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破壁者」到「隱形人」：逝者李克強，和他擔任總理的中國十年

李克強的第一任期：弱勢總理留下的強勢經濟遺產

從「胡溫」到「習李」

當2013年3月李克強接替溫家寶，接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職務時，他面對的中國正站在路口：這個國家既強大又掙扎和迷茫。

胡溫體制的十年留下了一個人口超過13.6億，在國際上冉冉升起的新興超級大國。前總理溫家寶在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任內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到，中國2012年的GDP達到人民幣47.2萬億元，比上年增長9.2%；城鎮新增就業1221萬人，城鎮和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純收入分別增長8.4%和11.4%。

「我們鞏固和擴大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成果」。2008年的經濟危機中，溫家寶政府以「四萬億」的投資計劃大舉投入基建，擴張信貸，映襯着美國和歐洲的經濟窘境，一時間許多人相信，「東昇西降」就在眼前。

但到了2013年，新上任的領導層發現，自己被擺在了十年乃至更長時間所積累的一系列挑戰的正中央：

各級政府腐敗問題嚴重，2010年的官方《中國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白皮書指：「2003年至2009年，各級檢察院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侵權案件24萬多件。」

環境問題無可迴避，北京每年冬天霧霾漫天。2012年9月的報導顯示，距離北京不遠的河北省已經面臨地下水資源枯竭：「全省人均水資源量307立方米，為全國平均值的七分之一」。

群體性事件和公民社會運動挑戰政治模式。2012年底發生呼籲教育平權的諸多事件和要求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街頭抗議活動。2011年發生在廣東的烏坎事件更在當時被中國內外媒體視為社會和政治變革的溫度計。

黨內鬥爭公開展現在全國面前。「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和「騰籠換鳥」的廣東模式的隔空鬥法延燒數年。2012年2月，王立軍逃亡美國駐成都總領館，3月14日，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嚴厲批評重慶市委，隨後，薄熙來被雙規。

如果李克強的權力和他的前任一致，那麼這其中的很多問題，也要由他和習近平合作應對。之前的溫家寶和朱鎔基，都是擁有實權的強勢總理。溫家寶更以其頻繁出現在新聞報導頭版談論經濟和政策，和胡錦濤被並列為「胡溫體制」的雙頭之一而著稱。

但到了李克強，慣例似乎在一開始就有所變化。學者錢剛曾觀察指出，2013年3月，剛上任不久的李克強還和習近平一起就自然災害發出過「重要指示」，但很快，李的權力就從發布「重要指示」降級為多數時候只能「作出批示」（即在呈上的文件中留下批語）。

2012年底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後，習近平通過設立一系列黨的工作小組，親自主導了大部分在胡溫時代「九龍治水」，本應和國務院或其他常委、其他部門來同時主導應對的議題。2013年開始，在政治盟友王岐山的配合下，他掀起了浩大的反腐敗運動，與此同時，他通過2013年夏天的「七不講」和其後的打壓，削弱民間結社和呼籲政治改革的力量。2013年9月，他同時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環境保護概念，和作為「一帶一路」前身的「絲綢之路經濟帶」。

儘管權力有所變化，但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李克強，此時仍有具體的經濟管理權力。他也和前任總理溫家寶一樣，被外界視為中國經濟的實際操舵人。

被低估的李克強經濟「遺產」

李克強上台時，遇到的經濟局面也並不理想。多年狂飆突進的後果和代價開始浮現：

數據顯示，2012年的中國，全國平均房價是5791人民幣/平方米，是2002年的2250元的兩倍多。如果這一數據聚焦到大城市，那麼漲幅將更為誇張。

高熱的房地產領域背後，是中國各地政府舉債徵地建設的浪潮：官方數據顯示，2012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加總的債務接近28萬億人民幣。

長期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也因此開始面臨「下行」的壓力。人們似乎感覺到這樣的一個時刻：「該來的總歸是要來的」。2012年《證券時報》的一篇報導指出，歐債危機、樓價下行、地方政府債務，都是中國經濟將在未來承壓的結構問題。

面對這種局面，壓縮泡沫和槓桿可能打擊信心，保持信心卻意味着可能要繼續寬鬆。李克強此時給出的藥方，和第一個任期內推出的諸多政策，在今天回看，其實仍然深刻改變和影響了中國社會此後十年的發展路徑。

