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華人教徒總是無條件支持以色列：冷戰思維﹑右翼保守力量與宗教狂熱

（胡清心： 生於上海，居於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宗教與研究博士，四隻貓的母親。）

10月7日，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由加薩（港譯加沙）向以色列發動近年來最大規模攻勢，除發射約5000枚火箭，又進入以色列領土南部並擄走多名人質。10月8日，以色列發動空襲反擊，並宣佈向哈馬斯宣戰。戰爭至今已導致三千六百人死亡，而戰局仍未有降溫的跡象。

除了生靈塗炭帶來的震撼，和對有可能觸發更廣泛地區戰爭的憂慮，以巴衝突也在民間與互聯網社交媒體上引起廣泛爭議。美國高等教育界內因「你挺誰」而掀起激辯，連華人社會也不例外。而其中特別引人關注的是，基督徒間一邊倒支持以色列的比例，相比普羅大眾要高出許多；在一些基督教媒體有關報道和評論貼文下，總有不少「以色列是上帝選民」、「巴勒斯坦是上帝給以色列的應許之地」、「以巴之間的戰爭是上帝的預言和作為」等等捍衛以色列對國土毋庸置疑的主權，以及以色列方任何戰爭或暴力行為都是合情合理的言論。至於那些對此表示質疑，或者對巴勒斯坦展露同情，並對以色列稍有批判的看法，都被斥為「反猶」或者「左膠」。

以巴恩怨情仇不是三言兩語能道清，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場也在情理之中，由於美國的親以立場，尤其是特朗普在2020年提出巴以和平計畫，以及在2017年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將美使館從特拉維夫遷往耶路撒冷，都讓保守主義陣營的親以風潮來得更為猛烈，且不免也影響了華人，尤其是香港社群的看法。但親以華人基督徒的論述卻走得更前，不僅力撐以色列，動輒只單方面為以色列的勝利與平安祈禱，更搬出基督教的正典《聖經》來證明「土地神授」、「自古以來」、「神的選民」都是神聖啟示——支持以色列不僅事關國際政治，更是信仰要義。

用一本兩千年前書寫的宗教經典作為當代國際地緣政治爭端討論的基礎，在旁人看來顯得可笑；而就算說因為基督新教及天主教都脫胎於猶太教、《聖經》舊約更是源自《希伯來聖經》，也不足以解釋，基督教和猶太教之間的淵源，必然會令基督徒對以色列或猶太人產生天然的親近——畢竟在基督教源遠流長的歷史中，大部份時間，恰恰是因為基督教承襲自猶太教，更對猶太教經典的熟悉，令他們視猶太人為殺害教主耶穌的元兇，反猶成為歐洲傳統，最後更與希特拉系統性屠殺猶太人有關。

綜觀歷史，無論是憎恨還是熱愛猶太人或以色列，基督教並沒有對這個問題提供必然的答案，更大程度上，是由當時教會和信眾，以合適自己的社經處境和身份政治的方式進行釋經，而得出來的結論。本文論述的焦點並非歐洲的反猶傳統，而是二戰之後，尤其是這幾十年「信基督就必然支持以色列」的思維脈絡是如何形成，其源頭又來自何處。

基督徒為何對以巴和平沒興趣？

事實上，要了解「信基督就必然支持以色列」背後的邏輯，我們不應當往回看，回溯那些支持者所引用的聖經來尋圖索驥；相反，我們應當往前看，從信徒如何想像未來，才能導出他們對當下的思考，這就牽涉到基督教，或者所有亞伯拉罕一神教非常重要教義：終末論。

東方宗教多持輪迴世界觀，或者對世界終末不感興趣。但在亞伯拉罕一神教中，「時間」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他們相信世界是線性發展，有創造就有消亡的一天；另一方面，他們也相信造物主上帝會介入歷史，因此世界上發生的大事背後都有上帝的旨意，或者是有意義的。如何看待未來，決定了我們如何活好當下。

