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度過了它的最後一夜。
這家博物館是中國大陸唯一一家由打工者自己創辦的公益博物館，位於北京東五環和東六環的城中村皮村內。皮村位於城鄉結合部，生活成本低，兩萬多名外來務工者在此居住，是北京有名的勞工村。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由服務外來勞工的民間機構北京「工友之家」發起，工友之家創辦人孫恆和工友們將一處舊廠房租下，收集了首批500件展品，於2008年5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
中國有近3億外出勞工。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城市經濟發展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吸引大量農民進城務工。但中國大陸的戶籍制度和城鄉區別管理使得他們無法在城市落戶，他們只能出賣勞力，賺取微薄的生存物資，吃住簡陋，處在城市的底層，是被邊緣化的群體。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為這群被忽視的外來務工者留存了被看見的空間。
這個在微信朋友圈裡多次面臨拆遷和經費困難、宣告瀕危的博物館，一次次倖存了下來，直到這一次，再無僥倖。博物館所在的這一片區都要被政府拆遷，按照規劃變為綠地。
博物館負責人、同時也是皮村工友之家負責人的王德志決定在5月20日傍晚6點，為他付出了15年心血的博物館舉辦一個告別會。
這個消息5月17日在微信公眾號「皮村工友」上發出後，很快獲得了幾萬次瀏覽。
人們留言道：「第一次去是和夥伴們一起去做社會實踐，印象裡並不是很大的地方，但很震撼，也很難過，有的東西需要被紀錄，哪怕是被淹沒了（的）聲音。」「在大的歷史記憶和社會價值觀念面前，打工博物館的立館價值，是『非專業』標準建設博物館的樣板，更是回顧、觀察、研究、探索、預見社會發展水平的刻度測量機。」相對於主流媒體，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者及學生對皮村更關注。博物館要關閉的帖子，在這些微信群和圈子裡被多次轉發。
在英國倫敦大學攻讀人類學碩士學位的前資深媒體人Chelsea很早就關注皮村和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時還以此為例寫過工人文化的論文。她一直關注皮村，知道博物館要被關閉了。
Chelsea說：「很多人習慣通過詮釋，評價甚至代表新工人群體來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其實新工人很厲害，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策略與身處的境遇‘糾纏’。只不過那種方式和策略，與知識界與文藝工作者想像中的工人啟蒙敘事是不一樣的。想想殺馬特是什麼，那是真正的工人文化。」
5月20日，人們三三五五到達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從未到過此地的司機師傅撓頭問：「這兒不是奧特萊斯啊？這兒今天有什麼活動嗎？」
傍晚6點鐘，現場來了100多個人。絕大部分是文藝青年、學生，還有一些媒體、短視頻up主，架著專業的相機和錄影設備，對準即將發表告別感言的王德志。
王德志說：「今天搞得這個陣仗，稍微出乎我們的意料，本來我們就想（和）十個八個的朋友在一塊聊聊，今天來的，一個是帶小孩的注意安全，還有就是，有沒有外媒呀，外國的媒體？我們不接受外媒的採訪。」
正如2016年年末那波「清理低端人口」運動波及皮村工友之家之時，王德志既無奈又不希望外媒介入，擔心引發政府不滿。
北京工友之家在皮村租住了3個院落，除了博物館和社區活動中心之外，還有辦公住宿區、同心互惠社會企業的庫房。
