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书店打工手记：上海是个大商场，我是时薪22块的兼职店员

【按】2023年7月底，河北涿州作为环京津冀图书出版行业的“库房重镇”，因受“杜苏芮”台风影响，书库被淹，也再次将实体书店拉入聚光灯下。

据《2020-2021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有4061家实体书店新开面世，有1573家书店关门，是2019年闭店数量的3倍多。2023年8月31日，上海衡山·和集书店因租约到期而房租太高而闭店。再往前，2021年12月10日，开了22年的上海复旦旧书店因区域整改而闭店；再往疫情之前的2017年底，在上海开了二十年的季风书园闭店，这家书店鼎盛时期曾有8家门店。独立书店、民营书店的黄金时代，自九十年代到2008年，一去不复返。尽管实体书店销售码洋数字这几年不断减少，新书店数量却在逐年增加（《2023年中国实体书店产业链、数量及销售图书码洋规模分析》——共研网），2023年1月，茑屋书店在上海的第三家门店开业。2023年10月28日，上海书城全新开业。这些“最美”书店，是实体书店的未来吗？洪水早已退去，一些书仍泡在“洪水”中。

本文作者是旅居上海的爱书人，也是文学创作者，他通过手记纪录了2023年自己在上海书店打工的经历和见闻。

要在书店打工，必须安装钉钉

“一切都睡了。一排排的书籍在酣睡。
词语的河流在睡，覆盖遗忘的冰层。
所有的话语都在睡，带着其全部的真理。”
——布罗茨基

这片地处黄浦江以东、川杨河以南的区域，自2015年9月9日，开发招商、引入香港怡和集团之后，这里就从原来的荒地变为“一只金靴子”，它的定位是上海的“第二个陆家嘴”，香港的“中环”。

在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里，我踏阶而下，拿着两本书来到面试我的店长M面前，陈述我选它们的原因：韩丽珠的《离心带》我没看过，但我很喜欢她的散文集《回家》，她用一种内在的语言将现实社会问题连结起来，大陆这边同时代的没有像她这样的作家。《气球》原小说不太记得，但是电影的视觉记忆蛮深刻的，万玛才旦会让我想起同是作家出身的韩国导演李沧东，他的故事才说了一半就去世了，挺惋惜的。

“书选得不错。”M说。

我问她时薪多少。

“22。”

虽然知道文化产业薪酬低、大家都是靠爱发电的“行规”，我还是怕自己没听清，又问了一遍。

“22块钱一小时，每个月15号发工资。兼职一般排中班，工作时间是上午11:30到晚上8点。”M答道。（注：本文所涉及金额皆为人民币）

听到时薪22块，和我之前在国金中心 IFC 的服装店、芮欧百货的鞋店做兼职的时薪一样时，我就安慰自己：在商场打零工都是一个价，在这里我还能看书呢。当我听到她叫我下载一个钉钉APP，上下班必须钉钉打卡时，我想我可以不用来了。

“想想你每个月的房租，”脑海中响起了另一个声音。

窗外，前滩南区正在如荼如火的建设中。这片地处黄浦江以东、川杨河以南的区域，自2015年9月9日，开发招商、引入香港怡和集团之后，这里就从原来的荒地变为“一只金靴子”，它的定位是上海的“第二个陆家嘴”，香港的“中环”。

这是我第一次来库布里克 Kubrick 书店，书店边上就是百老汇旗下的电影院，店门口是餐饮区，走进店内，就着爆米花的香味，过了厨房吧台，到了里面，才能看出这是一家书店：右侧的艺术类书架、每月主题书选陈列架，左侧是新书陈列架，巨大落地窗前的座椅是餐饮区，沿着大台阶往上走，才是阅读区——文学类、社科类、城市建筑类、自然科学类等书籍有序地排放着，等待被阅读。若不是在微信搜索书店兼职招聘，若不是那条招聘文末的介绍，我都不知道这里有家库布里克书店。至于之前那家已于2020年闭店的库布里克，我也是闻所未闻，一听开在说出来拗口得不行的“置汇旭辉购物广场”，便暗含了关门大吉的命运。

时薪22块，和我之前在国金中心 IFC 的服装店、芮欧百货的鞋店做兼职的时薪一样时，我就安慰自己：在商场打零工都是一个价，在这里我还能看书呢。

不管去什么城市，独立书店、旧书店是我必去之地，我喜欢淘书、约朋友在书店见面。疫情之后，我去书店的次数就少了。我的农村老家别提书店，就连村里唯一的小学现在都变成了农家乐。

