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来了”：政府以保育为由进驻鄱阳湖，以湖为生的人只能失落退场

在长久以来试图与自然共存后，人类活动撼动了大自然的过程，从早期的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爆发，再到现代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每个时代都对地球造成了独特且深远的影响。有学者给了这个地质年代一个极富争议的称号：“人类世”。人类作为相对年轻的物种主导了环境变化，但即便有些人认为人类与别不同，我们从来没有脱离过我们的“物种起源”；自然的故事，仍然是人的故事。在端的新栏目里，“人类世”是一个观察﹑评论﹑报道的视角，在面对海平面上升﹑物种大规模灭绝，气候变化危机的21世纪，我们在这里重新思考我们与地球和其他物种的关系，以及未来的千万种可能。请按此订阅“人类世”栏目。

栏目第一篇，来自端传媒参与“环境报导联盟”（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 ERC）最新的跨国合作报导系列“Beneath The Sands”，该系列与12个国家的媒体、记者合作完成，深入调查全球采砂行业、背后的控制集团以及受该行业影响的社区——以及在为时已晚前对采砂活动进行国际标准规范的必要。端传媒的报导，深入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经年的采砂活动，彻底改变了这个湖泊的一切。

特约撰稿人 Anita Zhang﹑松亚 发自九江

通往莲湖乡朱家村的路上，一排建筑之间撑起一块巨大的标语牌，上面写著：“渔民驿站”。四个汉字被涂成红色，通向一个半荒废的农家院。

45岁的朱景园是驿站的管理者。与村里的许多人一样，几十年来，他都在鄱阳湖上以捕鱼为生。渔业为他的家庭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让莲湖乡成为了一个繁荣的过境区域——出港的船只上抵南昌，下入长江。地形上，它是一个伸入湖中的半岛，消费也比周边乡镇更高些，当地人便谓之“小香港”。

今时不同往日。2020年，长江流域开启十年禁渔，渔民被告知，这个全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已受到严重破坏，禁渔是为帮助恢复湖泊的河道生态系统。

此后，很少再有人造访朱家村。三年前不情愿地上交了渔船之后，朱景园现在每天大部分时间都闲坐在他的家用电器商店里，观察路上稀稀落落来往的人。夜幕降临，门前街道的灯光不再亮起。

沿湖的居民早就观察到鄱阳湖的变化：旱季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去年，它的水位在初秋时节降到了创纪录的低水准，且干得比以往任何年份都早，一度扰乱了当地的自来水供应和航运安全。

今年二月初，鄱阳湖的水位再次下降到7米以下，人们担心又一个“极度干旱”的季节即将到来。除此之外，当地还承受著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禁捕之前，湖里的捕鱼量就已经急剧下降，2013年左右，渔业产量相比历史最高点下降超过50%。同时，鱼的种类也在减少：1997年，鄱阳湖监测到的鱼类有122种，到了2013年，这一数字锐减到89。

鱼在消失，意味著以鱼为食的长江豚类的生存也受到影响。种种人类活动的影响下，长江旗舰物种白鱀豚在2007年被宣布野外“功能性灭绝”，长江江豚也成为了濒危物种。

鄱阳湖生态的破坏者，一些人看来，是猖獗的采砂行业。这些五层楼高的抽砂巨船一度遍布湖区，将40米的泵头一直伸到河道底，翻开泥土鱼卵草茎，留下崎岖不平的湖床。

如此背景下，2016年，保护长江成为众所瞩目的命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首次提出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口号，标志著一场“攻坚战”的开始。带著“打仗”的思路，政府大刀阔斧地将与鄱阳湖相关的一切收入麾下。

各样的人曾倚靠鄱阳湖为生，湖作为一种资源也成为争夺的对象。如今，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冲入了这个“古战场”。渔民、砂民在内的人纷纷失落退场。

打著保护旗号的行动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江豚数量的回升，但也有许多备受争议。比如，在江西省的官方计划中，一座长2993.6米、高23米的水闸将会横亘于鄱阳湖与长江之间，截断江湖连接，通过人工调节水位丰枯，改善当前的干旱问题。学术界和环保团体对此严加批评，认为这个耗资128.85亿元的大型项目可能会进一步破坏鄱阳湖已然脆弱的生态系统。

换而言之，鄱阳湖将不再能通过自身的调节能力决定水位变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将可能再也不是一座自然的湖。

