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女A片尚未開拍：台灣早期女同導演李湘茹，和一場夭折的同志婚禮

30年前的李以霏還叫做「李湘茹」，一部《2，1》紀錄片在世紀末的台灣，不僅成為第一部能上院線銀幕的女同志電影，還在台北的誠品敦南店、T Bar吸引各階層女同志趨之若鶩；跨過新世紀，她在華山舊酒廠的倉庫空間舉行台灣首屆同志影展，播放《2，1》與國內外影片十來部。

李湘茹是誰？從何而來？我是從女同志歷史檔案中知道她的。她在女同志電影史中，於三十年前的世紀末橫空出世，又在短短幾年間銷聲匿跡。我以為現今的她，會抓著過往成就而傲氣凜然，未料一碰面，如今改名李以霏的她，卻先自我嘲諷：「年輕的時候不懂事，懂事的時候不年輕。如果換成現在，一定會有更好的技巧、更成熟的態度去面對它。但就是那個年代，在那樣的年齡底下，我們會做出那樣子的選擇，或走那些路。」

那些路，指的是哪些事？那個年代，從女同志之不可見，到成為台灣影像顯學的年代，她又是怎麼走過去的？

「那時女同志如果要辦婚禮，很多都在T-Bar舉辦。父母親都不會來，但自己的朋友、即使不認識的客人，也會到場參加。」

結婚篇：從T Bar裡萌生的拍片計畫

台灣第一本女同志田野調查報告的作者鄭美里，在其1997年出版的《女兒圈》中提到，90年代中是台灣T Bar（當年女同志酒吧的簡稱）營運興盛，全台各處合計大約有30間左右。1987年左右，女同志消費空間脫離與Gay Bar混合的時期、T Bar獨立開業，出現「忘憂谷」、「Haven」等第一代純女同性戀空間，以卡拉Ok型態經營，僅能透過熟人引介、花名入場，以非公開營運方式在女同性戀之間口耳相傳。

1990年代間，台灣第一個女同性戀組織我們之間開始在地下運作，爾後大專院校女同志社團及婦女運動團體之下的相關組織亦聚集，儘管是在檯面下匯合，但能量豐厚、活動蓬勃。此時，女同志酒吧開始呈現更多樣貌。早期T Bar多聚集在大台北夜生活的條通地區，慢慢開拓往大專院校學生集散地區如台大公館、誠品敦南書店等地區，讀書會、新書發表、影像放映等各種活動，也滲透進入這些新的T Bar空間中。

但對於大眾而言，80年代同志相關報導與輿論，多半聚焦於男同志的愛滋汙名，女同志則幾乎不可見；至1990年代後，女同志則以在酒吧被偷拍、獵奇觀看的方式，在大眾媒體上呈現，但也因女同志相關社團的能量匯集，集結連署抗議、報紙投書等平權倡議行動，也一起在同年代中並存。

這是檯面上下的文化場景、運動能量與大眾窺探目光激烈交手的年代。李湘茹的《2，1》，正是在這兩股能量的縫隙中，竄升而出。

當年30歲上下，李湘茹笑稱自己年輕蠢動、跑T Bar玩得瘋，當年在誠品敦南店打工的她，下了班就與朋友約了去鄰近的石牆酒吧第一代店。

店名取名「石牆」，隱藏著圈內人才能嗅出的抗爭性格，直接援引自1969年美國紐約石牆酒吧的同志抗爭事件，1994年在台北忠孝東路四段街角大樓內開業。鄰近的同志友善空間除了誠品敦南店，還有年輕人出沒的「第五街」T Bar、提供女同志束胸的「T&G服飾」，曾屬第一代的傳說T Bar「Haven」，舊址也僅在相隔四條巷弄之外。

那時，台灣女同志酒吧開始呈現更多樣貌。早期T Bar多聚集在大台北夜生活的條通地區，慢慢開拓往大專院校學生集散地區如台大公館、誠品敦南書店等地區。

石牆裡的兔寶與漢培

石牆開業，成為台灣第一個女同志組織「我們之間」、第一個大學社團台大浪達社的前期活動據點。開幕的1994年6月4日，由「我們之間」協助舉辦開幕活動，甚至在現場舉辦了台灣首次女同志問卷調查「T的身體」，並收錄於該組織發行的《女朋友》雜誌中；隔年9月，台大浪達也在此地舉辦《我們是女同性戀》新書座談會，此為台灣第一本女同志寫女同志生活文化場景的非虛構出版品。

