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福島，理解核災，理解別人的創傷——專訪《福島漁民物語》導演山田徹

「任何國家的歷史，或任何人的歷史，都有幾個戲劇性的分水嶺。」1995年1月17日，西日本發生阪神大地震。小說家村上春樹當時旅居美國，形容自己從收音機裏聽見一記「不祥的轟聲」，使他動了回日本定居的念頭。兩個月後，東京又發生舉世震撼的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村上春樹岔出小說之路，耗費數年進行採訪，完成了《地下鐵事件》與《約束的場所》兩本非虛構寫作。

村上春樹日後形容，這項行動，是他對自身進行精神調整的一項作業——透過採訪「擁有不普通的共同體驗的普通人」，來了解普通人的感受與其所見證的場景，並於這個採集結果之上，去拓展和加深自己作為「在日本這個國家生存的作家」的視野。

沙林毒氣事件，是村上春樹寫作生涯的重要斷點。而日本這個國家，其命運的轉折，亦於歷史中不斷疊加，並召喚某些個人，穿梭記憶、進行創造：二戰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建立滿洲國。當時於滿洲出生的導演羽田澄子，日後製作了滿蒙開拓團的紀錄片，追溯滿洲事變後，被開拓團和軍隊家屬遺棄的戰爭孤兒的歷史。

而2011年，日本發生東北大震與福島核災，當海嘯吞沒日本東北沿海城鎮那一刻，山田徹在東京澀谷的製片公司大樓裏，盯著電視新聞畫面，久久不能自己。回過神後，他對自己說道：「我是局內人，這個災害跟我有關。我必須用自己的方式，將它表現出來。」

從311走來的日本80後

1983年，山田徹在新宿出生。從小學到大學，他都在東京東久留米市的「學校法人自由學園」這所體制外學校就讀。大學主攻日本文學、研究夏目漱石，但心中始終對媒體工作存有熱情。他一邊研習媒體相關理論，並在大二那年，意外接觸紀錄片，立志日後要成為紀錄片導演。

「我開始思考：東京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一如台灣，紀錄片導演在日本並非容易維生的職業。從未拍過任何片子的他，選擇擔任亦畢業於自由學園的羽田澄子的學徒。2011年，山田徹正協助羽田澄子製作日本學徒動員體制的紀錄片，但311核災的後座力，讓他決定自己說故事。

「事發後，東京這座城市，呈現出『panic』（恐慌）的狀態。僅一瞬間，人們就從『日常』進到了非日常。」山田徹從未料想，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事情，會因一起地震就瞬間產生重大改變——呼吸與飲食皆有危機，「這使我開始思考：東京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山田徹的疑問，隱含對邊陲與首都間掠奪關係的反思。

山田徹自承，在他成長過程中，世界上接連不斷發生與政治息息相關的重大社會事件，如日本沙林毒氣、九一一自殺攻擊或伊拉克戰爭。「但我卻從未關注。」就連同校畢業的學長姐，拍攝切爾諾貝爾核災或祝島反對上關核電廠的紀錄片，也沒有觸動他對核電議題深入研究。

「一直要到宮城氣仙沼三百多具遺體，在電視螢幕前對著我一字排開，以及核災對當地居民的生計產生難以逆轉的衝擊，我才錯愕驚覺，過往自己竟如此缺乏『當事者意識』。」山田徹直指，缺乏「當事者意識」的實質表現，即是對政治漠然，「就我觀察，這幾乎是日本年輕人的普遍現象。」福島核災的衝擊，使山田徹開始反思，並起心動念透過拍攝，來錨定自身與社會的關係。

一旦打開了「當事者意識」的觀點，福島的歷史，毫無疑問是日本邊陲縣城的經典命運。1855年，福島常磐市發現大量煤礦，日後成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重要資源；二戰後，石油、天然氣取代了煤礦，成為能源主力，但因美國對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說法輸入日本，福島縣的雙葉町與大熊町，又成為核電廠建設的腹地之一。

1960年，東京電力公司與福島縣研議設立核電廠的可能性。1964年，福島第一核電廠開始建設；1971年，核電廠正式營運。此後，福島縣逐步設置了四座核電機組，其發電量之大，排行全世界前25名。福島電廠的電力，並不供給當地使用，而是透過輸電線運輸至相隔兩百公里遠的首都東京。不只能源，其臨海小鎮的漁獲、農地與森林生產的稻米、蔬果，也源源不絕地供應全日本的糧食。　

