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在香港寻找手语公民译者：我们做翻译，也是人权倡议者

（陈意轩，著有《手语译者的育成笔记》，在香港中文大学手语及聋人研究中心首次接触手语，2022年于美国华盛顿 Gallaudet University 手语传译博士毕业。）

香港的聋人朋友到海外旅游时，有时会在聊天软件中跟身在香港的我们分享这样的影片：外国电视屏幕中放得硕大的手语传译框框，又或者是很多海外聋人都享用到的视像传译 —— 只需简单在手机程式按键，就能联络远端的手语译者，跟人通话。“看，手语要这样才能一清二楚地看明白哦”，香港聋人朋友会这样感叹：“这样的服务，香港甚么时候才能有？”从外地来的影像，真实地传送著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或许，也是让本地聋健平权运动炽热下去不可或缺的燃料。

手语译者，就是在医院、法庭警署、学校办公室、研讨会、剧场等地，负责以视觉语言传送讯息的人。长久以来，手语译者专业跟书面、口语译者一样，紧紧被“中立”的专业价值捆挷 ——很多国家的手语译者专业守则，都要求我们不得干扰聋健人之间的沟通进程，只是客观抽离地把讯息全翻译出来就好。一般人们最容易接触到的手语传译，都是从电视中传来的影像，那或许是这个“专业中立”意义下的好例子。看着站在方框里那随著新闻广播，双手不停翻动的译者，我们未必能想像他们也是一群有温度和观点的人。

纵观古今中外，译者却不全是这样的。在欧洲，就有享负盛名的 Babels 译者社群，以义务性质，自发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世界社会论坛，组织各国语言的即时传译团队。Babels 译者们本身就是因为相信论坛的讯息理应传得更广更远，让弱势语言社群也能参与，才选择以专业身份投入当中，以传译这种行动，燃烧对议题的热忱。有时，译者对眼下要传递的讯息并不一定有强烈的个人立场，但外间的看法却不是这样。在 2021 年，美国白宫记者会所聘的手语译者，就被发现曾为当时跟美国总统拜登打对台的川普阵营作传译，消息传出后，译者面临民主党聋人抨击，觉得这一定是川粉的人，怎么还可以来拜登这边传译？译者还马上丢了白宫这份工作。

“中立”一词，有时我们不甘于此，而更多时候，我们纵想中立也中立不了。

我们是一群来自香港的手语译者，也在聋人社群之中传播各类边缘/非主旋律议题，达致聋健平权。要是聋人和健听人之间彼此权力均匀，各有各精彩，只是间中得互通讯息，那我们倒也乐得缩回方框里去，做一部人肉辞典。但现实是，社会资讯不通达，利益往往掌握在听得见的，能以口语沟通的人手里。耳朵听不见，不是必然的弱势，我们从各地的聋人人权运动提取思考养份，深信著意改变的应是那促使某个群体或议题边缘化的社会态度。但成果？暗昧不张。本文为在香港做聋人人权聊作记录，为“译者也可以是社会推动者”这件事作个时代的见证。

香港聋健人权的差距

香港的聋人权利发展，淹没在一片社会繁荣、经济发达的云层之下，有苦难申。的确，《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是签了，但没有本地法律约束，成效不扬。相比而言，台湾有《国家语言发展法》，列台湾手语为国家语言；泰国政府设有《手语传译服务法则》；日本和韩国都有本地手语立法，这些国家都由政府注资，在国内各地设立手语传译服务中心，在医疗、教育、社福等范畴，提供聋健资讯通达的渠道。在这方面，香港聋人以手语沟通的权利可说是毫无保障。早前一单用手语的聋人因有自杀倾向而住进精神病房，证据显示医患缺乏有效沟通，出院后自杀身亡的事件，纵使由家属和聋人机构带到了死因法庭，也没有相关法例，能把错判自杀风险的公营医院查究问责。至于手语传译这一专业，就算是单计东亚地区，香港都是大大的落后。手语译者培训、考核、认证，都还没有划一政策规范。现时，手语译者仍被视为“好心帮忙”的义工，没有专业地位和报酬作诱因，新人难以入行，服务无法拓展。

我们这班人中，大部分没有在政府资助的聋人社福机构中任职手语传译。在这圈子待久了，身边的聋人朋友有时会直接问我们，自己有点事，可否帮忙翻译一下？很多时那都不是能提供薪金的传译工作。有时，能接到来自大专院校、商业公司、电视台、政府部门之类的有薪工作，我们都会有一单没下一单地接。通常，为了生活，我们会在传译以外捞点外快：在教会事奉的、在学校教书的、做厨师的、做非牟利团体的，甚么都有。我们的困境，在于“手语传译不就是工余兴趣一桩吗”这样的社会期望。

我们都很清楚，这样子下去，聋健平权的希望就愈来愈渺茫了。要是我们得在传译以外另找工作，那聋健朋友日复日的学校上课、诊所覆诊、工务会议等等需要相遇、沟通的时间，就没人做传译了。人权是件需要专心一意地耕耘的事。