這兩種理念，體現在猶太教和基督教文學中，就是啟示文學（Apocalyptic）的出現。這些文學作品多包涵天使或上帝向先知作出的預言、神啟、象徵，讀來如天書；其中又對成書時期的以色列和近東各國命運，作出非常實在的預言，通常離不開正邪對戰、末日來臨以及以色列終獲上帝拯救。《舊約》中的啟示文學寫作於古巴比倫攻陷以色列國後，以色列人經歷第一次流散的階段，在經歷亡國之痛之後，啟示文學的作者透過展現預言和未來的奧秘，安慰苦難之中受壓迫的以色列人，並指示上帝是歷史的主宰，令他們對明天能充滿希望。至於《新約》中的啟示文學在基督教中更有著重要的地位，主要是《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中耶穌有關末世的預言，以及聖經最後一卷《啟示錄》。當代的聖經學者認為，相關預言寫作於公元七十年猶太革命失敗，羅馬帝國焚毀聖殿，以色列人進入第二次大流散的階段，聖殿被毀是重要的時間座標，《啟示錄》則可以視為是針對羅馬帝國的反動文學，甚至有學者認為，《啟示錄》中撒旦的化身大紅龍，影射的就是羅馬帝國，而它最後被摔了下去，象徵著早期教會信徒相信基督必然勝利，羅馬帝國終將覆滅的盼望。

有些聖經學者認為，啟示文學並不是預言未來，而應當作寓言來閱讀。啟示文學究竟是指向未來的奧秘預言，還是著眼當下的群體記憶，取決於釋經學者的不同進路。但對於無論處於信仰光譜保守或開放位置的基督徒來說，耶穌在升天之後，會再次回到人間，是白紙黑字無法辯駁的事實，也因此被寫入大公教會公認的《尼西亞信經》中：「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與死人。」無論如何，當基督再來，審判活人死人之後，信徒們就能跟隨上帝進入天堂，一切的眼淚和苦難都會過去，因此成了基督徒嚮往的烏托邦樂園，也是不少信徒的終極追求。

因此，就算當代基督徒並非處於兩次流散中、經歷壓迫、流離失所的猶太人，末世論仍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可以說早期教會甫成立，門徒們就開始期盼耶穌基督的再來，而啟示文學則成為預測耶穌何時、會怎樣再來，到時有甚麼徵兆的參考文本。

千禧年（Millennium）正是基督教終末論的一個重要概念，它出自《啟示錄》，其中提到在末日世界會陷入戰亂災禍之中，以色列及基督教會都會受到壓迫，並且有魔鬼的使者當道，但最後上帝會戰勝代表撒旦的大紅龍和獸，那些堅持信仰的殉道者隨之便會復活，和耶穌基督做王一千年，因為這一千年由耶穌掌管，世界將煥然一新。千禧年與耶穌再來緊密掛鉤，但至於如何詮釋千禧年和耶穌再來之間的關係，不同流派就帶出了不同解讀。

其實早在奧古斯丁的年代就有關於基督再來和千禧年的討論，但教會主流一直認為千禧年只是比喻，象徵基督教會的時代，等於隨著基督教會誕生，世界就已經處於千禧年中，一千年也只是個虛數，因此被稱為「無千禧主義」（Amillennialism）。

自從17世紀宗教改革之後，新教不同宗派對千禧年有了不同的看法，開始更字面地理解千禧年，有教會認為耶穌會在千禧年來臨之後再降臨，這意味著在末日，會有愈來愈多人信耶穌，並對整個社會帶來影響力，令社會變得愈發公義、和平和進步，等於讓上帝的國降臨到地上，在維持長治久安一千年後，耶穌就會再來、審判，並開啟新天新地，世界的使命也就此終結，這一派被稱為「後千禧主義」（Postmillennialism）。也正是因為他們相信人可以改造世界，讓它變得愈來愈好，達致臻於完美的千禧年，所以普遍對世界抱有非常樂觀的態度，這在十九世紀隨著殖民主義而擴張的教會中尤為流行，尤其是科技及經濟飛速發展，讓人對前景充滿無限信心。

相反，「前千禧主義」（Premillennialism）則對世界發展持悲觀態度，他們認為耶穌會在千禧年之前再來，並且更為字面地理解《啟示錄》中記載的末世的災難和戰爭，所以他們普遍相信世界只會變得愈來愈糟，當糟糕到極點的時候，就是基督再來的時刻。如此看來，改良社會對他們而言毫無意義，更重要的是靈魂得救和個人靈性，為耶穌再來做好準備。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西方教會，洞察人性之惡，一掃之前的樂觀主義，於是二戰後，「前千禧主義」的末世論便有了廣大市場，主導北美及華人教會的末世論述至今。

