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香港世紀暴雨過後，我們如何真正的「超前部署」？

（吳希文，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

9月初，香港先迎來今年第一個十號超強颱風蘇拉，一星期後再經歷黑色暴雨，暴雨警告持續十六小時多，是史上最長的一次黑雨記錄。地鐵站、商場、停車場被水淹沒；不論平民還是豪宅區旁都有出現塌坡；道路在暴雨下有如激流；鄉郊農地成為汪洋一片。

這裏先從一則黑雨「慘況」講起：話說團隊內的同事在毗鄰塱原自然生態公園、上水河上鄉的農區推動生態農業，一場黑雨令農舍一片狼藉：農具、枱、櫈、雪櫃全翻倒在地，機器入水又令農產延誤出產，水退後牆上留下的泥，顯示水位最高起碼曾達1.7米，另一邊的塱原，農地變成水塘，場內貨櫃幾乎沒頂，塑膠圍欄隨水飄流。今年七月收成的米有四大桶因入水而發酸，但對比起附近菜田全被淹沒，我們的「慘況」已是不幸中的大幸。

發展局局長早前指，香港主要渠道能處理「200年一遇」大雨，如果我們參考2018年渠務署修訂的技術手冊，一小時雨量145毫米，已經是「200年一遇」的標準，今次天文台曾錄得有紀錄以來最高的一小時158.1毫米雨量，已超越了排水系統的承受能力。再看其他分區，南區(143毫米)、灣仔(145毫米)、九龍城(130毫米)、東區(125毫米)的最高雨量，也非常貼近「臨界點」。

當然，排水系統承載力絕對有多重因素的考慮，然而只從以上的數據來看，我們城市排水系統即使仍有如發展局局長所言的「可控」、「有一定底氣」，也肯定是面對極大的挑戰，而這些挑戰，在「蓄水池做得夠唔夠」、「200年一遇唔夠就做夠500年、1000年一遇」以外，理應還有更多。

然後，我們的社會又從極端天氣下極速復常，即使仍有如港島石澳道緊急封閉、耀東邨山泥傾瀉後巨石擋路等狀況，社會普遍都能正常運作：返工放工、返學放學。在極端天氣下，我們常說要「超前部署」，眼下這種強烈對比，到底要如何理解，我們又要如何超前？

鋪石屎捨濕地 紓緩還是加劇水浸？

我們並不是要放棄具策略、科學地規劃未來的排水基建，但我們要檢討的，依然是粗放式的城市發展，本身是否置我們於一個更危險的位置。

塱原河上鄉的情況於我而言有點深刻，除了因為水浸情況嚴重，也因為塱原河上鄉本身就是天然的洪泛平原（Floodplain），讓大量洪水蓄存在農地、濕地，減少下游水浸風險，這幅濕地在2009年11月的「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曾建議劃作「綜合發展及自然保育改善區」(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 Nature Conservation Enhancement Area, CDNCEA)，指「私人提出並參與可融合大自然生態環境的低密度發展建議（如低密度住宅，生態旅舍等），可獲考慮」，當年經環保團體大力反對下，才成功推倒發展計劃，取而代之成為今日的「自然生態公園」。

作為一個不時獲邀參與不少工務工程會議的環團，有一刻也會反思，與其我們做盡技術評估，建立更多、更大的排水系統，那些如塱原一類的天然蓄洪池，到底在應對極端天氣下能否仍可充分發揮其功能，若塱原濕地當初果真鋪滿石屎，變成「無淹之地」，毗鄰的鄉村，以及往後新落成的古洞北新發展區，水浸會否比想像中更嚴重，著實也是一種迷思。

這也令人回想起一些香港渠務工作的前世今生。隨著港九各填海計劃、衛星城市、新市鎮的發展，對雨水排放系統構成壓力，然而排水系統比較具策略性的規劃及改善，或要數到1988至1995年期間政府展開共三期的《全港土地排水及防洪策略研究》(《策略研究》)。根據1990年渠務署完成的《策略研究》第一期，指出1982-88年期間的發展令香港失去了一成的可疏導洪水氾濫的平原土地及魚塘。為了減少新界西北及東北的水浸風險，建議政府動用四十二億六千萬元構建排放雨水的河道、修直及擴闊河道。

是故1994至2010年間，渠務署逐步完成11個集水區的雨水排放整體計劃研究及雨水排放研究，在市區興建蓄洪池及多條雨水排放隧道，而新界多條大型河道如錦田河、平原河、雙魚河等，在1990至2000年代起亦陸續進行大型河道工程，2008年起亦陸續展開檢討各區的雨水排放整體計劃，重新評估現有排水系統的排洪能力，當中港島南及將軍澳的檢討仍在進行中，預計2024年完成。

