴苛的政治規則，卻依然難以安心地創作。在一些專制社會裡，要不是其專制法規訂立明確，就是民間對社會上的政治潛規則相當了解，藝術家清楚知道「紅線」在哪， 因而也敢於創作上「玩擦邊球」，進而形成風險較低的異見藝術聲音；另一些異見藝術家則選擇用創作「踩線」，並甘於負上其中的政治代價。

現時香港不只沒有過去的創作自由，也欠缺「異見」的土壤，創作者現在經常掛在嘴邊的，不是「要創作自由」，而是「要守法」。在一個文明社會上，公民守法是一種常識，當人們經常聲稱「會守法」、「要守法」，就說明了他們對意外違法何等恐懼，更枉論是稍稍表現出「異見」的立場了。——一個可悲的現象是：仍然堅持異見的藝術家者通常都離開了，留下來的藝術家，則努力不去表露他們的異見。

另一種已成趨勢的生態是，創作者在言論上變得極為審慎、低調；創作和計劃申請變得保守，和作自我審查；同時也時刻保持心理準備，預期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誤觸紅線。正如馮䘵德所言，事件對業界士氣造成極大打擊，「以往係窒窒地，現在係好窒」（「以往是有點不順利，現在是很不順利」）。

這種窒礙感會持續下去，因誤觸政治禁忌而發生（在舊制度下無法想像）的荒誕之事，將會一直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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