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殺與紋身：女性的恥辱，或女性的救贖

在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岸邊，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山間，總能看到許多戴着各色頭巾、身着各式長袍的中老年女性。她們的皮膚雖因風吹日曬而變得褶皺，但在她們裸露的面部與手部，常有些青色的紋身清晰可見。不同的紋樣已融入她們的身體，成為不可磨滅的印記。這些紋身如同日記，從她們的身體裏發散出快樂、希望、痛苦或恐懼。

紋身的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四千多年。在美索不達米亞，紋身也被認為起源於伊斯蘭教出現之前。傳統上，通過混合女嬰母親的乳汁（現也用羊乳替代）、菸灰、甚至動物膽汁，紋身得以着色，因為人們相信母乳可以使紋身永久化。通常，一位經驗豐富的老婦人先在皮膚上畫出圖案，再用縫衣針打上一些小孔，而後塗抹混合物，使之滲入皮膚。繪製紋身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而這種印記將持續一生。

除了起到裝飾作用，不同紋身式樣往往反映了不同的族群身份，人們能夠通過辨認傳統紋身圖樣來確認擁有者歸屬的部落、家族或民族。雖然伊斯蘭教禁止偶像崇拜，紋身也成為被禁止的對象，但其仍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庫爾德、貝都因等族群裏作為身份的符號得以延續。

然而，並不是每一種在這片土地上綻放出的紋身都象徵着自己族群的驕傲。對於從亞美尼亞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女性而言，銘刻在她們身上的紋身是野蠻的標誌，是過去被囚禁或同化的記錄與再現。

亞美尼亞女性紋身：抹不去的創傷記憶

上世紀的那場大屠殺始終是亞美尼亞人揮之不去的噩夢。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擔心領土內的亞美尼亞人尋求獨立，奧斯曼帝國對其轄區內亞美尼亞人進行屠殺與驅逐，而庫爾德人在這場屠殺中也成為了土耳其人的幫兇。一戰後，土耳其獨立戰爭期間，倖存的亞美尼亞人再度在土耳其國民運動中遭到種族清洗。根據不同資料統計，屠殺約造成60-180萬亞美尼亞人死亡。

而亞美尼亞女性在這場種族滅絕中遭受的系統性暴力是殺戮的延續。當亞美尼亞人被驅逐至敘利亞的沙漠中，成年女性、女孩與男童遭到土耳其士兵的強姦、肢解與酷刑。羅傑·史密斯在他的《種族滅絕與強姦政治》中引用了這樣的證言：「村裏所有十二歲以上的女孩，以及一些更小的女孩，都被強姦了」；「他們在我們面前強姦我們的女孩，這在強迫流放的過程中是很常見的。他們經常侵犯八歲或十歲的女孩，導致許多人無法行走，並被槍殺。」亞美尼亞女作家愛麗絲·塞默吉安（Elyse Semerdjian）認為，種族滅絕是一個女權主義問題，尤其是當這些女性身體被另一個社區佔用以誕生一個不同的民族或國家時。

在漫長的驅逐中，等待亞美尼亞女性的不只有土耳其士兵的強姦與鎮壓。一些癱倒在沙漠中奄奄一息的女孩被生活在當地的阿拉伯等遊牧部落（貝都因人）救起，但這卻成為了另一場噩夢的開始。女孩們被迫成為妻子或奴隸，甚至在各部落之間被販賣。為了不讓土耳其士兵發現這些混在貝都因人之中、不會說阿拉伯語的亞美尼亞面孔，保護自己的「財產安全」，遊牧部落與奴隸主們在女孩的臉上與身上刺上屬於這些部族的紋身，使她們從外表開始融入當地族群。

