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在香港尋找手語公民譯者：我們做翻譯，也是人權倡議者

（陳意軒，著有《手語譯者的育成筆記》，在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首次接觸手語，2022年於美國華盛頓 Gallaudet University 手語傳譯博士畢業。）

香港的聾人朋友到海外旅遊時，有時會在聊天軟件中跟身在香港的我們分享這樣的影片：外國電視屏幕中放得碩大的手語傳譯框框，又或者是很多海外聾人都享用到的視像傳譯 —— 只需簡單在手機程式按鍵，就能聯絡遠端的手語譯者，跟人通話。「看，手語要這樣才能一清二楚地看明白哦」，香港聾人朋友會這樣感嘆：「這樣的服務，香港甚麼時候才能有？」從外地來的影像，真實地傳送著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或許，也是讓本地聾健平權運動熾熱下去不可或缺的燃料。

手語譯者，就是在醫院、法庭警署、學校辦公室、研討會、劇場等地，負責以視覺語言傳送訊息的人。長久以來，手語譯者專業跟書面、口語譯者一樣，緊緊被「中立」的專業價值捆挷 ——很多國家的手語譯者專業守則，都要求我們不得干擾聾健人之間的溝通進程，只是客觀抽離地把訊息全翻譯出來就好。一般人們最容易接觸到的手語傳譯，都是從電視中傳來的影像，那或許是這個「專業中立」意義下的好例子。看着站在方框裏那隨著新聞廣播，雙手不停翻動的譯者，我們未必能想像他們也是一群有溫度和觀點的人。

縱觀古今中外，譯者卻不全是這樣的。在歐洲，就有享負盛名的 Babels 譯者社群，以義務性質，自發為反全球化運動的世界社會論壇，組織各國語言的即時傳譯團隊。Babels 譯者們本身就是因為相信論壇的訊息理應傳得更廣更遠，讓弱勢語言社群也能參與，才選擇以專業身份投入當中，以傳譯這種行動，燃燒對議題的熱忱。有時，譯者對眼下要傳遞的訊息並不一定有強烈的個人立場，但外間的看法卻不是這樣。在 2021 年，美國白宮記者會所聘的手語譯者，就被發現曾為當時跟美國總統拜登打對台的川普陣營作傳譯，消息傳出後，譯者面臨民主黨聾人抨擊，覺得這一定是川粉的人，怎麼還可以來拜登這邊傳譯？譯者還馬上丟了白宮這份工作。

「中立」一詞，有時我們不甘於此，而更多時候，我們縱想中立也中立不了。

我們是一群來自香港的手語譯者，也在聾人社群之中傳播各類邊緣/非主旋律議題，達致聾健平權。要是聾人和健聽人之間彼此權力均勻，各有各精彩，只是間中得互通訊息，那我們倒也樂得縮回方框裏去，做一部人肉辭典。但現實是，社會資訊不通達，利益往往掌握在聽得見的，能以口語溝通的人手裏。耳朵聽不見，不是必然的弱勢，我們從各地的聾人人權運動提取思考養份，深信著意改變的應是那促使某個群體或議題邊緣化的社會態度。但成果？暗昧不張。本文為在香港做聾人人權聊作記錄，為「譯者也可以是社會推動者」這件事作個時代的見證。

香港聾健人權的差距

香港的聾人權利發展，淹沒在一片社會繁榮、經濟發達的雲層之下，有苦難申。的確，《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是簽了，但沒有本地法律約束，成效不揚。相比而言，台灣有《國家語言發展法》，列台灣手語為國家語言；泰國政府設有《手語傳譯服務法則》；日本和南韓都有本地手語立法，這些國家都由政府注資，在國內各地設立手語傳譯服務中心，在醫療、教育、社福等範疇，提供聾健資訊通達的渠道。在這方面，香港聾人以手語溝通的權利可說是毫無保障。早前一單用手語的聾人因有自殺傾向而住進精神病房，證據顯示醫患缺乏有效溝通，出院後自殺身亡的事件，縱使由家屬和聾人機構帶到了死因法庭，也沒有相關法例，能把錯判自殺風險的公營醫院查究問責。至於手語傳譯這一專業，就算是單計東亞地區，香港都是大大的落後。手語譯者培訓、考核、認證，都還沒有劃一政策規範。現時，手語譯者仍被視為「好心幫忙」的義工，沒有專業地位和報酬作誘因，新人難以入行，服務無法拓展。

