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同志配偶住屋权的未竟之路：“如大家仍有希望，我便去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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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同志申请公屋与居屋住屋权的司法覆核案分别曾获胜诉，又遭政府上诉，去年合并一案；2023年10月17日，最新判词于审讯结束长逾一年八个月后，终于出炉——高等法院裁定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委会）上诉失败，认同在海外缔结婚姻的香港同性配偶在申请公共房屋时享有异性恋夫妇的同等权利，包括以“二人家庭”申请公屋、以“家庭成员”身份入住居屋。

案件的其中一位主角，现年29岁的Nick Infinger与伴侣2018年在加拿大结婚，决定以家庭单位申请公屋，被拒后入禀司法覆核，至今已五年。看到判词后，Nick形容自己“松一口气、开心、释怀”，“争取了很多年，本身申请为自己和partner也好、为香港其他人也好，让有需要的人可以申请公屋，有个安乐窝。”

在香港同志圈中，素有“生不能同住，死不能合葬”的说法，由于政府未正式承认同志婚姻，同志只能透过私人市场同居。作为家境普通的香港人，也是自小与同运结缘的同志，他深感空间对婚姻关系至关重要，才决定为基层同志提出司法覆核。

遥遥五年的漫长等待间，香港载浮载沉，Nick Infinger由一个在读社工学生，毕业后成为社会人士，又辞职前往日本修读语言学校；同志平权运动在国安法颁下后，迎来沉寂期，就连年度同志游行也因限聚令及防疫措施断缆；而曾一肩挑起多宗同志平权司法覆核案，包括本案的人权律师韦智达亦在去年4月离港，律师行随之关闭。
踏入后社运时代，同运组织渐趋低调，Nick偏偏决定在此时此刻现身，首次出镜接受访问——同运低沉，司法覆核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既然我决定做这宗司法覆核，我占据了这个OK重要的位置，我有责任为同志发声。”

出镜受访如二次出柜：被看见

2018年1月29日，Nick与同志伴侣远赴加拿大结婚。3月，二人向房屋署提出，按一般家庭申请公屋，8月被拒绝，理据是不符合“家庭成员”资格：按牛津字典，丈夫意指与妻子结婚的男性，妻子意指与丈夫结婚的女性，同志情侣不符合定义。11月，他们入禀申请司法覆核获批，翌年9月聆讯。

2020年3月4日，高等法院裁定政府决定违宪。房委会立即再提出上诉。

2022年2月，司法覆核案迈进第四个年头。在上诉案审讯前夕，Nick Infinger在再三考虑后做了一个决定，以真实的面目出镜受访。

“任何阶层都有同志，就在你和我身边。住公屋又有，传统印象中的中产（形象）又会有，有钱人都会有，只不过由于社会原因或者压力，他们不选择come out。”在同志圈打滚多年，Nick自觉曾自多宗司法覆核案受惠，例如2006年其中一宗案件胜诉后，男男肛交的合法年龄由21岁下降至16岁，与异性性交看齐。“前人已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待我有能力的时候，会否可以回馈同志社群？”

此前，今年29岁的他，一直未有公开身份，从未在媒体前曝光。由名字推论，还以为他是外国人，却是在香港土生土长、刚由大专毕业的年轻男生，身穿格仔恤衫，一脸腼腆。他18岁时，因为不喜欢原来的名字而改名，连家人也不知道。

出镜，将是他第二次出柜。

他父亲从事基层体力劳动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他早熟，自小五已意识到自己对同性感兴趣，中三已在网上发现老牌同运组织香港彩虹的线下聚会“吹水会（联谊）”，初步认识同志朋友。那一年，在家中客厅，母亲不满他整天外出，他脑子一热，一气之下冲动地开口说“其实我都知自己钟意男生”，母亲立即激动起来指摘：“你常常去那些组织，只是被带坏了，你这么年轻，这些事不确定。”他一听，也不住流泪夺门而出。“那个年纪应该是最需要被支持，被接纳的阶段，但原来妈妈这么不接纳我……”

年仅十多岁的中学生离家出走，可以逃去哪里？香港彩虹当时在佐敦有会址，有一段时间是同志社区中心，收容被家人赶出门的年轻人，约有十个人长住。他印象中，单位分为客厅、厨房、厕所、小房间留作验血工作室，中心开放时间结束，几人便在客厅摊开几张三折床褥，到中心开放前便醒来。在烟雾弥漫、粗口横飞的夜里，一群十多二十岁的年轻人聊通宵，他听了许多同路人心事，有的因出柜与家人断联半年、或一年，一直打散工过活……

