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事先張揚的襲擊：以色列國內政治的動盪，如何令哈馬斯看到可乘之機？

【導語】2023年10月7日，隨着哈馬斯武裝衝出其控制的加沙地帶，主動襲擊以色列領土，巴以兩國爆發了近年來規模最大，傷亡人數最多的正面衝突。擁有絕對軍事優勢的以色列，在迎來第四次中東戰爭50週年紀念日之際，再度遭遇了一場始料未及的突襲。內塔尼亞胡政府隨即宣布全國進入戰爭狀態，雙方的軍事行動目前仍在進行中。

哈馬斯選擇在2023年發動這場襲擊，既是中東外交格局劇烈變化的結果（延伸閱讀：《後反恐時代、「大迂迴」與未完成的革命：走向新「冷戰」的中東世界》），也和「比比」·內塔尼亞胡2022年底第三次執政以來，以色列政壇的持續動盪有關。「比比」主推的司法改革，在以色列國內引發尖銳對立，軍隊內部也有批評之聲。整個2023年，以色列政府一直處在抗議活動的風口浪尖，無暇他顧，這就為哈馬斯策劃並發動10月的「阿克薩洪水」行動提供了機會。

本文作者為中東事務觀察者、全球衝突報道記者，2015-2023年曾20餘次前往中東國家做現場探訪和報道。

這是一場事先張揚的襲擊。儘管它在實際發生前，始終帶着中東地區常見的「狼來了」故事的色彩。

2022年最後一週，當我的巴勒斯坦朋友薩利赫在WhatsApp上告訴我，「巴勒斯坦人的抵抗之年和生存之戰即將到來」時，我並沒有太認真回覆他。畢竟，從十多年前第一次報道中東事務開始，聽巴勒斯坦知識分子預測「第三次因提法達」，就成了一項例行作業。我甚至能準確地用阿拉伯語讀出「因提法達」這個詞：Intifada，意思是振動、顫抖。

1952年，伊拉克革命者第一次用「因提法達」這個概念，描述始自街頭的民衆起義。而從1987年開始，它成為了巴勒斯坦現代史的一部分。那一年，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衆走上街頭，以石塊和燃燒瓶宣泄自己對以色列軍事佔領的不滿，史稱「第一次巴勒斯坦因提法達」。這次漫長的起義，孕育了伊斯蘭抵抗運動，也就是今天的哈馬斯（Hamas），並間接催生了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

而2000年到2005年的「第二次因提法達」，或者叫「阿克薩因提法達」，見證了西岸和加沙城市游擊戰的全面升級。它宣告「正統」的阿拉法特時代壽終正寢，也使哈馬斯第一次成為了巴勒斯坦立法機構中的多數派。從那時起，「因提法達」幾乎成為了巴勒斯坦建國敘事的唯一中心。以至於最近十幾年，當巴勒斯坦的政治和外交處境一路滑落至谷底時，預測並召喚「第三次因提法達」，漸漸成為了一種帶有宗教禱告意味的舉動。

「因提法達」真的還會來嗎？帶着這樣的疑問，2019年秋天，我在約旦河西岸度過了將近一個月（延伸閱讀：《巴勒斯坦沒有新聞：約旦河西岸的生與死》）。親眼見證西岸從經濟到社會的殖民地化，以及加沙在長期封鎖下陷入的暴力循環，使我極度懷疑「第三次因提法達」這個故事的可信度。當暴力和政治動員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形的「因提法達」，似乎只剩下了宣傳價值。因此，儘管我早已知曉，為西岸一家智庫工作的薩利赫，與諸多巴勒斯坦政界人士交情匪淺，但他的信誓旦旦並沒有說服我。畢竟，類似的表態，在過去若干年裏，已經讓我感到疲勞了。

但這一回，薩利赫似乎異常篤定。幾天後，他在接受卡塔爾半島電視台採訪時，把同樣的話又說了一遍。

時間進入2023年，週期性的緊張空氣漸漸開始升騰。1月3日，新任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長本格維爾（Itamar Ben-Gvir）挑釁式地闖入耶路撒冷聖殿山，開啓了熟悉的衝擊—反應循環。從那時起到9月底，西岸和加沙周邊爆發衝突的次數幾乎相當於此前三年之和。在1月下旬的東耶路撒冷猶太教堂槍擊事件和4月7日的連環汽車襲擊案中，還出現了巴勒斯坦槍手主動出擊，對西岸猶太人定居點和交通設施實施攻擊的情況。一瞬間，我似乎突然嗅到了奇怪的氣息：類似的「壓力測試」，在第二次「因提法達」前夕也曾反覆出現。它們距離一場真正的「因提法達」，當然還有很長的路。但可以肯定的是，2023年已經被巴勒斯坦武裝團體設定為「打破沉默之年」。現狀不會持續下去。