當時，金盞鄉政府想要強徵這塊地，對他們斷水斷電。王德志稱不想把事情往大了搞，想在國內範圍解決，這也是村裡面利益群體的打算。
用他的話說，他在這個村里生活了近20年，和村官們低頭不見抬頭見，都是熟人。雖然有過不愉快，但現在工友之家的地面鋪設和大門，是在村委會和鄉政府的支持下建成的，政府還為新工人影院和劇場提供了放映設備、音響和空調。「我們做的這些事情也離不開各級政府對我們的支持。」
王德志覺得，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國家經濟飛速增長，工人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博物館裡跨越35年的展品，體現了大時代變遷下，進城務工者經歷的艱難流動、打工熱潮，以及對新公民新工人身份和權益的呼籲和爭取。
「這麼多人關注打工文化博物館，是因為博物館代表了工人群體，確切地說是農民工。」他說。他不認同將這些進城務工的農民稱作「農民工」，他認為應該叫「新工人」。因為離開了原有的土地，不再回鄉進行耕作，農民們也就不能再被稱之為農民。
打工文化博物館存留的，正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到2013年，新工人們無償捐贈的物品：
有工作調動介紹信，有糧票等各種購物券，有鄉鎮企業的相關票證，有工資條、工資單，有流水線工人日記、打卡上工紀錄、房費電費帳單、被處罰紀錄、家書，有工傷認定和艱難維權，有留守兒童和打工子弟的照片和生活用品，還有曾經存在過的NGO刊物。
每一件展品，都是個體化的記憶，是3億多人的群體令人窒息的現實生活。如今，隨著博物館將被拆遷，這些記憶又將安放何處？
王德志向眾人宣布了博物館未來的幾種可能結果：第一，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工業研究室想做一個關於工人運動的展覽，想把博物館的展品拿過去一部分，將新工人群體做一個版塊；第二，皮村的村支書提議自己給村黨支部寫個申請，希望村黨支部支持打工博物館作為皮村的符號象征和提升名片，最好能繼續在皮村或者其他地方留存；第三，河北有高校願意接收博物館的展品，湖南一位愛心人士亦願意提供自己的住所存放展品；第四，一家北京的公司願意嘗試將博物館數字化，變成線上數字展覽。
未來不甚明朗，但今夜，一眾在這兒工作過的工友們一一和它作別。
這建造與廢墟的過程 和工友們的生活何其相像
詩人、搖滾歌手胡小海寫了一首詩《最後的打工博物館》，送給它即將被拆遷的命運：
一個五月的隱喻
推土機 切割機 紙一樣薄 粉碎一切
一群人的離開
奮鬥的 留下的 海水的鹹 滲透生存
不久之後這里將是一片廢墟
這本是在廢墟上建造出的一個奇跡啊
這建造與廢墟的過程
和工友們的生活何其相像
朋友 也不必過於悲觀
皮村這片現實的開荒地
理想的試驗田才剛剛開始
物理的空間隨時可被拆除
精神的凝聚才能星火燎原
那就讓我們帶上這微小的火種
各自上路吧
頂著冰雹 迎著風雪 懷揣胸中那份熱
匍匐著 蹣跚著 倔強著星夜疾馳
相信吧 所有的道路都是連著的
所有的水也終將匯於一處
在山高水長蜿蜒曲折的漫漫路上
日後我們當以光相認
1987年出生的胡小海15歲半就出來打工，曾經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的流水線上輾轉工作13年。他特別理解當年富士康工人13連跳那種覺得生命沒有意義的絕望。
他讀書，寫詩，玩搖滾，覺得搖滾能釋放能量，還給搖滾界的大咖們發微博私信，表達自己的感受。只有張楚回覆了，跟他來來回回聊了一年多，把胡小海推薦到了皮村的新工人樂隊。
新工人樂隊和每週六的文學小組，使得皮村和別的地方不一樣，成為北京最有文藝範兒的打工人聚集地。孫恆是新工人樂隊的創始人，這支樂隊最初叫「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幾經更名，現在叫「穀倉樂隊」。