我們這班人中，大部分沒有在政府資助的聾人社福機構中任職手語傳譯。在這圈子待久了，身邊的聾人朋友有時會直接問我們，自己有點事，可否幫忙翻譯一下？很多時那都不是能提供薪金的傳譯工作。有時，能接到來自大專院校、商業公司、電視台、政府部門之類的有薪工作，我們都會有一單沒下一單地接。通常，為了生活，我們會在傳譯以外撈點外快：在教會事奉的、在學校教書的、做廚師的、做非牟利團體的，甚麼都有。我們的困境，在於「手語傳譯不就是工餘興趣一樁嗎」這樣的社會期望。

我們都很清楚，這樣子下去，聾健平權的希望就愈來愈渺茫了。要是我們得在傳譯以外另找工作，那聾健朋友日復日的學校上課、診所覆診、工務會議等等需要相遇、溝通的時間，就沒人做傳譯了。人權是件需要專心一意地耕耘的事。

說到這裹，好像一直都在吐苦水。可是在這樣的生活狀態下，提起精神來拒絕「中立」，扭盡六壬倡議的空間還是很大的。在爭取聾健平權的過程中，我們往往受到「香港連正常人的人權都危在旦夕了，還提甚麼聾人」之類的質疑。甚至我們自己都感嘆，比起身處洶湧巨浪中的香港，自己在推動的議題實在微不足道。然而，這種將社會議題分優先等次，並把不同的生命需要對立起來的說詞，正是來自當權者和既得利益者。這條路我們走得還是有點孤獨的，但最好不要卑微。

傳譯作為介入社會的行動

從 2000 年代開始，聾人朋友和我們手語譯者（當然也有更早的先行者）開始組織像「爭取手語教育」等以聾人訴求為主體的靜坐抗議，也開始出現在香港大大小小的公民集會和遊行、殘疾人福利公聽會、聯合國聽證會、人權工作坊中。在一片人海中揮舞雙手，特別容易得到在場傳媒的注意，手語譯者就幫忙記者作就地採訪，拿著咪高峰把本來以手語表達出來的口號高聲喊出，有時聾人朋友獲邀站在人群前，用手語讀出宣言。

這些傳譯需要有時可以預期，但也有收過很多「現在就要人，誰有空去？」這樣的要求。在我們之間，選擇自由身工作的很多，大概就是為了可以隨時應付這種傳譯需要。沒薪水、甚至有時也沒法爭取到有利視線接收訊息的空間，我們甚至會向集會場內的電視台/網台攝錄師派字條，提醒他們把台上雙手在揮動的那個人攝進鏡內。這樣的傳譯，同時也是積極的政治參與。手語譯者有時會說自己是「接 job」的，彷彿沒 job 就只能乾等待。但這類場合，特別若是在公共空間、電視網站直播的集會內容，我們是自己跑進去要當傳譯的。正如美藉漢學家白睿文主動聯絡方方翻譯《武漢日記》一樣，我們也在把自己送往社會行動現場。

而在手語傳譯行業之內，竟也出現了必須挺身而出的時候 —— 就在不久前在南韓舉行的「國際手語譯者研討會」中， 明明是知道將有大量聾人參與的會議，主辦方在其中一節匯報中，卻安排講員以英語進行而不設手語傳譯，我們一眾從香港飛去參加會議的聾人、健聽譯者，都感到這樣的安排太欺負在場聽不見的人了。「但，我的確想知道匯報內容」，看到同行的聾人朋友這樣說，於是我們自發地都坐下來，把匯報翻譯出來。就這樣，有時我們會在沒有預計會有手語譯者出現的場合，偏要出現，執意在會議廳內揮動雙手，以自身的存在點出原有的不公。不過老實說，很多時這還真是逼不得已的事情。