這並沒有出乎「比比」·內塔尼亞胡（Bibi Netanyahu）的意料。暫別行政權力僅僅18個月後，以色列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總理，在2022年12月29日又一次歸來，26年裏第三次受命組閣。經歷了此前三年半中五次混亂的大選，以色列人似乎最終承認：「比比」無可取代，他就是應對現狀的唯一藥方。這一回，「比比」帶來的盟友，是宗教錫安主義者黨（也稱Tkuma，即「復興黨」）和猶太力量黨（Otzma Yehudit）。若不是這兩個極右翼小黨控制了國會120個席位中的13席，「比比」領導的利庫德集團（Likud），根本無法憑32席的家底組成執政聯盟。作為酬賞，復興黨聲名狼藉的黨魁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獲准執掌財政部，還兼任主管西岸事務的民政總署署長（部長級）。力量黨黨魁本格維爾則成為安全部長。隨後，正是本格維爾的主動挑釁，開啓了2023年的一系列紛爭。

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維爾負責的事務，屬於以色列政府內部由來已久的「髒活」。他們力圖繼續維護西岸地區的非法定居點，並用高壓手段處理和巴勒斯坦人的矛盾。從這個角度看，巴以衝突的烈度再次升級，似乎不足為奇。

真正引人注目的是，新政府的攻擊性，還從巴以關係一路延伸到了以色列國內政治。2023年1月11日，司法部長萊文（Yariv Levin）公布了醞釀已久的司法改革方案。該方案不僅提出，由執政聯盟掌握全國司法機構的人事任命權，還賦予了議會對抗、甚至推翻最高法院裁定的權力。考慮到內塔尼亞胡本人一直身陷貪腐醜聞，倘若改革方案獲得通過，他不僅能直接插手針對自己的司法調查，還可以將盟友政黨的教權主義理念不受阻礙地推行下去。而世俗民族主義者（以最高法院為代表）對教權主義的限制，一向被視為以色列立國之基。在這種背景下，反對司法改革的政治抗議，迅速發展為一場社會運動。工會領袖、高級官員乃至預備役軍人陸續加入其中，以遊行示威、絕食、罷工等方式要求政府收回成命。其中3月25日，上街抗議的總人數達到63萬人，相當於以色列總人口的6.5%。

從1月中旬到10月初，內塔尼亞胡政府在持續攻擊西岸多處難民營的同時，還經歷了副總理提名失敗、國防部長「反水」後又被召回、特拉維夫警察局長辭職等一系列重大沖擊。儘管擱置一年多的美國—以色列—沙特三方談判正進入關鍵階段，但應付層出不窮的內部問題，已經牽制了「比比」的主要精力。他似乎忘記了，整整50年前，他本人曾被緊急召回現役，以應對阿拉伯國家主動發起的「十月戰爭」。那也是以色列第一次遭遇一場猝不及防的戰爭。

10月7日，「十月戰爭」紀念日第二天，3500枚火箭彈飛過加沙封鎖線，哈馬斯的進攻開始了。這次行動被他們命名為「阿克薩洪水」（Al-Aqsa Deluge）——位於耶路撒冷聖殿山的阿克薩清真寺，既是「第二次因提法達」的焦點，也是2023年一系列衝突的開端。時間又一次重啓了。

「比比」的棋局

內塔尼亞胡不斷暗示：在風雲變幻的世界裏，只有自己有能力在「恐怖主義」的威脅下保衛以色列。然而，這並不是事實，起碼不是全部事實。

2022年10月，就在新一屆以色列大選投票之前半個月，73歲的內塔尼亞胡出版了他的自傳《比比：我的故事》。在這本700多頁厚的大書裏，「比比」把自己的政治生涯和以色列安全狀況的持續改善聯繫在了一起。他不斷暗示：在風雲變幻的世界裏，只有自己有能力在「恐怖主義」的威脅下保衛以色列。也只有他能在中東地區遊刃有餘地行走，既維護好美以雙邊關係，又和海灣阿拉伯國家開展正常來往。一代外交大師的形象，似乎呼之欲出。

然而，這並不是事實，起碼不是全部事實。當內塔尼亞胡在1996年第一次當選為以色列總理時，他的綽號叫「經濟先生」（Mr. Economy）。以色列人看重的是他擁抱市場的經濟政策，而不是他在巴以關係上的強硬立場。「比比」在1999年第一次輸掉大選後，也是憑藉擔任沙龍政府財長時的優異表現，才能在利庫德集團內部東山再起。但從2014年開始，隨着執政地位日益穩固，內塔尼亞胡的政策偏好出現了明顯的轉移。巴勒斯坦政府內部的長期分裂，使「比比」可以從最初的「三不政策」（不撤出戈蘭高地、不討論耶路撒冷問題、不與巴勒斯坦進行有條件的雙邊談判）向前再進一步，以更長的隔離牆、更多的西岸定居點和不定期的軍事進攻來貫徹以色列的單邊安全主張。

