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書店打工手記：上海是個大商場，我是時薪22塊的兼職店員

【按】2023年7月底，河北涿州作為環京津冀圖書出版行業的「庫房重鎮」，因受「杜蘇芮」台風影響，書庫被淹，也再次將實體書店拉入聚光燈下。

據《2020-2021中國實體書店產業報告》顯示，2020年全國有4061家實體書店新開面世，有1573家書店關門，是2019年閉店數量的3倍多。2023年8月31日，上海衡山·和集書店因租約到期而房租太高而閉店。再往前，2021年12月10日，開了22年的上海復旦舊書店因區域整改而閉店；再往疫情之前的2017年底，在上海開了二十年的季風書園閉店，這家書店鼎盛時期曾有8家門店。獨立書店、民營書店的黃金時代，自九十年代到2008年，一去不復返。儘管實體書店銷售碼洋數字這幾年不斷減少，新書店數量卻在逐年增加（《2023年中國實體書店產業鏈、數量及銷售圖書碼洋規模分析》——共研網），2023年1月，蔦屋書店在上海的第三家門店開業。2023年10月28日，上海書城全新開業。這些「最美」書店，是實體書店的未來嗎？洪水早已退去，一些書仍泡在「洪水」中。

本文作者是旅居上海的愛書人，也是文學創作者，他通過手記紀錄了2023年自己在上海書店打工的經歷和見聞。

要在書店打工，必須安裝釘釘

「一切都睡了。一排排的書籍在酣睡。
詞語的河流在睡，覆蓋遺忘的冰層。
所有的話語都在睡，帶著其全部的真理。」
——布羅茨基

這片地處黃浦江以東、川楊河以南的區域，自2015年9月9日，開發招商、引入香港怡和集團之後，這裏就從原來的荒地變為「一只金靴子」，它的定位是上海的「第二個陸家嘴」，香港的「中環」。

在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二圓舞曲》裏，我踏階而下，拿著兩本書來到面試我的店長M面前，陳述我選它們的原因：韓麗珠的《離心帶》我沒看過，但我很喜歡她的散文集《回家》，她用一種內在的語言將現實社會問題連結起來，大陸這邊同时代的沒有像她這樣的作家。《氣球》原小說不太記得，但是電影的視覺記憶蠻深刻的，萬瑪才旦會讓我想起同是作家出身的韓國導演李滄東，他的故事才說了一半就去世了，挺惋惜的。

「書選得不錯。」M說。

我問她時薪多少。

「22。」

雖然知道文化產業薪酬低、大家都是靠愛發電的「行規」，我還是怕自己沒聽清，又問了一遍。

「22塊錢一小時，每個月15號發工資。兼職一般排中班，工作時間是上午11:30到晚上8點。」M答道。（註：本文所涉及金額皆為人民幣）

聽到時薪22塊，和我之前在國金中心 IFC 的服裝店、芮歐百貨的鞋店做兼職的時薪一樣時，我就安慰自己：在商場打零工都是一個價，在這裏我還能看書呢。當我聽到她叫我下載一個釘釘APP，上下班必須釘釘打卡時，我想我可以不用來了。

「想想你每個月的房租，」腦海中響起了另一個聲音。

窗外，前灘南區正在如荼如火的建設中。這片地處黃浦江以東、川楊河以南的區域，自2015年9月9日，開發招商、引入香港怡和集團之後，這裏就從原來的荒地變為「一只金靴子」，它的定位是上海的「第二個陸家嘴」，香港的「中環」。

這是我第一次來庫布里克 Kubrick 書店，書店邊上就是百老匯旗下的電影院，店門口是餐飲區，走進店內，就著爆米花的香味，過了廚房吧台，到了裏面，才能看出這是一家書店：右側的藝術類書架、每月主題書選陳列架，左側是新書陳列架，巨大落地窗前的座椅是餐飲區，沿著大台階往上走，才是閱讀區——文學類、社科類、城市建築類、自然科學類等書籍有序地排放著，等待被閱讀。若不是在微信搜索書店兼職招聘，若不是那條招聘文末的介紹，我都不知道這裏有家庫布里克書店。至於之前那家已於2020年閉店的庫布里克，我也是聞所未聞，一聽開在說出來拗口得不行的「置匯旭輝購物廣場」，便暗含了關門大吉的命運。

時薪22塊，和我之前在國金中心 IFC 的服裝店、芮歐百貨的鞋店做兼職的時薪一樣時，我就安慰自己：在商場打零工都是一個價，在這裏我還能看書呢。

不管去什麼城市，獨立書店、舊書店是我必去之地，我喜歡淘書、約朋友在書店見面。疫情之後，我去書店的次數就少了。我的農村老家別提書店，就連村裏唯一的小學現在都變成了農家樂。