師力斌、袁淩、余秀華、陳年喜、張慧瑜等大學教授和知名作家都來過文學小組授課。胡小海把這裡當成他的精神支柱。文學小組還出了一位月嫂作家範雨素，她最近剛出了一本新書《久別重逢》。
沒有我們的歷史 就沒有我們的未來
同是文學小組成員的四川家政女工，朗讀了她很佩服的志願者苑長斌的詩《別了，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全國首家屬於打工人的博物館
就要成為拆字的最後一集，無限期閉館了
這個事件也將寫進打工博物館的歷史
讓我來和你告個別吧
和沒有暫住證的孫志剛告別
和開胸驗肺的張海超告別
和擺地攤的崔英傑告別
和黑磚窯事件的31名農民工告別
讓我來和你告個別吧
和討薪的民工告別
和維權的工友告別
和雨中登三輪車的兄弟告別
和流水線上的姐妹告別
讓我來和你告個別吧
和被稱為流動兒童的孩子們告別
和主持打工春晚的小崔告別
和煎餅大姐的駕駛車告別
和建築工人的安全帽告別
既然時代的進程中有這樣一段歷史
為什麽我們要讓它空白？
既然歷史是人民書寫的
為什麽要漠視我們的存在？
一部打工群體的歷史
伴隨著一個時代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
向人們昭示
沒有我們的文化
就沒有我們的歷史
沒有我們的歷史
就沒有我們的未來
這位女工朗誦完，說：「我看這麽多（現場來的）那（些）個戴眼鏡的，都是咱們這社會的精英。這個社會的精英現在也開始關注這個，我特別欣慰，也特別感謝，因為說真話，現在已經很少有人關注我們了。所以說特別感謝這些年輕人、這些社會的精英、社會的未來、社會的棟梁。感謝你們。」
「官場的話說得還挺好的哈。嗯，大家也別太當真啊。」作為主持人的王德志接話道，他和同路人從2002年開始關注打工人群體。那時，中國大陸有特別多的大學生關注「三農」問題（編按：「農民、農村、農業」三大問題，此概念於1996年由經濟學家溫鐵軍提出。2000年初，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致信時任總理朱鎔基，將三農問題概括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引發社會上廣泛討論），關注進城務工工人，而且很多高校都成立了「三農社團」。
他感慨道，這十來年大學生對打工人的關注熱情急劇下降。「真的是少了非常多，我估計連以前的1/3都不到了。也不知道是什麽情況導致階層之間的鴻溝更深了一些，也不知道怎麽才能打破這種（鴻溝），當然是完全打破是不可能的，但是最好不要再繼續拉深，這樣的話對我們這個和諧社會是不太好的。」
儘管這些年作為關注打工者權益及其子女教育的NGO皮村工友之家生存維艱，王德志一直在用和諧正向的敘述表達，「我們對未來是特別樂觀的，對工人群體的將來也是非常樂觀的。我感覺有一些事情的發展是不可阻擋的，就是它有一個必然趨勢。所以說歷史地看，我個人是非常樂觀的。」
行路難，就是我們今天的心情
一直低頭沈默的罵大勇，是皮村文學小組的「兩秀才之一」。他吟誦了李白的《行路難》其一：
⋯⋯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他的聲音悶悶的：「講到李白的行路難，就正好是我們今天的心情。」
一個曾經參加和報導過皮村工友之家很多活動的前記者表達了不捨。王德志安慰道：「我們不要搞得太沈重啊，我們還是樂觀一點兒啊，畢竟未來還是好的。」
一個戴眼鏡的中年男人分享了自己寫的散文。
生於安徽淮北農村的徐懷遠是名醫藥商務，亦是文學小組的「骨幹」。他此前在家鄉電纜廠工作的時候就愛好文學，發表過「豆腐塊」文章，還是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來到北京皮村之後，找到文學小組，成為組員。
這篇兩百多字的散文來自於幾年前徐懷遠坐4號線地鐵的真實經歷，標題為《京罵》。「就是有的老北京（人），你在坐地鐵或者幹嘛，就發現有的人雖為北京人，但是他的那個形象或者語言他很粗魯。你越尊敬他，他越罵人，就你會發現北京的京罵就是一種特色嘛。」