而在「阿拉伯之冬」期間，中東地區安全形勢的惡化，同樣被以色列加以渲染，使其擴張政策披上了「反恐」的面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內塔尼亞胡利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及其女婿、白宮高級顧問賈裏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有猶太血統）對以色列的偏袒立場，完成了美以關係的進一步捆綁。從2017年到2020年，美國政府先後在耶路撒冷地位、西岸定居點合法化以及《亞伯拉罕協議》（由美國擔保，實現以色列與多個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正常化）三項問題上公開「站隊」以色列，為內塔尼亞胡爭取到了豐厚的政治回報。「比比」也由此完成轉型，開始以大外交家自居。

對內塔尼亞胡的這種角色變化，《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與以色列政界素有來往的英國歷史學家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奧裏（Simon Sebag Montefiore）曾經一針見血地告訴我：「『比比』從來都不是一個忠於信念、並願意為之犧牲的政治家。他是一個機會主義者，永遠在根據風向調整自己的策略。他愛扮強硬，是因為扮強硬的回報率更高。」

這絕不是一句信口說出的結論。「在以色列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選民中，有許多是激進民族主義的追隨者，這種情況和西歐乃至美國大不相同」，美國情報分析公司Stratfor高級分析員瑞恩·博爾（Ryan Bohl）告訴我。「冷戰」結束後，大批來自蘇聯和東歐的猶太人舉家遷往以色列。這部分新移民及其後代，佔到今天以色列總人口的1/8。為了迅速融入當地社會，「新以色列人」更傾向於接受保守的正統派猶太教觀念和政治意識形態，繼而成為強硬的利庫德集團的追隨者。過去20多年的安全形勢，也使大部分以色列人確信：只要與美國的友好關係尚存，只要以色列依舊具備壓倒性的軍事實力，巴勒斯坦人持何看法根本不重要。因為以色列能用武力塑造現狀（status quo）。

在上世紀90年代巴以關係相對和緩的階段，以中左翼形象出現的工黨，曾經構成以色列議會和政府中的對巴「鴿派」。工黨與利庫德集團交替執政、甚至聯合組閣的現象，在當時乃是常態。然而，到了2011年底，由於工黨領袖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主推的和平進程始終未能奏效，該黨發生大分裂，從此在政壇淪為配角。在今天的以色列，儘管巴以關係始終是一個重大社會議題，但幾乎沒有人再有興趣談論「和平進程」。它被「現狀」取代了。

而內塔尼亞胡，顯然懂得多數以色列人最懼怕什麼。2020年3月大選前夕，我在特拉維夫街頭看到過這樣一條標語：「要麼比比，要麼提比（Bibi or Tibi）。」艾哈邁德·提比（Ahmad Tibi）是以色列阿拉伯裔公民政治運動的重要領袖，曾任議會副議長。由他發起的阿裔以色列人政黨聯盟，在議會中一度佔據10%的席位，是一支舉足輕重的中間派力量。不過，提比在上世紀90年代擔任過阿拉法特的顧問，因此被誣稱為巴勒斯坦人的「第五縱隊」。通過將提比和自己對立起來，內塔尼亞胡成功營造出了一幅非黑即白的圖景，脅迫着整個以色列政壇隨他一起「向右轉」——任何希望與提比結盟者，都要背上「第五縱隊」的道德包袱，都會因此瞻前顧後。這樣一來，阿裔以色列人政黨，就成了議會中的棄子，無法與建制派中右翼形成合力。而建制派組建的反對者聯盟，動員能力顯然不及利庫德集團。

在最近5次大選中，右翼和極右翼政黨的平均得票率超過了60%。來自基本盤的支持，又使「比比」可以肆無忌憚地追逐《奧斯陸協議》放棄的目標：約旦河西岸領土。

在2023年的今天，阿拉伯裔公民在以色列的970萬人口中佔到21%，猶太人則是73.5%。但在最近5次大選中，右翼和極右翼政黨的平均得票率超過了60%。通過「要麼比比，要麼提比」這樣的口號，內塔尼亞胡成功召喚出了他的基本盤——正統派猶太教徒，來自原蘇聯和東歐的「新猶太人」，以及南歐塞法迪猶太人的後代。最後一個群體在以色列主要從事藍領工種，最擔心被阿拉伯裔勞工搶走工作機會，因此堅決支持2018年7月通過的《猶太民族國家法》。來自基本盤的支持，又使「比比」可以肆無忌憚地追逐《奧斯陸協議》放棄的目標：約旦河西岸領土。

「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可能以為『比比』只是在虛張聲勢。要是他這麼想，那就大錯特錯了。」「在今天的以色列，至少2/3的國民支持永久佔領西岸。就連『比比』的政敵，在這個問題上也持完全相同的看法。時鐘已經在滴答作響了。」