也就是說，福島自古就是一座不斷向他方「進貢」的地方。

「然而一開始，我並不知道該怎麼做。」山田徹認為自己既非能為社會帶來第一線訊息的新聞記者，也非早有紀錄片作品的熟練導演，「因此要用什麼身份進入災區，顯得非常尷尬。」不僅如此，對他而言，更重要的問題是：「災區充滿死者，以及因避難而受苦的人，我與他者的關係，究竟該如何建立，才不會使自己成為一個『看熱鬧的人』？」

紀錄者的倫理課題，成為山田徹必須優先處理的精神糾葛。他決定先捨棄紀錄者的角色，以志工身份協助救災。這個他所前往的小漁村——位於福島縣與宮城縣中間的新地町——日後成為山田徹紀錄的主要標的。這全因在新地町時，偶然讀到詩人和合亮一的一首詩：

Blue Note的唱片掉落在新地車站的月台

不知道這張爵士的黑膠唱片

被聽了幾次、被轉動了幾次？

而，你又放了這塊唱片幾次？聽了它幾回呢？

新地車站遭海嘯侵襲，當時有輛行進的列車受大力沖擊而傾倒、停擺。和合亮一在災後於災區行走，寫下了一系列描寫災區景象的詩作。「但我從他詩裏所讀到的，並不是災害為這世界製造『裂碎』，」山田徹說明，這首描述一張掉落在新地車站的黑膠唱片的詩句，具體而微地表現出人的足跡與蹤影。「換言之，詩人將震災前後的『時間性』，透過紀錄而表現出來。」

黑膠唱片的發聲原理，是透過唱針對唱盤上槽溝進行讀取，透過線圈傳訊，再讓主機將訊號轉換為聲音、透過喇叭傳送。這個意象，解放了山田徹的精神糾葛——若將唱盤比喻為災區，災難所帶來的傷痕，就是唱盤上的槽溝。一場災難，會封存所有與其相關的人的話語，而山田徹的任務，便是化身為唱針，在槽溝探覓、聆聽，協助轉化複雜的訊號，再對外放送。

2011年7月，山田徹才開始正式訪問福島，「但一開始，我並沒有拿出攝影機。」攝影機是有侵略性的工具，在未與對方熟識前，他傾向先聽對方說話。透過與漁民交談，山田徹開始聚焦自己的拍攝理念。

「生業」如何：沒有魚的漁民

「日文有一個詞語：生業。」山田徹說明，「生業」意味人的工作與生活，是緊密聯結、不可割分的狀態。核災，卻迫使新地町的漁民必須面對分裂：要不就離開新地町，找一處可以重新捕撈的地方；或留下，卻游手好閒、無事可做；否則就是完全放棄，改做陸上的工作。

「但問題不僅是如何『選擇』，」山田徹強調，擁有生業的人，對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自豪與尊嚴，所以儘可能不想離開土地，「因此，這些人要如何面對核災而生活，成為我的問題意識。」

福島核災迄今六年。這漫長的時光中，日本政府針對受輻射污染的農地、住宅與海域進行除污，並透過檢驗輻射數值，來挽救國內與國外消費者對於福島產品的信心。山田徹在新地町將近六年的時間，鉅細彌遺拍錄漁民因放射性物質污染水產，而遭禁捕的曲折過程，並驚覺，重建若要有任何可能，必須建立在對災區現實有多面向的認識。

核災初期，福島漁民被限制完全禁捕，後來逐漸可以進行試驗性捕撈，並販售輻射檢驗數值合格的水產。但在日本政府宣布核災重建第一階段已告一段落，福島縣仍有諸多水產被列為禁止流通的項目，甚至偶爾也有可流通項目的輻射檢驗數值超標。

這些現象，所為何來？山田徹透過紀錄東京電力公司與漁民開會討論排放核污染水的場景，幽微點出：這一切，都源於核災事故尚未真正落幕——福島電廠熔毀的爐心尚未取出，東京電力公司必須不斷施澆冷卻水以避免電廠再度爆炸。而這方法，會製造源源不絕的輻射污染水。2013年，爆發儲槽洩漏事故，約有300多公噸的高濃度輻射汙水外洩於福島海域，造成重複污染；就算後期已採取科學手段，來去除污染水中多數放射物質後再排出，但已難以杜絕消費者的疑慮與恐慌。

因東京電力公司對核災善後處理的不夠謹慎，致使福島漁民必須面對「風評被害」現象——原先，漁民所捕撈的漁獲，在透過監測、確定低於輻射管制標準後，得以在市面販售，不少日本消費者，為幫助災民，曾一度大力推銷與購買。但輻射污染水不斷外洩與檢驗超標等情況，導致消費者認為這是蓄意欺騙，對食品安全的恐懼，導致福島漁產嚴重滯銷。

