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蒼白的產前教育，直到躺上產台，她才發現自己不知道怎麼「生小孩」

32歲的貝卡（化名），直到躺上產台的那一刻，耳邊傳來護理師不斷要她「用力」的聲音，她才忽然驚覺：「我不知道要怎麼生小孩！」

貝卡隨著護理師的指令不斷用力，但其實她不確定那樣算不算用力，而怎樣才算用力，甚至，她一度懷疑自己有沒有在用力。在產房刺眼的高瓦數日光燈照耀下，她隨著眾人的督促聲一次次地「用力」，直到額頭冒出一滴滴汗珠，並在嬰兒嚎哭聲下結束。

這是貝卡第一次的生產經驗。她知道一切從出現產兆開始。但中間歷經了什麼，她至今依舊對「用力」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

她不是沒為生產做好準備，和多數台灣新手家庭一樣，她與先生採買了新生兒所需的各類用品、也早早預約了月子中心。也和多數的新手爸媽一樣，在產檢時接收了醫院提供的基本衛教資訊，對於如何照護新生兒有著粗淺的認知。

表面上看似作足了準備，貝卡卻在被推進產房的那一刻頓時發現，幾乎所有的產前準備，都環繞在新生兒身上。身為產婦，她連該怎麼把寶寶生下來，事前幾乎沒有機會練習、也不知道從何練習起。

實際上，在今年母親節前夕，關注台灣孕產議題的「台灣生產改革行動聯盟」便公布生產經驗調查指出，有高達62.2%產婦以及69.4％伴侶從未接受產前教育。

也就是說，貝卡的生產體驗非少數案例，更是台灣多數母親與伴侶的共體記憶。產前教育的陌生與蒼白，讓多數人們以為，生產是哺乳類動物的「天性」使然，彷彿時間到了，媽媽們就會知道怎麼生小孩。

當貝卡得了產後憂鬱症

「我感覺自己不是個完整的人，而是由一片又一片的碎片勉強組成。」

貝卡畢業於台灣數一數二的知名大學和研究所，進入職場後，憑藉著專業能力不斷升遷，領著一份優渥的薪資，她說，「我是因為喜歡小孩才結婚。」貝卡和另一半從就讀大學期間就開始交往，愛情長跑多年，關係相當穩定。

2017年，在以養育子女為共識的前提下，貝卡與伴侶決定步入婚姻。婚後不久，因為配合先生在新竹科學園區工作的關係，兩人移居到了竹北，讓貝卡開始了每天搭高鐵通勤台北的職業婦女生涯。

不料，生下第一胎之後，貝卡日子很快地風起雲湧。她的先生來自於單親家庭，婚前，婆婆在貝卡的眼中，是名平凡好相處的長輩。萬沒想到，當貝卡的身分從「兒子的女朋友」轉變為「媳婦」、「孫子的媽媽」後，婆婆的態度也跟著180度翻轉。

貝卡回憶，即使新房是夫妻倆共同出資，當婆婆來到新竹的家裡拜訪，會指著新添購的家具、家電詢問：這些都是我兒子出錢嗎？即使貝卡當時的收入，雖比不上在新竹科學園區任職的先生高，但年薪至少也有破百萬新台幣。然而，看在婆婆的眼中，貝卡不過是一名靠著自己兒子「眷養」的附屬品。

寶寶出生後，先生隨時向家人通報了喜訊，怎料，婆婆卻勃然大怒，責怪兒子事後才告訴她，並以此要求貝卡道歉。期間，貝卡帶著寶寶回娘家過夜，也令婆婆無法接受，甚至打電話質問貝卡原生父母：「你們是怎麼教女兒的？憑什麼帶走我的孫子不需要我的同意？」

產後迎接新生兒的各種考驗，加上來自婆家的壓力，讓貝卡無所適從。產後住進月子中心調養的她，發現所有的窗戶都上了鎖，一問之下，才知道是防止產後憂鬱的媽媽想不開。翻著當時醫院發的孕婦手冊，貝卡在空白處寫下：我感覺自己不是個完整的人，而是由一片又一片的碎片勉強組成。

為了轉移注意力，貝卡決定提前返回職場，那個曾經讓她充滿自信與成就感的地方。當時的她，尚未意識到自己有了產後憂鬱。每天到了下午四、五點，貝卡總是忍不住在廁所擠奶時痛哭。直到有天，貝卡驚覺自己站在馬路口。被車輛喇叭聲喚醒意識的當下，貝卡想著：我怎麼沒有被車撞死？

