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來了」：政府以保育為由進駐鄱陽湖，以湖為生的人只能失落退場

在長久以來試圖與自然共存後，人類活動撼動了大自然的過程，從早期的農業革命到工業革命的爆發，再到現代的全球化和信息時代，每個時代都對地球造成了獨特且深遠的影響。有學者給了這個地質年代一個極富爭議的稱號：「人類世」。人類作為相對年輕的物種主導了環境變化，但即便有些人認為人類與別不同，我們從來沒有脫離過我們的「物種起源」；自然的故事，仍然是人的故事。在端的新欄目裡，「人類世」是一個觀察﹑評論﹑報道的視角，在面對海平面上升﹑物種大規模滅絕，氣候變化危機的21世紀，我們在這裡重新思考我們與地球和其他物種的關係，以及未來的千萬種可能。請按此訂閱「人類世」欄目。

欄目第一篇，來自端傳媒參與「環境報導聯盟」（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 ERC）最新的跨國合作報導系列「Beneath The Sands」，該系列與12個國家的媒體、記者合作完成，深入調查全球採砂行業、背後的控制集團以及受該行業影響的社區——以及在為時已晚前對採砂活動進行國際標準規範的必要。端傳媒的報導，深入中國最大的淡水湖鄱陽湖，經年的採砂活動，徹底改變了這個湖泊的一切。

特約撰稿人 Anita Zhang﹑松亞 發自九江

通往蓮湖鄉朱家村的路上，一排建築之間撐起一塊巨大的標語牌，上面寫著：「漁民驛站」。四個漢字被塗成紅色，通向一個半荒廢的農家院。

45歲的朱景園是驛站的管理者。與村裡的許多人一樣，幾十年來，他都在鄱陽湖上以捕魚為生。漁業為他的家庭帶來了豐厚的利潤，也讓蓮湖鄉成為了一個繁榮的過境區域——出港的船隻上抵南昌，下入長江。地形上，它是一個伸入湖中的半島，消費也比周邊鄉鎮更高些，當地人便謂之「小香港」。

今時不同往日。2020年，長江流域開啟十年禁漁，漁民被告知，這個全中國最大的淡水湖已受到嚴重破壞，禁漁是為幫助恢復湖泊的河道生態系統。

此後，很少再有人造訪朱家村。三年前不情願地上交了漁船之後，朱景園現在每天大部分時間都閑坐在他的家用電器商店裡，觀察路上稀稀落落來往的人。夜幕降臨，門前街道的燈光不再亮起。

沿湖的居民早就觀察到鄱陽湖的變化：旱季持續時間越來越長。去年，它的水位在初秋時節降到了創紀錄的低水準，且乾得比以往任何年份都早，一度擾亂了當地的自來水供應和航運安全。

今年二月初，鄱陽湖的水位再次下降到7米以下，人們擔心又一個「極度乾旱」的季節即將到來。除此之外，當地還承受著生物多樣性的損失：禁捕之前，湖裡的捕魚量就已經急劇下降，2013年左右，漁業產量相比歷史最高點下降超過50%。同時，魚的種類也在減少：1997年，鄱陽湖監測到的魚類有122種，到了2013年，這一數字銳減到89。

魚在消失，意味著以魚為食的長江豚類的生存也受到影響。種種人類活動的影響下，長江旗艦物種白鱀豚在2007年被宣佈野外「功能性滅絕」，長江江豚也成為了瀕危物種。

鄱陽湖生態的破壞者，一些人看來，是猖獗的採砂行業。這些五層樓高的抽砂巨船一度遍佈湖區，將40米的泵頭一直伸到河道底，翻開泥土魚卵草莖，留下崎嶇不平的湖床。

如此背景下，2016年，保護長江成為眾所矚目的命題，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首次提出了「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口號，標誌著一場「攻堅戰」的開始。帶著「打仗」的思路，政府大刀闊斧地將與鄱陽湖相關的一切收入麾下。

