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移民到土耳其的統治者：埃爾多安的黑海同鄉和他們的時代

特約撰稿人阿齊，發自土耳其特拉布宗

「喝茶嗎？」，2015年5月中旬，在伊斯坦布爾的一場公共活動後，埃爾多安對路邊陽台上的支持者們揮手，支持者們請他上家裏坐坐。他笑着婉拒，留着上髭的嘴向前伸出，手在空氣中比劃出用茶匙在杯子裏攪拌的姿勢——意思是「有空時來喝茶！」

熱愛喝茶，是埃爾多安衆多特質中少為外人注意的一點。但對土耳其人來說，「愛喝茶」說明了很多問題：茶代表着埃爾多安獨特的出身背景——黑海地區；茶也濃縮着他統治土耳其的二十年間崛起的新精英階層——來自黑海地區的政客與商人們。

「埃爾多安來自黑海地區的里澤（Rize）市，那裏是土耳其的主要產茶區」，幾年前，我第一次到土耳其時，社會學家亞瑟敏（Yasemin）請我在伊斯坦布爾城裏的一家新派茶館喝茶。茶單上，來自黑海的紅茶和來自福建武夷山的烏龍並列在一起。看我對茶好奇，她告訴我，埃爾多安時代和茶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這裏所說的黑海地區，準確來說，是緊鄰格魯吉亞的土耳其東黑海地區，距離伊斯坦布爾有一千三百公里。其商業與政治中心是里澤和附近的特拉布宗（Trabzon）這兩座城市。「黑海有着與衆不同的氣候。」亞瑟敏告訴我，「那裏的海岸多山，是土耳其落雨最頻繁的地方，山上種着茶樹。」

「山：海、茶，那豈不是像閩南海岸嗎？」我心裏突然閃過一個莫名其妙的古怪念頭。

「要理解埃爾多安時代的土耳其，就一定要去黑海看看。那裏是埃爾多安的家鄉。黑海的宗教保守派群衆，是他的基本盤。」

「是我們統治土耳其」

「現在是我們黑海人在統治這個國家！」在特拉布宗的老市場裏，本地手工藝人薩利赫（Salih）抿一口紅茶，笑眯眯地對我說。

許多土耳其知識分子感覺到，黑海人在各行各業中冒出頭來，但數字還是會讓他們震驚一番——總統是里澤人，他的第1任內閣的17個部長中有4個是特拉布宗人，2個是里澤人。在地方上，中央任命的全國81個省長中也有一大群黑海人；伊斯坦布爾有25個區長，特拉布宗人6個。

想像一個土耳其年輕人的生活吧：你需要上學，而主管高等教育的是黑海人；你要坐火車和大巴，而交通部長是黑海人；你想參與科技創業，而工業和技術部長是黑海人；你發現通貨膨脹嚴重，而央行行長是黑海人；你在地震災區想申請公共房屋重建計劃，而公營房屋項目（TOKI）的全國主管還是黑海人……

「本地有句話：『哪兒都是我們的特拉布宗』（Bize her yer Trabzon.），意思是這裏的人無論去到何處都能有一番事業」，黑海科技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卡耶里歐盧（Selim Karyelioğlu）在他的辦公室裏掰着手指，給我盤點內閣成員的籍貫，「我們再來看看反對黨：未來新星、共和人民黨（CHP）的伊斯坦布爾市長及副總統候選人伊瑪目奧盧（Ekrem İmamoğlu）是特拉布宗人，上次大選的反對派總統候選人因傑（Muharrem İnce）的媽媽是里澤人，反對派聯盟中的另一大黨「美好黨」（İyi Parti）的黨主席阿克塞納爾（Meral Akşener）有個里澤人老公。」

他沒有提起土耳其商界。要數的話，土耳其最大私營建築商之一的欽吉斯控股（Chengiz Holding）的創始人麥麥特·欽吉斯（Mehmet Cengiz）來自里澤；馳名全球的軍事無人機企業「拜拉克塔爾」的創始人來自特拉布宗；而在體育界，特拉布宗體育隊（Trabzonspor）是唯一多次獲得過土耳其超級聯賽冠軍的非伊斯坦布爾球隊……

無論最後的選舉是誰勝利，黑海人「統治」土耳其的基本格局看起來都很難撼動。也無怪於在黑海，許多人既喜歡埃爾多安，又欣賞反對派的伊斯坦布爾市長伊瑪目奧盧，畢竟他們都是黑海老鄉。

