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日記》卓亦謙：我想對他們說，不開心也沒有關係

我是導演嗎？

「其實那時候的我，還不是導演，」卓亦謙這樣回憶那一晚的新導演對談。

今年四月，我們曾經邀請六位香港新晉導演把酒暢談，有五位先到，卓亦謙晚來，六個人有說有笑，顯然彼此已經非常熟悉。再提那一夜，卓亦謙語氣之中有點「忝列」的意思，先把諸位同伴逐個誇獎了一番，再說自己的惶恐，「那時候我連剪輯都沒做好。」

他以為《年少日記》的上映還是一件很遙遠的事。

他所說在做的剪輯工作，就是為電影《年少日記》。《年少日記》以年輕的鄭老師為主角，他的班級發現了一封疑似學生想要輕生的遺書。鄭老師一邊尋找著這封遺書的作者，一邊想起了自己的孩童時代，曾經發生過類似的事件，他開始翻閱一本過去的日記，重新檢閱自己的人生。

劇本參加第五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和《過時·過節》同為大專組獲獎作品，同屆專業組勝出的劇本是《燈火闌珊》。按理說，他出現在夜談裏再正常不過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得獎作品從來都備受矚目，而本地觀眾對新導演一度充滿了熱情。半年之後，《年少日記》在第60屆金馬獎獲得五項提名，定於11月中上映。卓亦謙也開始謝票。

與夜談一樣，他依然害怕自己說錯話，「明明和大家開劇本會，我完全沒有問題，但一去到公開場合，要對一大班人說話，我就有很大的恐懼。」

不開心也沒有關係

看早場《年少日記》，放映完畢時間不多，卓亦謙和發行同事依然來謝票，他一開口就坦承這部電影的緣由：有一位朋友的經歷啟發了他。

「應該說，我有不止一個輕生的朋友，」卓亦謙強調自己絕對沒有改編那位朋友的經歷，「我怎可以這樣做呢！只是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令我感受到這件事可以和我們距離很近。」

他想起了2015年那段時間的一系列事件，「那段時間天天都有輕生的消息，很不開心。」根據明報資料室統計，2015年9月到2016年3月，香港一共發生19起自殺事件，以及7起企圖自殺事件。社會也引起激烈討論，有不少網民對事主進行批評，卓亦謙想起這些事，非常生氣，後來將自己的感受寫成了電影的其中一幕，鄭老師維護輕生的學生，與網民爭執，「那位學生都已經死了，為什麼還要被批評心靈脆弱？」

卓亦謙不是突然關心輕生這個主題，2008年到2009年，他在城市大學讀攝影的畢業論文，就是關於輕生題材，然後他轉讀電影，畢業作品也是拍輕生。

「我走了的那位朋友，他很愛電影，而且他是一個寫劇本很厲害的人，他走了以後，我開始很想去理解他。」

中三時他第一次看《驕傲似我》（美國電影《Good Will Hunting》），戲中某一段哭得很激動。「那其實是一段很遙遠的記憶，但我朋友走的時候，他提醒了我，」他開始回想為什麼電影令他如此激動，「我聽歌沒有哭，看漫畫也沒有哭，或者是因為，電影就是我本來很想追求的東西。」他從攝影轉向電影。

「香港一向比較缺編劇，真的是機緣巧合，」他加入了林超賢的公司做編劇住手，從《激戰》開始加入了電影圈，曾在吳煒倫（資深編劇，後轉為導演拍攝《毒舌大狀》創下香港歷史票房紀錄）手下工作。「那是我的第一個編劇師父，他非常嚴格，千萬不要錯任何標點符號，更莫說錯別字。他教我怎樣寫一個令讀者看得很舒服的劇本，他教我的每一樣東西我都活用到現在。」

2015年學生輕生事件時，他正在寫不同的故事，沒有加入具體的電影項目，「看到新聞非常無能為力，我不認識他們，但你想到自己居住的城市天天有人跳樓，非常難過。」

卓亦謙有過情緒病的時候，有某一個階段，他曾經認為，不開心就差到了極點，「我如果說出來，大家可能覺得我瘋了，我會失去朋友，我的人生就絕望了。長大之後我知道了，不開心也是可以的。你可以自救，或者你幸運地得到身邊人的關心，你就沒有那麼容易走上絕路。」朋友輕生的事件，或者是新聞登載的消息，卓亦謙似乎又想起了自己小時候那些不開心的事。

他曾經責怪自己，「他走之前那一晚我還見到他，完全沒有發現這件事，我想我跟他如果多聊幾句，或者找他喝喝酒，聊聊天，是否他就會活下來？」後來他慢慢明白，朋友當時的狀態就是不想讓其他人知道，他做什麼都沒有用，只能以自己的方法好好記住這個朋友。

「我覺得我們應該早點告訴他們，其實不開心也是可以的。這也許會對他們有幫助，所以我才寫了《年少日記》。」他很小心地措辭，不敢透露細節，很怕自己說的話對朋友的家人再次造成傷害。

第一部就是最後一部

卓亦謙2013年參與《激戰》之後，參與過《魔警》《今晚打喪屍》《殺破狼·貪狼》等電影，都是類型片。

「當其時我入行做了八年編劇，有動作片，有心理驚悚片，有懸疑，有鬼片，還有超級英雄題材，我突然覺得不如自己嘗試拍一個自己寫的劇本，」他對自己說，「你寫完它，做了八年你只有兩部掛名編劇的作品是否有點少？」卓亦謙有時候會想自己是否不如轉行算了，也許自己能力不行。但他不甘心。