数夜后，他默默回家，出柜事件仿佛从未发生。香港彩虹的社工曾居中协调，尝试请二人会面，解释何为同志，然而母亲并无出席。判决之前，父母连他与同志伴侣结婚、打司法覆核案也不知道。

出柜的余波仍贯穿其人生。高中时，个性内向的他被同学问是否同志，他应是，同学因此哗然，大肆传扬和取笑；上学时，他每周有一半的时间逃学，其后公开试失利，升学路比其他人漫长。与此同时，他在同运圈中寻求认同，见尽前人为小众的权利辩论、抗争，耳濡目染之下，也曾参与筹备同志游行。如今的Nick自觉，相较无法现身的基层同志，终于有余裕可以现身，打这一场平权仗。

一切为让同志的居住正义，被正视，被看见。

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场所

爱巢，是情侣构筑亲密空间的重要场所——正是不分性向的真理。

Nick和他的伴侣Ken（化名），正因同居定情。

晚上8时许，伴侣Ken下班后，Nick下楼去接他。他们宁可走远一点，去大街买超值的两𩠌饭，排了十来二十人的队，点了三𩠌饭。回家路上，二人闲话家常，Nick原本提着红胶袋，Ken又怕他辛苦拿走。拐入小巷，在没有灯的阴影处，Nick挽起Ken的手，在车房明亮的灯下，又有默契地松开……

2012年经共同朋友介绍相识后，二人曾经经历一段长距离恋爱的日子。Ken比他年长五年，当时在日本工作。二人一度保持开放式恋爱关系，给予对方自由，但情感上也痴缠，天天Skype联络，每隔几个月便相见，或在香港，或在日本。不过，Nick第一次到访他在日本的家时，却被一地杂物吓倒，甚至在热水壸底座惊见被压扁的蟑螂，于是劳心劳力帮他收拾。回港前，性格内向的Ken写了一封情书——Nick把信件收在床头，每次细读一字一句，仍会感触动。Ken回港不久后，二人决定同居。

位于偏远屯门的租住单位内，他们各自打开饭盒，而Nick则从雪柜中拿出台湾茶饮——为折扣一次过买三四杯，二人坐下，一路扒饭，一路拌嘴，饭后一同看Youtube影片减压。

日常里，Ken时常超时工作，Nick则在清晨赶往港岛上班，几乎没时间见面，只能在早上紧抓时间吻别；待放假周末，才能在家中拍拖，间中煮饭仔，或外食。同居后，关系有所改善，“起码放工回来可以抱抱，大家什么也不做，放假坐在梳化上看Netflix啊，Disney+，单纯已好自在。”生活情趣譬如，二人房中放著一只等身高的巨大Baymax公仔（布偶），是他们刚刚搬进来时，Nick在街上看到，因为Ken喜欢，不惜叫了一辆小型货车运回家，然后再耗费三天时间清洗。“有空间，才可以让事情发生。”

二人的住处是依靠Ken的亲戚关系找来，与两位亲友同居，以优惠价钱租住，每人夹租不足5000港元。他坦诚自己幸运，有朋友曾遇上业主旳歧视：“两个男的都不知何时分开”、“分手了租就收不到了”；另一边厢，亦有朋友选择与人合租单位，但夹租也易生磨擦。Ken也说，两人结婚，正正因为一起生活过，相处下来舒服，关系馋能长久。

同一屋簷下生活多时，有了相爱的安定感，求婚时也平淡如水。二人在佐敦酒吧与朋友小聚后，在深宵的巴士站中，排队的人隔了一段距离，借着些少醉意，Nick心头涌上一股冲动说：“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不如结婚吧。”Ken眼泛泪光，开心又似受触动，马上答应了。那一阵子，Ken曾经向Nick抱怨，自己像“见不得人”、关系“收收埋埋（藏著掖著）”，只有少数同志密友知道。Nick也认真思考过，感情稳定下来后，本觉不用结婚也认定彼此，但同样地，“我也很爱你，既然如此，结婚也可以。”

两个月后，他们在加拿大结成伴侣关系，证婚人见证那一刻，看进对方的眼底，亲口说出不离不弃的誓词，给予承诺，二人均以泪眼相对。
一个多月后，他们趁Nick的入息证明尚未超过限制，申请公屋，被房屋署拒绝后，申请司法覆核。