采砂：鄱阳湖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

与三十年前相比，如今鄱阳湖居民的餐桌发生了巨大变化。常见的河豚、鲥鱼、鳗鱼和其他鱼类已踪迹难寻，取而代之的是当地渔民新的捕捞目标——小龙虾和贝类。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鄱阳湖的渔业资源明显衰退，湖区的鱼类在不到20年间减少了33种。同期崛起的是一度失控的采砂行业。大量采砂破坏了鱼类等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导致水质和生物栖息地退化。

专家们的共识是，人类活动是湖泊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但对于罪魁祸首究竟是谁，看法却不尽相同。一些学者认为，鄱阳湖的水文条件主要受到长江上游三峡大坝的影响。对此，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地理学荣誉教授沙克曼（David Shankman）表示：“这可能是一个次要因素，但我不认为它是鄱阳湖变干的最重要原因。”

2014 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赖锡军与沙克曼以及多位其他学者就此问题合著了一篇学术论文。该论文提出，让鄱阳湖产生超低枯水位的罪魁祸首实际上是采砂——一个为满足中国快速城市化下巨大的建筑业需求而生的行业。

该论文写道，采砂活动将湖床翻出掏空，导致入江河道变得“更宽更深”。这意味著，低水位时湖水更容易流失到长江中，再加上极端天气和大坝蓄水的影响，鄱阳湖的干旱风险也因此增加。相关研究人员告诉我们，常年高密度的采砂活动已经导致鄱阳湖的“关键节点被打破”，而且这种改变基本是不可逆的，“自然沉积沉积很难恢复”。该研究结果在中国科学界引发轩然大波，更多科研人员加入了这场辩论。

沙克曼认为，江西省当局低估了采砂对鄱阳湖产生的影响。为了治旱，省环保厅提出建闸工程，但这个方案昂贵又耗时，更不用说其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如果他们意识到真正（导致干旱）的问题，就会知道需要做的只是停止采砂。”沙克曼说。

但即使这些危害被一再重申，采砂活动也并没有被禁止，只是受到“管制”。2009年，九江市政府开始接管这个行业，通过发放开采配额、许可证和制定五年计划来统筹砂的资源。同年，国有的赣鄱砂石有限公司（现名为九江赣鄱砂业集团）成立，全盘接手鄱阳砂的开采和销售。

行内人吴兴坦言，砂石是九江众所周知的暴利行业。吴兴是庐山本地一家采砂公司的股东，办公室位于星子镇一个临湖的住宅社区，墙上挂著一副长江的航运图。客厅摆著大桌和茶具，架子上用塑胶桶装著几种不同的砂石：湖区特产的细黄砂、粗砺的山砂和白色的江砂。

距离吴兴办公室不到一公里就是星子码头，鄱阳湖最核心的采砂区之一。运砂船在这里接货，顺著长江一路向下，开往中国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比如江苏、浙江、上海……

二月下旬我们造访时，湖水已经退到距码头几百米外，具有地标性的古迹落星墩突兀地矗立在干涸的草洲上。围绕著落星墩，本地人开起骑马、露营、山地车、小吃摊的旅游业务来。远处的湖水中停著一台挖砂泵，周围有许多大型的运砂船，还有小艇在其中穿梭。

再往下就到了星子水文站，电子屏显示，当时的水位很低，仅九米多。

2014年吴兴刚入行时，在一条采砂船上做船员。采砂季，船员都要住在船上，一住就是一个月，繁忙的时候需要24小时连续打砂。采砂泵运作时声音很响，吵得人睡不著。

但没有人想停下来，因为打砂就是打钱。“那时候花七八百万投资一个泵，一年就能回本，你说这是什么概念？”他回忆道，声音也随之高亢起来。

淘金者纷纷逐利而来。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通过使用卫星遥感识别对鄱阳湖上的采砂情况做过一项研究。该研究显示，2000年湖上采砂船数量为36艘，2014年采砂船数量一度激增至850多艘，明显高于彼时出台的采砂规划。

对砂石的巨大需求与中国的快速城市化紧密相关。美裔加拿大环境记者贝泽（Vince Beiser）曾撰文指出，中国2011年到2013年建筑行业所使用的混凝土量超过了美国20世纪使用的总量。混凝土和玻璃的主要原料就是砂石。