走到了這裏，抬頭是帕索里尼的《豬圈》、馬丁·斯科塞斯的《出租車司機》、大衛·芬奇的《搏擊俱樂部》、弗里茨·朗（Fritz Lang）導演等電影海報，低頭是書架上的洪範書店出版的西西作品集、一整套的華文書寫實驗《字母會》、《印刻文學生活誌》等港台書籍雜誌，我開心得像是掉進了米缸的老鼠。

就這樣，2023年夏天五月份，我開始了在庫布里克書店當兼職店員的日子。

書店離我的住處有20公里遠，地鐵來回，票價8元。每次去上班，我要乘坐地鐵7號線在耀華路站轉乘8號線，坐到東方體育中心站，全程大概一個小時一刻鐘。東方體育中心站，原名濟陽路站，於2011年為配合第14屆國際泳聯世界錦標賽的召開而改的名。出了站台，站在三線換乘的地鐵口，我暈頭轉向，找到2號口，過了閘機，一路狂奔，氣喘吁吁到了書店門口，打開釘釘APP, 趕在最後一秒打了卡。

同事F帶我去了樓下的倉庫拿工服，給我指了更衣室、休息室的位置。「你們一般在哪吃飯啊？」我問了她重要的問題。「我們一般都是叫外賣，或者你去B1的7-11，都可以的。」F告訴我，中班晚飯時間半個小時，但不要在早班同事6點下班的時間去吃晚飯，店裏需要一直有人在。此刻，剛來不久的全職店員W坐在櫃檯裏包書。

上來書店的時候，有兩位客人在閱讀區，一個換著各種姿勢來拿書——書攤在腿上、書擋住一半的臉、將書合攏放回書架，再配上相應的表情，一個舉著手機給對方拍照。「這種情況，要不要制止？」我問F。「隨她們去吧。」F一副見怪不怪的樣子，說只要她們不影響其他客人、不把書拿到餐飲區就行了。F之前在庫布里克深圳店上班，因為疫情影響，深圳店於2021年閉店，同年9月底，她來到再度開業的上海店。在我們說話的時候，兩位客人拍照的場景已挪到大台階上。「不管跟客人說什麼，你都要保持禮貌」，F以一種過來人的口吻告訴我，「接到客訴可就不好了」。這時，那兩位客人拍照的場景已經換到了落地窗前。F上前去提醒她們書不能拿到餐飲區，「這兩本書我們要買的」，只聽見其中一個女生如此回覆。

我轉身去見M。

「你這個月的工作重點就是怎麼從我們書店的角度來寫這次的活動內容」，M吩咐道，接著將相關資料發給我，順手給了我那位活動嘉賓要簽售的書，叫我拿去看，預備5月20日那天公眾號發布推送。我前面想著諸如「荔盡一生，我枝愛你」的爛諧音梗，後面就翻起了店長給我的書——一位前記者從上海回鄉賣荔枝的創業故事，心想這種書也會有人買嗎，現在的讀者真不挑。當然，更大的疑惑是，我怎麼拿著22塊的時薪幹起了文案策劃的活？於是，拿起手機點外賣，有起送費，加上配送費、打包費，減去優惠券，一份牛雜粿條需支付25元，一個小時的薪水都不夠花的。

與同事C聊起，她告訴我，全職店員薪水每月稅後也才五六千元左右，「在上海，這點錢也只夠生活了」。她原來和我一樣也是兼職，疫情時辭掉了原來媒體行業的工作，她是社會學畢業的，後來看到書店在招人，就來了。「反正離家也近」，她加了一句。原來是上海人。「我也要給家用的。」C說。拎著外賣到了休息室，已有幾個在影院工作的同仁在裏面吃飯，說著上海話。W從微波爐裏端出熱好的飯菜，說是她爸爸給她做的愛心便當——上海炸豬排。吃著軟塌了的粿條，心裏不免羨慕起本地土著來，不像我們這些外地人，到頭來都是給房東打工。

第一天上班，人昏昏沉沉的，不會是要陽了吧，不知道早上出門前吞的那粒布洛芬能不能止得住。晚上8點，我拖著疲憊的身軀，出了書店，掏出手機，打卡下班。

據上海購物中心協會發布的《上海購物中心2022-2023年度發展報告》指出，2023年，上海3萬平方米以上購物中心總量將超過400家。如果一個週末逛一個商場，全部逛完大概要9年，而這9年間，又會持續不斷地開出新商場。