二人一直少谈案件。因为司法覆核案，Nick一直承受精神压力。审讯前，他早上6点就醒来，无法成眠，便在伴侣身旁睁眼“碌手机”等天亮，再上班。就读社工学系的他知道社福机构多有宗教背景，担心高调出镜影响未来求职机会。每逢有新同志案判决，Nick也会紧张地查看，有否出现自己的名字。有时他无奈于伴侣虽然关心他感受，时常陪伴彼此，但为人较“不理世事”，难以深谈案情。

Ken只是默默支持Nick的决定，“本身是一件好正常的事，为何一定要‘普通人’才可以申请？大家交的税一样多，权利是应该一样，但为何得低人一等？有机会，他肯做，我就支持他。”

同志平权：居住权司法拉锯战

判词公开前一晚，Nick跟Ken说：“明天出判词，有点紧张。”他担心输赢，也怕案件难以引起公众关注和讨论，Ken连夜抱著他、安慰他。翌日早上9时半，Nick不断更新香港法庭的官方页面，直至过百页的判词出来——他边开会工作边偷偷读了20多页。

判词中，法官再度确认原讼庭的观点，认为同性配偶、异性配偶具有同等的相互依赖和人际关系，两者的婚姻也具有同样的公开性和排他性特征，并无足够差异构成差别待遇。上诉庭指出房委会的政策对同性配偶构成差别待遇；而房委会在本案中，实质上承认其政策专门针对同性伴侣进行“威慑（deterrence）”。

以往同志圈有讲法，基层同志伴侣“生不能同居，死不能合葬”。这种悲哀，会随司法覆核案的寸进，而有所改变吗？

“衣食住行是好基本人生需要，自然有同志住屋需要。”同志组织彩虹行动成员炜炜一直关注此议题。2002年，她曾经与另一成员Tommy仔合作结婚，再申请公屋，惟因收入超出限制遭拒。多年后，无奈出现相关的司法覆核案，此方面权益未有寸进。
观乎过去数年的司法覆核案，代表同志一方屡屡获判胜诉。不过，政府每每提出胜诉，直至诉无可诉为止。

高级入境事务主任梁镇罡与外籍伴侣结婚后，欲申请合并报税，以及享有公务员雇佣福利，遭公务员事务局及税务局拒绝，其后提出司法覆核。政府一直主张，将婚姻福利延伸至适用于同性已婚伴侣，等如削弱异性婚姻的权益。直至2019年6月，梁镇罡被终审法院裁定胜诉后，公务员事务局才承认海外结婚的同性伴侣关系。对于上诉庭指，异性婚姻是香港法律唯一承认的婚姻关系，终审法院明确反驳，指是“循环理论”，并且判词已奠下基础，法庭不接纳政府提出“同性婚姻削异性伴侣福利”的论点。

事实上，回看两宗同志居屋及公屋权利案件，过往司法覆核的判词，政府的论点奠基两个关键字：“传统家庭（traditional families）”，以及同性与异性伴侣之间的“差异”。

2020年Nick司法覆核审讯中，政府代表律师一再重申，“承认同性配偶为‘家庭’会破坏传统异性婚姻的独特地位。”政府败诉后旋即上诉，案件并与同志伴侣吴翰林居屋案合并。两案同样涉及同志居住权，同在高等法院判胜诉，再被政府上诉。

审讯期间，政府代表再次提出公共房屋资源短缺，容让同性伴侣申请，会侵害现存“传统家庭”框架下、异性伴侣的利益。论点被辩方质疑，房屋署未有统计同性伴侣申请数字，并无真实数据支持。

同志伴侣居屋平权一案，政府论点亦相去不远。

2018年，吴翰林与同志伴侣李亦豪以优惠政策下的“绿表”，向房屋委员会购入二手居屋单位后，希望加入配偶名字成为共同业主，然而会方以类似理由指，二人并非法例定义下的家庭，拒绝申请人伴侣以“配偶”身份成为联名业主。Edgar不服，提出司法覆核，却无奈在2020年过世，由配偶接手诉讼（注），终在2021年6月获高等法院胜诉。

判词批评房委会同志伴侣申请将增加居屋轮候时间的理据，欠缺基本数据支撑，明言“同性配偶同样需要价格相宜的住屋和作为家庭同居，这方面同性配偶的需要和渴求，与异性配偶本质上并无分别”，裁定居屋政策歧视、违法及违宪。

