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讲完的故事和异乡人的自我确认：纪念万玛才旦

特约撰稿人，侯奇江

在北京从事影视行业的好友给我发来万玛才旦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办公室的工位上打瞌睡。我半信半疑地开始在微博搜索，希望找到辟谣的消息澄清误会。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发讣告，巨大的哀伤冲散我的困意，我去公司的卫生间扣上马桶盖坐了好一会儿，脑子里嗡嗡地回想才读过不久的他的小说集，《故事只讲了一半》。

万玛才旦是一位作家和导演，1969年出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他不但用藏汉双语写小说，也因他在藏语母语电影的成就，和对藏族主创团队、藏语创作的培养和扶持，而被认为是中国百年影史藏族母语电影的开创者。他与被他所影响的一代电影人产生了一种新的电影类型，被称为“藏地电影新浪潮”（又做“西藏新浪潮”）。去世时他53岁，仍然活跃在创作一线。

去年夏天，我趁新旧工作之间的过渡长假回到拉萨，想要暂离齿轮般的城市生活节奏和逼仄的楼宇。谁料想，五年之后重回故乡，恰好赶上了严格的疫情隔离。西藏也开始搭建方舱，强制转移某些藏民社区。在拉萨严格执行足不出户、严格消杀、下楼排队做核酸的50天里，我靠读闲书强迫自己从微博日常的愤怒中抽离。其中万玛才旦的两部小说《乌金的牙齿》和《故事只讲了一半》，算是补偿了我回藏度假休息的愿望，给我以无比的慰藉。他的许多故事有着标志性的开放式结局，其中一些甚至会在关键的高潮情节戛然而止。

《故事只讲了一半》短篇集中的同名篇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它讲述了一个民间文学机构的藏族文字工作者去采风。第一人称讲述者“我”是一个与北上广打工人几乎无差别的典型上班族。他每天吃同样的早饭，是牛奶鸡蛋而不是酥油糌粑；他上班打卡怕迟到，要配合本单位领导，应付“上面”的检查。

相比之下，“我”的采访对象扎巴老人讲述的则是魔幻的奇观化故事的另一极端：轻浮的藏族老汉对修行者瑜伽大师开玩笑，说自己在庄稼地种下的是“屌”，瑜伽大师回报以丰收的“祝福”。秋天他的田地果然长出了许多大屌。遭人议论的老汉尴尬地采摘下一个，送给见多识广的老寡妇，请她出主意怎么办。“老寡妇接过来拿在手上掂了掂，说：‘长得还挺结实的。’”然而，就在故事高潮吊起读者十足胃口时，老人身体不适，要求“我”明日再来。可惜，采访者等不到这个因逞口舌之快“种屌得屌”的离奇轶事如何收场：老人女儿凌晨来电话说“阿爸刚走了。”

“之后，是死一般的沉寂。”

对于爱听故事且对于结局有强烈好奇心的人而言，“故事讲到一半”就戛然而止算是某种酸爽的失落。《故事只讲了一半》中，这个魔幻的故事如何结局却绝非最让人惦记的部分。采风者在单位办公室、在采风路上、约见在乡政府工作的大学同学的叙旧中，所体现的普通人的生活变故，虽然被作者伪装成故事背景，在我眼里却是真正的核心和精髓。这些关于现实生活的描述平白朴实，如流水般潺潺道来脚踏实地的藏地生活的真实现状。其中，采访者在与扎巴老人的对话中，老人察觉了采访者对其女儿的爱慕，尝试撮合采访者和自己的女儿。他试探说：“你觉得旺姆怎么样？”“我闹不懂你们年轻人在想什么”，随后也不紧逼，“我明白，你是吃公家饭的，也要找一个吃公家饭的才合适，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这是藏族同胞与你我无异的日常，温情脉脉但又充满了克制的分寸感。