由此可知，相較於條通內的T Bar，「石牆」與知識份子圈的女同志關係相對緊密。也是在此地，《2，1》誕生，李湘茹在此認識了紀錄片中的兔寶與漢培這對女同性伴侶。

「我們幾個人常常在一起玩，但我們也不是只聊風花雪月，總是會面對人生比較嚴肅的課題。有天聊到接下來的人生計畫，她們就說，想要在世紀末的最後一天，在T Bar舉辦婚禮。妳知道，那個時候，女同志如果要辦婚禮，很多都在T-Bar舉辦，並且事先預告有婚禮。」

「父母親都不會來，但自己的朋友、即使不認識的客人，也會到場參加，因此當時T Bar對我們很多人來說，都像是第二個家，在家內、職場上，要隱藏自己、虛與委蛇或是得不到認同，在這裡都可以很放鬆、用妳真實的身分及樣貌，受到所有人的祝福。」

李湘茹聽聞了她們結婚的計畫，拍攝紀錄片的念頭也隨之而生。「想為台灣非常貧乏的同志影像、尤其是女同志的觀點和樣貌，多一些被看到、被瞭解的機會。因為我是女同志，我希望我們可以被正正當當的看見。」當年的她如此宣告。

這一句「我希望我們可以被正正當當的看見」，反映出當年在大眾閱聽媒介裡，女同志被觀看的負面經驗歷史。1992年，「Haven」被媒體偷拍，當年擔任記者的璩美鳳潛入T Bar，曝光消費者的面貌，導致顧客自殺，並在新聞報導中剪接當年中性女星受訪畫面，影射為女同性戀；1995年，台大學生會代表候選人爆發被迫曝光同性戀傾向的事件，一時之間，同志的「自願現身與否」成為性別團體投書的焦點。

時至1998年，Lesbian Bar「Alivila」再次被隱藏攝影機偷拍，記者將ENG機藏在包包中，挖洞、露出鏡頭拍攝。事後媒體聲稱獲得一名股東同意，但事後導致股東決裂、店面關門，在當時引起女同圈的軒然大波，成為「新聞自由」與「被強迫出櫃」之間的爭持，也號召了女同志組織及相關團體、個人的連署行動。

「想要被正正當當的看見」，這個意念在當年女同志知識分子的集結中，或許強悍而普及，但在影像工作者身上，並不容易實現，而《2，1》的現身，或許正是來自李湘茹在90年代NGO的工作經驗。

我希望我們可以被正正當當的看見

「大家都知道璩美鳳偷拍事件。也常聽到朋友被家人知道之後，被打到住院去了。當時氛圍必須躲躲藏藏，擔心媒體會不會出現，不知道會不會移花接木、繪聲繪影。」

儘管李湘茹日後笑著說，自己只是在各處沾邊、擔任志工，並未真正參與倡議行動，但在當年性別相關議題蓬勃發展的NGO中，她的履歷確實不少。五專就學於會計，李湘茹只知道自己無法如上班族朝九晚五，畢業後數年的打工人生，一方面尋找與編輯、影像相關的工作機會，一方面則在各NGO中穿梭，從早年提倡愛滋患者權益的愛滋防治協會，到台灣重要的女權團體婦女新知協會、出版據點女書店，乃至於倡議食安、環境與主婦支援的團體主婦聯盟基金會等，李湘茹或是擔任志工、幫忙寫抗爭海報，或是擔任刊物編輯等工作。這些組織，或是撐起了當年女權、性別運動的場域，或是累積、傳遞相關知識與資訊，皆為台灣性別平權的歷史根基。

因緣際會下，李湘茹帶著各種NGO經歷，錄取當時掀起台灣紀錄片浪潮的全景傳播基金會開設的紀錄片培訓課程，在1997至1998年間，李湘茹終於貼近了她的理想狀態：「我始終不得其門而入，終於開始摸到剪接台、攝影機，這些設備都是我當時負擔不起的，因為當年已經在耳聞，線性剪接會變成非線性，因此不敢投入設備。但全景所有的設備都無償讓我們使用，真的培訓課程後才知道，原來紀錄片是可以精簡人力，透過一個人獨立完成的。」

在習得紀錄片相關知識後，李湘茹得知朋友們的世紀末婚禮計畫，便認真提出拍攝邀請。在李湘茹的觀察中，作為雙性戀的漢培二話不說就同意，作為女同志的兔寶，倒是考慮了三個禮拜。「最後只是覺得，既然大家都不敢，雖然我也不是特別勇敢，但總要有個人起頭來做這件事情吧，而且希望透過影片得到更多人的祝福，所以，我們就開始這部片的拍攝。」

