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线”在哪，为什么不给艺术家清楚知道？｜香港戏剧协会被削资助事件

一个可悲的现象是：仍然坚持异见的艺术家者通常都离开了，留下来的艺术家，则努力不去表露他们的异见。

关于香港艺术发展局（艺发局）日前终止对“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的资助，香港坊间普遍认为，香港戏剧协会（剧协）会长冯䘵德于上星期五（1月19日）在记者会上的发言有理有节，既反驳了艺发局削减资助的理由，也道出了香港艺术界现时所面对的困境。可惜的是，剧协的回应并未能真正说中要害，尤其是有关近年香港文艺界特别关注的“红线”问题。

在艺发局关于扣减资助的声明里，坊间报导主要留意两点：一是在去届剧协主辨的“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中，主持提及“红桥”、“红线”，艺发局认为“意有所指、语带双关”；二是剧协邀请了时事漫画家尊子及前港台记者蔡玉玲任颁奖嘉宾，两人“当时充满新闻话题”，艺发局声称，“如果以此手法引起公众及媒体注意及制造社会话题，本局不能苟同，有必要决断作出下调资助的决定，表示不能接受”。理由当然荒谬，而剧协记者会的发言重点却不只对此作回应， 亦是希望局方发出更新的资助指引，即坊间所谓的“红线在哪里”的问题。

要求清楚指明创作上的合法底线，是现时香港整个文化界最关心、却一直不得要领的问题。这次事件正好说明了这条“红线”的本质：它从来不是一些清晰而易于辨识的法律或条文，而是一种无形的氛围。

所谓意见，其实是告发

冯䘵德的发言中表示，剧协收到艺发局削资时相当惊讶，原因是最初“通知”剧协削资的决定，却没有事前跟剧协约见沟通，也没有给予申辩机会。要注意的是，这次削资实质是“扣减”，即扣减原已获批、有关今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的资助，不予发放；而不是如过去很多艺团曾经历过的、削减下一期所批出资助的金额。同时康文署亦声明未能为今届颁奖礼提供或赞助场地。

这种做法并不寻常，过去亦绝少出现。艺发局审批资助机制运作多年，其中一个恒之有效的方法，是整个审批程序具有相当透明度，像由业界人士担任审批员、界别委员由业界民选产生。同时，亦有一个不属机制一部份、却相当普遍的行政习惯，就是艺发局的行政人员跟资助申请者的充份沟通和合作，他们主要是协助申请者完成整个申请和拨款程序，方便申请者能完成计划，而非留难申请者。这亦是是艺术界对艺发局最基本的期望。正如冯䘵德所言：

“艺发局不是带领我们去发展香港艺术吗？如果我们被外界不合理投诉，你不是去了解清楚来引导我们甚至保护我们？为何你会一厢情愿用一个角度主观判断，我们连申辩机会都没有。你就这样一纸公函来下这个决定？我们是惊讶的，毕竟好好地，这么多年的亲密拍档。”

所谓意见，其实是投诉。若在现今香港政治环境里，实质上就是“告发”。

我们无法从现时公开的资讯中，得知艺发局对剧协的削资决定怎样得出的，但局方的声明中有这样一句：“‘颁奖礼’后本局收到不少意见，指出颁奖礼的内容及安排有不妥之处，本局经深入了解后，认为有必要作出下调资助的决定。”

所谓意见，其实是投诉。若在现今香港政治环境里，实质上就是“告发”：“告发”剧协的活动有政治问题，或有违法风险。可是，不论艺发局还是剧协，都没有将种状况清楚道出，于是坊间就会得出一种观感，艺发局以“不妥”、“不恰当”、“损害或削弱艺发局声誉或对其造成不利影响”（资助合约中列明的条文）等空泛笼统的理由削减资助，是一种既无形又不符一贯做法的政治打压。

“有红线”这件事：不可谈

红线作为一种无形氛围，甚至可能不只是政府、某主要官员或官方资助机构有意为之的政治打压，亦可能是来自体制中不同层级和界别持份者的自我审查。

而剧协——以及现时仍打算参与资助机制的艺术——都不愿公开对此提出质疑，而是要求艺发局清楚说明现时的资助界线——即所谓“红线”。冯䘵德亦直言，他们已多次公开提问创作“底线在哪里”、“怎样才算违法”，却一直得不到明确的说法。而去届“香港舞台剧奖”主持人所讲的“红桥”（暗指红线）言论，就是“委婉提出心声和要求”。

