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女A片尚未开拍：台湾早期女同导演李湘茹，和一场夭折的同志婚礼

30年前的李以霏还叫做“李湘茹”，一部《2，1》纪录片在世纪末的台湾，不仅成为第一部能上院线银幕的女同志电影，还在台北的诚品敦南店、T Bar吸引各阶层女同志趋之若鹜；跨过新世纪，她在华山旧酒厂的仓库空间举行台湾首届同志影展，播放《2，1》与国内外影片十来部。

李湘茹是谁？从何而来？我是从女同志历史档案中知道她的。她在女同志电影史中，于三十年前的世纪末横空出世，又在短短几年间销声匿迹。我以为现今的她，会抓著过往成就而傲气凛然，未料一碰面，如今改名李以霏的她，却先自我嘲讽：“年轻的时候不懂事，懂事的时候不年轻。如果换成现在，一定会有更好的技巧、更成熟的态度去面对它。但就是那个年代，在那样的年龄底下，我们会做出那样子的选择，或走那些路。”

那些路，指的是哪些事？那个年代，从女同志之不可见，到成为台湾影像显学的年代，她又是怎么走过去的？

“那时女同志如果要办婚礼，很多都在T-Bar举办。父母亲都不会来，但自己的朋友、即使不认识的客人，也会到场参加。”

结婚篇：从T Bar里萌生的拍片计划

台湾第一本女同志田野调查报告的作者郑美里，在其1997年出版的《女儿圈》中提到，90年代中是台湾T Bar（当年女同志酒吧的简称）营运兴盛，全台各处合计大约有30间左右。1987年左右，女同志消费空间脱离与Gay Bar混合的时期、T Bar独立开业，出现“忘忧谷”、“Haven”等第一代纯女同性恋空间，以卡拉Ok型态经营，仅能透过熟人引介、花名入场，以非公开营运方式在女同性恋之间口耳相传。

1990年代间，台湾第一个女同性恋组织我们之间开始在地下运作，尔后大专院校女同志社团及妇女运动团体之下的相关组织亦聚集，尽管是在台面下汇合，但能量丰厚、活动蓬勃。此时，女同志酒吧开始呈现更多样貌。早期T Bar多聚集在大台北夜生活的条通地区，慢慢开拓往大专院校学生集散地区如台大公馆、诚品敦南书店等地区，读书会、新书发表、影像放映等各种活动，也渗透进入这些新的T Bar空间中。

但对于大众而言，80年代同志相关报导与舆论，多半聚焦于男同志的爱滋污名，女同志则几乎不可见；至1990年代后，女同志则以在酒吧被偷拍、猎奇观看的方式，在大众媒体上呈现，但也因女同志相关社团的能量汇集，集结连署抗议、报纸投书等平权倡议行动，也一起在同年代中并存。

这是台面上下的文化场景、运动能量与大众窥探目光激烈交手的年代。李湘茹的《2，1》，正是在这两股能量的缝隙中，窜升而出。

当年30岁上下，李湘茹笑称自己年轻蠢动、跑T Bar玩得疯，当年在诚品敦南店打工的她，下了班就与朋友约了去邻近的石墙酒吧第一代店。

店名取名“石墙”，隐藏著圈内人才能嗅出的抗争性格，直接援引自1969年美国纽约石墙酒吧的同志抗争事件，1994年在台北忠孝东路四段街角大楼内开业。邻近的同志友善空间除了诚品敦南店，还有年轻人出没的“第五街”T Bar、提供女同志束胸的“T&G服饰”，曾属第一代的传说T Bar“Haven”，旧址也仅在相隔四条巷弄之外。

那时，台湾女同志酒吧开始呈现更多样貌。早期T Bar多聚集在大台北夜生活的条通地区，慢慢开拓往大专院校学生集散地区如台大公馆、诚品敦南书店等地区。

石墙里的兔宝与汉培

石墙开业，成为台湾第一个女同志组织“我们之间”、第一个大学社团台大浪达社的前期活动据点。开幕的1994年6月4日，由“我们之间”协助举办开幕活动，甚至在现场举办了台湾首次女同志问卷调查“T的身体”，并收录于该组织发行的《女朋友》杂志中；隔年9月，台大浪达也在此地举办《我们是女同性恋》新书座谈会，此为台湾第一本女同志写女同志生活文化场景的非虚构出版品。