走到了这里，抬头是帕索里尼的《猪圈》、马丁·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大卫·芬奇的《搏击具乐部》、弗里茨·朗（Fritz Lang）导演等电影海报，低头是书架上的洪范书店出版的西西作品集、一整套的华文书写实验《字母会》、《印刻文学生活志》等港台书籍杂志，我开心得像是掉进了米缸的老鼠。

就这样，2023年夏天五月份，我开始了在库布里克书店当兼职店员的日子。

书店离我的住处有20公里远，地铁来回，票价8元。每次去上班，我要乘坐地铁7号线在耀华路站转乘8号线，坐到东方体育中心站，全程大概一个小时一刻钟。东方体育中心站，原名济阳路站，于2011年为配合第14届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的召开而改的名。出了站台，站在三线换乘的地铁口，我晕头转向，找到2号口，过了闸机，一路狂奔，气喘吁吁到了书店门口，打开钉钉APP, 赶在最后一秒打了卡。

同事F带我去了楼下的仓库拿工服，给我指了更衣室、休息室的位置。“你们一般在哪吃饭啊？”我问了她重要的问题。“我们一般都是叫外卖，或者你去B1的7-11，都可以的。”F告诉我，中班晚饭时间半个小时，但不要在早班同事6点下班的时间去吃晚饭，店里需要一直有人在。此刻，刚来不久的全职店员W坐在柜台里包书。

上来书店的时候，有两位客人在阅读区，一个换着各种姿势来拿书——书摊在腿上、书挡住一半的脸、将书合拢放回书架，再配上相应的表情，一个举着手机给对方拍照。“这种情况，要不要制止？”我问F。“随她们去吧。”F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说只要她们不影响其他客人、不把书拿到餐饮区就行了。F之前在库布里克深圳店上班，因为疫情影响，深圳店于2021年闭店，同年9月底，她来到再度开业的上海店。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两位客人拍照的场景已挪到大台阶上。“不管跟客人说什么，你都要保持礼貌”，F以一种过来人的口吻告诉我，“接到客诉可就不好了”。这时，那两位客人拍照的场景已经换到了落地窗前。F上前去提醒她们书不能拿到餐饮区，“这两本书我们要买的”，只听见其中一个女生如此回覆。

我转身去见M。

“你这个月的工作重点就是怎么从我们书店的角度来写这次的活动内容”，M吩咐道，接着将相关资料发给我，顺手给了我那位活动嘉宾要签售的书，叫我拿去看，预备5月20日那天公众号发布推送。我前面想着诸如“荔尽一生，我枝爱你”的烂谐音梗，后面就翻起了店长给我的书——一位前记者从上海回乡卖荔枝的创业故事，心想这种书也会有人买吗，现在的读者真不挑。当然，更大的疑惑是，我怎么拿着22块的时薪干起了文案策划的活？于是，拿起手机点外卖，有起送费，加上配送费、打包费，减去优惠券，一份牛杂粿条需支付25元，一个小时的薪水都不够花的。

与同事C聊起，她告诉我，全职店员薪水每月税后也才五六千元左右，“在上海，这点钱也只够生活了”。她原来和我一样也是兼职，疫情时辞掉了原来媒体行业的工作，她是社会学毕业的，后来看到书店在招人，就来了。“反正离家也近”，她加了一句。原来是上海人。“我也要给家用的。”C说。拎着外卖到了休息室，已有几个在影院工作的同仁在里面吃饭，说着上海话。W从微波炉里端出热好的饭菜，说是她爸爸给她做的爱心便当——上海炸猪排。吃着软塌了的粿条，心里不免羡慕起本地土著来，不像我们这些外地人，到头来都是给房东打工。

第一天上班，人昏昏沉沉的，不会是要阳了吧，不知道早上出门前吞的那粒布洛芬能不能止得住。晚上8点，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出了书店，掏出手机，打卡下班。

据上海购物中心协会发布的《上海购物中心2022-2023年度发展报告》指出，2023年，上海3万平方米以上购物中心总量将超过400家。如果一个周末逛一个商场，全部逛完大概要9年，而这9年间，又会持续不断地开出新商场。