2014年12月，《博客天下》雜誌刊發了一篇題為《破壁者李克強》的報導。這篇有着濃重國務院自行宣傳痕跡的文章裏，新上任一年多的總理被形容為一位在危機來臨關頭「致力於拆除各省市之間的貿易壁壘、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之牆」的「大中國的CEO」。這篇文章大致勾勒出了李克強的經濟思路：「合理區間」、「簡政放權」、「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

「合理區間」意味着在經濟增長放緩的壓力面前，中國仍然要儘量保持經濟的增長動能——「合理區間是指經濟增長率不低於7.5%左右，所謂左右，就是高一點、低一點都是正常的，都處於合理區間。」為了達到這一效果，李提出「裝備外交」，以出借和貸款的方式，向外釋放鋼鐵、水泥、玻璃、電力等富餘產能。這意味着將債務槓桿騰挪外展，把「四萬億」刺激計劃之後中國國內的過剩產能向外輸出，對接「一帶一路」計劃「聯通歐亞」的經濟目標。

「簡政放權」則代表着李克強在經濟學上對「小政府」學說和市場經濟的傾心。上任後不久，他就提出「把加快轉變職能、簡政放權作為本屆政府開門第一件大事」。在他看來，政府的審批手續、流程還可以不斷簡化，為企業提供更大的更靈活的市場空間。2015年，他在任內推出簡化政府審批的重要政策——「放管服」改革，包括「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和「優化服務」。當時的國務院相關文件的描述中，這一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促進市場主體的繁榮、重新界定市場和政府邊界，並構建「現代政府治理體系」——「改革的核心要旨是通過減少行政權力的不當干預，優化行政權力的作用方式，提升市場活躍度，激發市場創造力，有效破除了影響市場交易的各種藩籬和屏障」。

「調結構」、「促改革」則反映為一系列減稅措施、進出口鼓勵措施，和適當寬鬆的信貸政策。在任內，李克強提出自由貿易區試點，從上海開始，擴展到境內多個城市，「自由貿易區是一次新的嘗試，目的就是在經濟發展陷入困境時能夠繼續堅持對外開放」。他也大力推動刺激進口消費的計劃，「過去有人總覺得，要關上貿易大門，好像這樣才能保護我們的工業……但事實上，關起門來發展的結果就是保護落後。要真正讓企業『走出去』，在開放中提高創新能力和競爭力。」

在內需方面，他任內推進的全國「棚戶區改造」政策，繼續為房地產領域注入了大量流動性。「棚戶區改造」即「棚改」，指的是對城市、林場等地的老舊住房予以改造——往往是拆除和重新修建商品房。政府在這一過程中以「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的原則予以補助。政府數據指，「2013年至2017年累計改造各類棚戶區2645萬套，惠及6000多萬居民」。

「惠民生」也在他的第一個總理任期內改變了中國人日常消費和生活的習慣——李克強支持做大私營的小微企業。某種程度上，是他傾向於全民小商業的政策，推動了中國在2013年之後加速奔向基於快遞物流產業的全民網購。《破壁者》文章中大量引述他在義烏小商品市場視察時的發言和講話：「要深化流通體制改革，清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的各種關卡，降低流通成本，促進物流配送、快遞業和網絡購物發展。充分釋放十幾億人口蘊藏的巨大消費潛力。」文章還指出，「這一年（2014年），國務院出台的各種政策，都是在解除網絡購物的各種桎梏，以及從賣家到物流快遞業身上的束縛。」

李克強主導的國務院的經濟政策推出高峰，集中在2014年到2015年間：2014年8月引印發指導意見，要求金融部門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2015年3月推出「互聯網+」行動計劃；同年5月推出「放管服」改革和《中國製造2025》計劃；6月推出城市住房「棚改貨幣化」；9月則推出最著名的「大衆創業、萬衆創新」政策。

這些經濟政策是否真的能應對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面臨的種種困難？恐怕人們會爭論不已。從負面影響而言，其中許多政策甚至加劇了問題：「棚改貨幣化」政策，部分程度上將已經高企的城市房價進一步推高，延續了房地產市場的熱度和泡沫危局；推動網購和電商物流，大大加快了中國人的消費線上化，也推動了平台經濟的獨大和線下商業的危機；2015年夏天的大股災之後推出的「大衆創業、萬衆創新」本意在刺激經濟創新，拉動就業，避免高失業率，卻也助長了互聯網產業的泡沫化和低效的模仿、內卷；其中的P2P和互聯網金融更是衍生出了不少的暴雷事件。

