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東日本的地震海嘯，引發3月11日的福島核災，至今12年。這是一個未完的災難。今年9月人們再次被「日本核廢水排海」的新聞衝擊。「福島現在怎麼樣了？」輿論熱議，媒體競相報導。
人類學學者譚萬基，2015年第一次去福島市飯館村。他形容在許多團體的描述下，以為福島是「很有毒的地方」，人們會白口罩白大衣全副武裝走進去好像生化危機。於是從福島站出來到飯館村的車上，他都留意著沿途輻射線量計的數字、車窗外路邊載有低放射性廢料的黑色膠袋，和許多長滿荒草的農田。「研究報告都是在說那裏有多麼的污染，或者人怎樣不應該回去」，直到他下車到了「福島再生會」成員宗夫先生的家。
再生會成員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但氣氛一下熱鬧起來，「別以為他們是老弱殘兵，吃完午餐後，就立刻帶我到用他們自己方法除染的農田考察，又帶我在村裏四處走，解釋他們如何測量輻射。」在飯館村呆了三、四天，譚萬基已經覺得想像與現實的衝擊之大讓他想重新認識一個問題：「究竟我們要怎樣去面對一個經歷過核災的地方？」人們沒有把那裏當作切爾諾貝利禁區般的「廢墟鬼城」，「他們一直談的不是離開，而是回來。」
「災前的福島民風很純樸，每天早上都只有納豆吃。」現在東京大學擔任教職的哲學學者張政遠，2000年左右到日本東北留學，學校在仙台，有一段時間常跑到一個小時車程以南的福島，玩和學車。到了福島才愛上的納豆，成了他的一個災前回憶。
2011年底，張政遠先去了仙台以北的石卷災區，由朋友的朋友帶進福島核災區則是在2013年。當時福島第一核電站方圓20公里的「強制避難區」都還沒有解封，他們爬到一個山頭往下看，想像人們如何抉擇要回流還是外流。眼見非核災區如仙台市、岩手縣、宮城縣的沿海地區「復興」較快，尤其仙台的人口越來越旺，而核災區似乎看不到明顯的變化。2014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教學，有機會從更多日本的角度接觸環境問題，更覺得福島的跨時代復原是需要一直跟進的。
2017年開始留學日本的人類學博士生馮蘊妍，雖然田野在日本公害「原點」之地足尾和渡良瀨川流域，而不在福島，但早在研究足尾礦毒事件之前，剛到日本那年就參與了後311日本社會運動團體的全國問卷調查，調查對象之一為反核團體。從那開始把311視作一個整體去關心，對足尾銅山礦毒事件的關注亦部分源於此。
她跟「核」的關係則產生於2022年至2023年、任職法政大学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環境檔案館（Archives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的研究助理期間，她負責整理原子力資料情報室（Citizens' Nuclear Information Center）寄贈的視聽資料，因而對核武和核電政策的動向，以及國內外反核運動的歷史有更系統化的理解。2022年她兩次到訪福島，去了濱通地區不同傳承館和博物館、以及飯館村、浪江町、雙葉町、木戶村一帶。她自己也會在東京組織社區放映，邀請居民和市民來觀看有關核電、核武、核災的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