说到这裹，好像一直都在吐苦水。可是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提起精神来拒绝“中立”，扭尽六壬倡议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在争取聋健平权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受到“香港连正常人的人权都危在旦夕了，还提甚么聋人”之类的质疑。甚至我们自己都感叹，比起身处汹涌巨浪中的香港，自己在推动的议题实在微不足道。然而，这种将社会议题分优先等次，并把不同的生命需要对立起来的说词，正是来自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这条路我们走得还是有点孤独的，但最好不要卑微。

传译作为介入社会的行动

从 2000 年代开始，聋人朋友和我们手语译者（当然也有更早的先行者）开始组织像“争取手语教育”等以聋人诉求为主体的静坐抗议，也开始出现在香港大大小小的公民集会和游行、残疾人福利公听会、联合国听证会、人权工作坊中。在一片人海中挥舞双手，特别容易得到在场传媒的注意，手语译者就帮忙记者作就地采访，拿著咪高峰把本来以手语表达出来的口号高声喊出，有时聋人朋友获邀站在人群前，用手语读出宣言。

这些传译需要有时可以预期，但也有收过很多“现在就要人，谁有空去？”这样的要求。在我们之间，选择自由身工作的很多，大概就是为了可以随时应付这种传译需要。没薪水、甚至有时也没法争取到有利视线接收讯息的空间，我们甚至会向集会场内的电视台/网台摄录师派字条，提醒他们把台上双手在挥动的那个人摄进镜内。这样的传译，同时也是积极的政治参与。手语译者有时会说自己是“接 job”的，仿佛没 job 就只能干等待。但这类场合，特别若是在公共空间、电视网站直播的集会内容，我们是自己跑进去要当传译的。正如美藉汉学家白睿文主动联络方方翻译《武汉日记》一样，我们也在把自己送往社会行动现场。

而在手语传译行业之内，竟也出现了必须挺身而出的时候 —— 就在不久前在韩国举行的“国际手语译者研讨会”中， 明明是知道将有大量聋人参与的会议，主办方在其中一节汇报中，却安排讲员以英语进行而不设手语传译，我们一众从香港飞去参加会议的聋人、健听译者，都感到这样的安排太欺负在场听不见的人了。“但，我的确想知道汇报内容”，看到同行的聋人朋友这样说，于是我们自发地都坐下来，把汇报翻译出来。就这样，有时我们会在没有预计会有手语译者出现的场合，偏要出现，执意在会议厅内挥动双手，以自身的存在点出原有的不公。不过老实说，很多时这还真是逼不得已的事情。

聋人、健听人合作的倡议时刻

在香港当手语译者的，若是接到传译工作的查询，日期时间地点人物都协商好了，但就是没人提薪金若干，连“这工作是有酬劳的吗”这件事都不一定十拿九稳。自由身手语译者，大概都已练就厚脸皮把钱拿出来谈的工夫。要是眼看跟对方谈不拢了，身边的聋人朋友往往焦急，他们很多时是面对约了媒体采访、跟学校谈入学、申请奖金服务之类的事情，没有手语传译就等于失去宝贵的社会机会。

这个时候，聋人和手语译者伙拍，既要让聋健顺利沟通，也想让译者得到适当的报酬。反复试验下，我们会先由聋人轻轻提醒合作单位：“嗯，手语译者还是必须要酌量支薪啊。”（这时通常会收到对方的立时的讶异反应）译者再友善地提出不介意减收费用，让对方软化。

重点是，这些对话必须要温柔地、不著痕迹地进行，但当然也发生过不慎把资方猛然吓跑的事，做成聋人、健听人、译者三输的遗憾局面。

要是真的没办法，前来洽商的机构实在拿不出预算，而面对的传译工作是对聋健平权相当重要的议题，我们也会答应无偿提供服务。但反正已经成为厚脸的人了，我们索性边工作边自我倡议。在 2017 年中，有研习书法的聋人朋友写下洋洒大字“手语译者不是义工”，让我们拓印后制作成上衣。虽然穿著这衣服前往传译场合，也会不禁犹豫，主事人真的看到了吗？会不会在无病呻吟？然而我们还是将之穿去立法会、报馆、学校等等的地方工作。有一次，我们跟电视台一年一度的颁奖典礼合作，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手语译者不是义工”这句话大刺刺地在萤幕手语框框中出现的一张相片。

不过，身处瞬息万变的倡议行动，有些时候确要义无反顾地献身，但在别的时候却必须咬牙屏息，策略性地故意让沟通不能顺利发生，这也是一门学问。多年前，我们跟一群聋人朋友拿著抗议横额游行往平等机会委员会办公室，原意是要跟会方坐下，正式申诉电视缺乏实时手语传译的。到大家围坐一起时，职员才记起没有安排手语翻译，在场的聋人抗议者都傻了眼。“那么，能请在场的健听申诉人帮忙沟通一下吗？”职员这样问道，聋人和我们的答复是：当然不可以。就在职员们大汗叠小汗打电话找人之际，聋人朋友向在场的传媒气冲冲地将这事和盘托出。第二天，“平机会带头歧视聋人”的新闻就登出了，而为记者和聋人之对话作传译的，当然是我们。