面對生計困頓，東京電力公司以發放補償的方式打發過去，但對漁民而言，補償並不意味修復——「各種慾望使人努力工作。但我們失去慾望。如果平白無故拿錢就會游手好閒，他們以為只要補償就好，但我一點都不開心。」

想在原地生存下去的想望，促使新地町漁民重振當地祭典安波祭。山田徹亦紀錄這段過程，結合漁民受核災影響的糾葛心情，剪輯為紀錄片《福島漁民物語》（新地町の漁師たち）。這部片於2016年正式發行，成為山田徹人生中第一部執導、製作的紀錄長片。片中開頭的第一幕，山田徹安放了他於新地町按下攝錄鍵的第一個畫面。鏡頭裏，幾位漁民對著騎著腳踏車拍攝的山田徹抱怨：

「要是核電廠沒出事，就能出海了。我們等了很久，大家都想出海。這麼多船沒有遭到海嘯摧毀，跑船的人都等著想出海。你（導演）好好地聽他說明吧。他是船主會的會長。春雄，告訴他大家都等著出海，大家都等得不耐煩了！」

選擇災民的抱怨話語作為片頭，有其深意。新地町的漁民，深深苦惱於未能平息的核災與風評被害。為了真實呈現漁民處境，山田徹甚至剪入一段漁民生吃漁獲的鏡頭。他坦言自己在剪輯時，刻意把自身對核災的是非立場退居後位。「一開始，我只是想把自己設定的框架投射到漁民身上，試圖由此創造一個故事。但我逐漸意識到，我的框架，迥異於漁民的真實處境以及他們想對社會大眾說的話。」

山田徹指出，這六年間，紀錄福島災區的紀錄片所在多有，「但大部份都是為了倡導自己的理念而去拍攝。」山田徹不想凸顯東京電力公司的權力如何巨大、也不刻意抨擊政府，「畢竟比起彰顯特定主張，我想讓大家看見的，是那些倖存者的處境。」

現實總有灰階。這是山田徹作為紀錄者，在面對現實世界的眼光。願意穿透曲折的思考視角，使綠色公民行動聯盟，邀請山田徹帶著《福島漁民物語》參與二〇一七年的核電影影展。

核電影影展，是由台灣長期關心核電議題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在福島災後，以兩年為週期舉辦的文化活動。影展議題不僅鎖定反核運動，也包括核廢處理、能源轉型等面向，同時會搭配映後座談。「每屆影展我們都會引進紀錄福島最新現況的影片，」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說明，福島災後，較少有人紀錄漁民，加上《福島漁民物語》呈現災民在重建與恢復產業間的夾縫求生，能與台灣在面對核災區食品管制爭議有所呼應，因而特別引進，「希望台灣社會能對災民處境有比較複雜的理解，以避免製造對災民的歧視。」

不料，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意欲拓展理解邊界的立意，卻使遠道而來的山田徹遭致攻擊。

「你跟加害者站在同一邊嗎？」拓展邊界的艱難

映後座談中，有觀眾不斷逼問山田徹對輻射食品檢驗標準的態度與看法。山田徹私下表示，自己並非科學家，不可能給出一錘定音的解答。礙於禮貌與時間限制，只好簡單回應：「從目前可見的相關檢驗數據來看，我覺得大致來說是安全的」。然其說法，引發部分觀眾不滿，並將其回覆解讀為替東電與日本政府美化、淡化核災對福島農漁產的影響。

與核災中的加害者站在同一陣線，是山田徹的本意嗎？山田徹無奈解釋，他的回應，其實是綜合多面向的曲折思考——目前日本以風險高低劃分捕撈區域，污染熱區依舊禁捕，可以捕撈的區域，各地漁會則會根據日本政府訂定的捕撈魚種進行管制，並進行輻射檢驗與銷售管理。

「由於日本有些縣市的確沒有進行監測，加上輻射污染會透過洋流擴散，因而我不會篤定地說全日本的水產都是安全的。但就我在新地町所見，目前輻射檢驗的結果，高達95％是輻射未檢出。而這數據，國家與東電的資料，是有一致性的。」

山田徹之所以說「相信所見」，並非完全基於對科學檢驗標準的肯定，而是在龐大的社會焦躁裏，看見標準的必要性。山田徹表示，核災區食品的爭論與恐慌，源於幾項前提：一是災後日本政府一度提高食品中輻射容許量。其次是假標籤的現象流竄、抽查頻率各縣市不一，以及多數社會缺乏對長期攝入低劑量輻射食品的健康風險評估。「然而不管前提為何，追根究底，這凸顯的是我們對於食品安全的在乎。而這一定程度，牽涉了每個人的價值觀。」