另一方面，房委会代表在上诉时亦曾指出，一旦增加同志伴侣申请者，将会影响异性伴侣居屋或公屋供应；配偶政策上出现差别待遇，是为鼓励异性夫妇生育。不过上诉庭反驳并确立论点：同志伴侣获批公屋或居屋，不会影响异性伴侣申请住屋的权利；即使真有影响，或影响异性伴侣的公屋轮候时间，但《基本法》从未保障轮候时间。

判词中亦指出，法庭需考虑同性伴侣及异性伴侣，在居屋及公屋政策上是否具足够差异，构成差别待遇，然而两者在经济需要上，并无实质分别；异性伴侣可以年龄和健康为由拒绝育儿，同志伴侣亦具合法能力组织家庭养儿育女，因此房署现有配偶政策与保障“家庭目的”并无合理关连。

就结果而言，上诉庭同意原审官，房委会配偶政策构成歧视。

无法建立生活的不安与伤害

以上的论点一再重复，在去年2月审讯时，使Nick为之气结，质问道：现时同志伴侣的权益，难道就没有被剥夺吗？“正正因为社会对同志有许多政策上的不友善，才令同志感情生活没普通异性稳定。”

据炜炜了解，基层同志未必能负担租金成本。据房屋署数字，豁下公共房屋供二至三人居住的单位面积21平方米，而2022年租金平均每月仅2278港元；按差饷物业估价署统计，2023年一月，私人市场40平方米以下的单位，平均每平方米租金由新界303至港岛423港元不等，以同等面积计算，月租索价6000至8000多港币——事实上租盘实际价格往往更高。而且，截至去年年底，最新公屋轮候时间要五年半。

她曾接触一个同志个案，与其他家人申请公屋后，才结识伴侣，但因经济困难，只能在公屋同居——她指出，若同志无法以伴侣申请加入家庭，等同被逼违反规例，亦会对精神构成压力。

“异性伴侣可以透过婚姻组成家庭，正式住在一齐，”反之同志无法申请公共资源，与伴侣往往只能沿私人市场租屋，甚至买楼，付上更高昂的代价。“长远而言，阻碍他（同志）慢慢建立自己生活，居屋又不行，公屋又不行，没办法像异性恋朋友发展好好健康关系。”

在漫长的司法拉锯战中，同志居住权未平，伤害已造成。

居屋平权案的申请人、吴翰林丈夫李亦豪在判词公开后发表声明，“吴翰林与我一直只是希望能够合法地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家里。这是香港许多已婚人士的共同心愿。但可悲的是，房委会基于性倾向的理由残酷地否定了我们这个心愿。”他说，“虽然我对今天的判决表示感激，但这也让我痛苦地想起吴翰林已经不能见证这一切。我们无法再一起生活，而这正是吴翰林为之奋斗的。”

他指这个案件已经进行四年多，希望房委会不再上诉，让吴翰林得到安息。

其代表律师帝理律师行则指，歧视不仅令性小众蒙受法律上及经济上重大的不公义，往往亦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的心理创伤。“我们强烈呼吁政府部门及有关机构及时主动采取行动，尊重基本人权，包括免受性倾向歧视的权利。”

婚姻平权协会亦发声明，提到裁决明确指出现行的公屋及居民政策，同性和异性配偶存在差别待遇。他们又提出为免延长不必要和昂贵的诉讼，政府不应零碎处理承认同性伴侣的问题，应制定全面的框架承认同性伴侣关系。

协会特别提到，因应岑子杰同性婚权案的判决，“政府是绝对可以推行同性婚姻。毫无疑问，同性婚姻乃是承认同性配偶关系和落实终院判决的最佳方法。”

Nick觉得，“始终对很多同志朋友来说是一个鼓舞——撑（坚持）完有一个希望。其实我们都不是争取什么，想和普通异性恋朋友有同一个权利而已，我希望这小小愿望会实现。”

他们相当谨慎，“同志平权圈的朋友互通讯息，把判词传来传去，但大家都不算是很兴奋，因为知道另一方很大机会上诉。感觉很复杂。”他说：“我希望（政府）不要再上诉，这困扰我们很长时间了……如果真的告一段落，同志朋友都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

平权路低沉

奈何香港同运持续20多年，随公民社会近乎全灭，陷入历史性低沉局面。自2000年代起投身同运的炜炜，形容同运状态犹如“吊住条命（苟延残喘）”，难以作长远计划，只能“做到几多有几多”，低调维持一定程度的工作，譬如协助同志处理生活上问题，包括法律需要等，以及维持现有的司法覆核案。在同志游行被拒后，后者是同运其中一个面向，近几年仍有一点空间，可以在“寸土必争的情况下争到权利”。

