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巴勒斯坦人：美國輿論場裏的殖民主義幽靈

2000年11月，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爆發後，出身於巴勒斯坦託管地（Mandate of Palestine）的學者愛德華·薩義德發表了一篇名為「美國最後的禁忌」的論文。在這篇充斥着對美國社會的譏諷的評論中，薩義德不無揶揄地評論到，「政治和公共論述已經把以色列明確地轉變成了一個受害者」，大部分的自由派美國報紙的評論板塊都在「大力地支持以色列並且譴責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談論巴勒斯坦，薩義德警示道，已經成了美國公共生活最後的禁言區。

23年過去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早已成了如今以色列政府軍事化打擊哈馬斯和建立愈發多的隔離設施的藉口，但薩義德筆下的美國公共輿論似乎並未發生過多的改變。巴以衝突分裂美國社會的速度，比以色列國內還快。

弔詭的噤聲

對於以色列政府的批評，在美國的公共輿論裏，卻似乎並沒有獲得類似程度的接受。

10月8日，在哈馬斯對以色列襲擊的第二天，以色列著名左翼報紙《國土報》（Haaretz）編輯部刊登了一篇針對內塔尼亞胡內閣檄文，指出「只有一個人要為以色列面臨的災難負責：內塔尼亞胡」。

編輯部指責內塔尼亞胡災難性地實施了一種「公開忽略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和權利的外交政策」，且完全忽略了吞併巴勒斯坦人土地、擴張猶太人定居點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後果。雖然《國土報》持左派立場，一向對內塔尼亞胡和利庫德主導的政府抱有批評，但如此嚴厲、將責任全部劃給以色列政府自身的指責，無疑反映着以色列國內對於內塔尼亞胡執政不滿的聲音。

然而對於以色列政府的批評，在美國的公共輿論裏，卻似乎並沒有獲得類似程度的接受——相反，美國的輿論場裏充滿着弔詭的噤聲。10月10日，紐約大學法學院學生會會長 Ryna Workman 在一封發給全校法學生的新聞信中，把矛頭對向了整個以色列國家，指出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以色列對巨大的生命損失負有全部責任」；她將會和「巴勒斯坦抵抗組織」站在一起。在發出這封信的同一天，Workman 立即遭到了她未來僱主，大律所Winston & Strawn 的解僱。Winston 還將這場針對一位還未正式加入公司的員工的解僱，巧妙地轉化成了一次公開的危機公關——在公司發布、並被幾乎所有主流媒體報道的公告中，Winston 說 Workman 所為有悖「公司價值觀」，公司支持「以色列和平存在的權力」——當然，大部分的社科學者都會同意，針對巴勒斯坦原住民的暴力是以色列自建國起就沒有放下過的原罪；而反過來 Winston 也從不會發表支持「巴勒斯坦和平存在」的聲明。

類似地，在同一周，哈佛大學超過30個學生組織（這些學生組織大部分是有色學生和酷兒學生聯合會）以 Students for Justice in Palestine 為代表，聯合發表了一份聲稱以色列「種族隔離政權應為所有發生的暴力負一切責任」的公開信。事實上，SJP過往經常發布指責「以色列種族隔離政權」的公開聲明，但唯有這次恐襲後的聲明卻遭到了哈佛大學前校長薩默斯（Larry Summers）的公開批評。簽署公開信的學生的名字和照片——大部分學生都是有色人種和國際生——還被貼在一輛流動廣告牌卡車上，在校園裏遊蕩了好幾天，網上還流傳着一份 「大學恐怖名單」，指責他們是反猶太主義者。

哈佛校友、身家上億的對沖基金經理阿克曼（Bill Ackman）公開表示，他的CEO朋友們正在諮詢是否可以得到這些學生的名單，以便在將來避免招募他們。一週之後，另一家美國大型律所達維律師事務所（Davis & Polk）以學生支持哈馬斯恐怖主義、行為不符合公司「多元和包容性的工作環境」為由，公開撤銷了幾位簽署公開信學生的工作邀約。「巧合」的是，這家律所本身就是以一位曾為種族隔離辯護的律師（John W. Davis）而命名的事務所。