在其作品《遺蹟：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的具體檔案》（Remnants: Embodied Archives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塞默吉安記錄了許多亞美尼亞大屠殺女性倖存者的流亡經歷。其中，一位名為阿加芙妮（Aghavni）的女性在流亡途中失去了自己的親人，而昏厥的她被當地納瓦爾（Nawar）部落的一位男性擄走。在男子的家中，她和他的家人們生活在一起，卻常被他們指派苦役勞動，或遭受他們的打罵虐待。沒過多久，她突然被鄰居家的女性帶走，進行紋身。因為那時的她不會說阿拉伯語，她不明白這一切是為什麼發生的。在回憶這段經歷時，阿加芙妮痛苦地表示：「女鄰居把我的手腳綁起來，並開始用大針刺在我的臉上。我因這種從未感受過的痛苦和恐懼而尖叫，而家裏的孩子們則用棍棒毆打我的身體，讓我安靜下來。」

紋身的經歷成為阿加芙妮生命裏又一個創傷，而她的流亡之路並未因此結束。在被紋身之後，她被轉賣給一位阿勒坡的阿拉伯貴族。出於恐懼，她和另外兩名與這位貴族同住的亞美尼亞人整整三年都不敢踏出家門一步，因為她們覺得所有亞美尼亞人都已經從地球上消失了。直到第四年，曾經短暫統治過敘利亞地區的費薩爾一世（Faisal I）下令營救亞美尼亞人，使他們與原來的社區團聚，阿加芙妮才被一名神父與兩名來自阿勒頗亞美尼亞主教團代表帶回了亞美尼亞人收容康復中心。

該中心是從阿勒頗附近所有庫爾德與阿拉伯部落救回的亞美尼亞女性的聚集地。從女童到年長的婦女，這裏遍布着各個年齡段的亞美尼亞女性。阿加芙妮表示：「許多人的臉上都有像我一樣的紋身，她們表情冷漠，似乎早已接受了她們的厄運。」根據統計，約有10-20萬亞美尼亞女性與孩童被強制皈依伊斯蘭教，融入了穆斯林家庭，而超過10%的亞美尼亞女性在大屠殺中獲救後，她們的身上會留下屬於土耳其、阿拉伯或庫爾德部落的紋身。

在獲救之後，女性們嘗試努力恢復亞美尼亞認同。然而，這些紋身使得她們被外界視為穆斯林，紋身被認為是奴隸主或皮條客的烙印、「土耳其符號」或「惡魔標誌」，所有這些都讓亞美尼亞女性受到玷污。屠殺與侮辱記憶的喚醒因紋身的存在而具有持續性，並且隱藏在細碎的生活瞬間。「每天早晨，當我看到青色的紋身將永遠損害我美麗的容貌時，我都帶着某種恐懼感走到鏡子前整理頭髮。就像不可磨滅的烙印一樣，每一天、每一刻，或許直到我生命的盡頭，它們都會讓我想起我過去的經歷，」阿加芙妮表示。

更嚴重的是，紋身不僅是瀕臨死亡的見證，還是再度經歷社會性死亡的引線。女性的額頭上刻下了整個民族的悲劇，這種隱藏的恥辱使紋身以及倖存者身體成為種族滅絕經歷的歷史記錄，併成為倖存者社區中的創傷記憶。阿加芙妮重返正常生活後開始上學，她順利地獲得獎學金，進入護理學校上學。然而，在學校裏，她總被奇怪的目光注視，甚至遭到了同學的孤立與霸凌。她覺得，自己受到了亞美尼亞社區的冷落，幾乎無法進行日常的社交生活。她引用了亞美尼亞複合詞「jagadakir」描述自己的處境——這個詞的字面意思是「寫在額頭上」，即將「額頭」的名詞與「書寫」的名詞結合起來，而複合詞的含義則是「命運」 」、「宿命」、甚至「厄運」。