万玛才旦擅长这样寥寥几笔勾勒出藏族人现代生活中与我们相通相同的人情世故，比起那些耸人听闻的奇闻轶事更加牵动人心。由于篇幅合适，情节有趣，我曾把这一篇当做睡前故事，朗读给我的恋人。当我念出上述的女儿宣布父亲离世的结局之后，他迫不及待地问我,“那他们在一起了吗？”故事里没有答案。不仅仅是小说，万玛才旦的电影也常常呈现出在交错纠葛的生活境遇中不得不作出选择的人们面临的踌躇和困境，并且留下一个如梦似幻的开放式结局，让人遐想联翩。我的另一位好友也饱受这类开放式结局的折磨，评价道：“他的电影像鬼一样，看罢之后久久缠上你。每每想起，我总忍不住关心后来那些人物到底怎么样了。”

万玛才旦正是拥有这样魔力的创作者。他的突然离世仿佛是一个残忍的恶作剧，模糊了其生命与其作品之间的界限，让他的人生与他未讲完的故事构成了这样的俄罗斯套娃式的呼应，戏弄着我这样被吊足胃口的读者和观众。但是，让我悲伤和失落的真正原因，却不仅仅是对他未来作品和故事结尾的惦记。万玛才旦在艰难的环境下用艺术创造了一种通用的语言，超越了地域、民族和语言或任何一种类型学。他穿过藏地复杂的差异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触及了人性的同一性：你我本没有什么不同。

“藏人和其他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

我是成长于拉萨的汉族人，或许因为一些故乡情结，天然关注涉藏题材的作品。《金银滩》、《农奴》这类走革命斗争路线的作品印象已经不深了。童年，我在父母单位的大礼堂观看过《红河谷》。这部涉及殖民与反抗叙事的主旋律战争片难得流畅，演员宁静在该部电影中的表演非常出彩，但英雄主义的叙事牺牲了其他的人物，藏汉民族和外国侵略者因为剧情需要较为脸谱化。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903年发生于英军和旧藏军之间的甘孜保卫战，它离今日的生活已经非常遥远。

遥远的不仅仅是主旋律历史战争片。从《蝙蝠侠：侠影之谜》到《奇异博士》，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常挪用西藏相关的符号来强化异域叙事。从《可可西里》到《冈仁波齐》，中国涉藏电影题材在生态保护和坚守信仰的议题上获得了成功，但藏地总是明信片中的风景和亘古不变的文化标本。坦诚讲，尽管关于藏地、涉及藏地的影视作品很多，但藏族角色银幕呈现单一，藏地文化难以摆脱符号化、同质化装饰品的角色。作为观众，我对这一主题的作品充满审美疲劳。

西藏的确因为其特殊的地理地貌和文化宗教，成为一个被投射了许多想象和情愫的空间地域。“地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早已是深入人心的旅游宣传口号，让前仆后继的旅行者认为它是探索心灵、寻求治愈、寄托愿望的向往之地。文化上的西藏也早就是长盛不衰的创作题材和灵感资源，旷日持久地滋养了藏汉以及海外的创作者。然而，西藏越是被想象成一个纯净无污染的世外桃源，它也就越是难以摆脱单一、落后、应该安于怀旧和完全符合对少数民族想象情结的刻板印象。人们越对西藏神秘主义有迷思，就越难以看清西藏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关注生活其中的活生生的人。

文学影视作品中，创作者对藏地进行“他者化”也是常规操作。前不久饱受争议的作家马原，早年就因为涉藏题材的作品跻身所谓“先锋作家”行列。几年前，我是闲逛上海思南书局，发现有一角落陈列的全部是藏族题材的文学，马原的《拉萨河女神》书名吸引了我。从天葬到乱伦，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游客视角，作品集合了具有许多吸睛的主题和代表性的藏式元素。作者沉浸在那种差异化的文化体验带来的兴奋感中，肆意铺陈渲染，炫耀由经幡哈达酥油奶渣建构起来的异域风情，很多人物被架空，成为了只为讲出魔幻故事或者承担冒险游戏的功能性角色。这类作品与其说在书写藏人藏地，不如说是对藏地投射想象和营造，抒发创作者个人的情绪表达。

马原当然不是唯一这样描写藏地的作家。从《藏地密码》到《水乳大地》，不仅仅是汉族作家和外国作家在书写藏地题材时充满了对西藏风土人情异域化、奇观化的描写，连部分藏族作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内化“他者”视角，在题材的选择和呈现方式方法上迎合神秘的香巴拉式的审美倾向，把雪域奇观作为迎合观众猎奇口味的招牌。这类作品在其艺术造诣和创作技法上或许有所成就，因为迎合性和可读性或许更具有商业成功的潜力，可以收获大量的读者和观众。但异域风情总是老生常谈，藏地文化难以突破某种类型素材的宿命，遮蔽了实际上更丰富的多元性。