「小姊姊，能麻煩你幫我們拍張照嗎？」一個年輕女孩拿著手機朝我跑來。我用手機鏡頭將女孩和她的朋友及草間彌生機器人框進同一個畫面裏。「謝謝！」女孩拿過手機，便和朋友一起低頭欣賞起來。

下了扶梯，鑽進地鐵站。回到家裏，已近十點。躺倒在床上，就睡了。半夜，我發燒了。吃了退燒藥，昏睡過去。第二天醒來，咽喉疼痛如吞刀片，跟店長請了病假。晚上，再次發燒。第三個晚上，高燒反復。身體在與病毒竭盡所能的肉搏過程中，與龐大愚弱暴力的體制近身纏鬥所帶來的身心俱疲如出一轍，無力、沮喪、疲憊、崩潰一一襲來，意志和肉體齊齊倒下。

「你身体好了麼？」

一週後，在去書店上班的地鐵上，我收到了店長M的問候微信，叫我到了店裏直接去她辦公室。到了東方體育中心站之後，我換了一條抵達書店的線路。我在地下一直走著，穿過漫長幽暗的地下隧道，城市的季風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吹來，盡頭亮起了螢火蟲一樣的綠光。

書成了裝飾品

「我們知道，我們不敢被允許使用你的名字。
我們知道你不可言說，
貧血，虛弱，像一個孩子
疑心這神秘的傷害。」
——扎加耶夫斯基

走過一排排黑紅相間的書架，腳下的木地板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響，牆上的維特根斯坦、卡爾維諾、哈維爾從黑白照片裏向我投來另一個時空的目光。有個戴著眼鏡、學生模樣的人坐在地上閱讀。像是瀏覽自家的書架一樣，我迅速抽出想要翻看的《到芬蘭車站》，透過空隙，是一位頭髮眉毛都花白的老人在看書。每天下午兩點鐘，他離開暫住的錦江飯店，來書店待上兩個小時，才回去吃晚飯，連續七天都如此。再一轉頭，是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將兩本書交給身邊的中年男人，那男人在櫃檯前付了帳，攜著老人離去。有堆書堆得很高很高，走進一看，是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984》，還有外研社出版的英文版的奧斯汀的《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在《辛德勒的名單》的背景音樂裏，經過狹長的咖啡廊。碧綠色的老式檯燈下，一杯咖啡，和一個正在寫作的作家，坐在她邊上的另外一人不時將臉從書裏浮出，望向門口的位置，他或許在等人。地鐵裏的風呼嘯而過，書頁翻動，書店裏的人一下子多了起來，狹窄的過道擠得很滿，有的人只能站著。過了一會，有人舉手提問，有人回答，有人談不同的見解，有人袒露內心，句子從耳朵邊滑過，然後響起了討論聲。

「他們選書很用心，關門太可惜了。書店確實不容易，但如果一個城市沒有書店也不像話。一塊土地不能只種莊稼，不種水果和鮮花。」說這話的是一位家住浦東的高先生，他是下班之後特意趕來的，當晚買下七千多元的書。

「我從1997年開店就來光顧了，我是看著它成長起來的。」說這話的葛先生，有幾年時間，他每天中午都會來書店轉一圈，以此作為午休，因為他上班的地方就在陝西南路站附近。

越來越多的書店，因為運營艱難，一遍賣咖啡賣酒，或者賣些其他的什麼，書被弱化了，甚至變成了裝飾品，這不是本末倒置了嗎？「一個沒有書店的小鎮，也許並不需要一家書店」，菲茨傑拉德在《書店》裏如是說。

風呼嘯而過，眼前的貨架上擺放的是零食、飲料，店員正在上架麵包。過了地鐵閘機的乘客，快步走了進來，拿起貨架上的瓶裝水，走向自動收銀的機器前。門頭上的綠色燈牌寫著「逸刻EGO」。

三線換乘的陝西南路站，其中10號線、12號線各有兩個出口直接通往iapm環貿廣場，1號線一個出口直接通往百盛購物中心、一個口通往巴黎春天商場。據上海購物中心協會發布的《上海購物中心2022-2023年度發展報告》指出，2023年，上海3萬平方米以上購物中心總量將超過400家。如果一個週末逛一個商場，全部逛完大概要9年，而這9年間，又會持續不斷地開出新商場。

我坐上直升地面的電梯，到了三樓，過廊橋。遙遙望去，四樓的「天空環道」上已有將太古里當公園逛的阿姨爺叔在拍照。前灘太古里整個商場的幾棟建築之間，彼此打通，由廊橋接通，不同於一般商場，它的室外露天面積佔據大半。「風景老好看的。」一位阿姨舉著手機拍藍天白雲。