由此可知，相较于条通内的T Bar，“石墙”与知识份子圈的女同志关系相对紧密。也是在此地，《2，1》诞生，李湘茹在此认识了纪录片中的兔宝与汉培这对女同性伴侣。

“我们几个人常常在一起玩，但我们也不是只聊风花雪月，总是会面对人生比较严肃的课题。有天聊到接下来的人生计划，她们就说，想要在世纪末的最后一天，在T Bar举办婚礼。妳知道，那个时候，女同志如果要办婚礼，很多都在T-Bar举办，并且事先预告有婚礼。”

“父母亲都不会来，但自己的朋友、即使不认识的客人，也会到场参加，因此当时T Bar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像是第二个家，在家内、职场上，要隐藏自己、虚与委蛇或是得不到认同，在这里都可以很放松、用妳真实的身分及样貌，受到所有人的祝福。”

李湘茹听闻了她们结婚的计划，拍摄纪录片的念头也随之而生。“想为台湾非常贫乏的同志影像、尤其是女同志的观点和样貌，多一些被看到、被了解的机会。因为我是女同志，我希望我们可以被正正当当的看见。”当年的她如此宣告。

这一句“我希望我们可以被正正当当的看见”，反映出当年在大众阅听媒介里，女同志被观看的负面经验历史。1992年，“Haven”被媒体偷拍，当年担任记者的璩美凤潜入T Bar，曝光消费者的面貌，导致顾客自杀，并在新闻报导中剪接当年中性女星受访画面，影射为女同性恋；1995年，台大学生会代表候选人爆发被迫曝光同性恋倾向的事件，一时之间，同志的“自愿现身与否”成为性别团体投书的焦点。

时至1998年，Lesbian Bar“Alivila”再次被隐藏摄影机偷拍，记者将ENG机藏在包包中，挖洞、露出镜头拍摄。事后媒体声称获得一名股东同意，但事后导致股东决裂、店面关门，在当时引起女同圈的轩然大波，成为“新闻自由”与“被强迫出柜”之间的争持，也号召了女同志组织及相关团体、个人的连署行动。

“想要被正正当当的看见”，这个意念在当年女同志知识分子的集结中，或许强悍而普及，但在影像工作者身上，并不容易实现，而《2，1》的现身，或许正是来自李湘茹在90年代NGO的工作经验。

我希望我们可以被正正当当的看见

“大家都知道璩美凤偷拍事件。也常听到朋友被家人知道之后，被打到住院去了。当时氛围必须躲躲藏藏，担心媒体会不会出现，不知道会不会移花接木、绘声绘影。”

尽管李湘茹日后笑著说，自己只是在各处沾边、担任志工，并未真正参与倡议行动，但在当年性别相关议题蓬勃发展的NGO中，她的履历确实不少。五专就学于会计，李湘茹只知道自己无法如上班族朝九晚五，毕业后数年的打工人生，一方面寻找与编辑、影像相关的工作机会，一方面则在各NGO中穿梭，从早年提倡爱滋患者权益的爱滋防治协会，到台湾重要的女权团体妇女新知协会、出版据点女书店，乃至于倡议食安、环境与主妇支援的团体主妇联盟基金会等，李湘茹或是担任志工、帮忙写抗争海报，或是担任刊物编辑等工作。这些组织，或是撑起了当年女权、性别运动的场域，或是累积、传递相关知识与资讯，皆为台湾性别平权的历史根基。

因缘际会下，李湘茹带著各种NGO经历，录取当时掀起台湾纪录片浪潮的全景传播基金会开设的纪录片培训课程，在1997至1998年间，李湘茹终于贴近了她的理想状态：“我始终不得其门而入，终于开始摸到剪接台、摄影机，这些设备都是我当时负担不起的，因为当年已经在耳闻，线性剪接会变成非线性，因此不敢投入设备。但全景所有的设备都无偿让我们使用，真的培训课程后才知道，原来纪录片是可以精简人力，透过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在习得纪录片相关知识后，李湘茹得知朋友们的世纪末婚礼计划，便认真提出拍摄邀请。在李湘茹的观察中，作为双性恋的汉培二话不说就同意，作为女同志的兔宝，倒是考虑了三个礼拜。“最后只是觉得，既然大家都不敢，虽然我也不是特别勇敢，但总要有个人起头来做这件事情吧，而且希望透过影片得到更多人的祝福，所以，我们就开始这部片的拍摄。”