2020年春天，定居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政治評論家澤維·沙菲茲（Ze』ev Chafets）曾和我有過一次談話，這是他當時的判斷。出生於美國的沙菲茲，上世紀70年代末擔任過貝京總理的媒體辦公室主任，也是利庫德集團的長期支持者。在1973年的「十月戰爭」中，他是駐紮在西岸領土上的以色列軍隊的一員。沙菲茲告訴我：「當時我並不認為西岸最終會被併入以色列。那個年代的大部分以色列人都覺得，假如約旦國王侯賽因願意達成全面和平協議，那就把西岸移交給約旦好了。但人的想法是會隨着時間而改變的，『吞併』在今天的以色列已經不再是一個禁忌詞。」

而2023年，在「比比」的棋局中無疑是關鍵的一年。從9月初開始，已經延宕一年多的美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三方協議談判驟然加速。這場談判，可以視為《亞伯拉罕協議》的最新進展。美國承諾為沙特提供全面的安全保障，換取沙特和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並在情報和安全領域展開廣泛合作。此舉不僅可以對沖近年來在中東事務上頻頻發聲的中國的影響，還能對伊朗施加直接壓力——自從伊朗當局公開拒絕拜登政府的新核協議，美國對德黑蘭的外交政策就回歸了強硬路線。這與內塔尼亞胡政府推行的武力遏制伊朗擴張的政策，可以說不謀而合。

但美以沙「三角同盟」，並不是「比比」眼中唯一的大事。他還有一項更急迫的任務：完成醞釀已久的司法改革。

「改革」，還是政變

「司法改革」，還不只是以色列的內部問題，它對巴以關係的未來也有重大影響。它最壞的結果，將是新的種族隔離。

從直接誘因上看，內塔尼亞胡對以色列司法系統的怨氣，來自2019年的三宗刑事訴訟。它們是：（1）內塔尼亞胡本人及其家庭成員，涉嫌從美國和澳大利的猶太裔商人手中收受超過20萬美元的奢侈品。作為回報，執政黨主導國會通過了為海外猶太人歸國投資提供稅收減免的法案；（2）為緩和以色列第一大報《新消息報》長期以來對政府的批評，內塔尼亞胡與該報的所有者摩西家族舉行秘密會談，提議對《新消息報》的競爭對手、免費報紙《以色列今日報》的分發範圍進行限制，幫助摩西家族提升銷量。作為回報，《新消息報》將更多刊登認同政府立場的報道；（3）2015年，以色列電信巨頭貝澤克（Bezeq）為完成對本地電視台yes的收購，通過中間人向兼任通信部長的內塔尼亞胡行賄。貝澤克方面除去贈送公司股票外，還承諾會在該公司旗下的門戶網站Walla!上為執政黨搖旗吶喊，美化總理的公衆形象。對這三起案件的審理，目前仍在進行中，併成為政敵攻擊「比比」的重要依據。

不僅如此，2022年12月內塔尼亞胡再度受命組閣後，還發生了新的「德里事件」。當時，「比比」宣布提名沙斯黨（Shas）黨魁阿耶·德里（Aryeh Deri）為內政、衛生部長兼副總理。此人早在2000年，就曾因受賄入獄，2021年又捲入一宗逃稅案。為換取減刑，德里主動辭去了議員之職。但在2022年10月大選後，德里不僅食言重返政壇，還被內塔尼亞胡委以重任。最高法院對此深感不滿，拒絕批准該提名，這就讓司法和行政系統的矛盾進一步激化。

不同於典型的三權分立式政體，以色列在建國之初，選擇建立一院制國會Knesset，成員固定為120人。贏得大選、從而掌握多數席位的執政聯盟領袖，不僅可以出任總理，行使最高行政權力，還可以憑藉簡單多數，自行制定與準憲法（即一系列《以色列基本法》）內容存在矛盾的法律文件。鑑於以色列素有「強人政治」傳統，執政黨幾乎不可能從內部瓦解，為了制衡深度勾連的立法-行政權力，避免出現獨裁者，以色列最高法院在1992-1995年的「憲政革命」期間，部分限制了議會在人權、就業等領域自主修法的權力。對新的立法和行政法規，最高法院也依例享有審查權。全國法官的晉升和任命，則由一個9人委員會投票決定，內含3名最高法院法官、2名律師代表、2名政府部長和2名國會議員。其中，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至少要獲得7張贊成票，等於完全控制在司法系統手中。

而「比比」政府在今年1月出台的改革方案，不僅要求獲得對司法系統的人事任命權，還規定：當議會修法的內容涉及《基本法》時，最高法院不得行使審查權。其餘立法，也須由最高法院80%的大法官一致反對，才能遭到否決。即便如此，議會依然可以憑藉61票的簡單多數，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定或釋法。內閣各部委的法律顧問，也改為由行政首長自行聘任。更有甚者，議會還可以給最高法院的「正當性審查」設置邊界，反過來給司法上「緊箍咒」。