美國右翼保守敘事，如何成為華人教會的圭臬？

雖然「前千禧主義」是當下新教主流，但何以其影響力如此廣泛深遠，又和現代民族國家以色列扯上關係？這就不得不提到，「前千禧主義」中當今最強有力的分支：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

時代論在十九世紀由英國神學家達秘（John Nelson Darby）提出，並由美國神學家司可福（Cyrus I. Scofield）、畢爾遜（Arthur Tappan Pierson）在一九〇九年編撰出版的《司可福串註聖經》（Scofield Reference Bible）而傳播到美國並發揚光大。

一般來說，持「前千禧主義」立場的基督徒都是福音派或基要派，即在當啟蒙運動、人文主義興起，現代考古學顛覆了聖經中對古代近東歷史的記載之後，並沒有將宗教詮釋與時代接軌，選用其他的詮釋學理論來解釋聖經，而是繼續堅信聖經無誤、都是歷史記載的基督教派。他們完全從字面意思理解聖經，而時代論者比之更前進一步，他們更認為聖經書寫包含了整個世界的歷史，並將之分為七個時代。前四個時代由《舊約》記載，第五個時代則由《新約》記載，至於我們所身處的則是自基督教會成立以來的第六個時代「恩典時代」，而第七個時代「國度時代」，就是聖經中預言的末世階段。

他們認為兩千多年前寫作的聖經，僅僅透過字面意義的解讀，對當代社會仍有意義也完全邏輯自洽；他們也相信前現代文本中記載的以色列和一系列古代近東國家，和今日地理範圍上重合的現代民族國家完全可以一一對應；因此那些模稜兩可的預言，其實就是當下和未來國際政治關係的大事紀，循著聖經，就能找出全球發展和走向末日的路線圖。

恰好在一九四八年，現代主權國家以色列成立，這無疑對時代論者是一劑強心劑：舊約有經文暗示上帝會在未來復興他的選民以色列，讓流散的以色列人回到家鄉——以色列立國不就正是預言的應驗嗎？相信舊約聖經中的以色列，等同於今日的民族國家以色列，不僅在他們看來理所當然，更佐證時代論的世界觀是靠得住的。

這種猶太人特別受恩待的言論，也被稱為「基督教錫安主義」。該主義不僅肯定以色列在國際政治中的超然地位，更認為耶穌再來、末日降臨的焦點都在耶路撒冷和以巴關係。根據他們對啟示錄的解讀，現今的以色列是聖經時期以色列的直系延續，對巴勒斯坦這塊土地有所有權，現在的中東矛盾都是不明白上帝對聖地旨意的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所引起的，耶穌再來之前，中東不會有和平，更會在以色列和中東各國之間爆發大戰，導致三分之二以色列人死亡，此後以色列人就會相信耶穌，基督就會再來，進入千禧年。

如果認同「基督教錫安主義」，就不可避免地必須成為以色列的死忠。舊約中上帝對亞伯拉罕說的「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也搖身一變成了現世的誡命。同時，時代論者認為一切發生在以色列的戰爭都是預言實現的必經之路，甚至越激烈越好，越暴力越正確，因為這是在加速上帝一早計畫的旨意，是千禧年之路必經的陣痛。其中有極端者甚至認為所有呼籲以巴和平的人，都是違背聖經、阻礙上帝末世計畫的敵基督。在今日不少時代論者為巴勒斯坦的血流成河叫好，在一九九五年，簽署奧斯陸和平協議、前以色列總理拉賓被刺殺的時候，都有不少時代論者認為這是出於上帝的懲罰，因為促進以巴和平，正與以巴戰亂帶來末世的上帝心意相衝突。

時代論走紅七十年，即便在過去二十年有式微的跡象，但它的理論碎片仍無孔不入，在信徒和教會的解經與教義中無處不在。時代論如此深入人心，顯然不只因為迎合了兩次大戰之後對人性悲觀的社會氛圍。二戰之後時代論的大本營正是美國，隨著它成為全球最大的霸權之一，美國教會也積極向外傳教，時代論也在七八十年代開始風行全球，成為華人教會無人不奉為圭臬的「真理」。