美國社會的建制精英們對於這種緘默的懲罰卻並沒有統一的標杆——這種懲罰和他們選擇公開表達同情的對象帶着強烈的選擇性。

誠然，面對恐怖主義暴力時保持緘默是一種令人不齒、且與自由民主社會里每個公民所公平享有的生命權有悖的表達，把恐怖主義標榜成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組織」更是顛倒是非。但是，美國社會的建制精英們對於這種緘默的懲罰卻並沒有統一的標杆——這種懲罰和他們選擇公開表達同情的對象帶着強烈的選擇性。

在去年俄烏戰爭爆發後，也有不少現實主義學者和左翼反帝反殖民學者拒絕批判俄羅斯對戰爭爆發的責任，而是將問題的根結歸結到北約東擴和西方的傲慢。然而，儘管有不少針對這些人的批評，美國的大公司並未有如此廣泛地收回發表支持俄羅斯言論的學生的工作邀約；美國的精英大學也並沒有通過官方途徑發表對持不同意見的教授和學生的批評。

同樣地，同理心的表達也充滿着雙重標準，主流建制允許公衆對被侵略的烏克蘭人表達同情，卻對巴勒斯坦人一樣的苦難視而不見，甚至訓誡那些在公共空間表達對以色列政府批評的學生和知識分子。一時間，「支持巴勒斯坦」——不論其背後的具體含義，不論發表言論者是否真的支持哈馬斯的恐怖襲擊——在美國又成了直戳政治敏感性的骯髒詞彙。

同時，這些年收入數十億、在新自由資本主義的機器中舉足輕重的精英律所、私募基金，和出產律師和銀行家們的頂尖大學在道義問題上的僞善也令人啼笑皆非。美國的大公司和與之緊密相連的大學已經學會如何靈活地使用「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和身份政治的語言，來為他們資本主義式的唯利是圖獲得在當下美國社會的合法性。巴勒斯坦人民的遭遇，更是成了他們挪用反猶主義來訓誡有色學生的工具，在歷史上，這些精英機構恰恰是反猶主義最為盛行的地方；但在猶太人逐漸被美國主流社會接納之後，他們歷史中的悲慘遭遇卻又被用來維持新一輪的壓迫。怪不得有輿論觀察者揶揄到，美國大學中的激進主義並非保守派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而是一種「公司激進主義」——既然新自由主義並沒有更好的備選，那還不如在擁抱它的同時，表演性地維持社會公義。

主流媒體的偏見

與這種弔詭的噤聲相伴而來的，是自由派媒體對巴以衝突報道的新一輪偏見。

與這種弔詭的噤聲相伴而來的，是自由派媒體對巴以衝突報道的新一輪偏見。如《倫敦書評》的美國編輯 Adam Shultz 所言，從10月7日哈馬斯襲擊到10月17日 Al-Ahli Arab Hospital 發生爆炸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婦女兒童傷亡，在這十天裏， 「美國報紙大多讀起來像以色列軍隊的新聞稿」。

Shatz 敏銳地觀察到，在恐襲之前，諸如《紐約時報》和MSNBC這樣的主流自由派媒體已經開始漸漸使用「種族隔離」和「軍事佔領」這樣的詞來描繪巴以衝突的現狀，這些詞在歷史上曾被猶太復國主義者認為是西方左派顛覆以色列政權的反猶主義陰謀。然而，這種更符合客觀現實的努力卻在恐襲發生之後化為烏有，他寫道：

「《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社論，聲稱哈馬斯『在沒有任何直接挑釁的情況下』襲擊了以色列，並對一位『拿起手槍迎戰哈馬斯』的以色列退役將軍大獻殷勤，他給軍隊的建議是把加沙『夷為平地』。MSNBC 的三位穆斯林主播暫時停播，似乎是為了尊重以色列公衆的敏感性。來自底特律的巴勒斯坦裔美國女議員拉希達·特萊布因批評以色列國防軍而被譴責為 『哈馬斯核心小組』的一員。針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時有發生，美國民衆對伊斯蘭教的仇視達到了自反恐戰爭以來從未有過的程度。首批傷亡者甚至包括芝加哥的一名六歲巴勒斯坦男孩瓦迪亞-法尤姆（Wadea Al-Fayoume），他被家裏的房東殺害。」