換言之，在舊體制下，內塔尼亞胡和阿耶·德里無權干涉司法機構對自己的調查。一旦罪名成立，即使可以協商減刑，政治聲望也會大打折扣。例如，出身利庫德集團的前總理奧爾默特（Ehud Olmert），就因為早年的受賄行為受到持續追查，在2015年鋃鐺入獄。但在改革方案通過後，舊的9人法官推舉委員會將變為11人，其中只有4人來自最高法院，政府和議會的代表同樣增加到了4人，並且只需簡單多數即可過關。這樣一來，執政聯盟可以充分動用其影響力，把符合「比比」政治理念的新法官安插進司法系統。當最高法院否決內閣的人事提名，或者要求剝奪「比比」本人的司法豁免權時，只要執政聯盟立場一致，就能直接推翻相關裁定。這樣一來，內塔尼亞胡等於獲得了「免罪符」，永遠不必擔心入獄，行政權力也會變得更加有恃無恐。這正是以色列全國掀起抗議浪潮的直接原因。

再進一步看，「司法改革」，還不只是以色列的內部問題，它對巴以關係的未來也有重大影響。在上世紀90年代的「憲政革命」期間，以色列議會通過了《個人尊嚴與自由法》（1992年）和《職業自由法》（1994年）。這兩部法律屬於《基本法》範疇，享有準憲法地位。《個人尊嚴與自由法》納入的「尊嚴權」條款，名義上保證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裔公民享有宗教、集會和言論自由。《職業自由法》則規定了形式上的自由就業權。兩者都帶有調和立場。在舊體制下，內閣和議會不能以「國家安全」或者「民族利益」為理由，公開挑戰這兩部法律，即使執行過程可能打折扣。利庫德集團要求通過涉及西岸定居點問題的激進議案時，也會遭到最高法院基於「合理性審查」，做出的批駁或抵制。而一旦司法改革方案全盤通過，執政聯盟不僅可以撇開最高法院，將吞併西岸定居點的進程合法化，還可以直接修訂90年代的兩部《基本法》，公然限制本國阿拉伯裔公民的政治和社會自由。它最壞的結果，將是新的種族隔離。

耐人尋味的是，在這場政爭中，表現最活躍的不是利庫德集團本身，而是它的幾個議會盟友——斯莫特里奇的復興黨（7席），本格維爾的猶太力量黨（6席），德里的沙斯黨（11席），以及奉行「雙頭政治」的聯合妥拉猶太教聯盟（UTJ，7席）。所有這四個政黨都有一項共性特徵：它們的價值觀，和1948年以色列建國時秉持的世俗猶太復國主義理念截然不同，屬於宗教保守主義譜系。換言之，他們希望建立一個基於單一猶太教信仰的國家，並且出於宗教原因，反對任何形式的巴以「兩國方案」。從這個角度看，猶太教權主義者的立場，極度近似其外部死敵哈馬斯。在他們眼中，巴以關係已經不是有進有退的政治行為，而是不容妥協的宗教戰爭。這就製造了新的衝突之源。

以妥拉的名義

所謂哈雷迪派，就是持極度正統派宗教立場，否定世俗猶太復國主義，堅持按妥拉（摩西律法）儀式和律法來生活的猶太人群體。他們佔今天以色列總人口的接近1/7。

如果我們放下猶太民族國家的建國神話，審視現代以色列，它其實是一個移民國家。直到今天，以色列的猶太人口中，仍有接近三成屬於「回歸人」（Aliyah），即海外新移民。而從移民來源上看，以色列猶太人有30%屬於阿什肯納茲人（Ashkenazi），即德系猶太人。正是這些歷史上生活在中歐地區的猶太人，構成了猶太復國主義的第一代領導核心，建立了著名的集體農場「基布茲」（Kibbutz）和以色列國防軍的前身「哈加納」民兵（Haganah）。以色列正式建國後，以世俗主義者為主的德系猶太人後裔，繼續在城市化和經濟建設過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到今天為止，以色列的11任總統，都是出自德系猶太人。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受教育水平，也是國內所有人群中最高的。

除去德系猶太人外，以色列還存在米茲拉希人（Mizrahi）和塞法迪人（Sephardic）這兩個大的猶太族群。米茲拉希人即「東方人」，指來自中東、北非和中亞地區的移民及其後裔，許多前蘇聯猶太人也在其中。他們佔到以色列猶太人口的45%以上，更是新移民的主力。但米茲拉希人受到遷入時間和生活方式的影響，平均收入比德系猶太人低三成，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更是隻有後者的一半。塞法迪人則是南歐猶太僑民的後代，佔以色列猶太人口的不到兩成，同樣處於弱勢地位。正是在這三大族群複雜的互動中，哈雷迪派（Haredi）開始在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

