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撰稿人，侯奇江
在北京從事影視行業的好友給我發來萬瑪才旦去世的消息時，我正在辦公室的工位上打瞌睡。我半信半疑地開始在微博搜索，希望找到闢謠的消息澄清誤會。但隨着越來越多的媒體發訃告，巨大的哀傷衝散我的睏意，我去公司的衛生間扣上馬桶蓋坐了好一會兒，腦子裏嗡嗡地回想才讀過不久的他的小說集，《故事只講了一半》。
萬瑪才旦是一位作家和導演，1969年出生於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他不但用藏漢雙語寫小說，也因他在藏語母語電影的成就，和對藏族主創團隊、藏語創作的培養和扶持，而被認為是中國百年影史藏族母語電影的開創者。他與被他所影響的一代電影人產生了一種新的電影類型，被稱為「藏地電影新浪潮」（又做「西藏新浪潮」）。去世時他53歲，仍然活躍在創作一線。
去年夏天，我趁新舊工作之間的過渡長假回到拉薩，想要暫離齒輪般的城市生活節奏和逼仄的樓宇。誰料想，五年之後重回故鄉，恰好趕上了嚴格的疫情隔離。西藏也開始搭建方艙，強制轉移某些藏民社區。在拉薩嚴格執行足不出戶、嚴格消殺、下樓排隊做核酸的50天裏，我靠讀閒書強迫自己從微博日常的憤怒中抽離。其中萬瑪才旦的兩部小說《烏金的牙齒》和《故事只講了一半》，算是補償了我回藏度假休息的願望，給我以無比的慰藉。他的許多故事有着標誌性的開放式結局，其中一些甚至會在關鍵的高潮情節戛然而止。
《故事只講了一半》短篇集中的同名篇就是這樣一個故事。它講述了一個民間文學機構的藏族文字工作者去採風。第一人稱講述者「我」是一個與北上廣打工人幾乎無差別的典型上班族。他每天吃同樣的早飯，是牛奶雞蛋而不是酥油糌粑；他上班打卡怕遲到，要配合本單位領導，應付「上面」的檢查。
相比之下，「我」的採訪對象扎巴老人講述的則是魔幻的奇觀化故事的另一極端：輕浮的藏族老漢對修行者瑜伽大師開玩笑，說自己在莊稼地種下的是「屌」，瑜伽大師回報以豐收的「祝福」。秋天他的田地果然長出了許多大屌。遭人議論的老漢尷尬地採摘下一個，送給見多識廣的老寡婦，請她出主意怎麼辦。「老寡婦接過來拿在手上掂了掂，說：『長得還挺結實的。』」然而，就在故事高潮吊起讀者十足胃口時，老人身體不適，要求「我」明日再來。可惜，採訪者等不到這個因逞口舌之快「種屌得屌」的離奇軼事如何收場：老人女兒凌晨來電話說「阿爸剛走了。」
「之後，是死一般的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