以上不難發現，今日極具規模的排水系統，就是城市化下的產物，我們並不是要放棄具策略、科學地規劃未來的排水基建，但我們要檢討的，依然是粗放式的城市發展，本身是否置我們於一個更危險的位置。

粗放城市發展 弱化城市抗禦力

政府計劃將本具防洪功能，面積約90公頃的濕地填平作科技城，可以說是繼1987年開發天水圍後，最大面積的填平魚塘發展工程。

粗放式的發展，在最近政府為環團舉辦的新田科技城公眾諮詢會議上，依然表露無違。顧問公司在當日的會面花了不少篇幅，向環團強調「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基建系統」是其規劃重點，包括設蓄洪設施、具泛洪功能的活化河道等，在發展時兼顧環境，然而事實是政府計劃將本具防洪功能，面積約90公頃的濕地填平作科技城，可以說是繼1987年開發天水圍後，最大面積的填平魚塘發展工程。

事實上，若參考政府《香港氣候變化報告2015》，新田科技城大部分範圍低於海拔5米，屬於容易受風暴影響的地區之一，另外根據美國氣候研究組織Climate Central早年預計，在全球暖化1.5度及3度情況下，新田科技城被淹沒的範圍甚廣。如此大規模填塘後，萬一遇上極端天氣引發的風暴潮，會否加劇鄰近地區水浸風險，特別是深圳河兩岸地區；新田、米埔、落馬洲一帶的鄉村；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等人口較多的地區？

新田科技城位於未來北部都會區的心臟地帶，更加需要在規劃初期，審慎研究計劃如何有效應對氣候變化，不過觀乎整個計劃在今年8月才完成公眾諮詢，就預計明年第四季正式動工。過往工程，從諮詢到動工，以最近的交椅洲人工島發展為例，公眾諮詢2022年12月開始，預期2025年底啓動填海工程，從規劃到展開工程，所需時間約3年。又如果以早年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參考，從前期規劃到展開工程，起碼要10年以上。

相比起來，新田科技城今年6月展開諮詢，預期明年第四季展開工程，時間只有約1.5年，其速度之快，是否又成為一個輕視氣候變化的規劃？

類似的問題，也同樣出現在早前交椅洲附近約1,000公頃的人工島，以及沙田馬料水填海60公頃作創科用途的發展。人工島方面，政府雖提出過部分氣候應變方案，包括把人工島地面高度設為平均主水平基準面以上 7.5 米、建議預留 20-30 米海濱長廊作緩衝等，然而這些方案如何參照「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或其他機構預測的海平面上升高度而設計，現時並不清楚。

此外，在海平面上升情況下填出的人工島，如何抵禦極端天氣帶來的風暴潮，以及會否改變中部水域的水流，間接加劇毗鄰沿岸（特別是較多人口的港島西）水浸風險、受湧浪衝擊等問題？政府同樣未有詳細的數據。至於馬料水填海，無論是極端天氣還是一般天文大潮的日子，城門河已有水浸的情況，日後如果在馬料水填海，又會否大幅度改變水流，增加城門河一帶的水浸風險？這些問題，都需要在決策過程中精細考慮。

從鄉郊破壞日常 看鄉郊環境抗禦力

這些典型「先破壞後發展」的手段，即先把環境破壞作既定事實，然後借生態價值下降向政府申請發展，增加獲批機會，往往除了破壞生態環境，其實也在默默削弱這些鄉村地區，尤其是不少非原居民村的氣候抗禦力。

以上一些涉及長遠規劃帶來的惡果，因並非即時性，一般人感受不深可以理解，不過粗放式改變土地用途，在新界鄉郊彷彿也成為一種日常。傳媒近年經常報導的新田石湖圍屢成澤國，就是經年來政府無效打擊附近農地傾倒建築廢料、默許棕地無序擴散，令鄉村、農場成為低窪地區，村民、農夫幾乎每次暴雨下都首當其衝。直到今時今日，這裏仍然是渠務署認定四個水浸黑點的其中之一。