超過20年後，今日的李以霏回顧當時，說道：「大家都知道璩美鳳的偷拍事件。我後來才知道，原來有人因為這樣子而自殺。當時身邊沒有朋友被偷拍，但常聽到朋友被家人知道之後，被打到住院去了。當時氛圍就是必須躲躲藏藏，擔心媒體會不會出現，不知道會不會移花接木、繪聲繪影。」

如何奪取話語權，不再成為被大眾盜獵的對象？大家都想為同志做點事，漢培與兔寶都同意了。李湘茹跟母親借錢買了一台DV，《2，1》就此啟動。

分手篇：明天不必然更好，但未來毋須停擺

「拍著拍著，他們就分手了。我正在很開心地跟他們一起規劃年底婚禮籌備，有點措手不及。那，這部片還要不要繼續拍？」

「我等不到有人能夠拿起那個攝影機去拍女同志的生活，去把女同志的面貌真實的呈現出來，所以後來我就決定自己站出來去拍女同志的影像。」當年李湘茹抱持著這樣的意志，持攝影機，擺在被攝者們身旁：

「她們今天要去散步，去哪裡，我一定跟著去。沒有特別要掌握題材、沒有訪綱、Round Down，用最土法煉鋼的方式在做，閒聊時攝影機就擺著，妳們說妳們的，我也不刻意去安排或介入對話，安靜的在旁邊，剛好也符合我的個性。」

影格噠噠運轉紀錄，「拍著拍著，他們就分手了。我正在很開心地跟他們一起規劃年底婚禮籌備，有點措手不及。那，這部片還要不要繼續拍？」

當年同志婚姻當然仍未成為顯學，「The It Gets Better」也遠遠尚未成為全球砥礪青少年同志的口號。世紀末女同志婚禮的想望碎了一地，認真說來可能是諸多人生在世都可能面臨的挫敗，但擺置到這個同志運動浮上水面的關鍵年代中，影像上如何處置，或許更加艱困。李湘茹一度想放棄，與全景的夥伴們深談，「他們說，所有的一切都還在發生，後面會變成什麼樣子，妳永遠不知道。因此，繼續拍了下去。」

由此，《2，1》不僅成為第一部女同志紀錄女同性戀伴侶的紀錄片，也記錄下女同志在熱戀、分手後的重挫、曖昧與糾纏，也是當年少數呈現出雙性戀女性在女同性戀情感經歷中，難以陳述、定性的挫敗與猶疑，以及台灣首次有櫃父母／長輩面對鏡頭，談論子女／晚輩同性戀傾向的影像紀錄。

七、八個月的拍攝期，二、三十卷的DV帶，一千多小時的影像，在影中人分手、生活樣貌逐漸落定後，李湘茹開始剪接，「讓她們的故事帶我走，而不是我去決定要抓取什麼。」

最終成品讓被攝者確認之後，帶給全景的夥伴們觀看，眾人認為值得推往更廣大的社會大眾面前。彼時，台灣重要男同志紀錄片導演陳俊志的《美麗少年》才在院線上映一輪，「造成很大的迴響，連總統都到他家去拜訪了，很多人爭相報導。」

《美麗少年》正準備第二度上映，在全景師長的引介下，決定加上全新的女同志紀錄片《2，1》，聯手推上銀幕，再創同志觀影潮。「我像是搭上順風車，無論是陳俊志、全景他們，或婦女新知，大家都為了推廣同志議題，在背後做了非常多努力，我真的非常感激。」

於此，寫就了1999年第一部躍上院線銀幕的女同志作品，甚至是DV拍攝而成而非傳統膠卷的拷貝放映。兩部片在1999年4月進入學者全球影城，放映20場，幾乎場場滿座。

女同志紀錄片的放映現場

「來看這種題材的觀眾多是同志，我不想每人踏出影廳大門還要遮遮掩掩。只能現場告知觀眾有媒體在影廳外拍攝，現場有後門可疏散，不需直接經過有攝影機的地方。」

然而，媒體獵奇的目光匍匐。在學者全球影城的放映場上，由於兩位導演對於媒體宣傳企劃的不同步調，李湘茹在未被告知的情形下，媒體前來採訪，因而引發爭議。「當年對於媒體的不信任，不知觀眾的影像會如何重製或移花接木，所以我會想要保護今天來看影片的觀眾。大家都知道，會來看這種題材的觀眾，八九成都是同志，我不想每個人踏出影廳大門還要遮遮掩掩。所以只能現場告知觀眾有媒體在影廳外拍攝，現場有後門可以疏散，不需要直接經過有攝影機的地方。」