研究「記憶」的女權主義歷史學家胡裏格·阿塔裏安（Hourig Attarian）認為，通過在亞美尼亞女性的臉上，通常是額頭上的兩眼之間，刻上其他民族部落的紋身，這些女性的身體被「地域化」，使她們成為「俘虜」與「所有物」。身體上的記號形成虛擬的「監獄」，使倖存的女性感到羞恥，從而不斷進行自我否定，不敢言說自己的遭遇。同時，這種記號象徵性地銘刻了更廣泛的亞美尼亞社區所遭受的可怕命運。紋身使女性身體與創傷記憶直接相連，成為視覺上無法逃避的記號，使想要忘掉傷痕的社區不得不迴避她們的存在。雖然也有一部分人理解他們的女性同胞，並表示這些紋身是代表「生存與勇氣的美麗標誌」，但亞美尼亞社區與紋身女性的緊張關係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

二次創傷記憶並非僅植根於個人經歷，而是通過圖像、敘述和講故事傳播，形成一系列共同記憶。當後代努力應對碎片化的後記憶時，紋身作為「殘留物」也成為民族精神代際創傷的非物質痕跡。蘇珊·卡達利安（Suzanne Khardalian）的紀錄片《奶奶的紋身》講述了自己奶奶作為亞美尼亞倖存者的故事。由於「奶奶」的無法言說的創傷經歷，她總讓晚輩們覺得陌生而可怕，她臉上的痕跡甚至被描述為「幽靈般的紋身」。蘇珊坦誠：「那時候，我一直不喜歡我的奶奶……當她每天早上走下那二十級台階、在角落裏坐上好幾個小時的時候，我們都因為她令人窒息的存在而感到噁心。」

整整一個世紀以來，有紋身的亞美尼亞婦女一直生活在陰影中，無法與她們受傷的皮膚上屬於外來文化的符號和解。她們用化妝品遮蓋紋身，或者希望通過手術徹底去除皮膚上的紋身，試圖清除那些她們皮膚和記憶中不可磨滅的創傷，掩蓋一個民族曾被摧毀的恥辱。直到徹底去除了臉上的紋身，阿加芙妮才停止了自我否定，真正感覺到自己被亞美尼亞社區重新接納。

雅茲迪女性紋身：最小的抵抗

在敘利亞北部的雅茲迪村莊，庫爾德女孩薩勒娃（Salwa）展示了她手腕處的太陽與月亮紋身：「現在，雅茲迪女孩的手上或腳上都會有類似的紋身，經歷了『伊斯蘭國』的種族清洗，父母們總希望我們能帶着這些印記，能夠得到神聖力量的保護，防止因悲劇再次發生而走散。」薩勒娃的話勾起了九年多前針對雅茲迪人的種族清洗的回憶。但與亞美尼亞女性截然相反，對於庫爾德雅茲迪女性來說，紋身則是「勇氣與反抗」的象徵。

在雅茲迪社區，傳統紋身被稱為「teq」，並被人們賦予了積極的意涵。例如，雅茲迪教認為「太陽」與「月亮」是「高貴與神聖力量」的標誌，因此，「太陽」紋身代表着「力量、勇氣、聰慧」，有着這種紋身的女性，被認為將不會在轉世之時遭到烈焰的焚燒；「太陽」與「月亮」紋身還意味着「健康與永生」。「眼睛」與「十字型」紋身被認為可以抵禦他人的嫉妒。「生命之樹」的紋身從腳裸延伸至脣側，意味着生命的開始與結束。而紋在孩子身上的青色小圓點，寄予了「健康長大」的希望——因為在古代，早夭的孩子數量衆多。同時，女性的「deq」紋身很早便有着抵抗與革命的意味：由於男人不喜歡親吻嘴脣有紋身的女性，女性特意繪製圖案，將黑色的圖樣紋在她們的脣上，以反抗男性的親吻。

雅茲德教出現於12世紀，受到伊斯蘭教尤其是蘇菲派影響，同時在更大程度上保留了前伊斯蘭時期，尤其是瑣羅亞斯德教的神話、象徵、儀式、節日與傳統。因此，被伊斯蘭教禁止的偶像崇拜，廣泛地出現在雅茲迪文化之中，也通過紋身將這些象徵保留在信徒的身上。傳承紋身文化，也是一種對於盛行的伊斯蘭主流文化的反抗。