到了辦公室，才知道同事F和財務也發燒了、請了病假。「你今天還是別去書店那邊了，這個病毒說不定的。」M說這話的時候，自己也沒戴口罩，她說她免疫力比較強不怕傳染，那篇文章先按照我的想法寫。我還以為520的日子過掉了，文章不用我寫了呢。屎上雕花的工作，可真難啊。「要不，我們圍繞這個主題寫推薦書單？」我問她。於是，她帶著我去書店選了一堆與自然農法、自然飲食相關的書，搬到辦公室。接著，我就窩在一堆書裏，翻書。

「寫文案，能有另外的補貼嗎？」我臉埋在書裏，假裝漫不經心地問道。

「沒有。」M答道，她說書店的營業額數字很難看，她沒辦法跟老闆提要求。我猜想這也是書店還兼做餐飲的緣故吧。越來越多的書店，因為運營艱難，一遍賣咖啡賣酒，或者賣些其他的什麼，書被弱化了，甚至變成了裝飾品，這不是本末倒置了嗎？「一個沒有書店的小鎮，也許並不需要一家書店」，菲茨傑拉德在《書店》裏如是說。在上海這樣商業化的城市，是不是我們每個人都在驅逐書店，甚至驅逐創作者？我的一位年長朋友曾寬慰我說，一些空間消失了，必定生長出別的東西來。那麼，現在的書店形式，就是新生長出來的嗎？

「逛商場和逛書店的客戶群，不是同一批人。」我分析道，並認為選址有問題，北京那家庫布里克才像獨立書店。談及獨立書店的涵義，北京萬聖書園的創始人劉先生概括為「獨立於政治，獨立於商業，獨立於讀者」，貴州西西弗書店創始人薛先生曾補充說，「獨立於商業，不代表脫離市場，而應該順應自由市場的規律，並做市場的前行者，而對讀者，則應該是一種共同參與相互成就的過程」。薛先生將獨立書店比喻成現代文明社會的教堂，而這個書店的老闆就是傳教士，讀者走進任何一個好的獨立書店，乃是接受精神的洗禮，時時更新自己。事過境遷，兩位舊書店店主認為在我們這個時代這個環境裏說自己是獨立書店很可笑，他們認為現在的書店一點都不「獨立」，背後都是資本在運作，他們更願意稱自己的書店是「個體戶書店」，跟開一家水果店並無差別。

「沒辦法，我們得跟著電影院走，商場之外的場地，我們拿不下來。」M無奈的聲音將我拉回來。

「可是我們的電影院放映的電影，和其他電影院有什麼區別？」我又提了一個尖銳的問題。

「民營企業，舉步維艱。」M嘆了口氣。

80後的M在做書店之前，做了十幾年的公益。當年高中畢業的時候選專業，她只想選兩個專業，一個是學法律——獲得公平和正義的途徑，一個是學新聞——做新聞調查，尋求真相。等她上大學讀法律的時候，她在電視上看到詩人馬驊的紀錄片，他去雲南支教，然後在返回學校的途中因交通事故墜落瀾滄江中。「我從馬驊的故事中看到了一個純粹的人，做了一件純粹的事」，因此，她後來去了西部。再後來，她覺得公益沒啥做頭了。因為山裏的孩子飛出來之後，又回到了主流的成功學定義裏——「我要賺更多的錢」，她就此轉行了。她認為對一個人的改變，核心還是大環境問題，從微觀層面上很難去撬動。「抵抗不了，我現在心態放平了，不想那麼多了。」M說。

「我們就在這有限的空間裏，想辦法塞進自己的主體性。」M又像是安慰我一樣，補充了一句。

我趕在下班之前，把寫好的稿子發給了M。她看了，說我寫得不錯，晚上她就編輯圖文，推送了。

我跟M提出，之後書店內容方面，我只做我感興趣的主題，更傾向偏體力的活，比如整理書架、拆書包書之類。

面對客人時

「我的野獸，我的年代，誰可以
凝視你的眼睛？
誰可以用他的血
把這兩個世紀的脊背黏合？」
——曼德爾施塔姆

「今天給你派點體力活。」M帶我去了藝術類書架，說電影類的書籍是按照國家分類的，叫我再看看，能否整理得更好些。於是，我坐在地上，開始重新整理電影書籍目錄學。接著，就發現幾本書名像言情小說、封面設計十分醜陋但實際是電影評論的書。我將它們移出書架，將空出來的位置多做一本好書正面朝外展出，選了庫斯圖里卡的回憶錄《我身在歷史何處》。M看了看那幾本被下架的書，說應該是深圳店的庫存，叫我把它們移到打折區。