在这条产业链的源头，这种需求被具像化为川流不息的繁荣景象。七八月份，开采季伊始，各地的砂石货商都会跑来星子码头接驳进货，水面上会停满货船，形成一个临时的“小镇”，有便利店、菜场、公交小艇。“热闹得像威尼斯一样”，一位本地人对我们如此描述。

当一个“暴利”行业成为政府特权

由于中国执法和问责制度的不足，尽管当地政府采取了管治，采砂活动并没有及时得到有效遏制。一方面，非法采砂活动仍广泛存在；另一方面，九江市的政府人员也在通过私人采区牟利——这是2009年之后，与政府采区并行存在的一种采砂形式，也是监管上的灰色地带。

吴兴表示，领他入行的老板便是通过购买私人采区赚了大钱。他回忆，私人采区有多少砂被抽走和出售，几乎没有人监督。正因如此，私人采区的买卖成为贪污腐败的重灾区，“能买到的都是黑社会。那时候乱啊，打架是常有的事情，枪啊什么都有，经常打死人，”吴兴说道。

泛滥的采砂对本地原本的支柱型产业——渔业，也带来了威胁。2017年，朱景园所在的朱家村，100多位村民曾联名将一家采砂公司告上法庭。

村民朱明鸣表示，采砂船将砂石从湖底吸上来后，会直接在湖中进行分拣，细砂被抽走卖掉，粗砂则直接倾倒在湖中。渐渐地，湖当中形成了一个个小砂岛，让湖底变得凹凸不平。原本一个小时的水路，现在开船可能要两个小时才能抵达，有时候甚至会让渔船直接搁浅或者翻倒。

根据当时的民事判决书，被告公司通过竞标获得鄱阳湖01号采区的采砂权，是合法采砂。但渔民们预估，他们的采砂量远远超过了相关采砂条例那一年所规定的约400万吨——这家公司有九条“吸砂王”，每条一个小时就能吸三四千吨砂。

最终渔民在这场官司中败诉，讨要补偿的事情也不了了之。朱明鸣认为这也没办法，采砂公司的负责人在本地是“有关系的”。

候鸟保护志愿者马祖桃住在莲湖乡下游的多宝乡，他也记得过去的挖砂场景。“吸砂王”作业时，会停在岸边，往山的底部伸出一条40米长的管道。随著山底挖空，泥土、草根、树木都垮塌下来，顺著流到田地里，毁掉他的庄稼地。

不仅如此，管治之下，采砂地点还出现了南移扩大的迹象，进一步威胁到生态敏感区域。

2017年开始，随著鄱阳湖季节性干旱的恶化，保护长江的舆论压力下，采砂行业受到了更强力的整治。吴兴记得，2019年，最后一个私人采区被取缔。

当时，尽管有的企业与九江政府的合同还没到期，但是为了收回这些采区，政府也会以“采砂量到了”为由将它们强行收回。与采砂相关的从业者也在扫黑除恶专项运动的名号下受到“严打”。

2019年，吴兴因为充当买砂者和非法采砂者之间的“资讯黄牛”被抓，入狱27个月。他至今仍对此忿忿，“我本身又没参与投资，又没偷又没抢，只是介绍别人卖了一下，怎么会有这么大罪呢？”

整个行业都感受到了寒蝉效应。当他终于在2021年初获释时，他持股的公司已经战略性地将所有业务转移到了政府采区——这意味著公司需要向当局支付至少5000万元作为“入场费”。卖砂的利润也一落千丈——公司需先按湖区价格将挖出的砂石从政府手中买下，再用更高的价格卖到下游、以赚取差价。这也意味著，政府成了最大的砂石卖家。

执法部门还加强了监管，通过在系统中登记每条采砂泵来跟踪开采量。采砂船受到摄像头和电子定位的监控，因此，船在哪里、开采了多少砂，都可以即时了解。

2022年，九江采砂管理局一个新政策横空出世，对采砂船突然有了年限要求，运行满十八年的船只即须被淘汰。吴兴的公司的三条泵船应声作废，只剩下一条还有两三年到期。

对于采砂行业的未来，吴兴并不看好。疫情三年对建筑行业的冲击极大，愈发严苛的管制也让私人公司的利润空间变得更小。他猜想，建闸也势必会带来影响：航运受限，政府可能会通过闸口对船只进行流量管控和收费；被水闸拦截后，冲刷沉积的砂石也会变少。

但采砂是否真的会像渔业一样被完全禁止呢？一些人看来这并不可能。因为采砂如今已然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根据江西省河湖局的资料，政府的统一管理和经营使采砂行业的成本大幅下降，所以，即使在采量减少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收入仍同比大幅增长，涨幅为76%。

