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篇：《福島核災復原（上）：經歷核災，日本人也是第一次｜端對談》）
本篇標題取義自馮蘊妍的散文《在工業廢墟中寄望植物》，她提出這個問題：在工業污染的持續後續（aftermath）中，如果既沒有即時的出口，也沒有終點線，我們該如何希望？工業污染災難「之後」，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時間和存在？(英文原文可見Critical Asia Archives)
日本政府將這些措施無窮無盡地放大，就是一個雄心壯志的做法，也可以說是一個最符合這個國家為主導的經濟利益，因為這樣的話就可以用最快的時間去證明給所有人看——日本的除染已經成功了，所有東西都回到正軌了。
「除染」的假象
端：政府自己有一套對污染的測量，不過我們也看到民間有自己的測量方法，例如在污染水上都有不同參數的爭議。這些測量結果可以如何借鑑呢？怎樣看政府和社會在科學和專業問題上的這一類博弈呢？
譚萬基：政府的除染工作是參考了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在切爾諾貝利時的一些所謂除染的技術，但是如果追回原始文件的話，其實現在所謂的農地除染、又或者是剛才蘊妍說過的用水壓槍洗這些技術，當時IAEA是不鼓勵廣泛大型應用的。例如你家後花園，如果有一個被污染的地方，你就可以刨一些泥，（文件）說得很清楚，如果那是你家後花園的話。
但是日本政府將這些措施無窮無盡地放大，就是一個雄心壯志的做法，也可以說是一個最符合這個國家為主導的經濟利益，因為這樣的話就可以用最快的時間去證明給所有人看——日本的除染已經成功了，所有東西都回到正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