「深圳店關門，不僅是疫情的影響，選書也不太行。」我刻薄道。之後整理其他書架的時候，只要發現類似的書，我一律選擇將它們打入冷宮。M叫我有空的時候，和Q一起選書。

同事Q瘦瘦小小的，在來書店工作以前，她在一家德資企業做了很多年，是英文系碩士畢業的。我和Q一起搭檔幹活時，她跟我吐槽小書店進書拿不到好價格，有好多港台書和外文書進不來。我則跟她抱怨說，現在的簡體書越做越厚，跟民國時期出版的書對比，封面設計審美倒退。Q點頭同意，「輕型紙也很討厭，容易發黃。」

這一天下午，落地窗前的餐飲區，坐了不少就著咖啡辦公的人。

「這裏的書可以借閱嗎？」一個看上去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問道。

「你可以在店裏看，那些貼有藍色標籤的開本都可以翻閱。」F回答道，然後小聲跟我吐槽現在人話都不會說，「還借閱，我們這又不是圖書館。」

過了一會，那年輕人拿了一本未拆封的大部頭過來，說他要借閱那一本，我瞄了一眼封面，是三輝圖書出品的《韋伯與馬克思》。

談及獨立書店的涵義，北京萬聖書園的創始人劉先生概括為「獨立於政治，獨立於商業，獨立於讀者」，貴州西西弗書店創始人薛先生曾補充說，「獨立於商業，不代表脫離市場，而應該順應自由市場的規律，並做市場的前行者，而對讀者，則應該是一種共同參與相互成就的過程」。

正在早班同事要下班的間隙，我們幾個店員都擠在櫃檯內。那個年輕人又過來問我們，「那個短頭髮的女的是你們同事嗎？」見我們一臉疑惑，他補充說，「看上去三四十歲的那個。」

「你說的是穿橘色衣服的那位嗎？」我瞅了一眼樓上的店長，問他有什麼事。

「她剛對我語氣不好，我要她跟我道歉。」年輕人解釋道，並問我們可以去哪裏投訴她。

「她就在那，你自己去跟她說吧。」我答道。

「你去把她叫到這裏來。」他堅持道。

要下班的同事爬了幾層樓梯，把店長叫了下來。

「不好意思。」M道歉道，說她語氣不好，是因為他質疑我們的飲品有問題。原來是這位客人出去了一趟，回來後發現自己未喝完的咖啡沒了，他去問店員，店員以為他離開了就收掉了，便請咖啡師重新給他做了一杯咖啡。他喝了一口，覺得第二杯和第一杯相比，口味差別很大，於是問店員，「這是你們新做的嗎？」

「不同的咖啡師做的當然口味不一樣。」M在那裏跟他說了半天。

我第一次見到這樣的客人，甚是新奇。但對M來說，算是小巫見大巫了。我們店裏有位常客，自稱是劇作家，M把她當作一個讀書人，而不是一個普通的客人。這位劇作家，每次來店裏先坐上幾個小時，然後才開始點單，且要求兩小時後再送餐。

有一天，她點了一個可頌，當天當班的店員並不知道這位常客的用餐習慣，就立馬把可頌給她端來了。「兩個小時之後再送過來。」「那我再拿回去？」「對。」店員再次送餐來的路上，忍不住說了句：「伊點個二十五塊的可頌，還逼逼賴賴」，好巧不巧，那位劇作家在從衛生間返回店的路上聽見了，火冒三丈，馬上給店長打微信電話，叫她立即過來處理。

M來了，先是告訴同事不應該在店裏吐槽客人，然後告訴那位劇作家，以後點餐請在備註裏寫明具體送餐時間，週日店裏比較忙，確實很難做到五星級服務。劇作家一聽立刻炸了，說要投訴到高層，請他們來處理，要給她寫道歉信，並註明店員、店長的名字，貼出來公示一個月，她才肯罷休。還有一次電影放映活動，一位客人遲到了半小時，中間電話給M，叫她來救命，說她迷路了。M問她在什麼地方，她也說不出所以然。

等到這位客人到了店裏，一個小時的活動快結束了。客人很生氣，要求退票、賠償她打車費，並要導演給她專場看一場以及交流、安排英文翻譯。M立即把票錢退給了她，說其他要求實在滿足不了。

書被收走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以後，肯定不是洪水，
也不是乾旱。正義王國的氣候
很有可能四季
都溫和，以便暴躁的、憂鬱的、
樂天的、平和的，都能交替
統治三個月。從百科全書的立場看，
這算豐富了。」
——布羅茨基