各樣的人曾倚靠鄱陽湖為生，湖作為一種資源也成為爭奪的對象。如今，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沖入了這個「古戰場」。漁民、砂民在內的人紛紛失落退場。

打著保護旗號的行動取得了一些進展，比如江豚數量的回升，但也有許多備受爭議。比如，在江西省的官方計畫中，一座長2993.6米、高23米的水閘將會橫亙于鄱陽湖與長江之間，截斷江湖連接，通過人工調節水位豐枯，改善當前的乾旱問題。學術界和環保團體對此嚴加批評，認為這個耗資128.85億元的大型項目可能會進一步破壞鄱陽湖已然脆弱的生態系統。

換而言之，鄱陽湖將不再能通過自身的調節能力決定水位變化，中國第一大淡水湖將可能再也不是一座自然的湖。

採砂：鄱陽湖環境惡化的「罪魁禍首」

與三十年前相比，如今鄱陽湖居民的餐桌發生了巨大變化。常見的河豚、鰣魚、鰻魚和其他魚類已蹤跡難尋，取而代之的是當地漁民新的捕撈目標——小龍蝦和貝類。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鄱陽湖的漁業資源明顯衰退，湖區的魚類在不到20年間減少了33種。同期崛起的是一度失控的採砂行業。大量採砂破壞了魚類等水生生物的生存環境，導致水質和生物棲息地退化。

專家們的共識是，人類活動是湖泊狀況惡化的主要原因，但對於罪魁禍首究竟是誰，看法卻不盡相同。一些學者認為，鄱陽湖的水文條件主要受到長江上游三峽大壩的影響。對此，美國阿拉巴馬大學地理學榮譽教授沙克曼（David Shankman）表示：「這可能是一個次要因素，但我不認為它是鄱陽湖變乾的最重要原因。」

2014 年，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賴錫軍與沙克曼以及多位其他學者就此問題合著了一篇學術論文。該論文提出，讓鄱陽湖產生超低枯水位的罪魁禍首實際上是採砂——一個為滿足中國快速城市化下巨大的建築業需求而生的行業。

該論文寫道，採砂活動將湖床翻出掏空，導致入江河道變得「更寬更深」。這意味著，低水位時湖水更容易流失到長江中，再加上極端天氣和大壩蓄水的影響，鄱陽湖的乾旱風險也因此增加。相關研究人員告訴我們，常年高密度的採砂活動已經導致鄱陽湖的「關鍵節點被打破」，而且這種改變基本是不可逆的，「自然沉積沈積很難恢復」。該研究結果在中國科學界引發軒然大波，更多科研人員加入了這場辯論。

沙克曼認為，江西省當局低估了採砂對鄱陽湖產生的影響。為了治旱，省環保廳提出建閘工程，但這個方案昂貴又耗時，更不用說其潛在的破壞性影響。「如果他們意識到真正（導致乾旱）的問題，就會知道需要做的只是停止採砂。」沙克曼說。

但即使這些危害被一再重申，採砂活動也並沒有被禁止，只是受到「管制」。2009年，九江市政府開始接管這個行業，通過發放開採配額、許可證和制定五年計劃來統籌砂的資源。同年，國有的贛鄱砂石有限公司（現名為九江贛鄱砂業集團）成立，全盤接手鄱陽砂的開採和銷售。

行內人吳興坦言，砂石是九江眾所周知的暴利行業。吳興是廬山本地一家採砂公司的股東，辦公室位於星子鎮一個臨湖的住宅社區，牆上掛著一副長江的航運圖。客廳擺著大桌和茶具，架子上用塑膠桶裝著幾種不同的砂石：湖區特產的細黃砂、粗礪的山砂和白色的江砂。

距離吳興辦公室不到一公里就是星子碼頭，鄱陽湖最核心的採砂區之一。運砂船在這裡接貨，順著長江一路向下，開往中國經濟更為發達的東部地區，比如江蘇、浙江、上海……

二月下旬我們造訪時，湖水已經退到距碼頭幾百米外，具有地標性的古跡落星墩突兀地矗立在乾涸的草洲上。圍繞著落星墩，本地人開起騎馬、露營、山地車、小吃攤的旅遊業務來。遠處的湖水中停著一台挖砂泵，周圍有許多大型的運砂船，還有小艇在其中穿梭。