“小姐姐，能麻烦你帮我们拍张照吗？”一个年轻女孩拿着手机朝我跑来。我用手机镜头将女孩和她的朋友及草间弥生机器人框进同一个画面里。“谢谢！”女孩拿过手机，便和朋友一起低头欣赏起来。

下了扶梯，钻进地铁站。回到家里，已近十点。躺倒在床上，就睡了。半夜，我发烧了。吃了退烧药，昏睡过去。第二天醒来，咽喉疼痛如吞刀片，跟店长请了病假。晚上，再次发烧。第三个晚上，高烧反复。身体在与病毒竭尽所能的肉搏过程中，与庞大愚弱暴力的体制近身缠斗所带来的身心具疲如出一辙，无力、沮丧、疲惫、崩溃一一袭来，意志和肉体齐齐倒下。

“你身体好了么？”

一周后，在去书店上班的地铁上，我收到了店长M的问候微信，叫我到了店里直接去她办公室。到了东方体育中心站之后，我换了一条抵达书店的线路。我在地下一直走着，穿过漫长幽暗的地下隧道，城市的季风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吹来，尽头亮起了萤火虫一样的绿光。

书成了装饰品

“我们知道，我们不敢被允许使用你的名字。
我们知道你不可言说，
贫血，虚弱，像一个孩子
疑心这神秘的伤害。”
——扎加耶夫斯基

走过一排排黑红相间的书架，脚下的木地板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墙上的维特根斯坦、卡尔维诺、哈维尔从黑白照片里向我投来另一个时空的目光。有个戴着眼镜、学生模样的人坐在地上阅读。像是浏览自家的书架一样，我迅速抽出想要翻看的《到芬兰车站》，透过空隙，是一位头发眉毛都花白的老人在看书。每天下午两点钟，他离开暂住的锦江饭店，来书店待上两个小时，才回去吃晚饭，连续七天都如此。再一转头，是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将两本书交给身边的中年男人，那男人在柜台前付了帐，携着老人离去。有堆书堆得很高很高，走进一看，是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984》，还有外研社出版的英文版的奥斯汀的《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在《辛德勒的名单》的背景音乐里，经过狭长的咖啡廊。碧绿色的老式台灯下，一杯咖啡，和一个正在写作的作家，坐在她边上的另外一人不时将脸从书里浮出，望向门口的位置，他或许在等人。地铁里的风呼啸而过，书页翻动，书店里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狭窄的过道挤得很满，有的人只能站着。过了一会，有人举手提问，有人回答，有人谈不同的见解，有人袒露内心，句子从耳朵边滑过，然后响起了讨论声。

“他们选书很用心，关门太可惜了。书店确实不容易，但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书店也不像话。一块土地不能只种庄稼，不种水果和鲜花。”说这话的是一位家住浦东的高先生，他是下班之后特意赶来的，当晚买下七千多元的书。

“我从1997年开店就来光顾了，我是看着它成长起来的。”说这话的葛先生，有几年时间，他每天中午都会来书店转一圈，以此作为午休，因为他上班的地方就在陕西南路站附近。

越来越多的书店，因为运营艰难，一遍卖咖啡卖酒，或者卖些其他的什么，书被弱化了，甚至变成了装饰品，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一个没有书店的小镇，也许并不需要一家书店”，菲茨杰拉德在《书店》里如是说。

风呼啸而过，眼前的货架上摆放的是零食、饮料，店员正在上架面包。过了地铁闸机的乘客，快步走了进来，拿起货架上的瓶装水，走向自动收银的机器前。门头上的绿色灯牌写着“逸刻EGO”。

三线换乘的陕西南路站，其中10号线、12号线各有两个出口直接通往iapm环贸广场，1号线一个出口直接通往百盛购物中心、一个口通往巴黎春天商场。据上海购物中心协会发布的《上海购物中心2022-2023年度发展报告》指出，2023年，上海3万平方米以上购物中心总量将超过400家。如果一个周末逛一个商场，全部逛完大概要9年，而这9年间，又会持续不断地开出新商场。

我坐上直升地面的电梯，到了三楼，过廊桥。遥遥望去，四楼的“天空环道”上已有将太古里当公园逛的阿姨爷叔在拍照。前滩太古里整个商场的几栋建筑之间，彼此打通，由廊桥接通，不同于一般商场，它的室外露天面积占据大半。“风景老好看的。”一位阿姨举着手机拍蓝天白云。