今天一到三樓，影院牆上巨幅的《奧本海默》電影海報，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為下午會有電影點映及諾蘭導演見面會。因此，影院與書店的通道也用警戒線圍了起來，如果我們工作人員沒有工作證，也無法在書店和電影院自由穿行，安保人員只認証不認人。門口走廊上、書店門口，裏裏外外地擠滿了人。今天我的工作是幫忙在吧台點單。有兩個身穿黑色T恤的中年男人，點了兩杯飲品，眼瞅著店長胸前的工作證，逮住店長歇在吧台前的機會，與她遊說。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了，我都說不行了。」店長很不耐煩。「一千塊錢賣不賣？」那男的問。「錢在我們這裏不是萬能的。」我試圖替店長解圍。「哎，你錯了，沒錢是萬萬不能的，有錢能使鬼推磨。」那男人自信滿滿，轉過頭對店長說，「你說個數——」。「一萬！」店長沒好氣道，接著給顧客送餐去了，那兩個男人也跟了上去。等她送完餐回來，她跟我說，黃牛已經跟她漲到一千八了，她搖搖頭，說在北京的時候，這工作牌已經炒到三千了。我突然想起前兩天在影院打架的兩個客人，便問她後來怎麼樣了。「一個觀眾攝屏，被另外一個觀眾阻止，然後發生口角，最後就打起來了，只能報警處理了。」她說完，轉身去忙了。

一群學生尖叫著簇擁過來，把簽名的海報攤在玻璃櫃上，每個人都舉起手機來拍照。其中一個女孩對著一個戴工作證的男人雙手作揖，「謝謝老師！」因為他們太過興奮，就把放在櫃檯上的水杯給擠了下來，摔碎了兩隻。她們馬上說自己會賠，問多少錢。得知是10塊錢一只的時候，那個被稱為「老師」的男人驚呼，「10塊錢也要賠啊！」我在那裏被烏泱烏泱的人群吵得頭痛，只希望他們趕緊走。

晚上展覽快結束時，F去拿回了被收走的書，上面貼著「色情」二字的標籤。我們倆翻看了一下，試圖理解他們的邏輯，最後將畫冊合上，我們理解不了。

剛好，我們上個月的新書到了。我和Q很開心，就說在她下班前去拆書、清點。隨著導演見面會的結束，客流量也少了。我把吧台點單的工作交待給同事W，和Q一起推著四箱書到三樓的主題書選展示區域。

打開一個個紙箱，掏出一本本書，清點，拆書的快樂，是感覺自己坐擁一個圖書館。當我掏出繁體版《做工的人》，說這哪裏是新書，都是2017年出的書了。Q嘆了口氣，說不在書店工作，都沒覺得閉塞得這麼厲害，又說藝術類書籍進口門檻又高了。

我想起六月的時候，書店參加UNFOLD2023上海藝術書展的事。展覽第一天，是我和F看攤位，前一天晚上，她和M已經把參展的大部分書籍拿過來了，攤位佈置基本完成。F掀開遮蓋布，清點，叫我找找桌下的紙箱裏有沒有書，說好像少了幾本書。她找到書單，發現香港庫布里克自出版的《The Citizens Art Book》、《身體想bodywise》不見了。

她叫我看著書攤，她去問問主辦方。不久，F回來了，說有好幾個攤位遇到了我們一樣的情況，都被他們收走了。我們倆望著熙熙攘攘的人群，不知道哪些是特殊的「讀者」。「那還能要回來嗎？」我問她。「說是會給我們，但不能售賣。」F說那些人每次去店裏參觀，也會損失幾本書。

接著，我們倆在想那兩本書被收走的原因。「有裸體嗎？」我問。「我記得好像沒有。」F搖搖頭，她想不通它們被收走的原因。我坐在那翻《文字·繪畫》，仔細看了其中的幾個章節，然後指著其中一行給F看，「這樣的都沒收走，所以他們的標準到底是什麼？」「他們肯定沒看那麼細。」F回答道，為了阻止這本書會被收走的命運，她決定先不展示這本書了，叫我收起來。有幾個年輕人走到我們攤位上，翻看著，稀奇這裏還有港台書。晚上展覽快結束時，F去拿回了被收走的書，上面貼著「色情」二字的標籤。我們倆翻看了一下，試圖理解他們的邏輯，最後將畫冊合上，我們理解不了。

「你把那些書都給我。」Q抱著一堆書，叫我再往上面放幾本。F也過來幫忙了。我們仨抱著一垒書，爬台階、下台階，來回三四趟的功夫，把書搬完了。

「今天書店生意怎麼樣？」我問F，因為餐飲那邊的流水還不錯。

「諾蘭的電影海報賣了不少。」F答道。

我下班的時候，F叫我把放在桌面上的工作證收好，我隨手扔進了抽屜，說活動都結束了，應該不重要了吧。「好像還會去其他的城市，工作證可能要回收。」F說。我拉開抽屜，拿起工作證看了一下，上面確實未標有城市、時間等字樣。