再往下就到了星子水文站，電子屏顯示，當時的水位很低，僅九米多。

2014年吳興剛入行時，在一條採砂船上做船員。採砂季，船員都要住在船上，一住就是一個月，繁忙的時候需要24小時連續打砂。採砂泵運作時聲音很響，吵得人睡不著。

但沒有人想停下來，因為打砂就是打錢。「那時候花七八百萬投資一個泵，一年就能回本，你說這是什麼概念？」他回憶道，聲音也隨之高亢起來。

淘金者紛紛逐利而來。江西師範大學地理與環境學院通過使用衛星遙感識別對鄱陽湖上的採砂情況做過一項研究。該研究顯示，2000年湖上採砂船數量為36艘，2014年採砂船數量一度激增至850多艘，明顯高於彼時出臺的採砂規劃。

對砂石的巨大需求與中國的快速城市化緊密相關。美裔加拿大環境記者貝澤（Vince Beiser）曾撰文指出，中國2011年到2013年建築行業所使用的混凝土量超過了美國20世紀使用的總量。混凝土和玻璃的主要原料就是砂石。

在這條產業鏈的源頭，這種需求被具像化為川流不息的繁榮景象。七八月份，開採季伊始，各地的砂石貨商都會跑來星子碼頭接駁進貨，水面上會停滿貨船，形成一個臨時的「小鎮」，有便利店、菜場、公交小艇。「熱鬧得像威尼斯一樣」，一位本地人對我們如此描述。

當一個「暴利」行業成為政府特權

由於中國執法和問責制度的不足，儘管當地政府採取了管治，採砂活動並沒有及時得到有效遏制。一方面，非法採砂活動仍廣泛存在；另一方面，九江市的政府人員也在通過私人采區牟利——這是2009年之後，與政府采區並行存在的一種採砂形式，也是監管上的灰色地帶。

吳興表示，領他入行的老闆便是通過購買私人采區賺了大錢。他回憶，私人采區有多少砂被抽走和出售，幾乎沒有人監督。正因如此，私人采區的買賣成為貪污腐敗的重災區，「能買到的都是黑社會。那時候亂啊，打架是常有的事情，槍啊什麼都有，經常打死人，」吳興說道。

氾濫的採砂對本地原本的支柱型產業——漁業，也帶來了威脅。2017年，朱景園所在的朱家村，100多位村民曾聯名將一家採砂公司告上法庭。

村民朱明鳴表示，採砂船將砂石從湖底吸上來後，會直接在湖中進行分揀，細砂被抽走賣掉，粗砂則直接傾倒在湖中。漸漸地，湖當中形成了一個個小砂島，讓湖底變得凹凸不平。原本一個小時的水路，現在開船可能要兩個小時才能抵達，有時候甚至會讓漁船直接擱淺或者翻倒。

根據當時的民事判決書，被告公司通過競標獲得鄱陽湖01號采區的採砂權，是合法採砂。但漁民們預估，他們的採砂量遠遠超過了相關採砂條例那一年所規定的約400萬噸——這家公司有九條「吸砂王」，每條一個小時就能吸三四千噸砂。

最終漁民在這場官司中敗訴，討要補償的事情也不了了之。朱明鳴認為這也沒辦法，採砂公司的負責人在本地是「有關係的」。

候鳥保護志願者馬祖桃住在蓮湖鄉下游的多寶鄉，他也記得過去的挖砂場景。「吸砂王」作業時，會停在岸邊，往山的底部伸出一條40米長的管道。隨著山底挖空，泥土、草根、樹木都垮塌下來，順著流到田地裡，毀掉他的莊稼地。