美國自由派媒體對巴勒斯坦人的漠視和偏見不僅僅是巴以衝突長期觀察者的直覺觀感，更是有充足的量化數據來證明。MIT的 Holly Jackson 教授在2021年就做過一個針對《紐約時報》在過去報道巴以衝突的大數據分析。她發現《紐約時報》(1) 在提到對巴勒斯坦人採取的消極或暴力行動時過多地使用被動語態；(2) 與以色列人相比，在提到巴勒斯坦人時使用了更多負面和暴力的言辭；（3）這種對巴勒斯坦的偏見隨着以色列政府對於巴勒斯坦人使用暴力程度的增加，反而越來越嚴重。

巴勒斯坦人在被美國精英大學和大公司所主導的主流話語的討論中，幾乎是被噤聲的；他們的苦難、歷史和對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義數十載的反抗，在大學的公告、大公司的裁員聲明裏被一筆帶過。在一個理論上媒體和言論自由有憲法保障、信息能夠自由流通的社會，最有議程設置能力的機構卻對一場巨大的人道主義危機和潛在的屠殺熟視無睹，這是美國精英階級的一次集體道德破產。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定居者殖民主義：被忽略的根源

這是一場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不同世界觀的衝突。

薩義德在《東方主義》和《談巴勒斯坦問題》中的先見在今天看來更為震撼。在他的著作中，薩義德尖銳地指出，巴以衝突不僅僅是一場有關政策和政治的衝突，更是「一場有關圖像和思想」的戰爭。美國公共語境中對於巴以衝突討論的缺陷，正在於建制派和主流媒體將討論的視角，聚焦在了以色列和美國的地緣政治考量和具體戰爭政策的人道與否，而非有關這次衝突的核心：一場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不同世界觀的衝突。

不少左翼評論者已經尖銳地指出，美國主流輿論正在休一場「歷史假期」，將巴以衝突的開始時間重調到10月7日，拒絕承認衝突最根本的歷史原因：在美國為首的西方支持下的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義。在美國主流輿論眼裏，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義已經成了反對猶太人建國、危害猶太人安全的一種反猶主義，並不被主流媒體敘事而採納。可事實真的如此嗎？

著名以色列人類學家和反拆遷活動家 Jeff Halper 把定居者殖民主義看作「是一個蓄意的、有組織的、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個民族不僅以暴力手段佔領另一個民族的國家……而且試圖將其從入侵時的狀態轉變為一個全新的實體，一個反映定居者存在的新國家，完全抹去當地人的存在和歷史」。猶太復國主義之所以是一種定居者殖民主義，不是因為說它想為一個單一民族獲得一片土地和一個國籍——這幾乎是所有現代民族主義的假設——也不是否認在以色列建國前，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也世世代代有過少數猶太人居住。之所以把猶太復國主義，以色列合法性的根基，定義為一種值得質疑的定居者殖民主義，是因為在歷史上，猶太復國主義者為了在巴勒斯坦地區達成他們的民族主義願景，從未承認過巴勒斯坦人民在這片土地上的存在（「巴勒斯坦是一片無人居住的荒漠」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一個常見的猶太復國主義幻想），同時選擇以暴力征服、強制拆遷、剝奪公民權等手段試圖將本土的巴勒斯坦人趕走，發明新的「猶太民主國家」的幻象。

因此，與傳統的歐洲殖民主義不同，定居者殖民主義——例如美國、澳洲、新西蘭對於原住民，俄羅斯對於俄佔地區的烏克蘭，中國對於新疆和西藏——側重於消滅而不是剝削領土上的原著居民。只有在消滅原著居民並抹除他們歷史和文化的情況下，定居者殖民主義項目才能被徹底的正常化並被外部世界所接受——因為外部世界再也聽不到被殖民者的聲音了。