「我很想有一個機會，想看看自己做出來的戲會是怎樣。如果拍出來不行，你就死心，如果是好的，就繼續去發掘你自己，」他要一手一腳擔起這件事，做壞了就入自己數（算在自己頭上），「我覺得很公道，死就要死在自己手上。」

或許他大可以先拍幾部票房不錯的主流商業電影，再來發展自己想要寫的故事。為什麼第一部一定要拍《年少日記》——一部講學生輕生的劇情片？

「我沒有那麼樂觀，我不覺得會有第二部，這可能是唯一的一部。」於是他想，必須在第一部就把自己最想拍的故事拍出來。

卓亦謙參加過第五屆鮮浪潮，「那時候只有三四萬港幣，我現在有那時一百倍的錢，」在他當初的設想中，如果沒錢，用iPhone或者Sony A7都要拍，沒錢請收音師就自己收音，「如果沒有演員就請自己的叔叔阿姨，或者自己下場，你一定搞得掂。」

他悲觀到不信自己會有第二部長片了，「如果不是很多工作人員和演員不辭辛勞，也不計較地幫忙，這部電影不可能完成。」他以前不敢相信這部電影能夠請得到盧鎮業，鄭中基和韋羅莎等人。

自我檢視與自我懷疑

2019年的暑假，他逼自己坐下來，「我必須證明自己可以繼續留在這一行，困住自己在家三個月也好，四個月也好，我逼自己暑假一定要寫好劇本，然後申請首部劇情片。」

在這之前，他寫過十幾二十個長片劇本，基於不同原因，這些電影都沒有開機的機會。

「香港開戲有時真的很難，這也不是誰對誰錯，有時導演本身手頭有幾部戲同時在準備，有時候投資者更想投別的戲，有時候是演員沒有檔期。」卓亦謙開始懷疑人生，「可能不是我不夠幸運，可能是我資料不夠翔實，或者如果我寫得好的話，全部劇本都開戲了。」

《年少日記》的雛形劇本中了首部劇情片，這對卓亦謙來說是一次很大的鼓舞，但之後修改劇本，他又拖了兩年。

「我中間有兩年，完全陷入抑鬱的階段，」他躲在九龍灣的一個劏房，很多時候不想出門，每天叫外賣，吃飯和睡覺都很不規律，變得越來越胖，還脫髮，「但我現在康復了，也認識了女朋友，現在過得還不錯。」

監製爾冬陞從蒙古拍完《海的盡頭是草原》回香港，問他劇本是否已經寫好。爾冬陞並沒有責怪他，而是以關心的態度來詢問，卓亦謙突然覺得很內疚，覺得自己為何要讓一位老人家擔心，他終於在十天之內寫好了劇本。劇本給到攝製團隊後，大家的反應都很正面，這再一次讓他肯定了自己的能力。

他是一個時刻在檢討自己的人。在採訪期間，他對大部分問題的反應，都是在思考是否自己做得不夠好，常常自我懷疑。

「我想是從小時候開始我就常常自我檢討。有些人不會覺得自己有錯，但人就是會有錯，」他觀察朋友和親人，甚至伴侶之間，「例如一段關係的結束，很多時候是因為他們之間有摩擦和矛盾，然而大家都不去承認自己的錯誤，」到了導演的位置，他更加戰戰兢兢，「我是一個人，是人就會犯錯。如果有錯的時候，我必須要站出來承認，這不論是我自己做人，還是我的工作崗位上，都必須要做的事。」

職業道路上，來自他人的肯定終於還是慢慢幫他建立了一些自我認同。2012年，ifva給了他導演的短片《至少在夢裏》銀獎，後來是首部劇情片計畫獲獎，最終成型的劇本又獲得了劇組的讚賞。

在追問之下，他又想起來更多，「也還有別的導演誇獎過我劇本寫的不錯，」
郭子健和曾國祥分別和他合作過，彼此也都留下好印象。雖然他寫的劇本沒能變成長片，但互相催生了其他合作的機會。曾國祥兩次拍短片都找了卓亦謙擔任剪輯。

籌備《年少日記》的過程中，有一件事令他完全愛上了拍攝。「日記」是電影中非常關鍵的道具，卓亦謙常常思考自己應該怎樣準備日記，想不到有一天美術張蚊突然就帶了九本日記給他。原來張蚊和美術助理根據劇本，已經寫了九本日記，每一本都因應不同的情節需要，為了模仿小朋友寫字，他們還用左手寫字，有的紙張用了發黃的效果。知道美術部門通宵製作了九本日記，卓亦謙突然有想哭的感覺，「其實所有部門都讓我很安心地去到現場，做導演的工作。所以我去到現場必須果斷。」

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團隊長時間浸沒在這部講自殺的電影裏，「時間久了，對他們的身體和心理都不好。我自己都受不了。每天儘量在12個小時內完結，最多最多，不可以超過14小時，絕對不可以。」他訓練自己很快做決定，「這也許也是你講的，自我認同感的形成。」

他每天最開心的事，就是在群組裏對拍攝團隊說，「謝謝你們今天的拍攝。」他說每天拍攝完畢之後在對話群組裏一定要講這句話，然後大家有一種下班的感覺，「這是我最有滿足感的時候，因為我感覺我們在做同一件事。我每次打完這句之後我就會想想我今天究竟做了什麼。」

或者說戲如其人，《年少日記》的主題，確實也是主角檢視自己成長的過程，在懊悔和檢視之中，鄭老師真的成長了。

「因為我是人，我完全承受出錯。只不過我不想做一個不知自己做錯事的人。」

或者，他也還沒完全樂觀起來。做編劇的出路不穩定，而現在依然是香港電影的低潮期。他說自己在那幾年其實早已做好心理準備，說不定隨時會去開Uber，「只不過死好彩（有一點點好運），還有一些工作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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