另一方面，在冷戰時期，「基督教錫安主義」成為藉由支持以色列，來對抗得到蘇聯支持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重要策略，該論述受到美國右翼人士的不斷鼓吹和推廣。比如一九六〇年上映的電影《出埃及記》（Exodus）就講述一群集中營的倖存者在以色列民族英雄的帶領下，前往耶路撒冷並最終成功發動民族解放戰爭並成立以色列國的故事，在電影中，集中營倖存者的身份已經確立了以色列人是受害者的形象，更將之與舊約中以色列人逃離埃及暴政進入神所應許的迦南美地掛鉤，顯然暗示以色列國的建立乃上帝應許的實現，更是該地的合法持有者。一九九五年開始出版的系列小說《末世迷蹤》（Left Behind）更是時代論的巔峰，它嚴謹地按照時代論對聖經預言的理解，用十六本書精彩描寫了末世大災難的情況和群像，之後更被改編成系列電影。無論「時代論」還是「基督教錫安主義」都不僅在教會內流行，更透過流行文化和政客的論述，形塑了一代人對以巴衝突的想像，加深了對穆斯林及阿拉伯世界的刻板印象和偏見。

回到華人教會，它與以色列之間並沒有歐美世界那麼深刻的淵源，可能正是因為沒有反猶傳統，也不見得對美國外交和全球政治有所了解，因此對傳入的時代論理論可謂照單全收。而華人對知識的認識又和古典西方傳統不同，很少強調什麼學派、什麼流派，多是碎片化地吸收和滲透到生活思想的不同層面，因此無論時代論如今受到多少挑戰和質疑，華人信徒卻彷彿有金剛不壞之身——因為他們可能根本從來沒聽過、也不知道時代論是什麼，只是在他們關於以巴衝突、末世論和以色列的論述中，都充滿著時代論的身影，但若是問起來，他們的末世論是什麼派別，他們大概也說不出一二，只會說「這就是聖經教導」。

「聖地遊」：宗教消費主義與以色列熱潮

隨著經濟發展、旅遊業興旺，雖然與時代論無關，但過去二十年華人世界盛行的聖地朝聖遊，也是導致華人信徒對以色列充滿好感的原因之一。一般來說，「朝聖」總是和修行、簡樸、禁慾相關，但若是打開聖地朝聖遊旅行團的宣傳頁面，映入眼簾的首先是動輒三四萬的費用，以及四到五星級酒店住宿的保證，三餐檔次以及自由購物時間的保證，還有隨團牧師負責講解。密密麻麻的行程主要是圍繞耶路撒冷城內聖經事件的發生地、各處教堂、哭牆、聖殿山等等。而在宣傳語中，往往打著參觀歷史事件發生真跡可堅固信仰根基、步耶穌腳蹤提升靈性，以及深入了解猶太人的文化、歷史和傳統風俗。

與其說是朝聖團，「聖地遊」更像是宗教消費主義的產物。而如今，單單在香港已經有數間專做朝聖團生意的旅行社，而舉辦朝聖團的基督教機構更是數不勝數，每年都有至少數十團由香港出發前往耶路撒冷。對於參加者來說，除可以遊覽歷史名勝，同時還有信仰加持，更全程五星級享受，難怪華人教會的信徒們皆趨之若鶩，然後帶回約旦河水、死海泥、加利利橄欖油等紀念品。這一條完整的產業鏈，為信徒們提供了一次「信仰升級」的沉浸式體驗。

宗教消費主義固然令人嗤之以鼻，但更令人憂慮的是，聖地遊中遊客們所聽到的關於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歷史的敘事往往都是以色列的版本，強化了以色列是巴勒斯坦合法擁有者的印象；同時，個人的宗教體驗與以色列人、猶太文化之間建立情感聯繫，自己在耶路撒冷和聖地遊中那種強烈的宗教情感，可能更會讓他們認為以色列人是受到上帝祝福的選民——他們朝聖的不僅是基督教信仰，同樣也是以色列，深化了當代以色列人就是舊約中的以色列選民直系後代的概念。

