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华人教徒总是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冷战思维﹑右翼保守力量与宗教狂热

（胡清心： 生于上海，居于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研究博士，四只猫的母亲。）

10月7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由加萨向以色列发动近年来最大规模攻势，除发射约5000枚火箭，又进入以色列领土南部并掳走多名人质。10月8日，以色列发动空袭反击，并宣布向哈马斯宣战。战争至今已导致三千六百人死亡，而战局仍未有降温的迹象。

除了生灵涂炭带来的震撼，和对有可能触发更广泛地区战争的忧虑，以巴冲突也在民间与互联网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争议。美国高等教育界内因“你挺谁”而掀起激辩，连华人社会也不例外。而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是，基督徒间一边倒支持以色列的比例，相比普罗大众要高出许多；在一些基督教媒体有关报道和评论贴文下，总有不少“以色列是上帝选民”、“巴勒斯坦是上帝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以巴之间的战争是上帝的预言和作为”等等捍卫以色列对国土毋庸置疑的主权，以及以色列方任何战争或暴力行为都是合情合理的言论。至于那些对此表示质疑，或者对巴勒斯坦展露同情，并对以色列稍有批判的看法，都被斥为“反犹”或者“左胶”。

以巴恩怨情仇不是三言两语能道清，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也在情理之中，由于美国的亲以立场，尤其是特朗普在2020年提出巴以和平计划，以及在2017年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都让保守主义阵营的亲以风潮来得更为猛烈，且不免也影响了华人，尤其是香港社群的看法。但亲以华人基督徒的论述却走得更前，不仅力撑以色列，动辄只单方面为以色列的胜利与平安祈祷，更搬出基督教的正典《圣经》来证明“土地神授”、“自古以来”、“神的选民”都是神圣启示——支持以色列不仅事关国际政治，更是信仰要义。

用一本两千年前书写的宗教经典作为当代国际地缘政治争端讨论的基础，在旁人看来显得可笑；而就算说因为基督新教及天主教都脱胎于犹太教、《圣经》旧约更是源自《希伯来圣经》，也不足以解释，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渊源，必然会令基督徒对以色列或犹太人产生天然的亲近——毕竟在基督教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大部份时间，恰恰是因为基督教承袭自犹太教，更对犹太教经典的熟悉，令他们视犹太人为杀害教主耶稣的元凶，反犹成为欧洲传统，最后更与希特拉系统性屠杀犹太人有关。

综观历史，无论是憎恨还是热爱犹太人或以色列，基督教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提供必然的答案，更大程度上，是由当时教会和信众，以合适自己的社经处境和身份政治的方式进行释经，而得出来的结论。本文论述的焦点并非欧洲的反犹传统，而是二战之后，尤其是这几十年“信基督就必然支持以色列”的思维脉络是如何形成，其源头又来自何处。

基督徒为何对以巴和平没兴趣？

事实上，要了解“信基督就必然支持以色列”背后的逻辑，我们不应当往回看，回溯那些支持者所引用的圣经来寻图索骥；相反，我们应当往前看，从信徒如何想像未来，才能导出他们对当下的思考，这就牵涉到基督教，或者所有亚伯拉罕一神教非常重要教义：终末论。

东方宗教多持轮回世界观，或者对世界终末不感兴趣。但在亚伯拉罕一神教中，“时间”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他们相信世界是线性发展，有创造就有消亡的一天；另一方面，他们也相信造物主上帝会介入历史，因此世界上发生的大事背后都有上帝的旨意，或者是有意义的。如何看待未来，决定了我们如何活好当下。