這也正是猶太復國主義的危險性，它暴力且歷史虛無主義的內核被一個自由民主制的外衣所包裹。在系統性地剿滅、流放和噤聲巴勒斯坦人後，猶太復國主義成功地打入了美國主流輿論，獲得了絕大部分除了Gen Z之外美國人的同情，因而收穫了更多屠戳巴勒斯坦原住民的合法性。作為定居者殖民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在這種跨國的「幫助」下，哪怕對之的批評自九十年代以來愈來愈多，其政治勢力卻愈來愈強，西岸的定居點也越來越多。值得深思的是，美國本身也是一個存在着被建國神話政權合法性所掩蓋的的定居者殖民主義政權，攻擊猶太復國主義合法性也是對美國歷史上存在、且並未得到很好處理的殖民行徑和壓迫的質疑。

在定居者殖民主義的範式下，美國主流媒體對於巴以衝突的三種偏見性敘事就顯得既無知又危險。

在定居者殖民主義的範式下，美國主流媒體對於巴以衝突的三種偏見性敘事就顯得既無知又危險了：

（1）「各打五十大板」。在主流媒體的報道中，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彼此都犯下了類似的錯誤，並在類似程度上對巴勒斯坦懸而未決的地位負有責任——巴勒斯坦人可能要為他們的暴力付出更多的責任。然而，如果連巴勒斯坦地位懸而未決的原罪都不能在公共空間內被談論，談何原罪之後的血債？

（2）「極端主義之惡」。在這種敘事中，衝突的推動者和負責者皆為巴以雙方的極端分子，也即哈馬斯恐怖分子和以色列極右翼政客。這種敘事忽略了兩邊「極端主義」的存續先後：哈馬斯的崛起，離不開利庫德對於以色列建國神話的全權擁抱。將哈馬斯非人化同時也是清洗巴勒斯坦人的一環：忽視了巴勒斯坦社會對於哈馬斯確實存在的廣泛支持以及哈馬斯確實提供的、有限的社會服務之後，以色列便更能推廣「哈馬斯就是ISIS」這樣不符合事實（就在2018年初，哈馬斯還與ISIS爆發過內戰；哈馬斯有民族主義政治議程，ISIS在政治上是虛無主義的）的宣傳，來為其無差別地轟炸加沙地帶提供合法性：看，我們炸的都是些「亞人類」的恐怖分子罷了。

（3）「以色列有權保護自已」。這種敘事同樣從猶太復國主義的合法性出發，為以色列在一群充滿敵意的阿拉伯國家中間的生存權做辯護。針對巴勒斯坦人暴力反抗、威脅以色列生存權的批評，很多時候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在巴以衝突中，巴勒斯坦人從未以更多的暴力來回應以色列政權的佔領和封鎖——畢竟，這根本一場一方擁有國家軍隊，一方只有小刀石子的不公平較量。相反，只有以色列喜歡談論對巴勒斯坦人的「成比例回應」（proportional response），正如我們在過去幾周看到，這種「成比例回應」往往造成巴勒斯坦人不成比例的死傷數量。而這種顛倒黑白的說辭，卻在媒體對於以色列應該擁有自衛權的論述中，獲得了它的合法性。

所以，巴以衝突的本質說來其實並不複雜，這是一個極其典型的殖民主義對原住民土地和財富掠奪和侵略的故事。為什麼它在美國的輿論場裏，被賦予了這麼多的複雜性？也許，在全球化的今天，巴以衝突對於美國人而言，也是一面當下美國社會的照妖鏡——殖民主義的幽靈遠未消散，冷戰後福山式樂觀的「歷史終結」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大獲全勝或許也還未發生。如果這種制度不能兼容和回答被定居者殖民主義所消滅的那些反抗聲音，那麼它的合法性和冷戰後獲得的巨大的道義性勢必會受到挑戰。

自由主義敘事的失敗：對人道主義和平民建構的重思

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正如薩義德和法農所預見到的，在西方根深蒂固的殖民傳統也早已塑造了殖民者本身，和他們知識生產的方法？以上兩種對自由主義概念的批判也許可以是思考的開始。

也許巴以衝突之所以在美國產生了如此多的社會激流，不僅僅是因為選民對於理性的地緣利益和身份政治的算計，更是因為其觸及了一個新自由主義下，自由民主制度的困局——如何讓一個歷史上曾為白人男性服務的權力體系接納新的異體，又如何用自由民主制度的話語體系，來解放一個因為由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制度而受到數十載壓迫的民族。