近年，一些更為極端的聖地遊不僅走訪新舊約聖經中的所謂歷史地點，更加入猶太文化元素，比如帶遊客體驗猶太人的住棚節、逾越節的慶祝，甚至組團前往約旦河進行洗禮，將基督教信仰直接與猶太教信仰傳統嫁接起來。這或許是受到近年另一個親以色列的「希伯來尋根運動」的影響，即認為基督教受到古典西方文化影響太深，故而許多宗教傳統和崇拜禮儀都不正宗，最正宗的還是猶太文化，故而開始「復興」舊約中的猶太教宗教禮儀，比如慶祝猶太教節慶，在崇拜中使用猶太教抹油塗膏，或者吹號角等，對他們來說，基督教信仰根正苗紅的源頭是猶太教，那以色列人自然就是上帝選民。

如今，在香港坊間有愈來愈多新興教會有著濃重的「希伯來尋根運動」風格，不僅在教會中懸掛以色列國旗，名稱不會用Jesus而用希伯來語的 Yeshiva或者Yeshua 來稱呼。這也導致代購以色列傳統宗教用品，比如聖地油燈、金燈台、沒藥、乳香、經文框、聖地木頭製成的聖餐杯、十字架大為流行。在基督教機構、書店多年來都處於經營困難的狀況下，聖地遊顯然成了一門產業，這也是一些宗教領袖就算有看法，也難以開口反對坊間「以色列熱潮」的原因。

每個人都有自己解讀或者判斷國際政治和公共事務的中軸線，用對兩千年前文獻的字面理解作為中軸線，雖然可笑，但畢竟這世界千奇百趣，也無可厚非。但問題是，時代論包裹的意識形態不只是「基於聖經字句」，它可能包括反對隨著社會變遷進步而自我更新的宗教觀、對社會發展消極的悲觀主義、冷戰思維下的二元對立、美國右翼政治的保守力量，以及消費主義下的宗教狂熱，而時代論者們對這一切都毫無所知，亦不作反省。而它今日的版本，我相信也不是最初提出時代論的神學家達秘的初衷。

也許有人覺得，華人教會不自覺的時代論者們，也不過就是做做鍵盤戰士，他們無論多麼支持以色列，也不可能對局面造成任何影響。但時代論者可惡之處，本來就不是他們支持以色列那麼簡單，而是這種支持背後所反映的意識形態。以巴問題或許是一面照妖鏡，讓這種意識形態現出原型，但它早已經潛移默化影響著信徒的生活。

比如時代論認為這個世界必然會愈來愈壞，這就是上帝預定的方向和道路，我們無法改變，而任何企圖阻止的都是敵基督，那麼社會參與顯然就不是上帝的旨意，相反唯一應該做的，是趕在耶穌再來之前讓更多人得救，並要有好的宗教生活以免在最後審判中過不了關，這也是為何香港多數基督徒和教會都只關注個人靈性和道德的關係。而無論是以巴戰爭，還是全球暖化、經濟差距貧富擴大、區域性的災害和危機，時代論者通常都沒有理解並參與改善的意識——因為這些事注定會發生。當人將各種天災人禍視作「歷史的必然」，將目光放在更長遠的上帝的國或者計畫中，長期的袖手旁觀，會導致對苦難中的人缺乏同理心：「她的家雖然被水淹了，但這是上帝的計畫啊。」

回顧「後千禧年主義」的樂觀主義，認為人能夠透過自己的行動參與，讓社會變得愈來愈好，並逐步推向一個天國再臨的世界，其實變相肯定了入世的，世俗的行為也有宗教價值，這也是為何不少持有此末世論的教徒最後走向支持社會公義、民主建設以及保護環境的方向，因為他們天國的實現不是推翻在地的一切，而是找出在地生活中屬於上帝的價值，並將之發揚光大。但「時代論」所屬的「前千禧主義」則對現世完全悲觀，相信只能靠耶穌的到來做王，才能把一切撥亂反正，建立起有價值意義的國度。這也是為何「時代論」者總喜歡把「我們不要民主，而要神主」掛在口上。極端的聖俗兩分二元論，讓他們對現世的一切都至少保持懷疑。

如果意識到時代論意識形態的這些影響，就不難明白為何華人教會往往只關心個人靈性和福祉、對公共議題不僅不參與甚至很冷漠，以及對任何世俗議題的反對在政治層面的引申－－即典型的「耶L」（註：香港對部分基督徒的貶稱）形象。也許時代論讓一眾基督徒忽然瘋狂地成為以巴專家，令人感到震驚，但或許更值得震驚的是，那個是我們已經習以為常、視作常態的基督徒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