不僅如此，管治之下，採砂地點還出現了南移擴大的跡象，進一步威脅到生態敏感區域。

2017年開始，隨著鄱陽湖季節性乾旱的惡化，保護長江的輿論壓力下，採砂行業受到了更強力的整治。吳興記得，2019年，最後一個私人采區被取締。

當時，儘管有的企業與九江政府的合同還沒到期，但是為了收回這些采區，政府也會以「採砂量到了」為由將它們強行收回。與採砂相關的從業者也在掃黑除惡專項運動的名號下受到「嚴打」。

2019年，吳興因為充當買砂者和非法採砂者之間的「資訊黃牛」被抓，入獄27個月。他至今仍對此忿忿，「我本身又沒參與投資，又沒偷又沒搶，只是介紹別人賣了一下，怎麼會有這麼大罪呢？」

整個行業都感受到了寒蟬效應。當他終於在2021年初獲釋時，他持股的公司已經戰略性地將所有業務轉移到了政府采區——這意味著公司需要向當局支付至少5000萬元作為「入場費」。賣砂的利潤也一落千丈——公司需先按湖區價格將挖出的砂石從政府手中買下，再用更高的價格賣到下游、以賺取差價。這也意味著，政府成了最大的砂石賣家。

執法部門還加強了監管，通過在系統中登記每條採砂泵來跟蹤開採量。採砂船受到攝像頭和電子定位的監控，因此，船在哪裡、開採了多少砂，都可以即時瞭解。

2022年，九江採砂管理局一個新政策橫空出世，對採砂船突然有了年限要求，運行滿十八年的船隻即須被淘汰。吳興的公司的三條泵船應聲作廢，只剩下一條還有兩三年到期。

對於採砂行業的未來，吳興並不看好。疫情三年對建築行業的衝擊極大，愈發嚴苛的管制也讓私人公司的利潤空間變得更小。他猜想，建閘也勢必會帶來影響：航運受限，政府可能會通過閘口對船隻進行流量管控和收費；被水閘攔截後，沖刷沉積的砂石也會變少。

但採砂是否真的會像漁業一樣被完全禁止呢？一些人看來這並不可能。因為採砂如今已然成為地方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根據江西省河湖局的資料，政府的統一管理和經營使採砂行業的成本大幅下降，所以，即使在采量減少的情況下，政府的財政收入仍同比大幅增長，漲幅為76%。

這個背景下，在每年批復的採砂規劃中，官方批准採砂量不降反升。2022年的許可控制採砂總量為3890萬噸，較十年前多出了713萬噸。

砂石行業對這種重啟感到歡欣鼓舞。砂石交易資訊網站上列數著這樣的標題：「鄱陽湖約4000噸河砂來啦！」、「鄱陽湖砂石瘋了，交100萬保證金，隨便買！」、「計畫採砂4720萬噸，同比新增1300萬噸！」……

短時間內，政府希望在疫情後用基建拉動經濟的願望或許也會讓這個行業再繁榮一把。「今年好多基建要開工，用量比較多的是北沿江高鐵，從上海到江蘇，我們就會給那個供應商供貨。」吳興說道。

對於江豚保護志願者桑奇而言，當局收緊對砂石行業的管制讓他感到鬆了一口氣，但他仍對該行業日益減少的透明度感到擔憂。由於透明度不高，真實的採砂資料沒有公開，民間監督變得更加困難。

如今的狀況很明顯，桑奇表示：「採砂從未消失，只是從一個『‘暴利』’行業變成了政府下屬的行業。」

失落的一代漁民

鄱陽湖上的漁民描摹「家」的位置時，幾乎都會以一個時間點作劃分：1998年。那年夏天，破紀錄的洪水沖上湖岸，卷走漁船，一併吞下岸邊低矮的屋房。

2002年，在時任總理朱鎔基主持的移民建鎮的政策下，住在船上、貼著湖岸的漁民在更高的地方被分到了土地。這些原是水流到哪裡便飄到哪裡的「流民」，從此像農民一樣居住在了一起。那是他們上一次被巨大的政府規劃改變生活軌跡，這次則是禁漁。