但如果說到短期效果，這些政策又確實在一段時間內延續、擴大了中國社會的流動性和經濟的熱度。

也許是意識到自己的經濟政策也面臨來自習近平的黨內壓力，《破壁者李克強》一文中似為他辯解一般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歷史上所有經濟下行期做減法的改革，都很容易被人指責為力度不夠和無所作為，這對一個政治家來說是一件冒風險的事。」

無論是什麼原因，「李克強經濟學」沒能夠充分展開，也失去了其在實踐中檢驗長期效力的機會。無論是路線和理論上不認同也好，或是要自己掌握經濟主導權也罷，習近平主導的黨中央對李克強經濟路線的打擊在2015年底到來。當年11月，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了自己應對經濟問題的政策藥方——「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內容包括「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即「三去一降一補」。其後這一政策被要求層層貫徹，中紀委更派出巡視組進駐國務院和發改委，監督其執行這一經濟路線的實際效果。

2015年到2016年《人民日報》三次在頭版專訪一位「權威人士」談論中國經濟。首先是2015年5月25日刊出《五問中國經濟》，接着是2016年1月4日再次刊發《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後是2016年5月9日的《開局首季問大勢》。人們驚訝地注意到，這位「權威人士」的經濟思路，完全是在批評李克強領導的國務院的經濟路線。

在「供給側」政策中所體現出的習李經濟思路差異是：相比李克強試圖同時維護市場信心和擠壓泡沫的「不可能的任務」，習近平對高企的債務、過剩的產能和較高的房價越來越沒有耐心，從而更主張控制風險，更注重降低槓桿率，並嚴格控制信貸與補貼的質量。如「權威人士」幾次文章中所提到的，「結構調整是新常態更本質的特徵，調結構必然帶來陣痛」，「早調早轉就主動，晚調晚轉必然被動」，「最危險的，是不切實際地追求『兩全其美』，盼着甘蔗兩頭甜，不敢果斷做抉擇。」

外界許多分析者猜測，這位談論經濟的「權威人士」是習近平的重要經濟助手、時任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之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劉鶴。「權威人士」的談論，則大概是在暗示李克強經濟學沒有更長遠的承擔，和大刀闊斧以退為進的經濟結構改革魄力。

和這些事情同時發生的，是黨政權力的繼續集中。2016年1月，習近平重新強調毛時代的概念：「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其中寓意格外分明。

李克強的經濟路線和其主導的國務院實施政策設計和經濟管理的功能，也在此之後快速弱化。2016年10月，中共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召開，會議上將習近平提升為「習核心」，這是江澤民之後首次出現黨的「核心」的表述——須知，前任總書記胡錦濤沒有「核心」的地位，其時代僅僅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

緊接着，剛剛升級為「核心」的習近平，就在12月提出了一句貫徹至今的經濟口號：「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意味着中國房地產市場多年來的狂飆開始遭遇中央級別的「保持定力」的政策冷待。

儘管如此，李克強的經濟路線，至少在他的第一個任期中，獲得了長達三四年的貫徹空間。其中的許多嘗試，也大幅度影響、定義，並依舊主導着中國人的日常經濟生活。

李克強的第二任期：急劇變化的黨政權力分配

十九大後的權力變化

1980年，在鄧小平和陳雲正式扳倒華國鋒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做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那時的鄧小平剛剛回到權力中心、有意對政治制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變。他毫不留情地直接指出了中央存在的四大問題：一是權力過分集中，二是領導兼職過多，三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四是接班人制度不穩定。1980年，人們不會知道，四十年後，這四個問題會原封不動地重新出現在中共中央。人們也不會想象到，那是中共唯一一次使用「制度改革」這個提法。在此之後的所有類似講話和決議中，「制度改革」一律被「機構改革」所取代，意味着中共對其政治制度不做根本性改變的決心。

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中共內部曾經有一個被廣泛提到的詞彙，叫做「黨內民主」。雖然「制度改革」早已成為明日黃花，但在江澤民執政的末期和胡錦濤執政期間，中共也曾經進行過少量創新的嘗試——包括基層選舉或信訪改革，雖然它們只侷限在邊緣的地方基層、並且虎頭蛇尾。

而在中共高層，2007年的十七大曾經進行過另一種嘗試。在那次大會之前，中央委員會在北京召開了一次非正式會議，在會上，中央委員對政治局的人選進行了建議性的投票推舉。這次投票不具有法律效應，結果也沒有公布。或許它對於最終在大會上公布的政治局成員名單並沒有任何影響。但這確是1956年中共八大以來,首次在中共高層之中進行「黨內民主」的嘗試。2012年的十八大前，這種建議性投票的程序再次進行，甚至被擴展到了常委七人名單上。或許這是某種對於「合法性」——這一從90年代以來就縈繞在中共頭上的不確定因素的妥協努力。