手语译者与人权教育

因为公众资讯往往通过口语和声音传递而忽略了手语，香港的聋人朋友大多活在知识的孤岛，要求学不容易，很多我们健听人习以为常的生活常识，对聋人来说也不是想当然的。如果聋人朋友要实践于平权倡议活动，那起码必须从某些途径了解自己在“残障”这符号下应得的权利，社会和政府承诺了为自己提供甚么措施，而自己是否也在某些层面，努力争取一些甚么。

聋人朋友如要用香港手语接受人权教育，这事该由谁来做？我们环望四周，似乎除了自己也没其他人了。

是这样开始的，有时我们会在一些传译场合，碰上立法会议员、大学老师、其他界别的人权倡议者，一方面会向聋人朋友循循询问其生活状况，另一方面也很能注进新的思维和运动策略的建议。我们自己呢？为了进一步提升倡议能力，也赶紧去进修。渐渐就自己办起教育工作坊：要是在医院无法跟医护有效沟通，该用何途径为自己争取手语传译服务？聋人和性少众、少数族裔的处境有何相似之处，彼此的平权历程该怎样互相借力？教会该怎样成为聋人生命中的赋权力量？我们也特别关注在司法制度中的通达措施，跟法政团体合作，邀请聋人来一起研讨“若是有一天要在法院出现了，我有甚么需要”，甚至也学习法庭内每个岗位的职务，我们设计模拟个案和法庭角色扮演，探讨司法无障碍的可能性。

手语传译其实也只是通达的其中一项，可以添加即时听打字幕屏吗？最低限度也让法官律师戴个透明口罩，方便读唇吧，坐位是否可能调整一下方便只用视觉沟通的人，若看不明白审讯内容可否追问⋯⋯没有了这些细琐的讨论和实践，人权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我们还办过名叫“反转法院”的活动，让健听律师参加，进入模拟法庭，故意安排聋人用手语扮演法官、律师、以至庭警，体验身处语言不通中的不安。

说了那么多，重点似乎是，传译工作让我们在聋人生命中出现，见证各种不可思议的繁杂和悲喜，单是这事情本身，就大大扩阔我们自己生命的维度。若是在传译以外，还打算当一名倡议者的话，那就是全心全意要活在日复日的幽昧深谷下了。这样的生活，除认证到人生果然还是有很多苦难外，还要学习与之同呼同吸，直至好像那也成了自己的一部分，打开两眼四肢，将坚忍反抗的可能性尽量拉大延展。在反思中推进，推进之余也学习并肩。

那也倒是真的，我们这一群手语译者和聋人，好像都各自在彼此之间，找到能维系一生的友谊和扶持的力量。

寻找公民译者

说回“公民译者”，这个连维基百科都没有的名词。新加坡政府就曾把召募国民为其各部门当志愿翻译的计划起名为 citizen translator，但除此之外传播也不算普及。瑞士学者 Salah Basalamah 在其著作中有这样的讲法：

（这样的翻译）就是一种委身与内在的热忱，为人类沟通作桥梁，在知识体系和政治经济共同体之间传递有意思的讯息。“我翻译，故我在”可能是多元社会这套哲学的起始⋯⋯故此，“公民译者”是指，有些公民能把不同人的想法、思考、政治意识、文化和社会身份等，联系起来。

虽然论著是有了，但看以上 Basalamah就“公民译者”的说法，还是觉得有点空泛——有哪一个专业不是以承诺和热情作典范？又有甚么译者不是以串连不同声音和思考为职志呢？然而，若是把我们香港译者在这篇文章述及的行动，概括归纳一下，要丰富“公民译者”一词还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理解：

-公民译者以其专业身份介入社会，有意识地以传译参与倡议行动

-我们的行动和专业决策，由人权价值引领；

-翻译文本都是促进平权的选择；

-我们关注自身行业的发展，在公共领域发声；

-公民译者将人权讯息分享到社群当中

最后，不想制造一个空虚的影像，让人以为手语因著持续倡议就能得以平反了，或是聋人因著这些行动而得改善生活质素。事实上，在香港这社会，聋人无法受到医疗体系保护、在法院会被误会能听能读唇而身陷冤狱、会因为收不到电话而失去能改变人生轨迹的讯息。在学校办公室还是因无法沟通而只能惆怅苦忍。老实说，上文所提的平机会也没有因为一则负面新闻而突然决定要改变甚么。在这种必须直面生命的逝去和伤痛而必须习以为常的职志中，我们不敢夸大自己的作为能带来多大作用，也不甘愿因著每道努力的微小而志丧罢休。有时也会因为自己都已走了那么多年，而出现“反正没退路了不如豁出去吧”的付出感。所以，这样的人生既说不上是励志，但也不是毫无意义。我们就是在这种明暗不昧中摸索前行。

在沮丧中唯一的安慰，可能是在世上，还有一样自己在乎的东西，还能不断地努力著吧。

感谢香港聋人和手语译者，启发本文内容。

**注：本文中“我们”一词，除了作者，还包括一众在香港的手语公民译者。以下是相关倡议运动的资讯：

聋人学堂、译．香港手语、脑舍、立睇手语、独立手语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