要求清楚指明创作上的合法底线，是现时香港艺术界以至整个文化界最为关心、却一直不得要领的问题。这次剧协被削资的事件，正好说明了这条“红线”的本质：它从来不是一些清晰而易于辨识的法律或条文，而是一种无形的氛围。这种氛围甚至可能不只是政府、某主要官员或官方资助机构有意为之的政治打压，亦可能是来自体制中不同层级和界别持份者的自我审查。

在近年各种艺术、文化乃至其他社会资助的范畴里，早就弥漫著一种气氛：不论是申请者和拨款者都不知道“红线”在哪，他们往往只能依照当时的社会和舆论环境，主观判断哪些内容会有风险。去届“香港舞台剧奖”邀请尊子和蔡玉玲任嘉宾，其“不妥”之处当然不是他们是否艺术界的问题，而是他们是当时政治敏感人物。

外界很难得知艺发局内部是如何得出两人“不妥”而需扣减剧协资助的决定，但其实业内人士——包括资助申请者和拨款机制内部人员——都会隐约感觉到，这种“政治氛围”是怎样影响这种判断。

在近年各种艺术、文化乃至其他社会资助的范畴里，早就弥漫著一种气氛：不论是申请者和拨款者都不知道“红线”在哪，他们往往只能依照当时的社会和舆论环境，主观判断哪些内容会有风险。

事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发新闻稿称，政府支持和认同艺发局决定，认为政府资助只“用于支持内容合适的项目”，更指有意见认为艺发局是次决定，是扼杀创作空间的说法，是“本末倒置、混淆视听”。

杨润雄所代表的政府管治架构有没有直接干预艺发局的决定，目前公开信息中无从得知，但从他的言论中，可看到“红线”的另一本质：不可谈“有红线”这一件事。杨润雄指“扼杀创作空间”之言是“末本倒置、混淆视听”，其实就是艺发局批评“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中的“红桥”、“红线”发言是“意有所指、语带双关”的另一版本。这种政治氛围，终令民间对“红线”更难于把握。

艺术界参与公共事务方法的被打破

某程度上，这是香港艺术界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方式，并且是一种很务实的参与方法：它不是透过艺术创作讨论政治议题，而艺术界藉著跟政府和拨款机构的协商，以保护艺术业界自身的创作环境。

香港艺术界的审批和资助机制运作多年，艺发局成立更可追溯至殖民地时代的1995年。殖民地时代港英政府对艺术创作有审查机制，及至在九七前后，审查机制息微，取而代之在艺术界争相讨论的，是以公帑资助民间艺术发展的机制。

多年下来，很少出现直接因政治问题而不获资助的个案，反而长年积习之下，艺术界尤其是表演艺术界的创作是需要依赖政府资助才能生存。有一段时间，坊间有将政府资助艺术创作的制度讥为“文艺综援”，在过去公共论述中时有反驳回应和深入讨论，这是香港文艺史上不容抹煞的一笔。

同时，香港艺术界亦在这个资助制度逐步建立的过程，也找到应合制度的生存方法。例如，懂得写符合审批要求的申请书，对艺团的生活很重要，于是对艺术家对艺术行政能力就愈益重视了；又例如，积极连结跟自己美学观念相近的同业，组织参与申请成为艺发局审批员、甚至参加局内艺术界别的委员选举，都能影响整个审批制度的发展。

某程度上，这是香港艺术界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方式，并且是一种很务实的参与方法：它不是透过艺术创作讨论政治议题，而艺术界藉著跟政府和拨款机构的协商，以保护艺术业界自身的创作环境。

艺术资助制度的基本精神是：社会有扶植艺术创作的责任，艺术界则需要跟政府共同承担这个责任，艺发局的机制正正体现了这一点。多年下来，艺发局的审批机制、民选委员选举方式时有争议，愈来愈多艺术业界人士以不同方式参与修订有关机制，尽管一直未臻完善，时有为人垢病的机制和个案，但业界愈渐积极参与，无疑是自艺发局成立以来的大势所趋。

可是，现时的发展却是一场大逆转，昔日一切行之有效的审批制度、行政方式以及业界与政府内部人员的沟通和合作方式，似乎都堵塞了。冯䘵德所惊讶的，就是这种“亲密拍档”的关系好像一下子消失了，剧协在不知情、也没申诉机制的情况被削减资助，他们甚至连具体的削减准则也不知道，只能单凭对当前政治氛围的观感或主观判断，来揣摩“红线”所在。