到了办公室，才知道同事F和财务也发烧了、请了病假。“你今天还是别去书店那边了，这个病毒说不定的。”M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没戴口罩，她说她免疫力比较强不怕传染，那篇文章先按照我的想法写。我还以为520的日子过掉了，文章不用我写了呢。屎上雕花的工作，可真难啊。“要不，我们围绕这个主题写推荐书单？”我问她。于是，她带着我去书店选了一堆与自然农法、自然饮食相关的书，搬到办公室。接着，我就窝在一堆书里，翻书。

“写文案，能有另外的补贴吗？”我脸埋在书里，假装漫不经心地问道。

“没有。”M答道，她说书店的营业额数字很难看，她没办法跟老板提要求。我猜想这也是书店还兼做餐饮的缘故吧。越来越多的书店，因为运营艰难，一遍卖咖啡卖酒，或者卖些其他的什么，书被弱化了，甚至变成了装饰品，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一个没有书店的小镇，也许并不需要一家书店”，菲茨杰拉德在《书店》里如是说。在上海这样商业化的城市，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在驱逐书店，甚至驱逐创作者？我的一位年长朋友曾宽慰我说，一些空间消失了，必定生长出别的东西来。那么，现在的书店形式，就是新生长出来的吗？

“逛商场和逛书店的客户群，不是同一批人。”我分析道，并认为选址有问题，北京那家库布里克才像独立书店。谈及独立书店的涵义，北京万圣书园的创始人刘先生概括为“独立于政治，独立于商业，独立于读者”，贵州西西弗书店创始人薛先生曾补充说，“独立于商业，不代表脱离市场，而应该顺应自由市场的规律，并做市场的前行者，而对读者，则应该是一种共同参与相互成就的过程”。薛先生将独立书店比喻成现代文明社会的教堂，而这个书店的老板就是传教士，读者走进任何一个好的独立书店，乃是接受精神的洗礼，时时更新自己。事过境迁，两位旧书店店主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环境里说自己是独立书店很可笑，他们认为现在的书店一点都不“独立”，背后都是资本在运作，他们更愿意称自己的书店是“个体户书店”，跟开一家水果店并无差别。

“没办法，我们得跟着电影院走，商场之外的场地，我们拿不下来。”M无奈的声音将我拉回来。

“可是我们的电影院放映的电影，和其他电影院有什么区别？”我又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民营企业，举步维艰。”M叹了口气。

80后的M在做书店之前，做了十几年的公益。当年高中毕业的时候选专业，她只想选两个专业，一个是学法律——获得公平和正义的途径，一个是学新闻——做新闻调查，寻求真相。等她上大学读法律的时候，她在电视上看到诗人马骅的纪录片，他去云南支教，然后在返回学校的途中因交通事故坠落澜沧江中。“我从马骅的故事中看到了一个纯粹的人，做了一件纯粹的事”，因此，她后来去了西部。再后来，她觉得公益没啥做头了。因为山里的孩子飞出来之后，又回到了主流的成功学定义里——“我要赚更多的钱”，她就此转行了。她认为对一个人的改变，核心还是大环境问题，从微观层面上很难去撬动。“抵抗不了，我现在心态放平了，不想那么多了。”M说。

“我们就在这有限的空间里，想办法塞进自己的主体性。”M又像是安慰我一样，补充了一句。

我赶在下班之前，把写好的稿子发给了M。她看了，说我写得不错，晚上她就编辑图文，推送了。

我跟M提出，之后书店内容方面，我只做我感兴趣的主题，更倾向偏体力的活，比如整理书架、拆书包书之类。

面对客人时

“我的野兽，我的年代，谁可以
凝视你的眼睛？
谁可以用他的血
把这两个世纪的脊背黏合？”
——曼德尔施塔姆

“今天给你派点体力活。”M带我去了艺术类书架，说电影类的书籍是按照国家分类的，叫我再看看，能否整理得更好些。于是，我坐在地上，开始重新整理电影书籍目录学。接着，就发现几本书名像言情小说、封面设计十分丑陋但实际是电影评论的书。我将它们移出书架，将空出来的位置多做一本好书正面朝外展出，选了库斯图里卡的回忆录《我身在历史何处》。M看了看那几本被下架的书，说应该是深圳店的库存，叫我把它们移到打折区。