坐在邊上聊天的兩個男生，他們在這裏待了一下午了，這時收拾了包袋，其中一個走到櫃檯前，問我工作證能不能賣給他或者送給他作紀念。我搖頭說，他們要回收的，心想這些人是不是瘋了。

本抱著期待的大眾，在逛了書店之後，大失所望。首先是水晶宮的外觀，網友吐槽若不是前面有「上海書城」四個大字，還以為是LV旗艦店，或是以前南京西路上的「天上人間」。

從這一間書店到那一間

「大家快來衡山·和集搶書！」2023年8月31日，有人在朋友圈發了這樣的動態。那天是橫山·和集書店最後一天營業，閉店原因和前一年相同：租約到期而房租太高。「當天，該店宣布延長營業時間至9月1日凌晨2點，而實際上，直至凌晨3點，仍有客人不捨離去。」「澎湃新聞」視頻號如此播報。談及一家書店的倒閉，開書店多年的魯先生罵了句「我操他媽的」，「平常所有人都不去書店，書店倒掉的時候，所有人都去了。」

開舊書店的黃先生說，五年前有家書店倒閉的時候，他有個朋友發了個朋友圈，他當時留言說：請不要假裝你們是人家的粉絲，人家在那開了十年你沒去，現在人家倒閉了，你們都去了不過是利用人家的倒閉來打造自己的人設，諸如「我也是關心書店死活的」。

2023年10月28日，福州路465號的上海書城，闊別兩年，重新開業。自1998年上海書城開業以來，到2009年作家莫言在上海書城舉辦簽售會，伴隨著網絡時代和網購的衝擊，2010年後，上海書城面臨著實體書店共同的經營難題，再到重裝歸來，本抱著期待的大眾，在逛了書店之後，大失所望。首先是水晶宮的外觀，網友吐槽若不是前面有「上海書城」四個大字，還以為是LV旗艦店，或是以前南京西路上的「天上人間」（KTV娛樂場所），更要命的是官方所謂的「書中自有黃金屋」的超大鏤空書架設計，因為沒有梯子讀者根本夠不著上面的書，書籍分類混亂，想要找本書如大海撈針。這不愧是某些視頻號所說的「網紅新地標」，斯文掃地，毫無書香氣。

他當時留言說：請不要假裝你們是人家的粉絲，人家在那開了十年你沒去，現在人家倒閉了，你們都去了不過是利用人家的倒閉來打造自己的人設，諸如「我也是關心書店死活的」。

上海人選擇在福州路矗起一座「書山」並非偶然。福州路又稱四馬路，19世紀50年代初開闢，是中國近現代出版史上，繞不開的滬上「文化弄堂」。1843年，上海開埠，同年12月底，傳教士麥都思（Walte Henry Medhurst）來上海創辦墨海圖書館，使其成為中國近現代最早的出版機構。1897年，在江西路創辦的商務印書館搬至福州路，作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印書館，它出版的書籍品類眾多，如《四部叢書》《四庫全書》《從書集成》等。1921年，世界書局也來到福州路。20世紀30年代以後，福州路上又有新兒童書局、求益書局、華北書局、華新書局、文匯書局等。1939年，全市共有書店245家，其中開設在福州路的就有92家。

「到了。」朋友說。「你確認嗎 ？」我問她，因為沒看到書架，除了旅遊文創產品，沒有幾本書，當然有咖啡吧台。「上來看看——」朋友徑直去了二樓，我跟著上去了，在樓梯上聽見琴聲，原來是有人在教授尤克里里課程。我看著櫥窗展示的黑白照片及說明，與其說這是家書店，不如說是旅遊景點。「還有一層」，朋友帶著我往上走。樓梯天花板上的五角星燈，照耀著牆上的「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幾個字。踩在木地板上，從花式玻璃窗望出去，我無法想像，當年住在附近的丁玲常來此買書的書店模樣，也無法想像魯迅先生也常來此買書和領取稿費的心情。