在農地上傾倒作建築廢料平整土地，改作棕地作業以外，也有其他「選擇」。2014年，我們曾經在元朗大棠山路跟進一宗非法傾倒泥頭個案，向我們投訴的村民指面積與一個足球場面積相約的堆泥，沿天然河溪兩旁堆高逾十呎，本已擔心短期內加劇水浸風險，更令人擔心的，是在同一位置，2011年有發展商曾向城規會提交改劃申請，把一帶農地改劃為「鄉村式發展」，興建351幢村屋，其中117幢作元朗大橋村搬村之用，其餘則用作大棠村擴展。建屋計劃最終雖然沒有實踐，但部分被破壞的地方，現時正有休閒農場經營。

2014-15年間，大埔汀角海岸一幅私人農地被堆滿泥頭，面積至少有四個足球場，高度近半枝電纜柱。這座「私人泥頭山」旁的朗廈村仍有村民居住，當時村民在現場向我訴苦，回想起2012年7月一場黑雨，朗廈村試過嚴重水浸，全村要疏散，泥頭堆到兩、三米高，全村比低窪更低窪，擔心雨季時面對的水浸風險，比之前更高。諷刺的是，相隔將近十年，同一幅農地今年年中又被發現大規模被平整，泥頭再次堆得高高，同時間有申請人向城規會提交申請，聲稱營地將除提供20輛露營車及紮營地點，亦包括食肆、燒烤場、兒童滾軸溜冰場等。

這些典型「先破壞後發展」的手段，即先把環境破壞作既定事實，然後借生態價值下降向政府申請發展，增加獲批機會，往往除了破壞生態環境，其實也在默默削弱這些鄉村地區，尤其是不少非原居民村的氣候抗禦力。過往不少政團、學者、環團、關注組織等提及不少改善方向，如修補規劃漏洞、協調各部門執法、要求已破壞用地恢復原狀、加重罰則等。

然而觀察多年來政府的處理方式，不是執法未到位，就是索性把已破壞的地方，包括部分以「先破壞後發展」手段而生的棕地作業，納入未來的新發展區，名正言順在「綠地」鋪上石屎，然後再加一套排水系統。這一招「去蕪存菁」，其實本質上與前述的粗放式城市發展無異。

工程主導的決策思路 排洪以外的公眾期望

過程中或許大家都有一定的堅持，討論過後也未必一定達成共識，但起碼並非工程絕對凌駕一切。然而當下在工務過程精簡、加快為上的氛圍下，這一類涉及工務工程的前期溝通，會否仍然是少數中的少數，或者只局限在部份專業團體、政團之間？

最後一項比較關注的，是應對極端天氣這項議題，本身也是關乎人命、社會安危的範疇，在這些基礎下，相關排洪硬件配套要「做大」看似是理所當然之際，過往幾年一直推動的如藍綠排水建設、河畔城市等概念，會如何兼容，同樣是一項挑戰。

想分享一下我們跟進元朗雨水排放系統改善計劃的點滴：項目其中一項重點，是在元朗明渠下游建防洪壩，紓緩極端天氣下元朗市中心的水浸風險，工程由於非常接近濕地保育區，在項目規劃初期至少兩年期間，與其他環團跟政府部門來來回回開過多次會議及實地考察，討論如何處理涉及的生態問題，同時又滿足工程需求，以及公眾對活化明渠的期望。

要解決、平衡、兼顧的項目多到不能盡錄：防洪壩會否改變潮水流向，倒灌到涌口漁村新村，加劇部分村民的水浸風險？有否需要再大幅度擴大工程改善範圍？但擴大工程又會否增加濕地損失？活化的河段如果拆走河床的石屎又是否可行？拆幾多、拆那些部分才能「計掂數」，不影響排水流暢度？美化河道之餘，加快雨水排流是否可行？在明渠下游放幾張椅但無遮蔭，又曬又熱，是否公眾樂見的活化？從多方面截水、防止潮水倒灌後，明渠還會有幾多水？無水的河又如何活化成生態河？

過程中或許大家都有一定的堅持，討論過後也未必一定達成共識，但起碼並非工程絕對凌駕一切。然而當下在工務過程精簡、加快為上的氛圍下，這一類涉及工務工程的前期溝通，會否仍然是少數中的少數，或者只局限在部份專業團體、政團之間，這也許取決於往後負責的工程團隊如何突破內外的挑戰，重新定義「應對氣候變化」的內涵，即使是談硬件配套如何營建、升級，當中又如何超越純粹的土木工程。

去到最後最後，未來面對的是十號風球還是黑雨，抑或是更極端、更意想不到的天氣，如果我們認為要未雨綢繆，大概也迴避不了再思一些城市規劃的「老生常談」：是否要延續既有的土地發展模式、工程需要與保育活化可否共存/平衡、如何推動社會參與……或許這才是在氣候變化下的「超前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