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打工博物馆的最后一夜：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未来

5月20日，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度过了它的最后一夜。

这家博物馆是中国大陆唯一一家由打工者自己创办的公益博物馆，位于北京东五环和东六环的城中村皮村内。皮村位于城乡结合部，生活成本低，两万多名外来务工者在此居住，是北京有名的劳工村。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由服务外来劳工的民间机构北京“工友之家”发起，工友之家创办人孙恒和工友们将一处旧厂房租下，收集了首批500件展品，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中国有近3亿外出劳工。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吸引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但中国大陆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别管理使得他们无法在城市落户，他们只能出卖劳力，赚取微薄的生存物资，吃住简陋，处在城市的底层，是被边缘化的群体。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为这群被忽视的外来务工者留存了被看见的空间。

这个在微信朋友圈里多次面临拆迁和经费困难、宣告濒危的博物馆，一次次幸存了下来，直到这一次，再无侥幸。博物馆所在的这一片区都要被政府拆迁，按照规划变为绿地。

博物馆负责人、同时也是皮村工友之家负责人的王德志决定在5月20日傍晚6点，为他付出了15年心血的博物馆举办一个告别会。

这个消息5月17日在微信公众号“皮村工友”上发出后，很快获得了几万次浏览。

人们留言道：“第一次去是和伙伴们一起去做社会实践，印象里并不是很大的地方，但很震撼，也很难过，有的东西需要被纪录，哪怕是被淹没了（的）声音。”“在大的历史记忆和社会价值观念面前，打工博物馆的立馆价值，是『非专业』标准建设博物馆的样板，更是回顾、观察、研究、探索、预见社会发展水平的刻度测量机。”相对于主流媒体，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者及学生对皮村更关注。博物馆要关闭的帖子，在这些微信群和圈子里被多次转发。

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的前资深媒体人Chelsea很早就关注皮村和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时还以此为例写过工人文化的论文。她一直关注皮村，知道博物馆要被关闭了。

Chelsea说：“很多人习惯通过诠释，评价甚至代表新工人群体来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其实新工人很厉害，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策略与身处的境遇‘纠缠’。只不过那种方式和策略，与知识界与文艺工作者想像中的工人启蒙叙事是不一样的。想想杀马特是什么，那是真正的工人文化。”

5月20日，人们三三五五到达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从未到过此地的司机师傅挠头问：“这儿不是奥特莱斯啊？这儿今天有什么活动吗？”

傍晚6点钟，现场来了100多个人。绝大部分是文艺青年、学生，还有一些媒体、短视频up主，架着专业的相机和录影设备，对准即将发表告别感言的王德志。

王德志说：“今天搞得这个阵仗，稍微出乎我们的意料，本来我们就想（和）十个八个的朋友在一块聊聊，今天来的，一个是带小孩的注意安全，还有就是，有没有外媒呀，外国的媒体？我们不接受外媒的采访。”

正如2016年年末那波“清理低端人口”运动波及皮村工友之家之时，王德志既无奈又不希望外媒介入，担心引发政府不满。

北京工友之家在皮村租住了3个院落，除了博物馆和社区活动中心之外，还有办公住宿区、同心互惠社会企业的库房。

当时，金盏乡政府想要强征这块地，对他们断水断电。王德志称不想把事情往大了搞，想在国内范围解决，这也是村里面利益群体的打算。

用他的话说，他在这个村里生活了近20年，和村官们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熟人。虽然有过不愉快，但现在工友之家的地面铺设和大门，是在村委会和乡政府的支持下建成的，政府还为新工人影院和剧场提供了放映设备、音响和空调。“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也离不开各级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王德志觉得，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国家经济飞速增长，工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博物馆里跨越35年的展品，体现了大时代变迁下，进城务工者经历的艰难流动、打工热潮，以及对新公民新工人身份和权益的呼吁和争取。

“这么多人关注打工文化博物馆，是因为博物馆代表了工人群体，确切地说是农民工。”他说。他不认同将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民称作“农民工”，他认为应该叫“新工人”。因为离开了原有的土地，不再回乡进行耕作，农民们也就不能再被称之为农民。

打工文化博物馆存留的，正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到2013年，新工人们无偿捐赠的物品：

有工作调动介绍信，有粮票等各种购物券，有乡镇企业的相关票证，有工资条、工资单，有流水线工人日记、打卡上工纪录、房费电费帐单、被处罚纪录、家书，有工伤认定和艰难维权，有留守儿童和打工子弟的照片和生活用品，还有曾经存在过的NGO刊物。