即使有了病識感，貝卡因為選擇餵母乳，擔心服藥會影響寶寶發育，強忍著不去看身心科，試圖透過諮商來緩和情緒。差點在道路上出車禍的那天，貝卡清楚意識到：「再不吃藥我真的不行了。」

如今回想，貝卡形容，那段經歷很魔幻，像是掉進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即使再怎麼用盡全身力氣，還是爬不出來。曾經，在朋友眼中，貝卡性格樂觀開朗，總是人群中的開心果，她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有一天得到憂鬱症。

產前教育不只是「媽媽」的事

產前教育不是只有針對孕婦提供完備的資訊，更得將孕婦周遭人士一併納入，「從整個社會的性別平等教育出發」。

貝卡的經歷並非特例，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施麗雯研究指出，全球女性平均發生產後憂鬱症機率約為10%到16%，台灣女性卻介於10%到26.8%，明顯高於其他國家。長年關注孕婦心理健康並致力推廣孕婦運動的婦產科醫師烏恩慈便說，產後憂鬱的成因除了荷爾蒙發生變化，台灣社會與文化帶給女性的壓力，也是不得不正視的課題。

貝卡其實在產前沒想到自己會陷入憂鬱，面對產後憂鬱如影隨形，她更是無所適從。貝卡說，台灣的產前教育政策著重於如何照顧寶寶，缺乏照顧媽媽的面向，當媽媽在產後陷入憂鬱，伴侶更不會知道該如何提供支持與陪伴。貝卡回憶，當時除了先生難以理解她的處境外，就連原生家庭的雙親，也不明白貝卡明明如願產下了健康的寶寶，為何會如此不開心？

即使貝卡居住地的衛生所，會在產後致電關心媽媽產後狀況，或許是公務員沒有受到足夠教育，這類的電話反讓貝卡有被冒犯之感。衛生所關心內容，也大多環繞在餵母乳話題。如貝卡清楚記得，對方拋出來的問題通常是：「有沒有在餵母乳？怎麼餵？有全母乳嗎？」當貝卡回答。她因為工作關係無法親餵，還會得到「所以妳是個貪圖方便的媽媽嗎？」等評語。

產後憂鬱的痛苦經驗，讓原先計畫生第二胎的貝卡卻步了。「本來打算在哥哥兩歲時懷第二胎，但我真的好害怕再次得到產後憂鬱。」

烏恩慈表示，過去，台灣健康教育對於女性在懷孕期間的身體變化極少提及，讓許多人以為從驗孕棒出現兩條線到生下寶寶、順利泌乳，是人類作為哺乳類動物的本能。事實上，懷孕有各種可能性，包含流產、子宮外孕等，一旦缺乏正確衛教知識，孕婦很容易以為自己做錯什麼，進而留下創傷。

隨著世代變遷，烏恩慈觀察，當體制內的產前教育不足，上新手媽媽只能上網找資料自救，但再怎麼「補習」，也只是媽媽跟伴侶的事而已；現實生活中，因為世代觀念差異大，即使媽媽為了幫助生產順利，跑去上瑜珈課或是參加肌力訓練，「身邊會有不少聲音阻止她，跟她說這樣很危險！」在烏恩慈眼中，產前教育絕對不是只有針對孕婦提供完備的資訊，更得將孕婦周遭人士一併納入，「從整個社會的性別平等教育出發」。

烏恩慈提及，目前台灣產前教育著重在產檢時確認寶寶發育正常，並沒有把懷孕期間女性身體可能出現的變化講清楚。於是，烏恩慈在臨床門診經驗裡頭，就會看到許多帶有刻板印象的疑問，例如「懷孕初期沒有孕吐，是不是那邊怪怪的？」

對於異性伴侶而言，因為沒有子宮、未曾經歷過月經，對於懷孕過程更是陌生。這也讓準爸爸們經常說錯話、做錯事，惹妻子不高興後又不知道該如何安撫，導致伴侶關係緊張。烏恩慈舉例，胚胎在形成初期其實不需要太多養分，過去就曾發生求好心切的先生，想多為腹中胎兒補充營養，卻反而因為太太都不吃東西而吵架。