超过20年后，今日的李以霏回顾当时，说道：“大家都知道璩美凤的偷拍事件。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有人因为这样子而自杀。当时身边没有朋友被偷拍，但常听到朋友被家人知道之后，被打到住院去了。当时氛围就是必须躲躲藏藏，担心媒体会不会出现，不知道会不会移花接木、绘声绘影。”

如何夺取话语权，不再成为被大众盗猎的对象？大家都想为同志做点事，汉培与兔宝都同意了。李湘茹跟母亲借钱买了一台DV，《2，1》就此启动。

分手篇：明天不必然更好，但未来毋须停摆

“拍著拍著，他们就分手了。我正在很开心地跟他们一起规划年底婚礼筹备，有点措手不及。那，这部片还要不要继续拍？”

“我等不到有人能够拿起那个摄影机去拍女同志的生活，去把女同志的面貌真实的呈现出来，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自己站出来去拍女同志的影像。”当年李湘茹抱持著这样的意志，持摄影机，摆在被摄者们身旁：

“她们今天要去散步，去哪里，我一定跟著去。没有特别要掌握题材、没有访纲、Round Down，用最土法炼钢的方式在做，闲聊时摄影机就摆著，妳们说妳们的，我也不刻意去安排或介入对话，安静的在旁边，刚好也符合我的个性。”

影格哒哒运转纪录，“拍著拍著，他们就分手了。我正在很开心地跟他们一起规划年底婚礼筹备，有点措手不及。那，这部片还要不要继续拍？”

当年同志婚姻当然仍未成为显学，“The It Gets Better”也远远尚未成为全球砥砺青少年同志的口号。世纪末女同志婚礼的想望碎了一地，认真说来可能是诸多人生在世都可能面临的挫败，但摆置到这个同志运动浮上水面的关键年代中，影像上如何处置，或许更加艰困。李湘茹一度想放弃，与全景的伙伴们深谈，“他们说，所有的一切都还在发生，后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妳永远不知道。因此，继续拍了下去。”

由此，《2，1》不仅成为第一部女同志纪录女同性恋伴侣的纪录片，也记录下女同志在热恋、分手后的重挫、暧昧与纠缠，也是当年少数呈现出双性恋女性在女同性恋情感经历中，难以陈述、定性的挫败与犹疑，以及台湾首次有柜父母／长辈面对镜头，谈论子女／晚辈同性恋倾向的影像纪录。

七、八个月的拍摄期，二、三十卷的DV带，一千多小时的影像，在影中人分手、生活样貌逐渐落定后，李湘茹开始剪接，“让她们的故事带我走，而不是我去决定要抓取什么。”

最终成品让被摄者确认之后，带给全景的伙伴们观看，众人认为值得推往更广大的社会大众面前。彼时，台湾重要男同志纪录片导演陈俊志的《美丽少年》才在院线上映一轮，“造成很大的回响，连总统都到他家去拜访了，很多人争相报导。”

《美丽少年》正准备第二度上映，在全景师长的引介下，决定加上全新的女同志纪录片《2，1》，联手推上银幕，再创同志观影潮。“我像是搭上顺风车，无论是陈俊志、全景他们，或妇女新知，大家都为了推广同志议题，在背后做了非常多努力，我真的非常感激。”

于此，写就了1999年第一部跃上院线银幕的女同志作品，甚至是DV拍摄而成而非传统胶卷的拷贝放映。两部片在1999年4月进入学者全球影城，放映20场，几乎场场满座。

女同志纪录片的放映现场

“来看这种题材的观众多是同志，我不想每人踏出影厅大门还要遮遮掩掩。只能现场告知观众有媒体在影厅外拍摄，现场有后门可疏散，不需直接经过有摄影机的地方。”

然而，媒体猎奇的目光匍匐。在学者全球影城的放映场上，由于两位导演对于媒体宣传企划的不同步调，李湘茹在未被告知的情形下，媒体前来采访，因而引发争议。“当年对于媒体的不信任，不知观众的影像会如何重制或移花接木，所以我会想要保护今天来看影片的观众。大家都知道，会来看这种题材的观众，八九成都是同志，我不想每个人踏出影厅大门还要遮遮掩掩。所以只能现场告知观众有媒体在影厅外拍摄，现场有后门可以疏散，不需要直接经过有摄影机的地方。”