万玛才旦的作品当然绝非完美，电影镜头语言风格朴实而学院派，对于相关主题缺乏兴趣的人或许会觉得枯燥缺乏娱乐性。他的小说也没有完全切割。但不会轻易架空藏地、升华异域，而是对人物的真实境地掷以关心，保持交流和沟通的愿望。他个人曾在采访中说，“我做电影，希望纠正外界对藏人固有的看法，呈现更加真实的藏地、藏人”，“藏人和其他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他常常用精巧的方法标记出藏地现实生活，告诉读者观众藏地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困境，与流变的外部世界息息相关。

他的电影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讲述的是藏传佛教寺院中僧人和其亲友之间的故事，虽然发生在一个藏地环境下，但其中安排了广播、电视新闻、DVD藏语配音版的《西游记》、戏中戏《智美更登》和简陋的录像厅播放香港片的传播媒介。小喇嘛自己想要看DVD，但最后穿梭于各地之间让师傅和小活佛也能看，“己所欲亦施于人”的无私分享充满温情。深山寺院中的藏族僧人也可以感受到现代媒介环境的变迁，他们的精神世界何尝不是也因此产生了变化或触动，他们原有的价值判断和人生选择何尝不是有了影响？

从《静静的嘛呢石》、《老狗》、《塔洛》、《撞死了一只羊》到《气球》等，万玛才旦的作品把藏地叙事从淳朴自然的宣传画中解放出来，以自觉的镜头语言打破与世隔绝世外桃源的迷思，把藏地与外界，过去与现在进行连接。他仿佛要叫醒那些沉醉在香巴拉式神话里的观众，告诉他们，藏族人并非不知今是何世的“他者”，藏地与我们同在、同呼吸。学界和行业认可万玛才旦作为“藏地电影新浪潮”执牛耳者的地位，与他艺术造诣在民族主体性上的贡献不无关系。

夹缝中消融二元边界

初次观看《塔洛》时，开头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撼。这个牧羊人办身份证的故事，莫名以主人公在派出所“为人民服务”的大字前全文背诵了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为开场。他的藏式唱调的普通话如同念诵经文一般流淌，大胆并且微妙地并置了政治话语与宗教信仰在孤儿牧羊人价值观中的地位。作为一个对在西藏谈论文革等历史事件和民族问题的敏感性有所了解的观众，我是吃惊的。

尽管指出了藏地与内地共享这段政治历史，但万玛才旦并非刻意涉及西藏文革的敏感题材。电影主人公向派出所公职人员炫耀自己几十年不忘的超强记忆力，才有了这段背诵，敏感的政治话题作为潜意识的价值主张得以悄然出场。这种模棱两可的平衡感，让万玛才旦能够在严格的审查中像走钢丝一样开辟他需要的喘息空间。镜头语言中对“框”与“镜”等手法的运用又直白地表现了他的艺术意图。万玛才旦本人在采访中提及该作品过审在意料之外：“你只能在非常有限的题材里面选择很小的切口去表达、创作，并且要自我审查。”他本以为一个关于救赎，不牵扯任何商业和政治的剧本《杀手》会通过，但是没能。“反而《塔洛》涉及到很多东西，却通过了。”

作为创作者，万玛才旦所面临的限制和困境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其中当然有言论限制和审查的因素，但同时也因为他所面对的议题担负着历史包袱，在民族立场上有着现实的复杂性。在各种内外力的作用下，姑且不论藏地是否如主流话语那样用70年快进的方式经历了“封建农奴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拉萨确实从旧城发展成拥有肯德基、屈臣氏和万达广场的现代都市，边疆牧区都程度不一的受到现代化的影响。从农牧到工商，经济结构的变化之外，社会风俗，家庭伦理、人际关系、生态变化等一系列急骤的社会变迁伴随着许多尖锐的社会矛盾，更遑论极富争议的若干次社会事件。哪怕回避掉宏大的政治和民族历史差异，以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为基础，人们在生活细节中，在工作交谈中的思维方式也截然不同。