在沒有完備且客觀的產前教育情況下，烏恩慈指出，媽媽們只能參加坊間的媽媽教室，任由資本主義下的市場交易原則，誤將廠商的行銷策略視為產前教育，以為買昂貴知名的產品，就可以保證發奶、順利擠出乳汁。結果買了擠乳器，寶寶生下來之後才發現與乳房尺寸不合；一旦餵母乳過程不順利，腦中最先浮現的念頭，往往會是「是不是我錢沒有花夠？」或是回到質疑自己是不是一名「合格的媽媽」的無限輪迴中。

「懷孕真的不需要照這麼多次超音波」

「懷胎十個月真的不需要照這麼多次超音波。」

為改變台灣社會長年來產前教育的蒼白，一群長期關切台灣孕產議題的女性集結起來，共同成立「台灣生產改革行動聯盟」，這也是台灣第一個關注生育政策的倡議團體。

生產改革行動聯盟理事長徐書慧對端傳媒表示，台灣所擁有完善的健康保險與先進的醫療技術，實則導致女性生產過程醫療高度介入。表面上看似美好，卻讓許多孕婦受苦，寶寶出生以後，新手爸媽更時常無力面對各種挑戰。

在台灣，一名女性從懷孕到生產，共有14次的健保產檢。即使在世界上許多先進國家，超音波都得自費。然而，徐書慧直言，高達14次的產檢對於生產過程順利並無太多幫助，現有的產前教育缺乏協助產婦和伴侶進入狀況，「懷胎十個月真的不需要照這麼多次超音波。」

生動盟引述台灣衛生福利部在2022年出版的 《孕婦健康手冊》中提及，醫事人員在孕婦產前健康照護衛教指導時，重點應確認孕婦是否清楚知道，「懷孕生產是正常的生理過程，經由參加產前教育可以協助做生產的準備與因應生產過程的陣痛。」

但根據生動盟調查，目前台灣現有的衛教指導一共兩次，一次落在懷孕17週以前，另一次則落在29週以後。指導的方式大多是在進行完例行性檢查後，由護理師以A4單張、「勾選」的方式進行衛教指導，時間大多不到十分鐘就結束。

對於新手爸媽的產前準備而言，徐書慧也說，所謂產前準備通常就是買嬰兒推車、預約月子中心等，想的幾乎都是「要去哪裡消費？」實際上，當一個新生命即將進入家庭，伴侶雙方甚至同住家人，在身心理與居住環境可能帶來巨大改變，產前準備除了「消費」以外，更應仔細思考：既有資源該如何重新分配？會遇到哪些突發狀況？有哪些後援？何時回到職場等問題。

產前教育的目的，生動盟解釋是要幫助婦女及家人取得正確的孕產新知，根據婦女自身身心狀況和需求，進行各種準備與決定。以瑞典來說，自1980年開始推行提供給孕產家庭八至十次的生產與親職教育課程，有助於創造良好孕產經驗，並銜接親職生活，但台灣現狀則相去甚遠。

此外，在國際上行之有年的生產計畫書，強調孕婦可以透過生產計畫書增加生產控制並降低生產焦慮。台灣衛福部即使從2017年開始，在官網與孕婦健康手冊上新增由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所提供的醫療機構生產計畫書範本，同時由菸品健康福利捐支應補助的「孕婦產前健康照護衛教指導服務」項目中，也包括「生產準備計畫」，但經過近十年的倡議，生動盟調查發現，僅有28%的產婦提出生產計畫書。

分析背後原因，生動盟認為，產婦未能積極提出生產計畫書，主要是現有的產前準備多以「醫療檢查」為主，讓準媽媽未能有充分的時間，提供有品質的孕產諮詢。生動盟主張，在目前由政府提供的14次產檢中，新增四次總計12小時的產前教育，也呼籲產婦及其伴侶皆應享有七天有薪生產準備假。

隨著台灣近年來少子化問題愈趨嚴重，新生兒人數已連續三年負成長，2022年全年新生兒人數僅13萬8986人，創下歷史新低。徐書慧認為，政府目前的相應政策偏向發錢補助，但應該提供具公共化性質的產前教育，才能讓現代家庭「安心生、放心養」。

「一個家庭在迎接新生命到來的過程，政府應該提供以孕產家庭需求作為出發點的產前教育。」徐書慧說，女性從懷孕生產過程，需要的不僅僅是醫生或助產師，包含公費的泌乳顧問、物理治療師、心理諮商師，需要統籌成為一個完善的支持系統，讓專業人員在其崗位上分工合作，而不是把業務都加諸於醫師或護理人員身上。