在那個時代，知識分子、邊緣人與不同政見者，從四面八方紛紛匯聚上海。書店、影院、咖啡館是相識相處的主要空間，而位於四川北路創辦於1917年的內山書店，則是這群人裏左翼知識分子、無產階級的俱樂部。內山書店有一張漢娜·阿倫特的「平等的圓桌子」，七八張沙發圍繞著小圓桌，歐陽予倩、田漢、郁達夫等人坐在那吃著糕點喝著茶聊著天。陳獨秀、李大釗進店來買書。魯迅先生坐在桌前，給想要與他會面的文學青年回信：每日下午三四點，總在內山書店的。左翼劇作家夏衍是書店常客，一個嚴寒的日子，他又來書店買書，見到了魯迅。1930年，二人共同發起籌建了「左翼作家聯盟」。一天下午三四點鐘，魯迅發著燒，同蕭紅與蕭軍見面，他將一個裝有20元錢的信封放在桌上，緩解了他們初來上海的窘境。圓桌那邊的人越來越多，暢談從早上持續到晚上。日本小說家谷崎潤一郎站在暖爐邊，一邊喝茶一遍聽店主講述中國青年人的現狀。

「我有點忍不住想幫他們整理書架。」朋友的聲音將我拉回現實。三樓有很多書，但更像是商務印書館樣書陳列區，令人毫無閱讀興趣。這家在四川北路856號的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如今名叫「1925書局」，如今的內山書店也不過是另一個旅遊景點罷了。我們離開，搭地鐵到上海圖書館。

我只是個打工的

下了地鐵，走到湖南路上。我站在路邊，看著牆上的「物邸bookstore」燈牌,大門敞開，我遲疑不決。「原來這裏除了路牌和關著的黑色鐵門外，什麼也沒有」，我告訴友人，雖然疫情時也聽到他們要閉店的傳聞，但也沒聽說要改名。我們倆再三確認了門牌號：湖南路11號。

走進店裏，走廊上多了書架和貼滿了便利貼的留言牆，留言有心願有祝福有到此一遊的打卡，真是索然無味，再一看，原來上面有留言要求：別談論月亮，別談論玫瑰，別談論大海，談談你知道的。

「這裏是1984書店嗎？」我問店員。店員說是的。問他怎麼改名了。「我也是打工的，不清楚。」店員穿著一身灰色的制服，站在做飲品的吧台里。這個吧台也是多出來的，我再一看店內，桌椅擺放、書籍佈局風格大變樣。我第一次來這家店的時候，還是2018年我剛來上海時。

「那個衛生間還在嗎？」我問店員，「還在的，密碼是1984#。」他說。現在還整了個密碼鎖，我想這應該是我最後一次來這裏了。

從衛生間出來後，我來到書架前，看著專門做了分類的標籤，我還是喜歡原來書亂堆一起的樣子。我挑了兩本已經絕版的《1984》和一本《惡之花》，去結帳。「我們的書不賣，但你可以交押金借閱，押金是書本定價的兩倍，看完了還書，押金會全部歸還。」店員回答道。

雖然之前1984書店的老闆一部分藏書不售賣，但藝術類、獨立出版物及文創是售賣的。朋友覺得人家做生意也不容易，不如坐下來翻翻書，她請我喝咖啡。她掃碼打開小程序點單，首頁上寫著：我無比貪婪，我想要的是生命中的一切。我哼了一聲，「新老闆還挺誠實，你知道原來要喝什麼直接跟店員說，他們連個菜單都沒有的。」「你要喝什麼」，朋友從上滑到最底，飲品最低價格50元。我把書放回書架，拉著她就走。出來的時候，一位顧客剛好也從店裏出來，只聽見他對他的朋友說，「1984講的就是老大哥…….」

我們從湖南路拐到永福路，再往復興西路走，一直走到24號。門頭上的綠底白字店名，現在一片漆黑，拐角處寫著「福福家」，玻璃櫥窗上的小黑板上寫著「15年老店 營業中」。我們推門進去，原來的書架上現在擺放了各種款式的球鞋。門口的凳子上坐著一個中年男人，他正靠牆閉目養神。

「這個店真的有15年了嗎？」我們問他。他繼續假寐。

「這裏原來是個書店，你知道嗎？」我們繼續與他對話。

他抬了抬眼，「我只是個打工的。」

本文原標題《上海是個大商場》，現標題及內文章節標題為編輯擬定。

參考資料：
《季風二十年憶往1997～2012》/嚴搏非
《嚴搏非：書店裡的啟蒙者》/匿名
財新週刊：《季風書園二十年，這是最後的告別》/刘芳
《我去書店，只為躲避一個時代》/胡桑
《季風店員日記》
《獨立書店生存有時，榮耀有時，犧牲有時》/嚴搏非 劉蘇里 薛野 於淼
《季風書園談往》/老周望野眼
《近代新聞出版史上，曾有一條繞不開的滬上「文化弄堂」》/柳和城
澎湃新聞：《上海書城回來了》/楊寶寶
界面文化：《跨越一個世紀，在內山書店與魯迅重逢》/徐魯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