但是这些困难甚至风险并没有抹杀万玛才旦进行文化翻译的愿望，他的作品为对话、交流而产生。他着手细微处，呈现具体和真实的生活情境，用追问取代判断，以避免粗暴和简单的辩论。他关注的主题热切、现实，但镜头语言又充满了疏离感。这种拒绝定性定型的开放空间让不同的观看者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读。

幼年我随父母出差长途跋涉往返拉萨与日喀则地区，车队同样经历过“撞死一头羊”的设定剧情。黄昏后不久行车，我正在打瞌睡，汽车撞上一声响，猛然弹起惊醒众人。回头看不清是羊是狗，就匆匆开走了。当时的我非常惊讶，问大家，为什么不下车查看。司机这样给我解释：“牲畜钻到你的车下是因为上辈子欠你的债，这辈子这样还。”另一位同事说：“赶紧走，野狗算了，如果是家畜，牧民要来找你索赔。”我父亲给我说：“夜间高速行驶的情况下，撞上去是比刹车急停更安全。”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亲身经历，《撞死了一头羊》是我感到尤为亲切的一部作品。万玛才旦把它处理成一个关于中止循环、放下解脱的如梦似幻的故事。主人公富有同情心扛着死去的羊去寺院超度的情节温柔极了，但这不妨碍他再买整扇羊肉送给情人，也感性极了。

相比之下，《老狗》提出了很多现实的问题。彼时包括藏獒在内，天珠、虫草等商品正是在异域奇物的营销炒作下价格高企。故事发生在泥泞的乡镇，草原的阴天尤其压抑，藏獒的商品神话与牧人与狗相互依赖的牧羊生活迎来全方位的挑战。父子之间的生存状态形成强烈对比，多重线性故事里也埋下了不孕不育和文化断裂的隐喻。整部电影节奏缓慢，直到最后，老人采取了一种决绝的姿态，亲手杀了自己努力留下想要保护的狗。万玛才旦说《老狗》在观众中的情绪反应较为激烈，与观众各自的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学者才贝在给广播电视专业的本科生播放这一部电影时说，非藏族同学对杀狗合理性的质疑比较多。而我在翻阅豆瓣词条时，一位热爱藏獒的观众认为镜头太过疏离，用感叹号发问导演，“为什么不给狗一个特写呢！”

与他其他的大部分电影一样，观众可以见仁见智地从万玛才旦的电影中归纳出宗教与世俗、古老与现代、民族与普世等等线索，但他在其艺术表达中尽力地打破这种边界清晰的归纳边界。坦诚讲，万玛才旦并未处于十分理想的、宽松的创作环境。也正是得益于他的深思熟虑和克制的平衡，他才能难能可贵地让这些故事呈现于荧幕前。正如他在2016年的访谈中谨慎地说道：“目前我所能面对的电影题材太窄了，现实的条件不允许我去做更多题材的拓展。但我内心还是想拓展得更广一些。”但他仍然利用自己双语的、写作和电影的综合创作和表现能力，撕开这些裂缝。

他所获得的认可来自更复杂的背景。有许多生活在印度和不丹的西藏电影人同样在就民族身份等话题进行创作。纪录片导演Tenzing Sonam在对万玛才旦的一篇影评中袒露了初次听说万玛才旦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之前的心理活动：“和大多数在流亡中长大的藏人一样，我认为西藏的藏人根本没有自由，更不用说公开表达自己的创作自由了。我想知道，这部明显得到官方批准的电影，能说出西藏的真实情况吗？”但是影片打消了他以为这是一部宣传片的偏见。“《静静的嘛呢石》和之后的电影向我展示了一幅不同的、更复杂的西藏生活图景，而不是我从小到大简单概括的西藏。这让我意识到，虽然作为一个生活在所谓自由世界的流亡者，我可以自由地处理任何我想要的主题，尤其是政治主题。但万玛才旦拥有我永远无法拥有的东西：与故乡和同胞的连接。”

异乡人的自我确认：“我是……但是……”