Nick的个案能够出现，是滴水穿石的结果。“漫长‘揼石仔（按步就班）’的过程，有进步，有退步，石子慢慢揼了，先会有条路出现。”

然而，2021年，政府拟修改法律援助相关条例，限定每名大律师每年最多接3宗司法覆核案，事务律师最多5宗——不过，众所周知，此类涉公众利益案件难打，肯跟进的律师本就不多，修例或影响平权路。

这条路是否已到尽头？炜炜无奈说：“这个问题全香港的人都共同面对。”

去年4月，英籍人权律师韦智达（Michael Vidler）连夜离港赴英，被《大公报》记者追踪，指他是“黑暴专用律师”，并指他出任多个“反华组织”的董事及法律顾问，包括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香港难民咨询中心、同志社区联席会议及“粉红同盟”等等。韦智达律师行并宣告在6月停止执业。

韦智达专责刑事诉讼，曾处理不少民主派人士如黄之锋、曾健超、朱凯廸等人的社运诉讼。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他代理18岁少女指控在警署被数名警员强奸一案，以及印尼女记者Veby Mega Indah疑被警员射盲眼等敏感案件。

Nick心情一度复杂。韦智达一直跟进Nick Infinger一案，多年来，曾跟进多宗同志平权案，包括同性肛交合法年龄案、跨性别人士W婚权案、英籍女同志申请受养人签证案、早前谢浩霖、Q及R跨性别人士申请更改身分证一案……通通胜诉。一路跟进官司，韦智达亦会关心Nick的感受，令他觉被支持。

韦智达离港前夕，Nick收到职员讯息指有事商谈需前住律师行，当时韦智达告知被通知官司要转手，律师行将结束，又与他道别。Nick向他道谢，韦智达反过来谢谢他交出身份，有心做这宗官司。他一时反应不过来，故作淡定，在律师楼前单独拍了照，便离开了，但内心很唏嘘。当时他没有问韦智达原因，有种心照不宣，但仍比想像中快。

“之前觉得香港恶劣环境下，除了司法覆核没什么可以做，这宗官司是最后一轮做到的事，没想过这么快抵不住。”他的情绪因此低落了一星期，紧接4月韦智达离港被狙击的新闻，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有半分惊恐地想：“会不会好快政府追究到我身上呢？”他之后冷静下来，回看自己的情绪被放大了。Ken在那段日子时常拥抱他，叫他摸摸自己的肚腩，说声“没事的”。

他同月辞职，决定暂时到日本短期留学、长远工作。
在2018年开展司法覆核时，按同志平权案往绩计算，Nick相当乐观，然而渐渐转趋悲观，扪心自问，“新政治环境之后会不会仍然这么顺利呢？”他坦言，对香港平权路迷惘，这些不确定性，也影响他对未来的考量。

自中学起已积极参与平权运动的Nick也难免感疲惫，问原因，他沉吟十秒才回答：“做完之后回头看，是一种虚假的希望，原以为发声行动，怎样都会有成果，但原来世界未必像我想的一样运作。”言下之意——“没啥成果。”

去年2月审讯结束后，案件判词一再延宕，原订2月末发出，一度改成今年3月中才刊出，但直至近日才公开。3月，身在英国的韦智达曾向端传媒表示，案件已拖至五年，而任何法庭在颁下与公众利益有关的司法覆核案件判词，需时超过一年，是令人“忧虑（concerning）”的。

拖延原因不得而知。不过，炜炜留意到，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正好于今年2月15日假日内瓦开会，一连两日，审议中港澳两岸三地履行《经社文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审议中相关文件特别提出，要求港府提供在原诉法庭Nick Infinger一案胜诉后，认可同性伴侣身份的措施细节，包括在海外结婚者。与会的专家亦要求港府提供施政细节，在确立同性伴侣以及LGBTI人群的法律地位上，如何保障其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不受歧视及损害，涵盖法律、医疗、房屋及社会保障政策。

苦乐参半的胜利（Bittersweet Victory）

去年10月，在申请语言学校获批学生签证后，Nick飞抵日本，当时打算自此留日工作。他一度以为可以从此挥别香港，但又放不下。在语言学校，他每早上课念日文，要做5分钟剪报分享，同学选择简单天气报导，他偏要选取日本同婚官司的相关新闻，讲了足足十多二十分钟，同学和老师只由日文发音角度回应，未有引发讨论。