2017年10月，十九大在北京如期召開，這是一次徹底顛覆鄧小平時代以來政治改革路線的會議。新一屆最高領導層的人選在會議前就已經商定，而正是在這一商定過程中，中共廢除了此前兩次大會時進行過的投票推舉環節。新華社論證道，在十七大和十八大中，「由於過度強調票的分量……有的同志在會議推薦過程中簡單「劃票打勾」，導致投票隨意、民意失真，甚至投關係票、人情票。中央已經查處的周永康、孫政才、令計劃等就曾利用會議推薦搞拉票賄選等非組織活動。」

取代這一投票環節的是，黨總書記習近平親自與57名其他領導進行了談話——對於其中的一些人，這可以理解為一種面試。新華社寫道，「參加談話的同志在思考準備時都非常認真、十分慎重，有的擬好談話提綱……有的同志在談話回去後又打來電話補充意見，有的還專門補交了書面材料」。戰戰兢兢的姿態到這裏已經躍然紙上。

這些「認真」、「慎重」的同志之中是否包含李克強，我們無從得知。但我們可以明確知道的是，在十九大後，政治局發布了《關於加強和維護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按照這一新規，總理和其他常委一起，需要每年向總書記本人進行述職。胡溫時代總理與總書記幾乎並駕齊驅的政治體系，至此徹底終結。

在2017年初的兩會上，習近平的政治盟友王岐山公開駁斥了鄧小平以來時斷時續進行的「黨政分開」的改革嘗試。而在十九大，「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句話被完整寫進了新的黨章。同樣被寫進黨章的還有「四個意識」，其中「核心意識」和「看齊意識」毫無疑問代表了中國政治正走向以習近平為中心的個人化和集中化的道路。

如果說這些改變更多影響到人事任免和象徵意義上的權力，國務院的工作或許還可以照舊展開，但很快在2018年初，國務院與黨中央的權力分配就發生了更徹底的變化。2018年2月末，中央發布了新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在這次方案中，「黨領導一切」的原則被具體化到了國務院工作中。大量國務院的直屬機構被整合納入黨的機構之下，其職責由黨的部門統一管理。（延伸閱讀：《「去中心化」的國務院，貫徹始終的「黨領導」》）

例如，在這次調整中，公務員系統的職責由國家公務員局轉移到中組部，前者僅僅成為後者的「加掛牌子」；李克強本人任組長的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同樣被納入中組部職權範圍；國家宗教事務局被併入中央統戰部；甚至連人們耳熟能詳也毫無疑問苦之已久的廣電總局，也將其大半職責併入中宣部。如果說在此之前，黨的部門始終對國家機關有着巨大影響，那麼在這一次的機構「改革」之中，國家機關則正式開始成為黨的一部分。

至於國務院最「本行」的經濟領域，早已被習本人控制的中央領導小組所轄制。而就連領導小組都與以往不同。以習本人掛帥、李克強任副組長的中央財經委員會（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為例，在2013到2018年期間，除此二人外，小組尚有24名成員，期中不乏周小川、樓繼偉這樣經濟領域的技術官僚。而2017年上任的新一屆財經領導小組則不再對外公布成員，除習李二人外，公開的小組成員只有王滬寧、韓正、劉鶴、廖岷四人，其中除職位最低的財政部副部長廖岷可以認為是技術官僚外，王、韓、劉三人都可視作是習近平的派系成員。

另一方面，與溫家寶主管科教、信息化、西部開發等多個領導小組不同，李克強的領導小組組長職務僅限於無關緊要的能源、國防動員和機構編制（其中機構編制委員會還在2018年被歸入中組部管轄）。事實上，李克強與溫家寶之間存在着一種鮮明的對比：溫家寶雖然在常委排名中位於吳邦國之後，僅列第三，但卻是實權在握；李克強雖然排名第二，卻已被完全架空。

疫情與地攤經濟

2020年，COVID-19疫情從武漢開始爆發，中央成立了「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這一次，李克強成為了一個多少有些實權的組長。雖然在此期間，習近平對外宣稱對疫情「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隨着疫情期間封控工作的擴大，中國經濟再次面臨挑戰。從2020年3月起，國務院開始提出「地攤經濟」的新概念，試圖恢復城市的「煙火氣」，通過非正式產業刺激停滯的消費。無論李克強的本意如何，任何來自高層領導的指示都必然在基層變成硬性指標和一刀切政策。在「地攤經濟」提出後的幾天內，各地立刻使用指令式的方式鼓勵商家經營地攤。