又比如曾经为了推广《2，1》，李湘茹在熟人拍胸脯引介及保证下，受邀上了电视节目，“他们坐在同一排，我一个人被安排在一个独立的桌子。正式录影时，现场有一个人一直问女生怎么性交。主持人在旁边鼓吹。我就全程不说话。他们就一直说：‘没关系，我们支持妳，妳说妳说。’讲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一种暴力感跟用猎奇的心态被看。”

尽管社会大众的窥视持续追索，但圈内的反应极佳，播映邀约不断，同年6月至8月间，李湘茹带著《2，1》回到她的工作空间诚品敦南店，在地下室视听馆举办多场映演，同样盛况，每场放映会观众涌入，从视听馆蔓延到外部走廊，偶尔有保守派在映后座谈提出质疑，认为不应该拍摄这种题材、鼓励同志现象，但多数观众则是希望一睹“自己人”纪录片的圈内人，或是关切影中人后续发展，或予以热切地支持。此外，亦有来自大专院校甚至高中校园的邀约映演，对于校园性别友善教育也略有贡献。

2001年后，李湘茹也与T Bar合作，获得Y2K老板大力支持，不仅接连多场放映，更合作主办“来去T吧看电影”小影展，找来国内外女同志影像作品，包括吴静宜的《玉米、火腿、可丽饼》、林佳燕的《近照五分之一》、吴怡臻的《止水》，以及《郑淑丽短片辑》和墨尔本同志影展参展片《T的气味》（Scent uVa Butch）等。

在电视节目上，“现场有一个人一直问女生怎么性交。我就全程不说话。（他们）讲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一种暴力感跟用猎奇的心态被看。”

未竟篇：世纪初的独揽大权工作室

受到世纪末的女同志观众鼓舞，李湘茹对于女同志的影像有了更多期待与想像。她首先成立“独揽大权工作室”，取自台语谐音“赌烂”（刺男性卵蛋，不爽之意），开始筹备一系列影像企划。除了前述的“来去T吧看电影”，也曾在1999年与拉拉资推（拉拉资讯推广工作室）合作，在诚品敦南店举办“同女快活６２６”影展活动及座谈会。另外如“１０２８跳翻天──同性舞蹈拼上同性之爱”，也呈现出女同志组织兼俱社交功能的特性。

至于在《2，1》之后，李湘茹也曾经在网路上公开征求受访者，试图以女同志酒吧为拍摄主轴，拍摄女同志纪录片；另外也举行募资拍片，希望以“女同百工图”为号召，呈现社会上各种不同样貌的女同志，在国艺会的支持下，拍摄了两三位，但未上映。而今影中人已赫赫有名，李湘茹笑著感叹，拍不好，也不适合再公开播映了。

2002年，独揽大权工作室更与台湾咨询热线共同举办台湾首届同志影展：“热不拉G──同志影像二轮放映”，共11部国内外作品，在当年仍像废墟般的华山艺文特区举行。当年文化局长龙应台甚至出席站台，并参与记者会，表示社会大众应“积极”理解同志，而非“消极”接受多元。

“热不拉G”影展结束，大概是“独揽大权工作室”最后现身的纪录。李湘茹苦笑著说，当年没有组织及公关经验，兜拢著几个朋友一起做，也不擅长推广行销，不知道应该结合更多组织的能量，因此影展并未掀起波澜，她也就不再续推。

尔后，当有影像工作案找上门，李湘茹虽然一样独自持摄影机拍摄电视台的纪录片，走著走著，也就往其他方远行了。

“我现在还是会很想拍女女A片啊！真的想起来就觉得非常值得也很有趣。”

至于最令我好奇的，李湘茹曾希望拍摄女女情欲片，在媒体报导中被留下纪录。询问起她此事，她笑著说：“说实话，我现在还是会很想拍女女A片啊！真的想起来就觉得非常值得也很有趣。”真的是对于当年各种呈现女体的“物化”目光感到厌烦而愤怒，因此希望拍摄一个由女性视角出发的情欲片。

“然而，回到当年，确实还是会担心大家一直把我贴上标签，宣称妳是女同志导演，而且是Ａ片导演，会用有色眼光看妳。假设换个时空背景，现在我可能觉得，你怎么看是你个人的事，我还是我。但当年内心不够强大，太稚嫩，确实后来会害怕，觉得真的做了，自己承受不起。”

仍然回到那个保守舆论与激进运动能量并存的年代，李湘茹曾有许多计划。但面临血淋淋的目光与经济现实，走著走著，她最终成为稳定生活的一名女同志电视节目导演，但，这位李以霏，已不再拍摄女同志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