这两种理念，体现在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学中，就是启示文学（Apocalyptic）的出现。这些文学作品多包涵天使或上帝向先知作出的预言、神启、象征，读来如天书；其中又对成书时期的以色列和近东各国命运，作出非常实在的预言，通常离不开正邪对战、末日来临以及以色列终获上帝拯救。《旧约》中的启示文学写作于古巴比伦攻陷以色列国后，以色列人经历第一次流散的阶段，在经历亡国之痛之后，启示文学的作者透过展现预言和未来的奥秘，安慰苦难之中受压迫的以色列人，并指示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令他们对明天能充满希望。至于《新约》中的启示文学在基督教中更有著重要的地位，主要是《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耶稣有关末世的预言，以及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当代的圣经学者认为，相关预言写作于公元七十年犹太革命失败，罗马帝国焚毁圣殿，以色列人进入第二次大流散的阶段，圣殿被毁是重要的时间座标，《启示录》则可以视为是针对罗马帝国的反动文学，甚至有学者认为，《启示录》中撒旦的化身大红龙，影射的就是罗马帝国，而它最后被摔了下去，象征著早期教会信徒相信基督必然胜利，罗马帝国终将覆灭的盼望。

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启示文学并不是预言未来，而应当作寓言来阅读。启示文学究竟是指向未来的奥秘预言，还是著眼当下的群体记忆，取决于释经学者的不同进路。但对于无论处于信仰光谱保守或开放位置的基督徒来说，耶稣在升天之后，会再次回到人间，是白纸黑字无法辩驳的事实，也因此被写入大公教会公认的《尼西亚信经》中：“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无论如何，当基督再来，审判活人死人之后，信徒们就能跟随上帝进入天堂，一切的眼泪和苦难都会过去，因此成了基督徒向往的乌托邦乐园，也是不少信徒的终极追求。

因此，就算当代基督徒并非处于两次流散中、经历压迫、流离失所的犹太人，末世论仍有著举足轻重的意义，可以说早期教会甫成立，门徒们就开始期盼耶稣基督的再来，而启示文学则成为预测耶稣何时、会怎样再来，到时有甚么征兆的参考文本。

千禧年（Millennium）正是基督教终末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出自《启示录》，其中提到在末日世界会陷入战乱灾祸之中，以色列及基督教会都会受到压迫，并且有魔鬼的使者当道，但最后上帝会战胜代表撒旦的大红龙和兽，那些坚持信仰的殉道者随之便会复活，和耶稣基督做王一千年，因为这一千年由耶稣掌管，世界将焕然一新。千禧年与耶稣再来紧密挂钩，但至于如何诠释千禧年和耶稣再来之间的关系，不同流派就带出了不同解读。

其实早在奥古斯丁的年代就有关于基督再来和千禧年的讨论，但教会主流一直认为千禧年只是比喻，象征基督教会的时代，等于随著基督教会诞生，世界就已经处于千禧年中，一千年也只是个虚数，因此被称为“无千禧主义”（Amillennialism）。

自从17世纪宗教改革之后，新教不同宗派对千禧年有了不同的看法，开始更字面地理解千禧年，有教会认为耶稣会在千禧年来临之后再降临，这意味著在末日，会有愈来愈多人信耶稣，并对整个社会带来影响力，令社会变得愈发公义、和平和进步，等于让上帝的国降临到地上，在维持长治久安一千年后，耶稣就会再来、审判，并开启新天新地，世界的使命也就此终结，这一派被称为“后千禧主义”（Postmillennialism）。也正是因为他们相信人可以改造世界，让它变得愈来愈好，达致臻于完美的千禧年，所以普遍对世界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这在十九世纪随著殖民主义而扩张的教会中尤为流行，尤其是科技及经济飞速发展，让人对前景充满无限信心。

相反，“前千禧主义”（Premillennialism）则对世界发展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耶稣会在千禧年之前再来，并且更为字面地理解《启示录》中记载的末世的灾难和战争，所以他们普遍相信世界只会变得愈来愈糟，当糟糕到极点的时候，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刻。如此看来，改良社会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灵魂得救和个人灵性，为耶稣再来做好准备。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教会，洞察人性之恶，一扫之前的乐观主义，于是二战后，“前千禧主义”的末世论便有了广大市场，主导北美及华人教会的末世论述至今。

美国右翼保守叙事，如何成为华人教会的圭臬？

虽然“前千禧主义”是当下新教主流，但何以其影响力如此广泛深远，又和现代民族国家以色列扯上关系？这就不得不提到，“前千禧主义”中当今最强有力的分支：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

