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爆發後，出身於巴勒斯坦託管地（Mandate of Palestine）的學者愛德華·薩義德發表了一篇名為「美國最後的禁忌」的論文。在這篇充斥着對美國社會的譏諷的評論中，薩義德不無揶揄地評論到，「政治和公共論述已經把以色列明確地轉變成了一個受害者」，大部分的自由派美國報紙的評論板塊都在「大力地支持以色列並且譴責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談論巴勒斯坦，薩義德警示道，已經成了美國公共生活最後的禁言區。
23年過去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早已成了如今以色列政府軍事化打擊哈馬斯和建立愈發多的隔離設施的藉口，但薩義德筆下的美國公共輿論似乎並未發生過多的改變。巴以衝突分裂美國社會的速度，比以色列國內還快。
弔詭的噤聲
對於以色列政府的批評，在美國的公共輿論裏，卻似乎並沒有獲得類似程度的接受。
10月8日，在哈馬斯對以色列襲擊的第二天，以色列著名左翼報紙《國土報》（Haaretz）編輯部刊登了一篇針對內塔尼亞胡內閣檄文，指出「只有一個人要為以色列面臨的災難負責：內塔尼亞胡」。
編輯部指責內塔尼亞胡災難性地實施了一種「公開忽略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和權利的外交政策」，且完全忽略了吞併巴勒斯坦人土地、擴張猶太人定居點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後果。雖然《國土報》持左派立場，一向對內塔尼亞胡和利庫德主導的政府抱有批評，但如此嚴厲、將責任全部劃給以色列政府自身的指責，無疑反映着以色列國內對於內塔尼亞胡執政不滿的聲音。
然而對於以色列政府的批評，在美國的公共輿論裏，卻似乎並沒有獲得類似程度的接受——相反，美國的輿論場裏充滿着弔詭的噤聲。10月10日，紐約大學法學院學生會會長 Ryna Workman 在一封發給全校法學生的新聞信中，把矛頭對向了整個以色列國家，指出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以色列對巨大的生命損失負有全部責任」；她將會和「巴勒斯坦抵抗組織」站在一起。在發出這封信的同一天，Workman 立即遭到了她未來僱主，大律所Winston & Strawn 的解僱。Winston 還將這場針對一位還未正式加入公司的員工的解僱，巧妙地轉化成了一次公開的危機公關——在公司發布、並被幾乎所有主流媒體報道的公告中，Winston 說 Workman 所為有悖「公司價值觀」，公司支持「以色列和平存在的權力」——當然，大部分的社科學者都會同意，針對巴勒斯坦原住民的暴力是以色列自建國起就沒有放下過的原罪；而反過來 Winston 也從不會發表支持「巴勒斯坦和平存在」的聲明。
類似地，在同一周，哈佛大學超過30個學生組織（這些學生組織大部分是有色學生和酷兒學生聯合會）以 Students for Justice in Palestine 為代表，聯合發表了一份聲稱以色列「種族隔離政權應為所有發生的暴力負一切責任」的公開信。事實上，SJP過往經常發布指責「以色列種族隔離政權」的公開聲明，但唯有這次恐襲後的聲明卻遭到了哈佛大學前校長薩默斯（Larry Summers）的公開批評。簽署公開信的學生的名字和照片——大部分學生都是有色人種和國際生——還被貼在一輛流動廣告牌卡車上，在校園裏遊蕩了好幾天，網上還流傳着一份 「大學恐怖名單」，指責他們是反猶太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