聾人、健聽人合作的倡議時刻

在香港當手語譯者的，若是接到傳譯工作的查詢，日期時間地點人物都協商好了，但就是沒人提薪金若干，連「這工作是有酬勞的嗎」這件事都不一定十拿九穩。自由身手語譯者，大概都已練就厚臉皮把錢拿出來談的工夫。要是眼看跟對方談不攏了，身邊的聾人朋友往往焦急，他們很多時是面對約了媒體採訪、跟學校談入學、申請獎金服務之類的事情，沒有手語傳譯就等於失去寶貴的社會機會。

這個時候，聾人和手語譯者伙拍，既要讓聾健順利溝通，也想讓譯者得到適當的報酬。反覆試驗下，我們會先由聾人輕輕提醒合作單位：「嗯，手語譯者還是必須要酌量支薪啊。」（這時通常會收到對方的立時的訝異反應）譯者再友善地提出不介意減收費用，讓對方軟化。

重點是，這些對話必須要溫柔地、不著痕跡地進行，但當然也發生過不慎把資方猛然嚇跑的事，做成聾人、健聽人、譯者三輸的遺憾局面。

要是真的沒辦法，前來洽商的機構實在拿不出預算，而面對的傳譯工作是對聾健平權相當重要的議題，我們也會答應無償提供服務。但反正已經成為厚臉的人了，我們索性邊工作邊自我倡議。在 2017 年中，有研習書法的聾人朋友寫下洋灑大字「手語譯者不是義工」，讓我們拓印後製作成上衣。雖然穿著這衣服前往傳譯場合，也會不禁猶豫，主事人真的看到了嗎？會不會在無病呻吟？然而我們還是將之穿去立法會、報館、學校等等的地方工作。有一次，我們跟電視台一年一度的頒獎典禮合作，甚至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手語譯者不是義工」這句話大刺刺地在螢幕手語框框中出現的一張相片。

不過，身處瞬息萬變的倡議行動，有些時候確要義無反顧地獻身，但在別的時候卻必須咬牙屏息，策略性地故意讓溝通不能順利發生，這也是一門學問。多年前，我們跟一群聾人朋友拿著抗議橫額遊行往平等機會委員會辦公室，原意是要跟會方坐下，正式申訴電視缺乏實時手語傳譯的。到大家圍坐一起時，職員才記起沒有安排手語翻譯，在場的聾人抗議者都傻了眼。「那麼，能請在場的健聽申訴人幫忙溝通一下嗎？」職員這樣問道，聾人和我們的答覆是：當然不可以。就在職員們大汗疊小汗打電話找人之際，聾人朋友向在場的傳媒氣沖沖地將這事和盤托出。第二天，「平機會帶頭歧視聾人」的新聞就登出了，而為記者和聾人之對話作傳譯的，當然是我們。

手語譯者與人權教育

因為公眾資訊往往通過口語和聲音傳遞而忽略了手語，香港的聾人朋友大多活在知識的孤島，要求學不容易，很多我們健聽人習以為常的生活常識，對聾人來說也不是想當然的。如果聾人朋友要實踐於平權倡議活動，那起碼必須從某些途徑了解自己在「殘障」這符號下應得的權利，社會和政府承諾了為自己提供甚麼措施，而自己是否也在某些層面，努力爭取一些甚麼。

聾人朋友如要用香港手語接受人權教育，這事該由誰來做？我們環望四周，似乎除了自己也沒其他人了。

是這樣開始的，有時我們會在一些傳譯場合，碰上立法會議員、大學老師、其他界別的人權倡議者，一方面會向聾人朋友循循詢問其生活狀況，另一方面也很能注進新的思維和運動策略的建議。我們自己呢？為了進一步提升倡議能力，也趕緊去進修。漸漸就自己辦起教育工作坊：要是在醫院無法跟醫護有效溝通，該用何途徑為自己爭取手語傳譯服務？聾人和性少眾、少數族裔的處境有何相似之處，彼此的平權歷程該怎樣互相借力？教會該怎樣成為聾人生命中的賦權力量？我們也特別關注在司法制度中的通達措施，跟法政團體合作，邀請聾人來一起研討「若是有一天要在法院出現了，我有甚麼需要」，甚至也學習法庭內每個崗位的職務，我們設計模擬個案和法庭角色扮演，探討司法無障礙的可能性。