从孤独地守候羊群来到缤纷困扰的乡镇，《塔洛》里的牧羊人因为要办身份证经历了一系列颠覆原有身份的经历，但万玛才旦没有醉心于过去。在派出所背诵完毛主席语录，牧羊人塔洛来到在照相馆，立刻认识了一个剪短头发穿着时髦的姑娘。不久之后，他就与她出现在花哨的KTV的灯光下了。万玛才旦用镜头刻画了一个离开羊群、放弃羊群的牧羊人。“我是谁”这个现代化命题是在时空现实基础上的身份命题。

塔洛等待拍摄身份证在照相馆的那一段，尤其富有这种现代化的寓意。一对藏族新婚夫妇身着藏式盛装在布达拉宫幕布前拍摄——这正是最符合刻板印象的藏族形象，但很快，背景幕布换成了北京天安门，更进一步地，他们换上了西装，置身于纽约自由女神像前。背景幕布的切换用一种反差的方法突破了常见的刻板印象，点破了曾经闭塞的高原早已成为全球化一部分的真实境况。万玛才旦又借助拍摄者德吉的画外音，说明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线性发展：“哪里有点不自然”、“放松点，别紧张”。最后，这对身穿西装但仍头戴藏式礼帽的夫妻抱着塔洛随身携带的小羊羔说，“我们以前也是放羊的”。服饰与背景成为外在的环境，喂奶和哺育的行为反而成为一种身份的确认，他们这才自然地在“纽约自由女神像”前完成了拍摄。只有弄清楚了“我是谁”才能更好地在他者和新的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座标，自我身份的确认是人们置身外在世界的心理锚点。

实际上，作为藏地另一部分的“小众人口”西藏汉族，“我是谁”的问题也困扰我很久。我的祖父母曾经隶属豫皖苏部队，后从十八军于1950年集结于四川乐山进军西藏。按早期的军政干部援藏政策，他们就地援藏建设，留在拉萨工作直到离休。我母亲随我的姥姥姥爷自湖南支边西部，在青海格尔木长大，随后因为工作分配入藏，认识了在拉萨读书、工作的我爸爸。我小时候在布达拉宫脚下的一家医院的职工生活区中生活，幼年因为高原心脏病几进几出西藏，辗转成都、开封、衡阳等地。虽然转学数次，但毕业于拉萨的小学。

摆这一番流水账，只是想说明，我是西藏人，但是我也不完全算是？当然，我也不太会轻易说自己是河南人、湖南人或者是四川人。“我是……但是……”成为我自我介绍时的常见句式。大学修社会人口学的课程，教授与我闲聊，问起我“哪里人”的问题，我如上一通讲述，他给我来一句“原来你是个留守儿童”的玩笑，十分出乎我的意料。数年前我因母亲的关系，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位在内地工作的藏族阿妈，她年轻时来内地参与西藏在内地投资建设的项目，也因此落地生根，嫁给了本地汉族老公。席间聊天，我妈妈说她自己是长期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对方是长期在内地工作的藏族，各有思乡情意，要是能调换一下就好了。谈到饮食，我妈妈表示在西藏生活这么多年，仍然不太适应酥油的味道，我说“我很喜欢。酥油，风干肉，漂浮着黄油的那曲酸奶，都是我的心头好。”这位第一次见面的阿妈转头笑笑，对我说：“你上辈子就是个藏族。”

藏传佛教轮回转世的生死观念无处不在，虽然我并无信仰，但作为长期身份认同失调的人，听阿妈这句话有几分莫名感动。《气球》是万玛才旦所有作品中我最喜爱的一部，讨论的正是宗教的轮回转世观念与计划生育节育避孕的现实构成的激烈冲突。生育与生存的矛盾不只关乎精神信仰如何嵌入世俗生活，也关乎游牧生活如何融入现代性的社会。万玛才旦温和而宽容地留下了故事的敞口，我们不知道觉醒后的卓嘎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她反抗了吗？她的家人会接纳她吗？气球的故事虽然关注民族地区，但提出的问题已经超越了藏地，现代、现实而普世，并且具有女性主义气质。