时代论在十九世纪由英国神学家达秘（John Nelson Darby）提出，并由美国神学家司可福（Cyrus I. Scofield）、毕尔逊（Arthur Tappan Pierson）在一九〇九年编撰出版的《司可福串注圣经》（Scofield Reference Bible）而传播到美国并发扬光大。

一般来说，持“前千禧主义”立场的基督徒都是福音派或基要派，即在当启蒙运动、人文主义兴起，现代考古学颠覆了圣经中对古代近东历史的记载之后，并没有将宗教诠释与时代接轨，选用其他的诠释学理论来解释圣经，而是继续坚信圣经无误、都是历史记载的基督教派。他们完全从字面意思理解圣经，而时代论者比之更前进一步，他们更认为圣经书写包含了整个世界的历史，并将之分为七个时代。前四个时代由《旧约》记载，第五个时代则由《新约》记载，至于我们所身处的则是自基督教会成立以来的第六个时代“恩典时代”，而第七个时代“国度时代”，就是圣经中预言的末世阶段。

他们认为两千多年前写作的圣经，仅仅透过字面意义的解读，对当代社会仍有意义也完全逻辑自洽；他们也相信前现代文本中记载的以色列和一系列古代近东国家，和今日地理范围上重合的现代民族国家完全可以一一对应；因此那些模棱两可的预言，其实就是当下和未来国际政治关系的大事纪，循著圣经，就能找出全球发展和走向末日的路线图。

恰好在一九四八年，现代主权国家以色列成立，这无疑对时代论者是一剂强心剂：旧约有经文暗示上帝会在未来复兴他的选民以色列，让流散的以色列人回到家乡——以色列立国不就正是预言的应验吗？相信旧约圣经中的以色列，等同于今日的民族国家以色列，不仅在他们看来理所当然，更佐证时代论的世界观是靠得住的。

这种犹太人特别受恩待的言论，也被称为“基督教锡安主义”。该主义不仅肯定以色列在国际政治中的超然地位，更认为耶稣再来、末日降临的焦点都在耶路撒冷和以巴关系。根据他们对启示录的解读，现今的以色列是圣经时期以色列的直系延续，对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有所有权，现在的中东矛盾都是不明白上帝对圣地旨意的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所引起的，耶稣再来之前，中东不会有和平，更会在以色列和中东各国之间爆发大战，导致三分之二以色列人死亡，此后以色列人就会相信耶稣，基督就会再来，进入千禧年。

如果认同“基督教锡安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必须成为以色列的死忠。旧约中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也摇身一变成了现世的诫命。同时，时代论者认为一切发生在以色列的战争都是预言实现的必经之路，甚至越激烈越好，越暴力越正确，因为这是在加速上帝一早计划的旨意，是千禧年之路必经的阵痛。其中有极端者甚至认为所有呼吁以巴和平的人，都是违背圣经、阻碍上帝末世计划的敌基督。在今日不少时代论者为巴勒斯坦的血流成河叫好，在一九九五年，签署奥斯陆和平协议、前以色列总理拉宾被刺杀的时候，都有不少时代论者认为这是出于上帝的惩罚，因为促进以巴和平，正与以巴战乱带来末世的上帝心意相冲突。

时代论走红七十年，即便在过去二十年有式微的迹象，但它的理论碎片仍无孔不入，在信徒和教会的解经与教义中无处不在。时代论如此深入人心，显然不只因为迎合了两次大战之后对人性悲观的社会氛围。二战之后时代论的大本营正是美国，随著它成为全球最大的霸权之一，美国教会也积极向外传教，时代论也在七八十年代开始风行全球，成为华人教会无人不奉为圭臬的“真理”。