手語傳譯其實也只是通達的其中一項，可以添加即時聽打字幕屏嗎？最低限度也讓法官律師戴個透明口罩，方便讀唇吧，坐位是否可能調整一下方便只用視覺溝通的人，若看不明白審訊內容可否追問⋯⋯沒有了這些細瑣的討論和實踐，人權也只是一紙空文而已。

我們還辦過名叫「反轉法院」的活動，讓健聽律師參加，進入模擬法庭，故意安排聾人用手語扮演法官、律師、以至庭警，體驗身處語言不通中的不安。

說了那麼多，重點似乎是，傳譯工作讓我們在聾人生命中出現，見證各種不可思議的繁雜和悲喜，單是這事情本身，就大大擴闊我們自己生命的維度。若是在傳譯以外，還打算當一名倡議者的話，那就是全心全意要活在日復日的幽昧深谷下了。這樣的生活，除認證到人生果然還是有很多苦難外，還要學習與之同呼同吸，直至好像那也成了自己的一部分，打開兩眼四肢，將堅忍反抗的可能性盡量拉大延展。在反思中推進，推進之餘也學習並肩。

那也倒是真的，我們這一群手語譯者和聾人，好像都各自在彼此之間，找到能維繫一生的友誼和扶持的力量。

尋找公民譯者

說回「公民譯者」，這個連維基百科都沒有的名詞。新加坡政府就曾把召募國民為其各部門當志願翻譯的計劃起名為 citizen translator，但除此之外傳播也不算普及。瑞士學者 Salah Basalamah 在其著作中有這樣的講法：

（這樣的翻譯）就是一種委身與內在的熱忱，為人類溝通作橋樑，在知識體系和政治經濟共同體之間傳遞有意思的訊息。「我翻譯，故我在」可能是多元社會這套哲學的起始⋯⋯故此，「公民譯者」是指，有些公民能把不同人的想法、思考、政治意識、文化和社會身份等，聯繫起來。

雖然論著是有了，但看以上 Basalamah就「公民譯者」的說法，還是覺得有點空泛——有哪一個專業不是以承諾和熱情作典範？又有甚麼譯者不是以串連不同聲音和思考為職志呢？然而，若是把我們香港譯者在這篇文章述及的行動，概括歸納一下，要豐富「公民譯者」一詞還是可以的，我們可以有這樣的理解：

-公民譯者以其專業身份介入社會，有意識地以傳譯參與倡議行動

-我們的行動和專業決策，由人權價值引領；

-翻譯文本都是促進平權的選擇；

-我們關注自身行業的發展，在公共領域發聲；

-公民譯者將人權訊息分享到社群當中

最後，不想製造一個空虛的影像，讓人以為手語因著持續倡議就能得以平反了，或是聾人因著這些行動而得改善生活質素。事實上，在香港這社會，聾人無法受到醫療體系保護、在法院會被誤會能聽能讀唇而身陷冤獄、會因為收不到電話而失去能改變人生軌跡的訊息。在學校辦公室還是因無法溝通而只能惆悵苦忍。老實說，上文所提的平機會也沒有因為一則負面新聞而突然決定要改變甚麼。在這種必須直面生命的逝去和傷痛而必須習以為常的職志中，我們不敢誇大自己的作為能帶來多大作用，也不甘願因著每道努力的微小而志喪罷休。有時也會因為自己都已走了那麼多年，而出現「反正沒退路了不如豁出去吧」的付出感。所以，這樣的人生既說不上是勵志，但也不是毫無意義。我們就是在這種明暗不昧中摸索前行。

在沮喪中唯一的安慰，可能是在世上，還有一樣自己在乎的東西，還能不斷地努力著吧。

感謝香港聾人和手語譯者，啟發本文內容。

**註：本文中「我們」一詞，除了作者，還包括一眾在香港的手語公民譯者。以下是相關倡議運動的資訊：

聾人學堂、譯．香港手語、腦舍、立睇手語、獨立手語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