“深圳店关门，不仅是疫情的影响，选书也不太行。”我刻薄道。之后整理其他书架的时候，只要发现类似的书，我一律选择将它们打入冷宫。M叫我有空的时候，和Q一起选书。

同事Q瘦瘦小小的，在来书店工作以前，她在一家德资企业做了很多年，是英文系硕士毕业的。我和Q一起搭档干活时，她跟我吐槽小书店进书拿不到好价格，有好多港台书和外文书进不来。我则跟她抱怨说，现在的简体书越做越厚，跟民国时期出版的书对比，封面设计审美倒退。Q点头同意，“轻型纸也很讨厌，容易发黄。”

这一天下午，落地窗前的餐饮区，坐了不少就着咖啡办公的人。

“这里的书可以借阅吗？”一个看上去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问道。

“你可以在店里看，那些贴有蓝色标签的开本都可以翻阅。”F回答道，然后小声跟我吐槽现在人话都不会说，“还借阅，我们这又不是图书馆。”

过了一会，那年轻人拿了一本未拆封的大部头过来，说他要借阅那一本，我瞄了一眼封面，是三辉图书出品的《韦伯与马克思》。

谈及独立书店的涵义，北京万圣书园的创始人刘先生概括为“独立于政治，独立于商业，独立于读者”，贵州西西弗书店创始人薛先生曾补充说，“独立于商业，不代表脱离市场，而应该顺应自由市场的规律，并做市场的前行者，而对读者，则应该是一种共同参与相互成就的过程”。

正在早班同事要下班的间隙，我们几个店员都挤在柜台内。那个年轻人又过来问我们，“那个短头发的女的是你们同事吗？”见我们一脸疑惑，他补充说，“看上去三四十岁的那个。”

“你说的是穿橘色衣服的那位吗？”我瞅了一眼楼上的店长，问他有什么事。

“她刚对我语气不好，我要她跟我道歉。”年轻人解释道，并问我们可以去哪里投诉她。

“她就在那，你自己去跟她说吧。”我答道。

“你去把她叫到这里来。”他坚持道。

要下班的同事爬了几层楼梯，把店长叫了下来。

“不好意思。”M道歉道，说她语气不好，是因为他质疑我们的饮品有问题。原来是这位客人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发现自己未喝完的咖啡没了，他去问店员，店员以为他离开了就收掉了，便请咖啡师重新给他做了一杯咖啡。他喝了一口，觉得第二杯和第一杯相比，口味差别很大，于是问店员，“这是你们新做的吗？”

“不同的咖啡师做的当然口味不一样。”M在那里跟他说了半天。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客人，甚是新奇。但对M来说，算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们店里有位常客，自称是剧作家，M把她当作一个读书人，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客人。这位剧作家，每次来店里先坐上几个小时，然后才开始点单，且要求两小时后再送餐。

有一天，她点了一个可颂，当天当班的店员并不知道这位常客的用餐习惯，就立马把可颂给她端来了。“两个小时之后再送过来。”“那我再拿回去？”“对。”店员再次送餐来的路上，忍不住说了句：“伊点个二十五块的可颂，还逼逼赖赖”，好巧不巧，那位剧作家在从卫生间返回店的路上听见了，火冒三丈，马上给店长打微信电话，叫她立即过来处理。

M来了，先是告诉同事不应该在店里吐槽客人，然后告诉那位剧作家，以后点餐请在备注里写明具体送餐时间，周日店里比较忙，确实很难做到五星级服务。剧作家一听立刻炸了，说要投诉到高层，请他们来处理，要给她写道歉信，并注明店员、店长的名字，贴出来公示一个月，她才肯罢休。还有一次电影放映活动，一位客人迟到了半小时，中间电话给M，叫她来救命，说她迷路了。M问她在什么地方，她也说不出所以然。

等到这位客人到了店里，一个小时的活动快结束了。客人很生气，要求退票、赔偿她打车费，并要导演给她专场看一场以及交流、安排英文翻译。M立即把票钱退给了她，说其他要求实在满足不了。

书被收走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以后，肯定不是洪水，
也不是干旱。正义王国的气候
很有可能四季
都温和，以便暴躁的、忧郁的、
乐天的、平和的，都能交替
统治三个月。从百科全书的立场看，
这算丰富了。”
——布罗茨基