這種中國動員型官僚體制下不可避免的狀況，實際上給了習近平陣營進一步打擊李克強以理由。面對驟然升溫的「地攤熱」，中央有着充分的理由進行喝止。就在2020年6月1日，李克強在山東考察時再次強調了地攤經濟的重要性後，6月6日，《人民日報》即發表「銳評」，題為《地攤經濟，升溫不能「發燒」》，指出「一些地方過於寬鬆，缺乏基本的治理」。蔡奇領導的北京市委尤其有理由反對地攤經濟，因為就在三年前，蔡奇剛剛領導了「清退低端人口」的大規模整治行動，迫使大量務工人員和小商販遷離北京，這與新的「地攤經濟」顯然背道而馳。在《人民日報》評論文章發表的第二天，《北京日報》也抓住機會，發表社論《地攤經濟不適合北京》。同一天，中央電視台也發表評論《「地攤經濟」不能一哄而起》，表示「一哄而起」的地攤經濟將會讓多年城管的努力付諸東流。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媒體連續發文，駁斥由中央領導剛剛提出的某種政策，在中共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在同一時間段的另一些場合，李克強仍嘗試表現出「實事求是」的看法。在2020年5月的總理記者會上，李克強直言中國「還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而在同年10月，習近平提到「脫貧攻堅到了最後階段」，並在2021年7月宣布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某種程度上，在主政國務院的最後幾年裏，李克強的公開行程，幾乎都依賴微信朋友圈或抖音快手上的視頻傳播——他和民衆聊天，向卡車司機詢問運輸費用，對民衆發表即興講話。在這些視頻裏，或是也僅有在這些視頻裏，他還維繫着中國國務院總理出現在各種自然災害和社會議題現場的傳統形象。

「動態清零」與二十大

在李第二個任期的末尾，二十大即將召開之時，反而在境外的媒體與言論平台出現了不少政治流言，稱黨內退休老幹部對習近平的清零路線不滿，有意讓李克強接任一把手，即所謂「習下李上」。這些流言的來源我們無從得知。老幹部們就算存在不滿，他們的政治影響也早在2012到2017年這五年間，就已經被肅清。李克強通過胡錦濤和「團派」東山再起的可能性，實在只存在於人們的臆想之中。

但二十大召開前，局面出現了一絲變化。在經歷了愈發嚴苛的防疫措施之後，關於何時放寬防疫政策的討論開始變多。

李克強曾一度是外界期待能夠多少改變防疫政策的人。然而作為防疫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他從未對「動態清零」的總方針提出任何異議。或許有人說他並不可能提出異議，但問題在於，如果連他都不能，則其他人就更不可能。在疫情後期，防疫工作由副總理孫春蘭全權負責，「防疫」也變成了「封城」的代名詞。有趣的是，在2022年4月，李克強視察江西時曾全程不戴口罩，引發不少熱議。彼時上海正在嚴格封城，引發輿論中不少不滿。李克強不戴口罩的行為，曾被解讀為一種解封信號，但之後動態清零政策的發展顯然證明並非如此。實際上，如果這真的是一種政治信號，大概至多隻是一種「弱者武器」式的象徵。

作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工作，就是在防疫政策邊緣加以修補防範。5月25日，李克強與中國10萬多名官員舉行「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他在會議上宣布了促進經濟增長的措施，並敦促地方領導在這些措施的基礎上採取更多保持經濟運行的做法。在會上，他表示「中國今年初經濟的困難比2020年疫情嚴重衝擊時還大」，被一些媒體解讀為是承認清零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而之後的5月28日，他又在記者會上表達了對失業潮的擔憂，並強調政府要過「緊日子」。

李克強沒有試圖粉飾過經濟困難，也沒有大聲擁護過清零政策。但同時，他也沒有對外展現過對意識形態討論的興趣，更不曾對習近平的政策路線提出過質疑。中國的抗疫決策最終仍然「定於一尊」。

李克強在其第二個任期內，已不可能對政局產生任何重大的影響。即使對於他本職之內的經濟工作，也只能做一些縫縫補補。他的想法相比於習而言更為現實和理性，但本身其實也並未有多少能力扭轉頹勢，更不用說是被捆住手腳之後了。