另一方面，在冷战时期，“基督教锡安主义”成为借由支持以色列，来对抗得到苏联支持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要策略，该论述受到美国右翼人士的不断鼓吹和推广。比如一九六〇年上映的电影《出埃及记》（Exodus）就讲述一群集中营的幸存者在以色列民族英雄的带领下，前往耶路撒冷并最终成功发动民族解放战争并成立以色列国的故事，在电影中，集中营幸存者的身份已经确立了以色列人是受害者的形象，更将之与旧约中以色列人逃离埃及暴政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挂钩，显然暗示以色列国的建立乃上帝应许的实现，更是该地的合法持有者。一九九五年开始出版的系列小说《末世迷踪》（Left Behind）更是时代论的巅峰，它严谨地按照时代论对圣经预言的理解，用十六本书精彩描写了末世大灾难的情况和群像，之后更被改编成系列电影。无论“时代论”还是“基督教锡安主义”都不仅在教会内流行，更透过流行文化和政客的论述，形塑了一代人对以巴冲突的想像，加深了对穆斯林及阿拉伯世界的刻板印象和偏见。

回到华人教会，它与以色列之间并没有欧美世界那么深刻的渊源，可能正是因为没有反犹传统，也不见得对美国外交和全球政治有所了解，因此对传入的时代论理论可谓照单全收。而华人对知识的认识又和古典西方传统不同，很少强调什么学派、什么流派，多是碎片化地吸收和渗透到生活思想的不同层面，因此无论时代论如今受到多少挑战和质疑，华人信徒却仿佛有金刚不坏之身——因为他们可能根本从来没听过、也不知道时代论是什么，只是在他们关于以巴冲突、末世论和以色列的论述中，都充满著时代论的身影，但若是问起来，他们的末世论是什么派别，他们大概也说不出一二，只会说“这就是圣经教导”。

“圣地游”：宗教消费主义与以色列热潮

随著经济发展、旅游业兴旺，虽然与时代论无关，但过去二十年华人世界盛行的圣地朝圣游，也是导致华人信徒对以色列充满好感的原因之一。一般来说，“朝圣”总是和修行、简朴、禁欲相关，但若是打开圣地朝圣游旅行团的宣传页面，映入眼帘的首先是动辄三四万的费用，以及四到五星级酒店住宿的保证，三餐档次以及自由购物时间的保证，还有随团牧师负责讲解。密密麻麻的行程主要是围绕耶路撒冷城内圣经事件的发生地、各处教堂、哭墙、圣殿山等等。而在宣传语中，往往打著参观历史事件发生真迹可坚固信仰根基、步耶稣脚踪提升灵性，以及深入了解犹太人的文化、历史和传统风俗。

与其说是朝圣团，“圣地游”更像是宗教消费主义的产物。而如今，单单在香港已经有数间专做朝圣团生意的旅行社，而举办朝圣团的基督教机构更是数不胜数，每年都有至少数十团由香港出发前往耶路撒冷。对于参加者来说，除可以游览历史名胜，同时还有信仰加持，更全程五星级享受，难怪华人教会的信徒们皆趋之若鹜，然后带回约旦河水、死海泥、加利利橄榄油等纪念品。这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为信徒们提供了一次“信仰升级”的沉浸式体验。

宗教消费主义固然令人嗤之以鼻，但更令人忧虑的是，圣地游中游客们所听到的关于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历史的叙事往往都是以色列的版本，强化了以色列是巴勒斯坦合法拥有者的印象；同时，个人的宗教体验与以色列人、犹太文化之间建立情感联系，自己在耶路撒冷和圣地游中那种强烈的宗教情感，可能更会让他们认为以色列人是受到上帝祝福的选民——他们朝圣的不仅是基督教信仰，同样也是以色列，深化了当代以色列人就是旧约中的以色列选民直系后代的概念。

近年，一些更为极端的圣地游不仅走访新旧约圣经中的所谓历史地点，更加入犹太文化元素，比如带游客体验犹太人的住棚节、逾越节的庆祝，甚至组团前往约旦河进行洗礼，将基督教信仰直接与犹太教信仰传统嫁接起来。这或许是受到近年另一个亲以色列的“希伯来寻根运动”的影响，即认为基督教受到古典西方文化影响太深，故而许多宗教传统和崇拜礼仪都不正宗，最正宗的还是犹太文化，故而开始“复兴”旧约中的犹太教宗教礼仪，比如庆祝犹太教节庆，在崇拜中使用犹太教抹油涂膏，或者吹号角等，对他们来说，基督教信仰根正苗红的源头是犹太教，那以色列人自然就是上帝选民。