蓮湖鄉大約有17000名上岸漁民。所有人都被迫適應不同的生活。

由於祖祖輩輩與湖打交道，漁民剛上岸時並不習慣，像來到另一個星球。「連路都找不到」，一位漁民這樣表示。

今天的湖也讓他們感到陌生，可以自由乘船出行，岸邊隨意停靠的日子已經過去了。曾經繁忙的碼頭、商店大多關閉，抑或生意冷清。年輕的漁民進城成為農民工，年長一些的則連工廠都不收，只能四處尋找零工或為他人跑腿。

對於一部分人而言，生活的衝擊不但來得突然，而且劇烈。

2020年夏天，禁漁開始不久，如今經營著一家奶粉店的朱明鳴因為漁船被繳走，借了一條小船送朋友過河。駛出不過二百米，四人碰上了正在檢查鄱陽湖的當地縣委書記。朱明鳴被攔下，要求出示駕駛證。開了二十年船，他從沒聽說過有駕駛證這回事，「聽到自己都覺得好笑」。

結果，他由於「無證駕駛」，被拘留了十天。同年，他的二兒子考大專，因為自己這次拘留的記錄，兒子的政審不通過，專業被迫從空乘轉為了鐵路管理。

或許是一直做生意的緣故，朱明鳴面上總是笑眯眯的，看不出具體的情緒。但說到兒子上學遇阻的事情，他還是嚴肅得抿了抿嘴。他說，當時村裡只說不能捕撈，不知道連開船都不行。「漁民都習慣了出門開船，一時間根本沒有反應過來。」

做水產這些年，他換了四條船。原是木船，易腐。2018年，他終於攢了五萬塊買了條鐵船，但用了兩年，便禁漁了。朱明鳴談論起買船的決定時說到：「想到會禁，但沒想到會來得這麼快。」最終，政府回收了這條船，給了三萬。

2020年禁漁的同時，本地公安也集中打擊了非法採砂的人。只朱家村裡，就有十幾個人因非法採砂被抓，其中有朱明鳴的弟弟。由於被人指認從2016到2017年參與非法採砂，其弟被判八年，現在仍然在獄中。

前段時間，朱明鳴去上游城市收廢棄的大船。看到江裡的魚明顯多了，船在水面行駛，魚就從兩邊跳出來。

他認為，國家禁漁是為了鄱陽湖的水資源，「魚多了水就清了，以後可能水比石油要珍貴。」。

出生于漁民家庭的朱景園，看到這一代人的文化就此消失，感到非常痛心。因此，當地官員在2021年找到他為上岸漁民開辦文化中心時，他立即積極回應。

朱景園自掏腰包回購了閒置的捕魚工具，聘請有經驗的老漁民拍短視頻，介紹他們過去的生活，發佈在抖音號上。他為這個新契機感到興奮不已，因為它既可以保存正在消失的漁民文化，又能通過旅遊業的引流，給這個衰落的鄉鎮帶來新的就業和經濟增長。

「漁民驛站」門前的空地上，朱景園早早地規劃好了一個魚塘，旁邊是兩個圓形的基底，用來放置蒙古包，還有兩艘小漁船，架著棚屋式的骨架。他想像這裡會成為一個農家樂的場所，遊客能體驗漁民在船上生火做飯的方式。

興致高漲的朱景園在這個項目中投入了十幾萬資金，卻很快發現事情與他的預期並不相符。雖然不斷有人來參觀，包括來自農業農村部、漁政的各路領導，但「鼓勵的言辭」之外，他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支援。

他想利用驛站的場地發展餐飲的野心，也在一次投訴之後化為泡影。鄉里的政府工作人員告訴他，不要做了，「不要搞多了」。

實際上，「漁民驛站」並非朱家村首創。最早，它是由位於武漢的湖北省長江生態保護基金會（CCF) 發起的專案，目標是説明上岸的漁民再就業。

然而它並沒有如新聞宣傳稿所說的一樣，讓漁民「留得住並富起來」。禁漁三年後，「漁民驛站」在鄱陽湖區仍只有兩個試點，再也沒有繼續擴張。其中之一便是朱景園管理的這一家，在被制止發展旅遊業後，他已經大半年沒有施工，通往驛站的紅磚路雜草叢生。