每一件展品，都是个体化的记忆，是3亿多人的群体令人窒息的现实生活。如今，随着博物馆将被拆迁，这些记忆又将安放何处？

王德志向众人宣布了博物馆未来的几种可能结果：第一，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业研究室想做一个关于工人运动的展览，想把博物馆的展品拿过去一部分，将新工人群体做一个版块；第二，皮村的村支书提议自己给村党支部写个申请，希望村党支部支持打工博物馆作为皮村的符号象征和提升名片，最好能继续在皮村或者其他地方留存；第三，河北有高校愿意接收博物馆的展品，湖南一位爱心人士亦愿意提供自己的住所存放展品；第四，一家北京的公司愿意尝试将博物馆数字化，变成线上数字展览。

未来不甚明朗，但今夜，一众在这儿工作过的工友们一一和它作别。

这建造与废墟的过程 和工友们的生活何其相像

诗人、摇滚歌手胡小海写了一首诗《最后的打工博物馆》，送给它即将被拆迁的命运：

一个五月的隐喻

推土机 切割机 纸一样薄 粉碎一切

一群人的离开

奋斗的 留下的 海水的咸 渗透生存

不久之后这里将是一片废墟

这本是在废墟上建造出的一个奇迹啊

这建造与废墟的过程

和工友们的生活何其相像

朋友 也不必过于悲观

皮村这片现实的开荒地

理想的试验田才刚刚开始

物理的空间随时可被拆除

精神的凝聚才能星火燎原

那就让我们带上这微小的火种

各自上路吧

顶着冰雹 迎着风雪 怀揣胸中那份热

匍匐着 蹒跚着 倔强着星夜疾驰

相信吧 所有的道路都是连着的

所有的水也终将汇于一处

在山高水长蜿蜒曲折的漫漫路上

日后我们当以光相认

1987年出生的胡小海15岁半就出来打工，曾经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流水线上辗转工作13年。他特别理解当年富士康工人13连跳那种觉得生命没有意义的绝望。

他读书，写诗，玩摇滚，觉得摇滚能释放能量，还给摇滚界的大咖们发微博私信，表达自己的感受。只有张楚回覆了，跟他来来回回聊了一年多，把胡小海推荐到了皮村的新工人乐队。

新工人乐队和每周六的文学小组，使得皮村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成为北京最有文艺范儿的打工人聚集地。孙恒是新工人乐队的创始人，这支乐队最初叫“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几经更名，现在叫“谷仓乐队”。

师力斌、袁淩、余秀华、陈年喜、张慧瑜等大学教授和知名作家都来过文学小组授课。胡小海把这里当成他的精神支柱。文学小组还出了一位月嫂作家范雨素，她最近刚出了一本新书《久别重逢》。

没有我们的历史 就没有我们的未来

同是文学小组成员的四川家政女工，朗读了她很佩服的志愿者苑长斌的诗《别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全国首家属于打工人的博物馆

就要成为拆字的最后一集，无限期闭馆了

这个事件也将写进打工博物馆的历史

让我来和你告个别吧

和没有暂住证的孙志刚告别

和开胸验肺的张海超告别

和摆地摊的崔英杰告别

和黑砖窑事件的31名农民工告别

让我来和你告个别吧

和讨薪的民工告别

和维权的工友告别

和雨中登三轮车的兄弟告别

和流水线上的姐妹告别

让我来和你告个别吧

和被称为流动儿童的孩子们告别

和主持打工春晚的小崔告别

和煎饼大姐的驾驶车告别

和建筑工人的安全帽告别

既然时代的进程中有这样一段历史

为什么我们要让它空白？

既然历史是人民书写的

为什么要漠视我们的存在？

一部打工群体的历史

伴随着一个时代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向人们昭示

没有我们的文化

就没有我们的历史

没有我们的历史

就没有我们的未来

这位女工朗诵完，说：“我看这么多（现场来的）那（些）个戴眼镜的，都是咱们这社会的精英。这个社会的精英现在也开始关注这个，我特别欣慰，也特别感谢，因为说真话，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关注我们了。所以说特别感谢这些年轻人、这些社会的精英、社会的未来、社会的栋梁。感谢你们。”

“官场的话说得还挺好的哈。嗯，大家也别太当真啊。”作为主持人的王德志接话道，他和同路人从2002年开始关注打工人群体。那时，中国大陆有特别多的大学生关注“三农”问题（编按：“农民、农村、农业”三大问题，此概念于1996年由经济学家温铁军提出。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致信时任总理朱镕基，将三农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发社会上广泛讨论），关注进城务工工人，而且很多高校都成立了“三农社团”。

他感慨道，这十来年大学生对打工人的关注热情急剧下降。“真的是少了非常多，我估计连以前的1/3都不到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导致阶层之间的鸿沟更深了一些，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打破这种（鸿沟），当然是完全打破是不可能的，但是最好不要再继续拉深，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和谐社会是不太好的。”