创作自由的限度

事实上，一直以来，香港主流的剧场创作都没有鲜明的“异见”色彩，创作者大多倾向处理“文化政治”而非“现实政治”的问题，直至数年前在大型社会运动的影响下才稍有变化。

香港戏剧协会成立于1984年，“香港舞台剧奖”则在1992年开始举办，都早于艺发局的成立。一直以来，剧协在香港剧场界一直担当著类似中国的“会馆”或西方的“行会”（guild）角色，尽管剧协不能完全代表香港剧场界的主流美学及行业意见，但由于其历史悠久，也由一批在行内资深戏场人主持，剧协一直有团结业界的作用。

过去几年，受疫情影响，香港剧场界的生存相当困难，在过去几届的“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中，都设有勉励业界团结的主题，冯禄德在记者会列举了第28届“一团火”、第29届“Moving forward”、第30届“团聚”及去届“勇气”。事实上，相对于某些个别剧团和艺术家，剧协对于如何扣连政治与艺术创作的认知是相对保守的，而一直以来，香港主流的剧场创作都没有鲜明的“异见”色彩，创作者大多倾向处理“文化政治”而非“现实政治”的问题，直至数年前在大型社会运动的影响下才稍有变化。

不过，冯䘵德也在记者会引用《 诗经》一句，作为他对艺术的理解：“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何为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声称是“委婉地”道出创作者的心声与要求。按剧协在记者会的立场，此句可解读为希望艺发局（或政府）能与民间业界沟通，若获资助者误说了“不妥”的话，也应体谅，并给予改正机会（“言之者无罪”、“有则改之”）。

可是这一艺术家的“委婉”之言实在是可圈可点，此句亦可解读为对创作自由的追求，这一自由甚至包括对当权者的批评。一种理想的艺术境界是，艺术家能自由发表自己的创作，而不需要为其创作付出政治代价。但现实却是，创作自由永远是有限度的，即使不是政治打压，社会禁忌、道德规范和风土习俗都会对创作者作出一定程度的制约。

一个艺术家若自我定位为“异见者”，他必须先对社会上各种的禁忌有所了解，才会透过创作去挑衅、僭越这些禁忌界线；另一方面，亦有大量艺术家没打算自诩为“异见者”，因此也努力在创作上小心不僭越禁忌。这种“创作自由的限度”其实是指：艺术家自有其对社会体制的认知，他们需要按照这一认知，选择僭越还是不僭越其中的禁忌。

一种理想的艺术境界是，艺术家能自由发表自己的创作，而不需要为其创作付出政治代价。

对意外违法何等恐惧

即使艺术家和艺团已很愿意遵守日益严苛的政治规则，却依然难以安心地创作。现时香港不只没有过去的创作自由，也欠缺“异见”的土壤，

今天香港戏剧界乃至整个文艺界对现时政治氛围的无所适从，在剧协这一事件上表露无遗。即使艺术家和艺团已很愿意遵守日益严苛的政治规则，却依然难以安心地创作。在一些专制社会里，要不是其专制法规订立明确，就是民间对社会上的政治潜规则相当了解，艺术家清楚知道“红线”在哪， 因而也敢于创作上“玩擦边球”，进而形成风险较低的异见艺术声音；另一些异见艺术家则选择用创作“踩线”，并甘于负上其中的政治代价。

现时香港不只没有过去的创作自由，也欠缺“异见”的土壤，创作者现在经常挂在嘴边的，不是“要创作自由”，而是“要守法”。在一个文明社会上，公民守法是一种常识，当人们经常声称“会守法”、“要守法”，就说明了他们对意外违法何等恐惧，更枉论是稍稍表现出“异见”的立场了。——一个可悲的现象是：仍然坚持异见的艺术家者通常都离开了，留下来的艺术家，则努力不去表露他们的异见。

另一种已成趋势的生态是，创作者在言论上变得极为审慎、低调；创作和计划申请变得保守，和作自我审查；同时也时刻保持心理准备，预期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误触红线。正如冯䘵德所言，事件对业界士气造成极大打击，“以往系窒窒地，现在系好窒”（“以往是有点不顺利，现在是很不顺利”）。

这种窒碍感会持续下去，因误触政治禁忌而发生（在旧制度下无法想像）的荒诞之事，将会一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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