起初，他對自己的遇阻感到很困惑，直到被另一個類似的案例所啟迪。

距離村子最近的湖岸邊，矗立著一棟六層的小別墅。這是前幾年村裡一家姓廖的人建設的，這家人過去靠採砂賺了錢，如今轉投餐飲旅遊，投資了400多萬在這裡建設了一個完整的農家樂項目。但只經營不到四個月，就被「連根拔起」，蒙古包最先被撤掉，小樓如今也大門緊閉，早已不見人影。

「因為這裡是環境保護區，一點點風吹草動都很敏感，沒有人願意擔這個責任。」站在人去樓空的小別墅前，朱景園感慨道。

他感到很苦悶。「都不願意走，我們幾十年的漁民誰願意走啊，背井離鄉的，但是沒辦法，你要吃飯，兒子生了孫子，孫子要吃奶粉的。三峽建設的時候也是這樣啊，大帽子扣下來，支援國家建設，沒辦法。」他表示，再過一兩年，如果驛站還是做不起來，自己還是要離開這裡，去外面打工。

隨著當地經濟的下滑，蓮湖鄉居民的生計選擇只會越來越少。朱明鳴的奶粉店是2013年開的，與原本的水產生意並行。禁漁之後母嬰生意也受影響，最顯著的原因是：村裡沒人了。常住人口只有之前的六分之一，年輕一些的都外出打工，或是去縣城裡陪小孩讀書。

剛開店的時候他去鎮上的醫院問過，鄉里的出生率大概是一年100到200人，現在只有十幾個人。

對他的父母輩來說，幾乎所有的生計來源都失去了。到了五六十歲，不論是工廠和建築工地都不再願意接收他們，只要一出示身份證就遭受拒絕，只能閑在家裡打牌。與此同時，與城鎮人口相比，大多數漁民一向不處於任何社會保障體系之內。上岸時，政府提出退休政策，仍要求他們自行支付40%社保，也就是每年三千多元，繳滿十五年，才能夠領取退休金。

朱明鳴說，打漁本是一個終身職業，幹到70歲都可以。「即使掙得不多，至少能維持生計。現在他們覺得自己沒有用處了，心裡很難受。」

因此，老漁民都格外期待禁漁期的結束。一到正月，便迫不及待地掐指頭數算，「今年過完年就只剩六年了」。

這份期待背後也有隱憂。漁民中流傳著各種各樣的猜測。有些人認為，即便禁漁期結束，打漁也會變得不再自由，「也許他們（政府）會成立一家公司，到時候我們都只是打工的，幫助他們（政府）捕魚，拿工資。」他說。「就像採砂一樣。」

「秦始皇」登場了

桑奇眼裡，鄱陽湖一直是個大寶庫。小時候，他跟夥伴在湖邊玩耍。水位下降時，露出的草灘中能撿到五花八門的「寶貝」，有古兵器、銅錢，前者可以做廢鐵賣掉，後者則串起來，踢鍵子玩。

長大後，他成為了湖區的一名江豚保護志願者，繞著湖岸走了一圈又一圈，仍保留著這樣的習慣。低頭走路，不一會兒就又拾到一個瓷片。

江豚的名字變得普及之前，鄱陽湖的湖民把這種灰黑膚色、圓鈍腦袋的生物，喚做「江豬」。不知具體是什麼，只知不是魚，因為換氣時腦袋要頂出水面，湊近了甚至能聽到「噗噗」的聲響。

大人感到不詳，小孩便跟著害怕。「江豬要吃人的」，桑奇小時候對此深信不疑。漁民則不會放過。若是捕魚時恰好打上江豬，就當即分解剝皮，拿厚厚的皮脂去煉江豬油。江豬油氣味極腥，但煉出的油加根燭芯，便是好用的燈火。當地人也將其視作上好的燙傷藥，時不時就有人托著找船家討要江豬油。