她以自身經驗為例，生第一胎寶寶的時候，護理人員行禮如儀地拿了衛教單張，逐一確認裡頭的內容，並且播放餵母乳影片。對於第一次懷孕的媽媽而言，徐書慧認為，光憑這些資訊無法讓她理解從生產到餵養過程。餵母乳六年來，徐書慧必須透過不斷查找資料、詢問身邊親友、加入母乳社團，才有辦法在餵母乳路上越走越順。

這些年來，台灣政府積極推動母乳政策，徐書慧提醒，女性在剛經歷過生產後，需要的是「支持」而非「指導」。她直指，女性不僅在生產過程個體差異大，餵母乳也是，一旦政府沒有給予個體化支持，只會讓餵母乳淪為壓迫女性的工具。她以日本和北歐國家為例，這些國家設有專門的公衛護理師，會在產後三天到一個月內居家訪視，不僅查看產婦身心恢復狀況，也會適時提供母乳協助。

烏恩慈也說，媽媽剛生產完之後最需要的是大量的休息，親餵母乳等於減少了媽媽休息的機會。這時間先生理應要負責幫寶寶洗澡、報戶口等雜事，而不是只會在媽媽眼前提到：「為什麼那個誰誰誰的太太餵母乳就那麼順？」

她認為，母乳政策目標應該是提供選擇餵母乳媽媽應有的支持，而非一味強調母乳的好處、簡化餵母乳的難度，彷彿在「帶風向」般，締造出亮眼的母乳KPI，卻忽視了女性身體自主權與社會多樣性。烏恩慈建議，政府應該提供客觀而清楚的資訊，讓準媽媽們根據個人條件，做出最適合自身的選擇。

「母乳跟配方奶不該是二元對立，兩個選項之間可以有許多可能，母乳媽媽與配方奶媽媽也能建立對話空間。」在烏恩慈看來，在政策上更不該把新生兒健康枷鎖綑綁在媽媽身上，而應鼓勵男性伴侶參與。「透過伴侶手擠奶，會比媽媽自己擠的角度更順暢。」

產前教育是全體社會性別教育的一課

「現在台灣政府的催生政策以『發錢』作為誘因，彷彿現代女性不願生養下一代，單純只是因為養不起小孩。」

「我身邊就有許多女性友人聽了前人的經驗，覺得生養小孩太可怕而不敢生。」貝卡如今已漸漸走出產後憂鬱，對於台灣少子化趨勢不見盡頭，她只覺得要延緩少子化，全體社會都該給予更多支持。

貝卡說，現在台灣政府的催生政策以「發錢」作為誘因，彷彿現代女性不願生養下一代，單純只是因為養不起小孩。但貝卡說，當社會讓對於「好媽媽」的形象太過單一，就會讓女性在決定要生養子女時，考慮的不單是經濟因素，更是對自我發展的影響。

像是她自己，在產後開始出現容貌焦慮，覺得自己身材走樣、乳頭變色、肚子出現妊娠紋。職場上更像是被打斷雙腳般，過去的工作效率因為長期失眠，再也找不回來。還記得剛生完第一胎回到職場，貝卡就曾經因為團隊裡頭一個小錯誤，被主管嘲諷「你是不是當媽媽就變笨啦？」足見台灣職場普遍存在對於媽媽角色的不友善。

「產前教育應作為全體社會性別教育的一環，」徐書慧提醒，從國中階段開始，當我們在教育孩子認識身體時，就應讓孩子得知，懷孕時身體可能會產生哪些變化、可以做哪些準備。孕婦在產前得到的，除了免費的超音波檢查和衛教單張，更應有助產士帶領如何用力與呼吸，透過哪些運動可以幫助分娩時更加順利。

除此之外，企業也應善進社會責任，打造友善職場，讓職業婦女從懷孕到餵母乳過程，不必成為辦公室裡頭造成困擾的一群人；新手爸爸更可以理直氣壯地請假，參與子女的生養過程而不受旁人冷眼冷語。

當全體社會都把生養下一代當成共同使命，新生兒從胚胎著床到呱呱墜地，嬰兒與母親互為主體，女性在成為母親的過程中，能夠更深一層的認識自己身體。一個新生命的到來，伴隨著的也不再只有對女性個體發展的衝擊，而是引領新的世代朝向更平權的社會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