所謂哈雷迪派，就是持極度正統派宗教立場，否定世俗猶太復國主義，堅持按妥拉（摩西律法）儀式和律法來生活的猶太人群體。他們佔今天以色列總人口的接近1/7。從信徒來源上看，哈雷迪派裏既有德系猶太人和米茲拉希人的後代，也有塞法迪人。例如，沙斯黨就是由極端正統派塞法迪人創建的。由於哈雷迪派往往離群索居，拒絕世俗教育，也抵制跨教派通婚和娛樂活動，他們在以色列過往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屬於邊緣人群。從2022年的統計數據看，以色列哈雷迪派的貧困率超過50%，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哈雷迪派男性的失業率高達46.5%，是其他人群的3倍。哈雷迪派人群服兵役的比例很低，以色列政府允許其在宗教學校就讀一定年限，專門研究妥拉，作為「替代役」，每月還享受1200美元的津貼。簡言之，這是一個隔絕於世俗生活，只在小圈子裏互動的封閉群體。

儘管哈雷迪派本身不贊同建立猶太民族國家，也拒絕履行作為普通公民的社會義務，但其信奉的妥拉，正是整個猶太民族神話的起源。哈雷迪派長期宣稱，學習妥拉是一種「精神武器」，是保衛猶太民族「獨特性」和「純潔性」的屏障。因此，歷屆以色列政府，對其一直持容忍態度。即使是以民族主義者自居的內塔尼亞胡，在哈雷迪派男性服兵役的問題上，也多次做出妥協。問題在於，哈雷迪派絕不只是「沉默的少數派」。隨着其人口規模持續膨脹，無論是哈雷迪派本身的政客，還是與其結盟的極右翼政治家，都試圖利用這個群體，服務於自身的政治主張和選舉。

多年以來，以色列極右翼政治家一直在渲染所謂「人口替代論」。按照這種說法，由於以色列境內阿拉伯裔群體的出生率要高於猶太人，假如給予阿裔人口更寬鬆的遷入權益和社會福利，阿裔群體的人數將會迅速壓倒猶太人，顛覆以色列的「民族基礎」。問題在於，這項論斷無視了一個現實：在猶太人群體中，崇尚早婚、多育的哈雷迪派，出生率遠遠高於阿裔群體。從2009年到2022年，以色列哈雷迪派的總人數膨脹了70%，增長速度是全國平均速度的1.7倍。據以色列中央統計局2017年的一份報告預測，到2065年，哈雷迪派的人數將會佔到以色列總人口的1/3，每兩個新生兒裏就有一個屬於哈雷迪派。而以色列阿拉伯裔人口的總生育率，在2020年已經被猶太人超越。

哈雷迪派的政治參與度和一致性，要超過世俗派猶太人。以色列國會已經有超過1/4的席位，被納入宗教保守主義旗下。

如此之多、又如此特立獨行的哈雷迪派，當然不足以構成一般意義上的精英階層。但在以色列特殊的政治氛圍下，他們對所謂「民族傳統」和「正統性」的堅持，恰恰成為了有價值的動員工具。從比例上看，兩個直接尊奉哈雷迪派教義的宗教政黨（沙斯黨和聯合妥拉猶太教聯盟），佔到以色列國會目前席位的15%，超過哈雷迪派在總人口中的佔比。這從側面反映，哈雷迪派的政治參與度和一致性，要超過世俗派猶太人。如果再加上部分附和哈雷迪派理念的復興黨、猶太力量黨以及自由候選人，以色列國會已經有超過1/4的席位，被納入宗教保守主義旗下。而以「民族宗教」和「歷史傳統」的名義，加快對西岸定居點的吞併，正是這些極右翼政黨的共同主張。可以說，內塔尼亞胡的司法改革，恰好提供了一個政治交易的機會：教權主義者通過支持「比比」的改革，來換取政府在西岸問題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教權主義者的兩位頭面人物本格維爾和斯莫特里奇，都是在西岸地區的非法定居點長大的。斯莫特里奇是公開的反阿拉伯人、反巴勒斯坦和恐同分子，長期宣稱要「恢復妥拉對司法系統的影響」。他剛剛上任，就威脅要拆除西岸部分地區的巴勒斯坦人房屋，並把數十個猶太人前哨定居點合法化。本格維爾則是聲名在外的極端派律師，不僅長期為涉嫌攻擊巴勒斯坦村莊的猶太人辯護，自己還因為參與極右翼暴力活動被起訴過50多次。他們咄咄逼人的態度，甚至引起了美國政府的擔憂。今年1月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訪問以色列期間，就明確表態稱：反對內塔尼亞胡政府繼續擴張定居點，並暗示以方正在「激化緊張」。埃及裔中東事務分析師、倫敦《中東報》記者薩利赫·納阿米（Saleh Al-Naami）告訴我：「儘管內塔尼亞胡多次向美國政府承諾，對抗伊朗核計劃始終是以色列內閣的首要任務，但他的兩位新盟友顯然更希望把精力花在吞併約旦河西岸上。這讓美方感到極度不滿。」