這個問題不僅僅與巴勒斯坦人的命運緊緊相連，更與美國國內處在「文化戰爭」漩渦中的少數族裔、非法移民和酷兒群體直接相關。這也許是為何在過去週末美國全國各地支持巴勒斯坦聲勢浩大的遊行中，美國少數群體的比例遠遠高於主流社會的原因。

今日的美國少數群體在與他們身份相關的議題上，也許尚可以向自由派尋找批判的語言和具體的政治行動方案，但在巴以問題上，自由派所提供的答案似乎不具有足夠的說服力。在這次恐襲之後，不少自由主義的批評者反而為我們提供了理解美國精英建制派道德破產和定居者殖民主義敘事的視角。
有一種對自由主義的批評，聚焦在自由主義對於「人權」這一核心概念的建構上。當今美國學界自由主義最強有力的批評者之一，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 Samuel Moyn 在《最後的烏托邦：歷史中的人權》（The Last Utopia: Human Rights in History）中提出，與傳統自由主義想象不同，現代「人權」並非來自於啓蒙運動時期的歐洲，而是來自於70年代後去殖民化的世界。

在跨國境的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實踐與合法性都瀕臨破產之際，「人權」作為一個價值中立的概念，成了一種新的普世的、有國際主義意味的價值觀——「當政治烏托邦死去時，一種新的道德烏托邦升起了」。但是，人權的實踐逃離不了政治機構。人權在提供了一種反極權主義武器的同時，也經常受限於政治機構的權力，它經常淪為國家機器宣傳形象、建立合法性的一部分。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利益和政策巧妙地隱藏在了道德普世主義之後。這也正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拜登和布林肯在談起支持以色列的道德緣由是，經常提起「民主燈塔」這一看似具有普世人權意義、實則服務於美國在中東的國家利益的概念。

第二種對自由主義敘事的批評聚焦在公民精神的構件上。一些研究阿拉伯法律的學者提出，在一個「文明」的主流美國社會眼裏，一個良好的公民應該是順從、非暴力、認同國家主權邊界、且認同自由國際體系的。巴勒斯坦人作為難民，作為參與政治的反抗主體，作為試圖回到他們回不去的、被圈起來的故土的移民，以及作為不希望在圍牆內定居的人，並沒有通過這種公民精神的考驗。

也許相較批評大學裏的激進學生以及呼籲「雙方」停止暴力，自由派（包括筆者在內）更急需思索的問題是：自己曾經用來為少數群體爭取權益的話語框架，為何在巴以衝突中失靈了？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正如薩義德和法農所預見到的，在西方根深蒂固的殖民傳統也早已塑造了殖民者本身，和他們知識生產的方法？以上兩種對自由主義概念的批判也許可以是思考的開始。

去殖民化的明天？

在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的結尾，法農告誡他的阿爾及利亞同胞，一個全新的阿爾及利亞不應該是歐洲的翻版，因為另一個模版的歐洲並不會系統性地阻止殺戮和歧視。一個嶄新的明天，應該由交由一個嶄新的，包含了前殖民者和前被殖民者的「我們」。

然而，對於巴勒斯坦人，他們該如何想象一個明天？我們應該注意到的是，對以色列定居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反思與自由主義的內核可能並不存在着衝突。有不少自由主義學者早已提出，民族自決和被迫融合並不是政客和活動家桌上的唯二選擇。民族和歷史既然可以被發明，那麼他們也一定可以被重構。在一個去殖民化的社會，我們也許可以建構出新的、可以容納兩種歷史觀的理論框架——這也是為何一國方案在後奧斯陸協議時代，越來越被更務實的活動家所接受。當然，一國方案勢必建立在去殖民化、去猶太化、去以色列建國神話的基礎上。只是不知道在今天以色列的政治情況下，這種設想是不是和民族主義色彩更為強烈的兩國方案一樣，是一場幻夢。

同時，將巴以衝突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內分析，將巴勒斯坦人的命運和美國遭受過同樣壓迫的少數群體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將以色列政權的定居殖民主義和美國、俄羅斯、甚至中共的定居殖民主義放在一起對比，也是一種對巴勒斯坦問題的「去特殊化」，有助我們擺脫傳統東方主義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