今天一到三楼，影院墙上巨幅的《奥本海默》电影海报，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为下午会有电影点映及诺兰导演见面会。因此，影院与书店的通道也用警戒线围了起来，如果我们工作人员没有工作证，也无法在书店和电影院自由穿行，安保人员只认证不认人。门口走廊上、书店门口，里里外外地挤满了人。今天我的工作是帮忙在吧台点单。有两个身穿黑色T恤的中年男人，点了两杯饮品，眼瞅着店长胸前的工作证，逮住店长歇在吧台前的机会，与她游说。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了，我都说不行了。”店长很不耐烦。“一千块钱卖不卖？”那男的问。“钱在我们这里不是万能的。”我试图替店长解围。“哎，你错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那男人自信满满，转过头对店长说，“你说个数——”。“一万！”店长没好气道，接着给顾客送餐去了，那两个男人也跟了上去。等她送完餐回来，她跟我说，黄牛已经跟她涨到一千八了，她摇摇头，说在北京的时候，这工作牌已经炒到三千了。我突然想起前两天在影院打架的两个客人，便问她后来怎么样了。“一个观众摄屏，被另外一个观众阻止，然后发生口角，最后就打起来了，只能报警处理了。”她说完，转身去忙了。

一群学生尖叫着簇拥过来，把签名的海报摊在玻璃柜上，每个人都举起手机来拍照。其中一个女孩对着一个戴工作证的男人双手作揖，“谢谢老师！”因为他们太过兴奋，就把放在柜台上的水杯给挤了下来，摔碎了两只。她们马上说自己会赔，问多少钱。得知是10块钱一只的时候，那个被称为“老师”的男人惊呼，“10块钱也要赔啊！”我在那里被乌泱乌泱的人群吵得头痛，只希望他们赶紧走。

晚上展览快结束时，F去拿回了被收走的书，上面贴着“色情”二字的标签。我们俩翻看了一下，试图理解他们的逻辑，最后将画册合上，我们理解不了。

刚好，我们上个月的新书到了。我和Q很开心，就说在她下班前去拆书、清点。随着导演见面会的结束，客流量也少了。我把吧台点单的工作交待给同事W，和Q一起推着四箱书到三楼的主题书选展示区域。

打开一个个纸箱，掏出一本本书，清点，拆书的快乐，是感觉自己坐拥一个图书馆。当我掏出繁体版《做工的人》，说这哪里是新书，都是2017年出的书了。Q叹了口气，说不在书店工作，都没觉得闭塞得这么厉害，又说艺术类书籍进口门槛又高了。

我想起六月的时候，书店参加UNFOLD2023上海艺术书展的事。展览第一天，是我和F看摊位，前一天晚上，她和M已经把参展的大部分书籍拿过来了，摊位布置基本完成。F掀开遮盖布，清点，叫我找找桌下的纸箱里有没有书，说好像少了几本书。她找到书单，发现香港库布里克自出版的《The Citizens Art Book》、《身体想bodywise》不见了。

她叫我看著书摊，她去问问主办方。不久，F回来了，说有好几个摊位遇到了我们一样的情况，都被他们收走了。我们俩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不知道哪些是特殊的“读者”。“那还能要回来吗？”我问她。“说是会给我们，但不能售卖。”F说那些人每次去店里参观，也会损失几本书。

接着，我们俩在想那两本书被收走的原因。“有裸体吗？”我问。“我记得好像没有。”F摇摇头，她想不通它们被收走的原因。我坐在那翻《文字·绘画》，仔细看了其中的几个章节，然后指着其中一行给F看，“这样的都没收走，所以他们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他们肯定没看那么细。”F回答道，为了阻止这本书会被收走的命运，她决定先不展示这本书了，叫我收起来。有几个年轻人走到我们摊位上，翻看着，稀奇这里还有港台书。晚上展览快结束时，F去拿回了被收走的书，上面贴着“色情”二字的标签。我们俩翻看了一下，试图理解他们的逻辑，最后将画册合上，我们理解不了。

“你把那些书都给我。”Q抱着一堆书，叫我再往上面放几本。F也过来帮忙了。我们仨抱着一垒书，爬台阶、下台阶，来回三四趟的功夫，把书搬完了。

“今天书店生意怎么样？”我问F，因为餐饮那边的流水还不错。

“诺兰的电影海报卖了不少。”F答道。

我下班的时候，F叫我把放在桌面上的工作证收好，我随手扔进了抽屉，说活动都结束了，应该不重要了吧。“好像还会去其他的城市，工作证可能要回收。”F说。我拉开抽屉，拿起工作证看了一下，上面确实未标有城市、时间等字样。