「人的價值觀會影響自己要選擇什麼樣的生活，乃至於如何看待福島核災的重建狀態。這不該是對錯之爭。」山田徹舉例，過往只吃有機食品的人，很可能完全無法相信福島食品已經安全，但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要求的光譜可能有很大落差，更重要的是，食物必須倚靠生產者耕耘與捕撈。「因此對我個人而言，清楚的標示，以及持續性的監測，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山田徹表示，很多人會認為「風評被害」是日本政府意欲文過飾非的手段，實際上，日本曾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記者，在未確認消息真偽前，就散播「福島污染漁產在市面流通」的訊息，造成市場恐慌。因此，「若考慮消費者的光譜差異，再綜合日本的傳播現象，就會知道風評被害，是一個存在的事實。」

「超級市場裏貼著福島標籤的魚，跟一個你所信任的福島漁夫捕的魚，哪個會讓你安心？一定是後者。」山田徹感慨，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的市場，帶來一貫生產的自動化過程，導致消費者跟生產者永不相見，人與人的關係斷裂，讓風評被害成為難以解決的事。「這是福島漁民的現實困境，強烈希望大家能看到這點。」

儘管如此，部分對核災區食品抱持高度疑慮的台灣觀眾，無意深入理解山田徹的思考脈絡，直接將《福島漁民物語》標籤為日本政府的宣傳工具，於臉書上貼文抨擊。得知後的山田徹無奈笑說：「這樣的看法與行為，其實不只台灣，日本也有。」

核災後，日本社會出現愈來愈多為了鞏固個人價值觀而出現的激化語言，「立場不同的雙方各自躲在同溫層裏發言，卻從不願意了解現實的複雜。這種現象，在SNS（Social Networking Site）上特別多。」山田徹認為，儘管這些言論可能都出自於對福島災區的關心，但過於狹隘的觀看視角所造成的對立「反而讓重建速度更加緩慢」。

福島核災是否平息、受創災區是否重建，這些問號背後的每一個答案，其實都牽涉政治角力。正因如此，山田徹才希望閱聽眾能用比較細緻的眼光來理解福島。山田徹續以漁業為例，在核災前其年輕漁民從業人數排行全日本第二名，但在災後，漁民歸返的情況各地不一。如新地町因距離電廠較遠，年輕人回來不少，至於小名浜，許多人則選擇棄業。「福島幅員廣大，希望大家能夠透過紀錄片，瞭解核災區的狀況非常多元，應盡量不要把福島包裹為一個整體去談論。」

他進一步表示，重建是跟心理狀態有關的問題。福島漁民可能開始恢復工作、漁獲量也跟災前一樣，房子也重建了，「但是心裏還有傷痕在，對我來說，心理創傷未能療癒，就不算重建。」山田徹耗費六年完成《福島漁民物語》，至今仍舊無法清楚回答「重建是否完成」，甚至對東日本大地震以及核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也仍抱有巨大疑惑、難以定義。

「在災區，我經常聽見漁民說『如果沒有核災就好了！』」福島核災，瓦解的不只是受災者的生活與人際，同時也讓山田徹這樣的旁觀者，改變了價值觀。「親眼觀看災區，理所當然會導出『不要核電』的理念，但作為導演，我更希望大家從中理解，核災是一個重新檢視自己生活、重新思考，他者與自身的關聯為何的契機。」

不斷強調創作理念，源於山田徹在災區長期紀錄的副作用。他說，災民焦躁不安跟猶疑的心理感受，都如實烙印、留存在他身上。但當抽離災區、日常庸碌干擾，「有時候不免就會忘掉災區的事。而這個割裂感，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傷害。」山田徹認為，要能撫平這道因割裂而來的破痕，唯有讓更多人理解災區的現實才得以達致。「這世界，需要更多人去『同理』別人的創傷。」

結束訪談前，我刻意問：「能否請你用一句話形容這場核災？」山田徹搖頭，堅定拒絕：「我最討厭這種必須簡化回答的問題了。」他答完，我們相視而笑。想起艾倫．萊特曼在《愛因斯坦的夢》這樣寫道：

「在這個世界裏，時間有三維， 與空間一樣是立體的。 每一做決定的剎那， 同樣的人，在三個不同的世界， 有其不同的命運。在時間裏，有無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