尽管这些年作为关注打工者权益及其子女教育的NGO皮村工友之家生存维艰，王德志一直在用和谐正向的叙述表达，“我们对未来是特别乐观的，对工人群体的将来也是非常乐观的。我感觉有一些事情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就是它有一个必然趋势。所以说历史地看，我个人是非常乐观的。”

行路难，就是我们今天的心情

一直低头沉默的骂大勇，是皮村文学小组的“两秀才之一”。他吟诵了李白的《行路难》其一：

……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他的声音闷闷的：“讲到李白的行路难，就正好是我们今天的心情。”

一个曾经参加和报导过皮村工友之家很多活动的前记者表达了不舍。王德志安慰道：“我们不要搞得太沉重啊，我们还是乐观一点儿啊，毕竟未来还是好的。”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分享了自己写的散文。

生于安徽淮北农村的徐怀远是名医药商务，亦是文学小组的“骨干”。他此前在家乡电缆厂工作的时候就爱好文学，发表过“豆腐块”文章，还是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来到北京皮村之后，找到文学小组，成为组员。

这篇两百多字的散文来自于几年前徐怀远坐4号线地铁的真实经历，标题为《京骂》。“就是有的老北京（人），你在坐地铁或者干嘛，就发现有的人虽为北京人，但是他的那个形象或者语言他很粗鲁。你越尊敬他，他越骂人，就你会发现北京的京骂就是一种特色嘛。”

《京骂》记录了徐怀远目睹的一次北京人骂人的经过。待他念完，众人已笑翻。

王德志赶紧来打圆场：“这是极个别的现象啊，你这是扩大了……哎，你这是哪个出版社出的？这出版社该关了，你这种作品还能给发表啊。”

我们在这儿来日方长

拍摄游牧民族题材的独立纪录片导演顾桃是王德志的内蒙古老乡。他说和王德志相识于中国内地还有独立电影的年代（大致是2003年前后）。因为皮村距离首都机场近，每5分钟，就会有一架飞机从头上呼啸飞过，低得可以辨认出是哪家航空公司的飞机。

顾桃一直在看飞机。他的电影音乐人朋友卫华开始调音，弹奏背景乐。

“这和在其他地方看飞过的飞机，感觉是不一样的。”顾桃说。疫情三年，很多东西都停止了。“从现在开始应该重视一下自己的生命。不管我们是以什么样的身份、以什么样的方式在生存，要有一种生活的态度。”

他看着聚集在这片城乡结合部参加博物馆告别式的文艺青年们，说：“表达自己的时代到了，我们现在真的要拥有自己的这口气息，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这是我五十多岁的人给年轻人的一个建议。”

最后，顾桃邀请在场的人们一起唱李叔同1915年填词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人们有的唱，有的寒暄，有的抓紧去参观博物馆。

在人群中，有一位带着头盔的工人，远远地拿着手机，录下告别会。

胡冬竹带着4岁多的女儿故地重游。

胡冬竹是樱井大造帐篷剧在中国大陆的翻译和介绍者，2005年曾带着樱井大造造访皮村，2010年在皮村的新工人剧场前，胡冬竹他们搭造了一个具有圆穹顶的帐篷，排练帐篷剧。后来，崔永元在这儿主持了打工春晚（2012年-2014年），舞台使用了帐篷剧当时搭的架子。

她和王德志回忆当年的往事，排练需要小动物，当时剧方在这里养了小鸡和小猪。王德志笑道，小猪后来养大了，被他们吃掉了。

如今，小猪没了，帐篷架子没了，博物馆也要没了。

“我们在这儿来日方长，来日方长。”王德志说，告别式结束了。

一些人去吃晚饭，顺便体验皮村的便宜物价和夜生活。一些人执着地在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里用手机和相机拍摄每一个角落。

一个着牛仔衣的女生，指着粮票向王德志提问“这是什么”。王德志给她讲那段不能自由买卖，只能凭票有限指定购买的历史。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拿着相机，在当年震惊中国的农民工新闻展板前逐个拍摄：青年孙志刚收容致死事件；为了证明自己是尘肺职业病，张海超开胸验肺；崔英杰被城管逼迫误杀城管；黑砖窑31个农民工的命运；13名富士康工人跳楼自杀；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劳资集体谈判始末……

还有年轻人在有着“镇馆之宝”之称的人形易拉宝身后，翻读每一位女工的故事。“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本翻开的书，装订在固定的铁书架上，记录着她们的经历。

一些人在翻阅最新一期的《新工人文学》——这是皮村文学小组的双周刊刊物，范雨素写了卷首语。未几，免费的《新工人文学》被拿完了。

晚上八点多，人们陆续散去。几个带着酒气的工人，穿着拖鞋来博物馆里晃了一圈。几个女工在隔壁的“同心互惠”公益商店里挑选二手衣。

“这是我第一次来，却是最后一次来。”一位女生和同伴耳语着，走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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