坐在边上聊天的两个男生，他们在这里待了一下午了，这时收拾了包袋，其中一个走到柜台前，问我工作证能不能卖给他或者送给他作纪念。我摇头说，他们要回收的，心想这些人是不是疯了。

本抱着期待的大众，在逛了书店之后，大失所望。首先是水晶宫的外观，网友吐槽若不是前面有“上海书城”四个大字，还以为是LV旗舰店，或是以前南京西路上的“天上人间”。

从这一间书店到那一间

“大家快来衡山·和集抢书！”2023年8月31日，有人在朋友圈发了这样的动态。那天是横山·和集书店最后一天营业，闭店原因和前一年相同：租约到期而房租太高。“当天，该店宣布延长营业时间至9月1日凌晨2点，而实际上，直至凌晨3点，仍有客人不舍离去。”“澎湃新闻”视频号如此播报。谈及一家书店的倒闭，开书店多年的鲁先生骂了句“我操他妈的”，“平常所有人都不去书店，书店倒掉的时候，所有人都去了。”

开旧书店的黄先生说，五年前有家书店倒闭的时候，他有个朋友发了个朋友圈，他当时留言说：请不要假装你们是人家的粉丝，人家在那开了十年你没去，现在人家倒闭了，你们都去了不过是利用人家的倒闭来打造自己的人设，诸如“我也是关心书店死活的”。

2023年10月28日，福州路465号的上海书城，阔别两年，重新开业。自1998年上海书城开业以来，到2009年作家莫言在上海书城举办签售会，伴随着网络时代和网购的冲击，2010年后，上海书城面临着实体书店共同的经营难题，再到重装归来，本抱着期待的大众，在逛了书店之后，大失所望。首先是水晶宫的外观，网友吐槽若不是前面有“上海书城”四个大字，还以为是LV旗舰店，或是以前南京西路上的“天上人间”（KTV娱乐场所），更要命的是官方所谓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超大镂空书架设计，因为没有梯子读者根本够不着上面的书，书籍分类混乱，想要找本书如大海捞针。这不愧是某些视频号所说的“网红新地标”，斯文扫地，毫无书香气。

他当时留言说：请不要假装你们是人家的粉丝，人家在那开了十年你没去，现在人家倒闭了，你们都去了不过是利用人家的倒闭来打造自己的人设，诸如“我也是关心书店死活的”。

上海人选择在福州路矗起一座“书山”并非偶然。福州路又称四马路，19世纪50年代初开辟，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绕不开的沪上“文化弄堂”。1843年，上海开埠，同年12月底，传教士麦都思（Walte Henry Medhurst）来上海创办墨海图书馆，使其成为中国近现代最早的出版机构。1897年，在江西路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搬至福州路，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印书馆，它出版的书籍品类众多，如《四部丛书》《四库全书》《从书集成》等。1921年，世界书局也来到福州路。20世纪30年代以后，福州路上又有新儿童书局、求益书局、华北书局、华新书局、文汇书局等。1939年，全市共有书店245家，其中开设在福州路的就有92家。

“到了。”朋友说。“你确认吗 ？”我问她，因为没看到书架，除了旅游文创产品，没有几本书，当然有咖啡吧台。“上来看看——”朋友径直去了二楼，我跟着上去了，在楼梯上听见琴声，原来是有人在教授尤克里里课程。我看着橱窗展示的黑白照片及说明，与其说这是家书店，不如说是旅游景点。“还有一层”，朋友带着我往上走。楼梯天花板上的五角星灯，照耀着墙上的“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几个字。踩在木地板上，从花式玻璃窗望出去，我无法想像，当年住在附近的丁玲常来此买书的书店模样，也无法想像鲁迅先生也常来此买书和领取稿费的心情。