这个背景下，在每年批复的采砂规划中，官方批准采砂量不降反升。2022年的许可控制采砂总量为3890万吨，较十年前多出了713万吨。

砂石行业对这种重启感到欢欣鼓舞。砂石交易资讯网站上列数著这样的标题：“鄱阳湖约4000吨河砂来啦！”、“鄱阳湖砂石疯了，交100万保证金，随便买！”、“计划采砂4720万吨，同比新增1300万吨！”……

短时间内，政府希望在疫情后用基建拉动经济的愿望或许也会让这个行业再繁荣一把。“今年好多基建要开工，用量比较多的是北沿江高铁，从上海到江苏，我们就会给那个供应商供货。”吴兴说道。

对于江豚保护志愿者桑奇而言，当局收紧对砂石行业的管制让他感到松了一口气，但他仍对该行业日益减少的透明度感到担忧。由于透明度不高，真实的采砂资料没有公开，民间监督变得更加困难。

如今的状况很明显，桑奇表示：“采砂从未消失，只是从一个‘‘暴利’’行业变成了政府下属的行业。”

失落的一代渔民

鄱阳湖上的渔民描摹“家”的位置时，几乎都会以一个时间点作划分：1998年。那年夏天，破纪录的洪水冲上湖岸，卷走渔船，一并吞下岸边低矮的屋房。

2002年，在时任总理朱镕基主持的移民建镇的政策下，住在船上、贴著湖岸的渔民在更高的地方被分到了土地。这些原是水流到哪里便飘到哪里的“流民”，从此像农民一样居住在了一起。那是他们上一次被巨大的政府规划改变生活轨迹，这次则是禁渔。

莲湖乡大约有17000名上岸渔民。所有人都被迫适应不同的生活。

由于祖祖辈辈与湖打交道，渔民刚上岸时并不习惯，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连路都找不到”，一位渔民这样表示。

今天的湖也让他们感到陌生，可以自由乘船出行，岸边随意停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曾经繁忙的码头、商店大多关闭，抑或生意冷清。年轻的渔民进城成为农民工，年长一些的则连工厂都不收，只能四处寻找零工或为他人跑腿。

对于一部分人而言，生活的冲击不但来得突然，而且剧烈。

2020年夏天，禁渔开始不久，如今经营著一家奶粉店的朱明鸣因为渔船被缴走，借了一条小船送朋友过河。驶出不过二百米，四人碰上了正在检查鄱阳湖的当地县委书记。朱明鸣被拦下，要求出示驾驶证。开了二十年船，他从没听说过有驾驶证这回事，“听到自己都觉得好笑”。

结果，他由于“无证驾驶”，被拘留了十天。同年，他的二儿子考大专，因为自己这次拘留的记录，儿子的政审不通过，专业被迫从空乘转为了铁路管理。

或许是一直做生意的缘故，朱明鸣面上总是笑眯眯的，看不出具体的情绪。但说到儿子上学遇阻的事情，他还是严肃得抿了抿嘴。他说，当时村里只说不能捕捞，不知道连开船都不行。“渔民都习惯了出门开船，一时间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做水产这些年，他换了四条船。原是木船，易腐。2018年，他终于攒了五万块买了条铁船，但用了两年，便禁渔了。朱明鸣谈论起买船的决定时说到：“想到会禁，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最终，政府回收了这条船，给了三万。

2020年禁渔的同时，本地公安也集中打击了非法采砂的人。只朱家村里，就有十几个人因非法采砂被抓，其中有朱明鸣的弟弟。由于被人指认从2016到2017年参与非法采砂，其弟被判八年，现在仍然在狱中。

前段时间，朱明鸣去上游城市收废弃的大船。看到江里的鱼明显多了，船在水面行驶，鱼就从两边跳出来。

他认为，国家禁渔是为了鄱阳湖的水资源，“鱼多了水就清了，以后可能水比石油要珍贵。”。

出生于渔民家庭的朱景园，看到这一代人的文化就此消失，感到非常痛心。因此，当地官员在2021年找到他为上岸渔民开办文化中心时，他立即积极回应。

朱景园自掏腰包回购了闲置的捕鱼工具，聘请有经验的老渔民拍短视频，介绍他们过去的生活，发布在抖音号上。他为这个新契机感到兴奋不已，因为它既可以保存正在消失的渔民文化，又能通过旅游业的引流，给这个衰落的乡镇带来新的就业和经济增长。