我给父母推荐了《气球》，观看毕，在医疗系统工作的我妈妈也别有感受，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她所经历的计划生育中的故事。万玛才旦的电影中其实少见汉族面孔，但他所指认的复杂现实，比起民族大团结式的主旋律作品或者流亡电影人对旧藏田园牧歌生活的怀念，都依然给我深深的确认感、在场感和现实感。

我的工作地离西藏越来越远。山高水长，回家的机会越来越珍贵。每次回藏，变化更加显而易见。童年写作业抬头随时可见的山上的雪顶早已消失，夏日绵延山脉居然已经被浅浅的地衣覆盖。除了变暖变温热的气候，丁真与仓央嘉措一起，成为街头流行藏文化第二代言人。布达拉宫脚下那家20年屹立不倒的牦牛酸奶店与时俱进开发新口味，在大众点评上评价不错。八廓街的咖啡店比邻而建，聚会期间，一位同龄的商人朋友说为何不开一家星巴克？“这里的消费市场活跃，对外来事物接受程度很高嘛！”左右告诉他，外资餐饮在藏开店要经过特许审查，困难重重。小红书的本地推荐里，一位年轻的藏族职业模特发布了很多vlog,“究竟在哪里生活？拉萨VS北上广”的标题吸引了我。打开视频，她离开西藏的原因是工作需要：藏区的物流实在是太慢了，PR发来包裹要跨越三分之一个亚洲大陆、2小时的时差，一周才能到。拍摄跟不上新品发布的进度，她不得不搬回北上广或者包邮区。

异乡不止我一位异客。有次我在三亚沙滩上看到一位藏族阿妈和喇嘛在踩沙，在成群露出腹肌的冲浪者的衬托下，此情此景显得亲切又有点折叠，但是人家可能觉得我盯着他们看没礼貌。在新加坡棕榈掩映的路边，我发现一间供奉绿度母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风格和供奉品混杂着南洋风格，我也别有感受。我以前的个别藏族同学在内地有了蛮好的发展。我在拉萨的中学当老师的舅妈给我说，学生都想考公上岸当公务员。

藏地的发展和变化还会继续，我这个异乡人借万玛才旦的作品做了几次回家的梦，而不一定就此划下下终止符。电影工业需要复杂的网络来支持从剧本到拍摄，从剪辑到发行的流程。作为“藏地电影新浪潮”的旗手，万玛才旦倾注心血培植和帮助一批电影人，给行业带来深远的影响，甚至让影视业在藏地有了基础。万玛才旦曾经的摄影松太加、副导演拉华加、录音师德格才让等人都纷纷有了自己的作品。他提携的电影人众多，监制、参与和帮助的作品不限于民族主题。近期社交媒体上充满了对他的回忆和怀念，读来许多细节十分感人，引人哀思。《静静的嘛呢石》里那句藏族谚语“财富如草间露珠，生命如风中残烛”道出人生无常解脱超然的态度，我始终学不会。他曾在采访中说未来也想拍城市里的藏族人或汉语电影，我们都看不到了，实在遗憾。

面对死亡，我依然难以相信人会投胎转世，但我相信创作者的精神由作品存留，超越性的作品比草间露珠和风中残烛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更重要的是，他努力突破在夹缝中打开一片新天地，又助人为其所为。失去他是所有人的损失，我借此文深深怀念他。

参考文献：

万玛才旦,徐枫,田艳茹.万玛才旦:藏文化与现代化并非二元对立[J].当代电影,2017(01):42-49.

万玛才旦,刘伽茵,江月.或许现在的我就是将来的他——与《塔洛》导演万玛才旦的访谈[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05):128-134.

万玛才旦,李韧.静静的嘛呢石——万玛才旦访谈[J].电影艺术,2006(01):30-33.

万玛才旦,叶航,董璐瑶.镜像与寓言:访《撞死了一只羊》导演万玛才旦[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06):56-64.

沈卫荣.“想像西藏”之反思[J].读书,2015(11):105-111.

雷鸣.汉族作家书写西藏几个问题的反思——以新世纪小说为中心的考察[J].西藏研究,2013(05):100-110.

万玛才旦，一条，万玛才旦走了：他曾凭一己之力，为藏地电影杀出一条路，公众号，2023-05-09

Tenzing Sonam, Quiet Storm: Pema Tseden and the emergence of Tibetan cinema, 31, Autumn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