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边缘人与不同政见者，从四面八方纷纷汇聚上海。书店、影院、咖啡馆是相识相处的主要空间，而位于四川北路创办于1917年的内山书店，则是这群人里左翼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具乐部。内山书店有一张汉娜·阿伦特的“平等的圆桌子”，七八张沙发围绕着小圆桌，欧阳予倩、田汉、郁达夫等人坐在那吃着糕点喝着茶聊着天。陈独秀、李大钊进店来买书。鲁迅先生坐在桌前，给想要与他会面的文学青年回信：每日下午三四点，总在内山书店的。左翼剧作家夏衍是书店常客，一个严寒的日子，他又来书店买书，见到了鲁迅。1930年，二人共同发起筹建了“左翼作家联盟”。一天下午三四点钟，鲁迅发着烧，同萧红与萧军见面，他将一个装有20元钱的信封放在桌上，缓解了他们初来上海的窘境。圆桌那边的人越来越多，畅谈从早上持续到晚上。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站在暖炉边，一边喝茶一遍听店主讲述中国青年人的现状。

“我有点忍不住想帮他们整理书架。”朋友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三楼有很多书，但更像是商务印书馆样书陈列区，令人毫无阅读兴趣。这家在四川北路856号的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如今名叫“1925书局”，如今的内山书店也不过是另一个旅游景点罢了。我们离开，搭地铁到上海图书馆。

我只是个打工的

下了地铁，走到湖南路上。我站在路边，看着墙上的“物邸bookstore”灯牌,大门敞开，我迟疑不决。“原来这里除了路牌和关着的黑色铁门外，什么也没有”，我告诉友人，虽然疫情时也听到他们要闭店的传闻，但也没听说要改名。我们俩再三确认了门牌号：湖南路11号。

走进店里，走廊上多了书架和贴满了便利贴的留言墙，留言有心愿有祝福有到此一游的打卡，真是索然无味，再一看，原来上面有留言要求：别谈论月亮，别谈论玫瑰，别谈论大海，谈谈你知道的。

“这里是1984书店吗？”我问店员。店员说是的。问他怎么改名了。“我也是打工的，不清楚。”店员穿着一身灰色的制服，站在做饮品的吧台里。这个吧台也是多出来的，我再一看店内，桌椅摆放、书籍布局风格大变样。我第一次来这家店的时候，还是2018年我刚来上海时。

“那个卫生间还在吗？”我问店员，“还在的，密码是1984#。”他说。现在还整了个密码锁，我想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了。

从卫生间出来后，我来到书架前，看着专门做了分类的标签，我还是喜欢原来书乱堆一起的样子。我挑了两本已经绝版的《1984》和一本《恶之花》，去结帐。“我们的书不卖，但你可以交押金借阅，押金是书本定价的两倍，看完了还书，押金会全部归还。”店员回答道。

虽然之前1984书店的老板一部分藏书不售卖，但艺术类、独立出版物及文创是售卖的。朋友觉得人家做生意也不容易，不如坐下来翻翻书，她请我喝咖啡。她扫码打开小程序点单，首页上写着：我无比贪婪，我想要的是生命中的一切。我哼了一声，“新老板还挺诚实，你知道原来要喝什么直接跟店员说，他们连个菜单都没有的。”“你要喝什么”，朋友从上滑到最底，饮品最低价格50元。我把书放回书架，拉着她就走。出来的时候，一位顾客刚好也从店里出来，只听见他对他的朋友说，“1984讲的就是老大哥…….”

我们从湖南路拐到永福路，再往复兴西路走，一直走到24号。门头上的绿底白字店名，现在一片漆黑，拐角处写着“福福家”，玻璃橱窗上的小黑板上写着“15年老店 营业中”。我们推门进去，原来的书架上现在摆放了各种款式的球鞋。门口的凳子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他正靠墙闭目养神。

“这个店真的有15年了吗？”我们问他。他继续假寐。

“这里原来是个书店，你知道吗？”我们继续与他对话。

他抬了抬眼，“我只是个打工的。”

本文原标题《上海是个大商场》，现标题及内文章节标题为编辑拟定。

参考资料：
《季风二十年忆往1997～2012》/严搏非
《严搏非：书店里的启蒙者》/匿名
财新周刊：《季风书园二十年，这是最后的告别》/刘芳
《我去书店，只为躲避一个时代》/胡桑
《季风店员日记》
《独立书店生存有时，荣耀有时，牺牲有时》/严搏非 刘苏里 薛野 于淼
《季风书园谈往》/老周望野眼
《近代新闻出版史上，曾有一条绕不开的沪上“文化弄堂”》/柳和城
澎湃新闻：《上海书城回来了》/杨宝宝
界面文化：《跨越一个世纪，在内山书店与鲁迅重逢》/徐鲁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