“渔民驿站”门前的空地上，朱景园早早地规划好了一个鱼塘，旁边是两个圆形的基底，用来放置蒙古包，还有两艘小渔船，架著棚屋式的骨架。他想像这里会成为一个农家乐的场所，游客能体验渔民在船上生火做饭的方式。

兴致高涨的朱景园在这个项目中投入了十几万资金，却很快发现事情与他的预期并不相符。虽然不断有人来参观，包括来自农业农村部、渔政的各路领导，但“鼓励的言辞”之外，他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援。

他想利用驿站的场地发展餐饮的野心，也在一次投诉之后化为泡影。乡里的政府工作人员告诉他，不要做了，“不要搞多了”。

实际上，“渔民驿站”并非朱家村首创。最早，它是由位于武汉的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CCF) 发起的专案，目标是说明上岸的渔民再就业。

然而它并没有如新闻宣传稿所说的一样，让渔民“留得住并富起来”。禁渔三年后，“渔民驿站”在鄱阳湖区仍只有两个试点，再也没有继续扩张。其中之一便是朱景园管理的这一家，在被制止发展旅游业后，他已经大半年没有施工，通往驿站的红砖路杂草丛生。

起初，他对自己的遇阻感到很困惑，直到被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所启迪。

距离村子最近的湖岸边，矗立著一栋六层的小别墅。这是前几年村里一家姓廖的人建设的，这家人过去靠采砂赚了钱，如今转投餐饮旅游，投资了400多万在这里建设了一个完整的农家乐项目。但只经营不到四个月，就被“连根拔起”，蒙古包最先被撤掉，小楼如今也大门紧闭，早已不见人影。

“因为这里是环境保护区，一点点风吹草动都很敏感，没有人愿意担这个责任。”站在人去楼空的小别墅前，朱景园感慨道。

他感到很苦闷。“都不愿意走，我们几十年的渔民谁愿意走啊，背井离乡的，但是没办法，你要吃饭，儿子生了孙子，孙子要吃奶粉的。三峡建设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大帽子扣下来，支援国家建设，没办法。”他表示，再过一两年，如果驿站还是做不起来，自己还是要离开这里，去外面打工。

随著当地经济的下滑，莲湖乡居民的生计选择只会越来越少。朱明鸣的奶粉店是2013年开的，与原本的水产生意并行。禁渔之后母婴生意也受影响，最显著的原因是：村里没人了。常住人口只有之前的六分之一，年轻一些的都外出打工，或是去县城里陪小孩读书。

刚开店的时候他去镇上的医院问过，乡里的出生率大概是一年100到200人，现在只有十几个人。

对他的父母辈来说，几乎所有的生计来源都失去了。到了五六十岁，不论是工厂和建筑工地都不再愿意接收他们，只要一出示身份证就遭受拒绝，只能闲在家里打牌。与此同时，与城镇人口相比，大多数渔民一向不处于任何社会保障体系之内。上岸时，政府提出退休政策，仍要求他们自行支付40%社保，也就是每年三千多元，缴满十五年，才能够领取退休金。

朱明鸣说，打渔本是一个终身职业，干到70岁都可以。“即使挣得不多，至少能维持生计。现在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用处了，心里很难受。”

因此，老渔民都格外期待禁渔期的结束。一到正月，便迫不及待地掐指头数算，“今年过完年就只剩六年了”。

这份期待背后也有隐忧。渔民中流传著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些人认为，即便禁渔期结束，打渔也会变得不再自由，“也许他们（政府）会成立一家公司，到时候我们都只是打工的，帮助他们（政府）捕鱼，拿工资。”他说。“就像采砂一样。”

“秦始皇”登场了

桑奇眼里，鄱阳湖一直是个大宝库。小时候，他跟伙伴在湖边玩耍。水位下降时，露出的草滩中能捡到五花八门的“宝贝”，有古兵器、铜钱，前者可以做废铁卖掉，后者则串起来，踢键子玩。

长大后，他成为了湖区的一名江豚保护志愿者，绕著湖岸走了一圈又一圈，仍保留著这样的习惯。低头走路，不一会儿就又拾到一个瓷片。

江豚的名字变得普及之前，鄱阳湖的湖民把这种灰黑肤色、圆钝脑袋的生物，唤做“江猪”。不知具体是什么，只知不是鱼，因为换气时脑袋要顶出水面，凑近了甚至能听到“噗噗”的声响。