《京罵》記錄了徐懷遠目睹的一次北京人罵人的經過。待他念完，眾人已笑翻。
王德志趕緊來打圓場：「這是極個別的現象啊，你這是擴大了⋯⋯哎，你這是哪個出版社出的？這出版社該關了，你這種作品還能給發表啊。」
我們在這兒來日方長
拍攝遊牧民族題材的獨立紀錄片導演顧桃是王德志的內蒙古老鄉。他說和王德志相識於中國內地還有獨立電影的年代（大致是2003年前後）。因為皮村距離首都機場近，每5分鐘，就會有一架飛機從頭上呼嘯飛過，低得可以辨認出是哪家航空公司的飛機。
顧桃一直在看飛機。他的電影音樂人朋友衛華開始調音，彈奏背景樂。
「這和在其他地方看飛過的飛機，感覺是不一樣的。」顧桃說。疫情三年，很多東西都停止了。「從現在開始應該重視一下自己的生命。不管我們是以什麽樣的身份、以什麽樣的方式在生存，要有一種生活的態度。」
他看著聚集在這片城鄉結合部參加博物館告別式的文藝青年們，說：「表達自己的時代到了，我們現在真的要擁有自己的這口氣息，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兒。這是我五十多歲的人給年輕人的一個建議。」
最後，顧桃邀請在場的人們一起唱李叔同1915年填詞的《送別》: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瓢濁酒盡余歡，今宵別夢寒。
人們有的唱，有的寒暄，有的抓緊去參觀博物館。
在人群中，有一位帶著頭盔的工人，遠遠地拿著手機，錄下告別會。
胡冬竹帶著4歲多的女兒故地重遊。
胡冬竹是櫻井大造帳篷劇在中國大陸的翻譯和介紹者，2005年曾帶著櫻井大造造訪皮村，2010年在皮村的新工人劇場前，胡冬竹他們搭造了一個具有圓穹頂的帳篷，排練帳篷劇。後來，崔永元在這兒主持了打工春晚（2012年-2014年），舞台使用了帳篷劇當時搭的架子。
她和王德志回憶當年的往事，排練需要小動物，當時劇方在這里養了小雞和小豬。王德志笑道，小豬後來養大了，被他們吃掉了。
如今，小豬沒了，帳篷架子沒了，博物館也要沒了。
「我們在這兒來日方長，來日方長。」王德志說，告別式結束了。
一些人去吃晚飯，順便體驗皮村的便宜物價和夜生活。一些人執著地在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裡用手機和相機拍攝每一個角落。
一個著牛仔衣的女生，指著糧票向王德志提問「這是什麼」。王德志給她講那段不能自由買賣，只能憑票有限指定購買的歷史。
一個戴眼鏡的男生，拿著相機，在當年震驚中國的農民工新聞展板前逐個拍攝：青年孫志剛收容致死事件；為了證明自己是塵肺職業病，張海超開胸驗肺；崔英傑被城管逼迫誤殺城管；黑磚窯31個農民工的命運；13名富士康工人跳樓自殺；廣州大學城環衛工人勞資集體談判始末⋯⋯
還有年輕人在有著「鎮館之寶」之稱的人形易拉寶身後，翻讀每一位女工的故事。「每個人」的身後，都有一本翻開的書，裝訂在固定的鐵書架上，記錄著她們的經歷。
一些人在翻閱最新一期的《新工人文學》——這是皮村文學小組的雙週刊刊物，範雨素寫了卷首語。未幾，免費的《新工人文學》被拿完了。
晚上八點多，人們陸續散去。幾個帶著酒氣的工人，穿著拖鞋來博物館裡晃了一圈。幾個女工在隔壁的「同心互惠」公益商店里挑選二手衣。
「這是我第一次來，卻是最後一次來。」一位女生和同伴耳語著，走出博物館。
在北京十年了，都不知道有这个博物馆，还是从duan这里知道……可以再多报道一些类似的地方吗？谢谢你们！
都是黨的奴隸，談什麼歷史和未來，未來也是繼續當韮菜，說維權是有希望，博物館也要結業了，大家一起搞個告別式，就當留下了種子嗎~..~
打工博物馆的关注人群很小众，感谢端用长篇报道记录下来整个告别过程，是对那段劳动人民历史的尊重和不能忘记。
感謝記錄
一种压抑气氛跃然纸上，不舍和无耐同在。
感謝記錄
悲。
感謝記錄
謝謝紀錄。沒有辦法為它送別，非常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