作為一種少數教派，雅茲迪人長期受到主流族群的排斥與迫害，甚至在庫爾德民族內部也被邊緣化。從 16 世紀末和 17 世紀初開始，雅茲迪人開始面臨穆斯林對他們「魔鬼崇拜」的指控。雅茲迪人信仰 「孔雀天使」（Tawûsî Melek），但因其形象很像《古蘭經》中對「撒旦」（魔鬼）的描述，雅茲迪人遭受了強迫改宗、鎮壓、屠殺等暴力。為堅持自己的信仰，雅茲迪人一直以來生活在地理位置偏僻的山區，極少與外族通婚，不接受宗教皈依者，形成了一種與世隔絕的文化。

然而，雅茲迪人的避世並沒有阻止他們後來的悲劇。2014 年8月，「伊斯蘭國」武裝分子佔領了伊拉克北部辛賈爾及其周邊地區，開始了針對雅茲迪人的屠殺。據聯合國統計，「伊斯蘭國」屠殺了5000名雅茲迪男性，綁架了約7000名雅茲迪女性。

這些婦女與女孩被迫淪為恐怖分子的性奴，在「伊斯蘭國」的奴隸市場上被販賣，遭到虐待。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哈勒·埃斯凡迪亞里（Haleh Esfandiari）描述「伊斯蘭國」武裝分子針對女性的虐待行為時表示： 「他們通常將年長的婦女帶到臨時奴隸市場並試圖出售她們，年輕的女孩（甚至9、10歲的女童）被強姦或嫁給武裝分子。但這只是臨時婚姻，一旦這些武裝分子與這些年輕女孩發生性關係，他們就會將她們轉給其他戰士。」被俘虜的雅茲迪婦女與兒童經常被多名男子強姦，他們相信，如果一名非穆斯林女性被十名「伊斯蘭國」武裝分子強姦，她就會成為穆斯林。

與此同時，「伊斯蘭國」還會針對「未皈依」的雅茲迪女性實施各種形式的生殖暴力，以阻止生育，因為他們只允許生育穆斯林嬰兒。雅茲迪女性被迫服用或注射避孕藥，而被發現懷孕的女性則會遭受手段殘忍的強制墮胎。此外，在與恐怖分子生活時，拳打腳踢對於雅茲迪女性只是家常便飯。更有甚者，在與庫爾德人的交戰中，這些女性會被恐怖分子用來充當「人盾」。由於不堪忍受折磨，數百名雅茲迪女性曾在被囚期間自殺。

然而，面對恐怖分子的暴行，雅茲迪女性並不只有被動地接受。來自敘利亞北部的女性庫爾卡（Khulka）回憶起在被「伊斯蘭國」監禁期間，她曾試圖用最樸素的方式記錄信息、進行抵抗。她採取傳統紋身的製作方法，將剛剛生產完的婦女的乳汁與灰燼混合，用偷來的針在自己身上紋下了丈夫與父親的名字——為了在她被殺後，屍體能夠被識別並歸還給家人。她使用同一根針和一些可用的線，將手機裏的姓名與號碼繡到內衣上，以便能夠找機會與家人取得聯繫。同時，她還幫助其他女性在衣服上縫上或在身體上紋上她們所愛之人的姓名與號碼，用身體傳遞信息，使她們獲救後能及時與家人取得聯繫。

與此同時，許多沒有被擄走的雅茲迪女孩們開始接受軍事訓練，加入辛賈爾抵抗組織（Yekîneyên Berxwedana Şengalê，YBŞ）的雅茲迪汗婦女部隊（Yekinêyen Jinên Êzîdxan，YJÊ），在戰場上抗擊「伊斯蘭國」。女兵們將「شەنگال」（南庫爾德語：辛賈爾）紋在自己的手上，以警醒自己是為故土與同胞而戰。在2015 年11月的辛賈爾攻勢中，雅茲迪人聯合其他庫爾德武裝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將「伊斯蘭國」武裝分子趕出辛賈爾，切斷其在敘利亞與伊拉克之間的補給路線。