“去日本之前，以为自己在香港这么痛苦，面对这样的政治气氛，这么大的责任，在日本完全不提这些事，会没那么悲伤……”脱离政治气氛压抑的香港，生活平静，相较去年的紧张，今年的他反而说，日本有政治议题离身的氛围，人们追求和谐安静，避谈尖锐话题，使他反而想念在香港街头巷尾均能听到人们谈论政府，贴身感受政治脉膊。“香港茶余饭后会讲政府如何，会抱怨，原来都是一种互相支持的方式，去到外国没这些支持，（外国人）不会明白。”

前往日本前，Nick终于认识到一班会谈论政治、志同道合的同志朋友，而伴侣Ken也渐渐改变，变得更积极地寻找共同话题，二人关系有所改善——他似乎多了回港的理由。几个月前，他从日本回到香港，暂时计划留港生活和工作。

然而即使最终胜出，又需时多久，同志友善的房屋政策才会落实？今年2月跨性别人士谢浩霖一案终极胜诉后，本以为跨性别人士可即时免除完成全套变性手术，更改身份证的要求，入境处又“一刀切”暂停所有申请，指要审视相关规定，未知何日恢复审批。

同志看似经由司法覆核推动权益，然而同志婚姻本身，能否公开在香港获承认？Nick不敢抱太大希望。民主派初选案被告之一，岑子杰四年前曾就港府拒认海外同婚提出司法覆核，遭高等法院及上诉庭判败诉后，终在今年9月获终审法院裁定部分胜诉。终院宣告，香港政府未履行“积极义务”确立替代框架，令同性伴侣关系获法律承认，仍属违宪，命令暂缓两年执行。不过法庭同时裁定，政府不承认本地及海外同性婚姻，没有违宪。

而且判决并未就“替代框架”作指示，政府在两年时间内会怎样处理仍是未知之数——这一场仗，似乎才要开始。

更逼切的诘问是，平权路是否已尽？会再有人推进或监察其他政策是否对同志友善？跟进Nick个案多年的韦智达形容今次判决是多年争取的胜利，然而他对前路显得极为悲观。他说，“然而从我身处的状态而言——事实上是流亡——这是一场苦乐参半的胜利。（However from where I am standing, in effective exile, it is a bittersweet victory.）”

他指出，在国安法下的今日香港，“似乎陷入抑郁、遭压抑以及衰退（depressed, repressed and in recession）”，即使是“非政治性”的案件，任何司法覆核声请人将会再三考虑会否挑战政府，而其余具歧视性的政策大机会逃过法庭法眼（unscrutinised），立法会亦会采“无为（won’t do anything）”的做法。

他甚至大胆断言，反LGBT歧视、同志婚姻、性别认同的法律框架最终不会被推行，“LGBT权利在香港会凋零（withered）——一如其他在2020年后，无数被焚烧殆尽（torched）的权利。”

不过，当Nick点开网上讨论区，看到网民开展长达10几页的讨论，不少人留言支持裁定；当岑子杰案获部分胜诉，仍然使他“真的多了点希望”。“对于普通人，这次（裁决）好像很平常，但对我这种中学时期、经历过社会不太接受同性恋的社会氛围的人来说，现在隔了十多年真的迎来转变，自己有出一分力，好感慨。”

得知判词即将公开之际，Nick决定再次向家人“出柜”。这一次，他告知他们自己有个伴侣，两人已经成婚，并正就公屋申请权利与政府对簿公堂。“他们知道了，但他们都没有接受。”再次出柜仍然不获理解，他感到不太好受，默默决定暂时不再跟爸妈联络。

但表明心迹对他来说，“个人意义比较大，我年轻时，整个成长过程都是看见别人家庭的爸妈支持子女，觉得如果自己有这份支持就好了。我希望在判词公开前跟他们说一声……很可惜。”一直以来，他参与同志平权的动力源自于原生家庭的不认同，“我很希望可以争取到同志权利，提高能见度、承认度。我的情况比较惨，很hurt，我不想其他同志再次遭遇。”

Nick Infinger未言绝望，又未至全无希望。“你问我还有没有希望？看大家。如果大家仍有希望，而我又刚好有这个机会，那我便承受大家的希望，加自己一份力量去做，但不然的话，大家继续低沉，或者时机未到，那便再等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