如今，在香港坊间有愈来愈多新兴教会有著浓重的“希伯来寻根运动”风格，不仅在教会中悬挂以色列国旗，名称不会用Jesus而用希伯来语的 Yeshiva或者Yeshua 来称呼。这也导致代购以色列传统宗教用品，比如圣地油灯、金灯台、没药、乳香、经文框、圣地木头制成的圣餐杯、十字架大为流行。在基督教机构、书店多年来都处于经营困难的状况下，圣地游显然成了一门产业，这也是一些宗教领袖就算有看法，也难以开口反对坊间“以色列热潮”的原因。

每个人都有自己解读或者判断国际政治和公共事务的中轴线，用对两千年前文献的字面理解作为中轴线，虽然可笑，但毕竟这世界千奇百趣，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时代论包裹的意识形态不只是“基于圣经字句”，它可能包括反对随著社会变迁进步而自我更新的宗教观、对社会发展消极的悲观主义、冷战思维下的二元对立、美国右翼政治的保守力量，以及消费主义下的宗教狂热，而时代论者们对这一切都毫无所知，亦不作反省。而它今日的版本，我相信也不是最初提出时代论的神学家达秘的初衷。

也许有人觉得，华人教会不自觉的时代论者们，也不过就是做做键盘战士，他们无论多么支持以色列，也不可能对局面造成任何影响。但时代论者可恶之处，本来就不是他们支持以色列那么简单，而是这种支持背后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以巴问题或许是一面照妖镜，让这种意识形态现出原型，但它早已经潜移默化影响著信徒的生活。

比如时代论认为这个世界必然会愈来愈坏，这就是上帝预定的方向和道路，我们无法改变，而任何企图阻止的都是敌基督，那么社会参与显然就不是上帝的旨意，相反唯一应该做的，是赶在耶稣再来之前让更多人得救，并要有好的宗教生活以免在最后审判中过不了关，这也是为何香港多数基督徒和教会都只关注个人灵性和道德的关系。而无论是以巴战争，还是全球暖化、经济差距贫富扩大、区域性的灾害和危机，时代论者通常都没有理解并参与改善的意识——因为这些事注定会发生。当人将各种天灾人祸视作“历史的必然”，将目光放在更长远的上帝的国或者计划中，长期的袖手旁观，会导致对苦难中的人缺乏同理心：“她的家虽然被水淹了，但这是上帝的计划啊。”

回顾“后千禧年主义”的乐观主义，认为人能够透过自己的行动参与，让社会变得愈来愈好，并逐步推向一个天国再临的世界，其实变相肯定了入世的，世俗的行为也有宗教价值，这也是为何不少持有此末世论的教徒最后走向支持社会公义、民主建设以及保护环境的方向，因为他们天国的实现不是推翻在地的一切，而是找出在地生活中属于上帝的价值，并将之发扬光大。但“时代论”所属的“前千禧主义”则对现世完全悲观，相信只能靠耶稣的到来做王，才能把一切拨乱反正，建立起有价值意义的国度。这也是为何“时代论”者总喜欢把“我们不要民主，而要神主”挂在口上。极端的圣俗两分二元论，让他们对现世的一切都至少保持怀疑。

如果意识到时代论意识形态的这些影响，就不难明白为何华人教会往往只关心个人灵性和福祉、对公共议题不仅不参与甚至很冷漠，以及对任何世俗议题的反对在政治层面的引申－－即典型的“耶L”（注：香港对部分基督徒的贬称）形象。也许时代论让一众基督徒忽然疯狂地成为以巴专家，令人感到震惊，但或许更值得震惊的是，那个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视作常态的基督徒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