又比如曾經為了推廣《2，1》，李湘茹在熟人拍胸脯引介及保證下，受邀上了電視節目，「他們坐在同一排，我一個人被安排在一個獨立的桌子。正式錄影時，現場有一個人一直問女生怎麼性交。主持人在旁邊鼓吹。我就全程不說話。他們就一直說：『沒關係，我們支持妳，妳說妳說。』講了許多不堪入耳的話。一種暴力感跟用獵奇的心態被看。」

儘管社會大眾的窺視持續追索，但圈內的反應極佳，播映邀約不斷，同年6月至8月間，李湘茹帶著《2，1》回到她的工作空間誠品敦南店，在地下室視聽館舉辦多場映演，同樣盛況，每場放映會觀眾湧入，從視聽館蔓延到外部走廊，偶爾有保守派在映後座談提出質疑，認為不應該拍攝這種題材、鼓勵同志現象，但多數觀眾則是希望一睹「自己人」紀錄片的圈內人，或是關切影中人後續發展，或予以熱切地支持。此外，亦有來自大專院校甚至高中校園的邀約映演，對於校園性別友善教育也略有貢獻。

2001年後，李湘茹也與T Bar合作，獲得Y2K老闆大力支持，不僅接連多場放映，更合作主辦「來去T吧看電影」小影展，找來國內外女同志影像作品，包括吳靜宜的《玉米、火腿、可麗餅》、林佳燕的《近照五分之一》、吳怡臻的《止水》，以及《鄭淑麗短片輯》和墨爾本同志影展參展片《T的氣味》（Scent uVa Butch）等。

在電視節目上，「現場有一個人一直問女生怎麼性交。我就全程不說話。（他們）講了許多不堪入耳的話。一種暴力感跟用獵奇的心態被看。」

未竟篇：世紀初的獨攬大權工作室

受到世紀末的女同志觀眾鼓舞，李湘茹對於女同志的影像有了更多期待與想像。她首先成立「獨攬大權工作室」，取自台語諧音「賭爛」（刺男性卵蛋，不爽之意），開始籌備一系列影像企劃。除了前述的「來去T吧看電影」，也曾在1999年與拉拉資推（拉拉資訊推廣工作室）合作，在誠品敦南店舉辦「同女快活６２６」影展活動及座談會。另外如「１０２８跳翻天──同性舞蹈拼上同性之愛」，也呈現出女同志組織兼俱社交功能的特性。

至於在《2，1》之後，李湘茹也曾經在網路上公開徵求受訪者，試圖以女同志酒吧為拍攝主軸，拍攝女同志紀錄片；另外也舉行募資拍片，希望以「女同百工圖」為號召，呈現社會上各種不同樣貌的女同志，在國藝會的支持下，拍攝了兩三位，但未上映。而今影中人已赫赫有名，李湘茹笑著感嘆，拍不好，也不適合再公開播映了。

2002年，獨攬大權工作室更與台灣諮詢熱線共同舉辦台灣首屆同志影展：「熱不拉G──同志影像二輪放映」，共11部國內外作品，在當年仍像廢墟般的華山藝文特區舉行。當年文化局長龍應台甚至出席站台，並參與記者會，表示社會大眾應「積極」理解同志，而非「消極」接受多元。

「熱不拉G」影展結束，大概是「獨攬大權工作室」最後現身的紀錄。李湘茹苦笑著說，當年沒有組織及公關經驗，兜攏著幾個朋友一起做，也不擅長推廣行銷，不知道應該結合更多組織的能量，因此影展並未掀起波瀾，她也就不再續推。

爾後，當有影像工作案找上門，李湘茹雖然一樣獨自持攝影機拍攝電視台的紀錄片，走著走著，也就往其他方遠行了。

「我現在還是會很想拍女女A片啊！真的想起來就覺得非常值得也很有趣。」

至於最令我好奇的，李湘茹曾希望拍攝女女情慾片，在媒體報導中被留下紀錄。詢問起她此事，她笑著說：「說實話，我現在還是會很想拍女女A片啊！真的想起來就覺得非常值得也很有趣。」真的是對於當年各種呈現女體的「物化」目光感到厭煩而憤怒，因此希望拍攝一個由女性視角出發的情慾片。

「然而，回到當年，確實還是會擔心大家一直把我貼上標籤，宣稱妳是女同志導演，而且是Ａ片導演，會用有色眼光看妳。假設換個時空背景，現在我可能覺得，你怎麼看是你個人的事，我還是我。但當年內心不夠強大，太稚嫩，確實後來會害怕，覺得真的做了，自己承受不起。」

仍然回到那個保守輿論與激進運動能量並存的年代，李湘茹曾有許多計畫。但面臨血淋淋的目光與經濟現實，走著走著，她最終成為穩定生活的一名女同志電視節目導演，但，這位李以霏，已不再拍攝女同志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