大人感到不详，小孩便跟著害怕。“江猪要吃人的”，桑奇小时候对此深信不疑。渔民则不会放过。若是捕鱼时恰好打上江猪，就当即分解剥皮，拿厚厚的皮脂去炼江猪油。江猪油气味极腥，但炼出的油加根烛芯，便是好用的灯火。当地人也将其视作上好的烫伤药，时不时就有人托著找船家讨要江猪油。

1980年代初以来，曾成群结队出现的江豚数量出现显著下降。从1991年的 2550 多只下降到2017年的1012只，其中约一半生活在鄱阳湖。这种变化引起了环保人士的注意，包括江豚保护协会、青山绿水自然保护中心在内的一些民间力量集结起来，志愿对江豚种群进行调研，巡护和科普。桑奇便是其中的参与者。

民间的呼吁引发了广泛的舆论关注和国际重视，2017年，江豚被提介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1年正式纳入）。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政府的重视。在鄱阳湖一个主要的砂石交易和接驳场地——蛤蟆石渔村，成片的湖砂贸易公司对面，绘制了一面巨大的宣传画，“守护微笑精灵”。

2020年，随著禁渔全面展开，这个民间与政府力量共存的格局悄然发生了剧变，过去遍布鄱阳湖的志愿力量被统一收编，作为渔民再就业项目的一部分。自此，鄱阳湖区的江豚巡护队成为政府的一部分，收归农业农村部管理。

今年三月农业农村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江豚的保育被作为禁渔进入第二年产生“阶段性成效”的重要佐证之一。

桑奇没有加入官方的巡护队。2020年，原本的志愿组织解散后，他决定继续以个人的身份，独立地进行环湖和观测。护卫队的船由原本收缴的渔船改造而成，是如今唯一能驶入湖区的老渔船。这也意味著，桑奇这样的独立志愿者不再能乘船考察。

巡护队能拿到一个月2000块的补贴，因而成为一些人眼中的“肥差”。桑奇听闻，一些不是渔民的人、负责人的亲戚也被塞进来占名额。

但对于加入的人，对巡护队的工作也并不总是那么满意。一名姓张的巡护员表示，巡护之外，他们还被要求参与许多额外的工作，比如捡拾垃圾，检举非法捕捞的渔民。去年湖区大旱，媒体拍到湖滩上大量的死鱼，他被要求连夜将死鱼掩埋，并驱赶前来拍照的人。

据他介绍，一些巡护员、老渔民还受邀参与到江豚迁地的捕捞活动中。比如，今年2月15日，两头雄性江豚被捕捞并送至湖口南北港网箱暂养基地，预计最终将转移到在建的长江江豚保护基地中。但这种以保护为名的圈养一直备受争议。近日也有志愿者曝出，上海海昌海洋公园2021年迁入的江豚，有两头已经死亡。

更让人感到担忧的是，被收编后的巡护队接受采访需要经过政府批准，每年江豚死亡的数量也不再能对外公布。根据新闻报导，2022年夏天，鄱阳湖地区内发现七只江豚死亡。但问及全年的数字，张巡护员表示，他们被告知不得对外透露。

他并非专业的保育工作者，但多年的生态志愿工作仍让他对政府的一些作法产生疑虑：如果渔民上岸是为了让生物更自由地在湖中生活，为什么还要把江豚抓起来放到笼里？而至于建闸，基于浅滩的湿地保护区势必会被淹没，每年来此歇憩的候鸟怎么办？

作为一个在湖边长大并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桑奇对鄱阳湖的新定位感受很复杂。一方面，保护鄱阳湖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政府的一项壮举；另一方面，作为协力厂商的公民参与，和他一样，在湖泊的保护工作中逐渐被边缘化，导致能够监督政府做法的异见声音严重消减。

过去多方参与，多方获利，并互相制衡的“乱世”，在禁渔的同时被一举打破，一切都由政府接手，也便只剩下一个权威和声音。

桑奇说，他现在很关心老渔民的生计，但又还有谁在谈论这个问题？他说，即将进行的建造水闸的专案也是有争议的，但江西省的相关部门却不顾人们的担忧继续推进专案。

他总结道，“鄱阳湖就是一个大舞台，沙霸、渔民、环保人士轮流在这里表演。现在，轮到秦始皇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