卸任與離世

2022年10月二十大召開時，李克強67歲，按照中共從2002年十六大起開始執行的「七上八下」慣例，他尚可以再留任一屆常委。但在新一屆領導班子名單公布時，李克強沒有保留任何職務，甚至直接退出了中央委員會。同樣「裸退」的還有被認為是李克強政治同盟的政協主席汪洋。二十大上，中國前領導人胡錦濤被帶離會場，臨走前輕拍李克強肩膀，該場面也成為經典。

這一次，新華社關於領導班子產生過程的文章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表示「採取談話調研、面對面聽取意見的方式非常好，反映的意見更全面、更真實，是更高質量、更有實效的民主」。繼此前的「四個意識」之後，二十大又將更為直白要求像習近平表示忠誠的「兩個維護」寫進了黨章。對於原常委們的裸退，該文提到：「一些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以黨和人民利益為重，以對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高度負責的精神，主動表示退下來，讓相對年輕的同志上來，表現出了共產黨人的寬闊胸懷和高風亮節。」

2023年3月，中國召開第十四屆「兩會」，李克強正式卸任國務院總理。繼任者李強是習近平在浙江擔任省委書記時的舊部、省委秘書長。由主持封城的上海市委書記直升總理的他，也成為了中共歷史上少有的此前未有國務院工作經歷的總理。

兩會上，李克強宣讀了任內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報告的大段篇幅，其實已經高度看齊習的執政理念：「過去五年極不尋常、極不平凡」「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除此之外，也就只有在諸如「強化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以改革開放辦法推動經濟爬坡過坎、持續前行」這樣的句子中，還能看到一些稍有「自選」色彩的政策。

報告結束後，全場慣例響起二十多秒的掌聲，落成他政治生涯的謝幕。

卸任後，李克強罕有公開活動和報導。他最近一次公開露面是在2023年8月底走訪敦煌莫高窟。畫面在9月流出，當時陪伴在李克強身邊的有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趙聲良，但畫面中沒有甘肅省委書記或省長，官媒也未發布任何李克強到訪莫高窟的消息，因此可能並非官方行程。根據網上片段，李克強氣色和身體狀況良好，有民衆對他高呼「總理好！」他也笑着揮手致意。《聯合報》報導稱，李克強露面的消息最先是由共青團甘肅省委旗下「甘肅青旅」發布，後來該帳號主動刪除消息。有報導指，李克強卸任後的行蹤「罕見」，僅有黨內高幹告別式能見到李克強署名的花圈。

再聽到李克強的消息，則是2023年10月27日，中國官方發布李克強死訊，指他在上海休息時突發心臟病，經搶救無效，於27日0時10分逝世，享年68歲。死訊發布兩小時後，微博就遭管制，除官方悼文之外，的其他自發悼念多未能成功發布。

研究政治的中國知識分子傾向於強調李克強執政時代的弱勢。他的北大同學、美國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國光博士不認為李克強留下了任何「政治遺產」，吳向媒體表示，「歷史很快便會忘記他。」

與此同時，李克強又得到了許多共情，被當作愈發僵化、一切圍繞着最高領導人的體制中保留了「人性」的官員的代表。吳國光說自己相信李克強還「保持著一些常識、良知和對民衆的同情心」，但他指這些在中共權力場上都可能「成為軟肋」，或許還有一個「不斷扭曲自己以在中共體制內攀升的李克強」。

網上的言論被管制了，但在李克強逝世後的週末，在合肥、鄭州等地，有民衆自發前往悼念。在他的安徽合肥（紅星路）故居前、他在安徽滁州市定遠縣的老家祖宅、以及他曾主政的河南省會鄭州市，都出現了悼念人群，人們抱著鮮花排隊致意，有人落淚。在黑色和白色的花束包裝紙及菊花百合滿天星的包覆中，是李克強的照片和致敬的字句，有人寫「人們敬愛的李總理」、「總理一路走好」、「人在幹、天在看」，在西安、長沙、昆明、上海等地也有零星花束和標語。

李克強去世後，「長江黃河不會倒流」成為這幾日被民衆提起最多的「金句」，在2022年3月兩會期間，及2022年8月李克強在二十大之前視察深圳鹽田港並向蓮花山公園的鄧小平像獻花圈時，他都曾表示：「中國開放還要繼續往前推進，長江黃河不會倒流。」

如今，在懷念生前主政十年中很難說有出彩政績，偶爾試圖掙扎，又手腳日益無法伸展的李克強時，這句話一再成為線下和線上人們使用的一個符號，在憋屈與無奈的現實中，寄託著一絲渺茫而不失由衷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