然而，根據國際移民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的數據，雖然約有3500名雅茲迪女性逃脫或獲救，但仍有2700名雅茲迪女性與兒童失蹤。「伊斯蘭國」被擊敗後，武裝分子及其家人逃往不同地區，這些人四散在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等地的難民營中，有的甚至逃亡歐洲。其中，位於敘利亞北部的Al-Hol難民營是恐怖分子及其親屬的主要收容地。目前，該難民營由庫爾德人控制的敘利亞民主力量（Syrian Democratic Forces，SDF）管理。隨着「伊斯蘭國」的瓦解，該難民營的規模急劇擴大。截至2021年2月，該營地人口已超過60000人。在該營地內部，人們仍恪守極端主義的思想，受「伊斯蘭國」秩序控制，暴力衝突事件頻發。

而被俘虜的雅茲迪女性也在這裏被陸續發現。致力於營救雅茲迪女性的巴扎德·法赫蘭（Bahzad Fahran）表示，「伊斯蘭國」殘餘分子仍在通過網絡，尤其是Telegram，展示照片與信息，販賣被俘虜的女性。在群組裏，雅茲迪式的「deq」紋身與親人名字的紋身成為辨別她們的標誌之一。「我們會使用假名或借用『伊斯蘭國』武裝分子的名字進入這些售賣女孩的群組，」法赫蘭表示，「聊天記錄會提供被綁架的雅茲迪人所在位置的詳細信息，我們會聯繫住在附近的人幫忙尋找。」

然而，雅茲迪女性俘虜往往被雪藏在房屋或帳篷內，不被允許外出，營救者很難獲得她們的準確位置。營救女孩的人們往往通過走私者、花費上萬美元買回這些女孩——他們常被威脅如果不支付相應價格，女孩便會被賣給營地裏其他的「伊斯蘭國」殘餘分子。對於雅茲迪人來說，進入營地是危險的，一旦被發現，便會遭到殘餘恐怖分子的生命威脅。然而，為了營救出更多姐妹，許多重返「正常生活」的雅茲迪女孩自願喬裝回到營地打探情況，只因她們對那裏的情況更為熟悉——儘管那裏曾給她們帶來無數的創傷，而她們也會面臨新的風險。

如今，紋身在雅茲迪社區仍然具有豐富的意涵。對於雅茲迪大屠殺倖存者以及那些仍然處在流離失所狀態或生活在難民營中的雅茲迪人來說，傳統的「deq」紋身是雅茲迪文化身份的象徵，並與他們在種族滅絕之前的生活緊密相連。對於曾經遭到「伊斯蘭國」監禁的雅茲迪女性來說，她們身上的紋身是罪行的見證與控訴。除了像庫爾卡一樣在身上刺上親人的名字，女性們還用各種形式進行詮釋。例如，來自伊拉克北部的萊拉·沙莫 (Laila Shammo) 在手臂上紋上了伊斯蘭國進入辛賈爾的日期，提醒自己不要遺忘這段屈辱的歷史。

同時，許多逃出魔窟的女孩還將紋身視為「自由」、「和平」的標誌，通過主動繪製新的紋身紀念她們的重獲新生。「2014年8月的那個夏夜永遠改變了我的生活，也永遠改變了我的故土與這片土地上孩子們的生活。『伊斯蘭國』襲擊了我們，我是他們手中的數千名雅茲迪婦女與女孩之一。我在敘利亞被囚禁了五年，當我看到一隻蝴蝶飛舞時，我看到了希望，」來自伊拉克北部的薩拉布（Sarab）說：「當命運讓我能夠重返家人身邊以後，我決定在手上紋一隻蝴蝶。我喜歡那隻自由的蝴蝶，它不傷害任何生物。」

而營救被拐雅茲迪女性的工作仍在繼續。正如紀錄片《Sabaya》中由雅茲迪人穆罕默德領導的營救團隊所說：「雖然這很危險，但我們會繼續下去，因為每逃離一個女孩對他們來說都是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