按照1995年巴以兩國締結的《奧斯陸二號協議》，約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實控區（即「猶地亞-撒馬利亞區」，不含東耶路撒冷）被命名為C區，應當逐步移交給巴勒斯坦政府。但這項承諾從未兌現。C區的面積佔到西岸總領土的61%，自1967年6月以來一直處在以色列軍事佔領下。當地現有近40萬猶太定居者，30多萬巴勒斯坦居民則被圈禁在僅佔C區1/4面積的特定範圍內。按照斯莫特里奇的主張，以色列不僅應當把西岸的前哨基地和所謂「發展社區」（武力保護下的殖民地村鎮）永久化，還有必要將西岸民政總署移出國防部管轄範圍，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

正是在這一問題上，以色列武裝力量也站到了內閣的對立面。現行模式下，C區屬於事實上的軍事佔領區。民政總署雖然有權掌管當地的土地開發、市政和出入境事務，但在武力和情報方面仍需仰仗以色列國防軍和國家安全局「辛貝特」（Shin Bet）的力量。一旦斯莫特里奇和內塔尼亞胡達成政治交易，以支持司法改革換取民政總署升級，組建自己的準軍隊，整個西岸局勢將徹底不可控。畢竟，教權主義者規劃的準武裝，雖能壓制巴勒斯坦平民，但顯然無力對抗哈馬斯有組織的襲擊行動。擴張行動的最終成本，還是要由正規軍來「買單」，隱患遠遠大於收益。

更特殊的是，以色列國防軍，長期依靠預備役人員維持行動能力。其預備役官兵的數量（約46.5萬人），是現役軍人（約17萬人）的兩倍以上，且經常被徵召。近年來，以色列針對加沙地帶和敘利亞的空襲行動中，都出現了預備役軍官的身影。一旦民政總署獲准獨立建軍，並升級和巴勒斯坦的衝突，預備役軍人將更頻繁地被召回，執行「滅火」任務，這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和人身安全都是一種損害。因此，在2023年反對司法改革的抗議示威中，有數千名預備役軍官遞交了請願書。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Yoav Gallant）也因為公開質疑內塔尼亞胡的決定，一度在3月26日被「比比」解職。但到了4月10日，由於軍內的反對意見持續升騰，「比比」不得不宣布加蘭特留任。但從「阿克薩洪水」行動前後以方的反應看，國防軍和辛貝特與內閣的尖銳對立，顯然影響到了情報網絡的運作健康。而「比比」回應哈馬斯進攻的方式，依然是宣布戰爭狀態，並大規模動員預備役軍人：這個時候，他並沒有向妥拉求助。

「監獄」裏的聲音

內塔尼亞胡政府從去年12月開始，採取了一系列新的金融和外交施壓策略，「目的是顛覆巴勒斯坦當局，使其陷入財政和制度上的絕境」。而法塔赫方面沒有任何反制手段。

像巴以之間每一次出現重大紛爭和對抗時一樣，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總統的面孔又出現在了攝像機鏡頭前。他在呼籲、在抗議、在懇求，但幾乎無人聆聽。拉姆安拉智庫「巴勒斯坦政策與調查研究中心」（PCPSR）2021年發起的一項民調顯示，有61%的巴勒斯坦公民希望他們的總統立即辭職，只有35%的人希望他繼續留任。

對我在加沙的朋友阿布·拉馬丹（化名）來說，阿巴斯以及他曾經的戰友阿拉法特，已經是屬於歷史的名字了：「他說他是我們巴勒斯坦人的總統，可誰選過他？」的確，那次將阿巴斯推上國家元首位子的選舉發生在整整18年前。當時，450多萬巴勒斯坦公民裏只有65萬人投了票，阿巴斯得到了其中的67.38%。那一年，阿布還只是一個16歲的中學生。按照2005年修訂的《巴勒斯坦基本法》，總統任期為四年，允許連任一屆。但阿巴斯的地位一直維持到了今天：2005年之後，再也沒有舉行過任何正式的巴勒斯坦領導人選舉，也沒有人希望接過這個燙手山芋。阿巴斯變成了一塊行走的活化石，即使是阿拉伯國家領導人也不再重視他的意見：畢竟，「比比」能開出的條件更加實際。

在今天的西岸A區和B區，阿巴斯領導的法塔赫（Fatah，即巴解組織）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PA），名義上還統治着240多萬人口（含東耶路撒冷）。但他們的「統治區」，只是165塊不相連的飛地，其間的公路上部署着以色列軍隊和警察。這個半殖民地政權，完全仰賴以色列政府的「慈悲」才能生存，已經陷入了「腦死亡」狀態。今年1月，巴勒斯坦總理阿什提耶（Mohammad Shtayyeh）公開承認，內塔尼亞胡政府從去年12月開始，採取了一系列新的金融和外交施壓策略，「目的是顛覆巴勒斯坦當局，使其陷入財政和制度上的絕境」。而法塔赫方面沒有任何反制手段：從十幾年前開始，巴以兩國之間就沒有任何可靠的和平進程了。「兩國方案」已經死亡，且沒有任何像樣的替代品。