1980年代初以來，曾成群結隊出現的江豚數量出現顯著下降。從1991年的 2550 多隻下降到2017年的1012只，其中約一半生活在鄱陽湖。這種變化引起了環保人士的注意，包括江豚保護協會、青山綠水自然保護中心在內的一些民間力量集結起來，志願對江豚種群進行調研，巡護和科普。桑奇便是其中的參與者。

民間的呼籲引發了廣泛的輿論關注和國際重視，2017年，江豚被提介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2021年正式納入）。隨之而來的是中國政府的重視。在鄱陽湖一個主要的砂石交易和接駁場地——蛤蟆石漁村，成片的湖砂貿易公司對面，繪製了一面巨大的宣傳畫，「守護微笑精靈」。

2020年，隨著禁漁全面展開，這個民間與政府力量共存的格局悄然發生了劇變，過去遍佈鄱陽湖的志願力量被統一收編，作為漁民再就業項目的一部分。自此，鄱陽湖區的江豚巡護隊成為政府的一部分，收歸農業農村部管理。

今年三月農業農村部的新聞發佈會上，對江豚的保育被作為禁漁進入第二年產生「階段性成效」的重要佐證之一。

桑奇沒有加入官方的巡護隊。2020年，原本的志願組織解散後，他決定繼續以個人的身份，獨立地進行環湖和觀測。護衛隊的船由原本收繳的漁船改造而成，是如今唯一能駛入湖區的老漁船。這也意味著，桑奇這樣的獨立志願者不再能乘船考察。

巡護隊能拿到一個月2000塊的補貼，因而成為一些人眼中的「肥差」。桑奇聽聞，一些不是漁民的人、負責人的親戚也被塞進來占名額。

但對於加入的人，對巡護隊的工作也並不總是那麼滿意。一名姓張的巡護員表示，巡護之外，他們還被要求參與許多額外的工作，比如撿拾垃圾，檢舉非法捕撈的漁民。去年湖區大旱，媒體拍到湖灘上大量的死魚，他被要求連夜將死魚掩埋，並驅趕前來拍照的人。

據他介紹，一些巡護員、老漁民還受邀參與到江豚遷地的捕撈活動中。比如，今年2月15日，兩頭雄性江豚被捕撈並送至湖口南北港網箱暫養基地，預計最終將轉移到在建的長江江豚保護基地中。但這種以保護為名的圈養一直備受爭議。近日也有志願者曝出，上海海昌海洋公園2021年遷入的江豚，有兩頭已經死亡。

更讓人感到擔憂的是，被收編後的巡護隊接受採訪需要經過政府批准，每年江豚死亡的數量也不再能對外公佈。根據新聞報導，2022年夏天，鄱陽湖地區內發現七隻江豚死亡。但問及全年的數字，張巡護員表示，他們被告知不得對外透露。

他並非專業的保育工作者，但多年的生態志願工作仍讓他對政府的一些作法產生疑慮：如果漁民上岸是為了讓生物更自由地在湖中生活，為什麼還要把江豚抓起來放到籠裏？而至於建閘，基於淺灘的濕地保護區勢必會被淹沒，每年來此歇憩的候鳥怎麼辦？

作為一個在湖邊長大並生活了大半輩子的人，桑奇對鄱陽湖的新定位感受很複雜。一方面，保護鄱陽湖被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是政府的一項壯舉；另一方面，作為協力廠商的公民參與，和他一樣，在湖泊的保護工作中逐漸被邊緣化，導致能夠監督政府做法的異見聲音嚴重消減。

過去多方參與，多方獲利，並互相制衡的「亂世」，在禁漁的同時被一舉打破，一切都由政府接手，也便只剩下一個權威和聲音。

桑奇說，他現在很關心老漁民的生計，但又還有誰在談論這個問題？他說，即將進行的建造水閘的專案也是有爭議的，但江西省的相關部門卻不顧人們的擔憂繼續推進專案。

他總結道，「鄱陽湖就是一個大舞臺，沙霸、漁民、環保人士輪流在這裡表演。現在，輪到秦始皇登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