西側的地中海之濱，加沙地帶（Gaza Strip）則是另一幅景象。幾年前，阿布·拉馬丹曾經在視頻畫面裏為我展示過這個人造監獄：「即使沒有哈馬斯2007年發起的奪權行動，加沙也不是一片正常的土地。〈奧斯陸協議〉授予以色列控制整個巴勒斯坦海岸線以及加沙領空的權利，我們唯一的機場在建成三年後就被摧毀了。」通過手機攝像頭，我看到了加沙機場被挖斷的跑道和一片狼藉的航站樓殘骸。2014年之後，加沙和埃及之間的越境隧道也遭到了破壞。「在那之後，我只通過隧道去過兩次西奈半島，還有一次罕見地申領到了以色列發放的醫療通行證，回到西岸老家探望家人」，阿布告訴我，「其餘時間，我和大部分加沙人一樣被困在這個人造鐵籠子裏，數着時間度日」。

在這個擁有230多萬人口的巨型監獄裏，時間已經失去了意義。沒有人再把抗議、選舉和外交表態當真。畢竟，巴勒斯坦上一次全國議會選舉，也是在遙遠的2006年。阿布和他的朋友們相信，即使再來一次「公正」的大選，對現狀也不會有什麼影響。他曾經告訴我：「哈馬斯樂於維持他們在加沙的實際執政地位，不願對整個巴勒斯坦國家承擔責任。阿巴斯則是一個離群索居、喊着過時口號的老人，他和大部分法塔赫領導人，對年輕人來說已經很陌生了。

今天的哈馬斯已經變成了一個把反以當作政治資產的組織，「資產」的增值，是以犧牲巴勒斯坦人的生命為代價的。

嚴格來說，戰爭和破壞是加沙唯一的「穩定工作」。除去險象環生的地下隧道外，每月進入加沙的外來者數量僅有幾十人，以年為單位的長期失業（在成年男子中超過50%）、通貨膨脹以及普遍的物資短缺和心理崩潰已經成為常態。「並不是人人都滿意哈馬斯的治理。在2010年和2014年，加沙曾經爆發過聲勢浩大的抗議示威，指責哈馬斯領導人腐化墮落、應當對加沙的困境負責」，阿布向我回憶，「但哈馬斯隨後向以色列控制區發射了火箭彈，報復接踵而至，人們的憤怒馬上就轉移到了以色列人身上。」正如牛津大學中東研究中心主任尤金·羅根（Eugene Rogan）所言，今天的哈馬斯已經變成了一個把反以當作政治資產的組織，「資產」的增值，是以犧牲巴勒斯坦人的生命為代價的。

而自信滿滿的內塔尼亞胡，還試圖繼續榨取巴勒斯坦「腦死亡」的剩餘價值。在美沙以三方談判中，一個「允許巴勒斯坦人在西岸正式建國」的方案又一次出現了。它的雛形，是「比比」本人在2009年起草的一份計劃：巴勒斯坦人可以收回C區不到1/3的領土，但他們的新「國家」，不能有常備軍，維持治安的警察不得裝備火箭、導彈等重武器，領空必須向以色列無條件開放，還要永久放棄對整個耶路撒冷的任何主權或領土要求。阿巴斯和法塔赫將是這個新「國家」的統治者，加沙「監獄」的現狀則會繼續維持下去。而以色列將回歸美國認可的「主線」任務，把注意力轉向伊朗。

但哈馬斯顯然不會給「比比」這樣的機會。「阿克薩洪水」的涌動，使巴以關係重新回到了熟悉的暴力循環模式。黎巴嫩真主黨在黎以邊境的活動也暗示：伊朗深度參與了此次行動，並孤注一擲要挫敗美沙以達成三方協議的可能。在《奧斯陸協議》締結30週年之際，內塔尼亞胡身後，是整整一代享受到單邊主義紅利的以色列人。哈馬斯背後，同樣是一代對和平乃至「建國」已然絕望的巴勒斯坦人。他們那麼相像，又彼此不共戴天。我不禁想到，50年前，當以色列遭遇曲折的「十月戰爭」後，政壇經歷了一次洗牌。初露崢嶸的利庫德集團，在幾個宗教黨派的支持下，打着「總結戰爭教訓」的旗號上台。但也正是當時的利庫德集團領導人貝京（Menachem Begin），在1978年的戴維營會議上，向埃及伸出了和平之手。然而，1982年力主入侵黎巴嫩，並最終被曠日持久的戰爭牽連下台的，同樣還是貝京。

「洪水」涌起之後，以色列政壇的中右翼反對派宣布全力支持內塔尼亞胡，組成了「緊急團結政府」。但一旦軍事行動告一段落，清算責任的話題勢必會被重新提起。到那時，尚未完全變為現實的司法改革方案，也會被重新審視和評估。只是，當反對派僅僅批評內塔尼亞胡和他的新盟友，卻對以色列維持軍事佔領和殖民的行為熟視無睹時，他們能改變巴以關係的暴力循環嗎？在「比比3.0」之後，以色列又會迎來一位怎樣的領導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