「據我所知，在伊斯坦布爾，來自正發黨和共和人民黨的不同陣營的黑海人政客，甚至會用老鄉身份互相幫助！」卡耶里歐盧教授說。

土耳其有80多個省，特拉布宗和里澤只佔到其中兩個。但如今他們的影響力卻無遠弗屆。為什麼黑海人這麼厲害？卡耶里歐盧提出一種自然決定論：自然環境帶來的「黑海人氣質」——勤奮、拼搏，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黑海人的成功是因為這裏的天氣和自然環境惡劣」，他看了眼窗外灰濛濛的雨和滿綠的山巒，「這裏下雨多，山多地少，不適合農業和畜牧，人口稠密但又沒有太多產業，所以黑海人特別勤勞工作，特別能吃苦。當他們有目標之後，會比任何人都要堅定。」

黑海人甚至也在土耳其的左翼政治中冒頭。

「別看今天這裏是宗教保守主義的重鎮，但在歷史上，黑海還是土耳其左翼運動的心臟。」在特拉布宗一處左翼屋頂茶館裏，本地老左翼活動家玉傑森（Gültekin Yücesan）講述了一個左翼版本的黑海人故事：歷史上，土耳其左翼最重要的好些人物都是黑海出身的。土耳其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穆斯塔法·蘇布西（Mustafa Suphi）也是黑海人，家鄉在西邊緊挨着特拉布宗的吉雷松（Giresun），土耳其獨立戰爭時期，1921年1月，他和一群共產黨人試圖加入獨立戰爭未果，在返回蘇維埃格魯吉亞的途中，被殺死在特拉布宗以東蘇爾梅內（Sürmene）鎮的外海上，成為一樁撲朔迷離的歷史慘案。

為什麼黑海地區幾乎連工業都沒有，卻有那麼多共產黨領袖？玉傑森的解釋同樣歸於自然。「因為自然環境惡劣，所以這裏的人行動更快，更醒目，更精明。他們帶着這樣的背景，又遇上現代社會，就會發生轉變——遇到資本就變成商人和資本家；遇到無產階級就變成工人領袖。毫無疑問的是，黑海人有變成領袖的潛質，政府也很難壓制他們的各種政治活動。」

埃爾多安似乎就富有「咬住不放」的黑海性格。1998年，因為此前在公開演講中誦讀二十世紀初民族主義理論家齊亞·格卡爾普（Ziya Gökalp）的一首帶有伊斯蘭主義意味的詩歌，而面對牢獄之災時，他同樣是毫不退縮。儘管他出生在伊斯坦布爾，說話已經不帶黑海口音，演說時卻仍然帶着他人幾乎無法複製的氣質——中氣十足，堅定有力而富有煽動力。

新移民埃爾多安

在下着雨的特拉布宗海邊，「B-U-Y-U-R！」（「來！看！看！」），兜售黑海海產的魚販用洪亮的聲音叫賣。

「這聲音，真像『塔伊普大哥』」，我對幫忙做翻譯的艾弗蘭說。

「可不是嘛！這裏每個人都可能是下一個總統！」

從特拉布宗到阿爾特溫（Artvin）的東黑海海岸線接近250千米。沿着修建了許多隧道的海岸公路開行，北側是黑海灰色的海面，右側是包含着許多超過2000米的山峰的喀赤喀爾（Kaçkar）山脈。十數條彼此平行的小河從群山中向北流出，在河流入口的小塊沖積地上孕育出十數座小鎮。

在1960年代之前，黑海沿岸甚至沒有完整的公路系統，出入更多依賴坐船。「在茶樹引入之前，這裏的山上都是栗子樹和玉米……每家都有一些牲畜，但基本上都只有一頭牛。」丹麥人類學家Ildiko Beller-Hann和Chris Hann這樣描述從前的黑海生活。人們要謀生，只能轉向大海——有人去捕魚。更多的人選擇了背井離鄉，外出工作。

當醫生的易卜拉欣（Ibrahim）會一些德語，英語也不錯。如今他在黑海地區頗有成就，生活富足，在特拉布宗周圍的旅遊區購置了用來投資的物業。除此之外，他還在一家慈善機構兼職，多年來在黎巴嫩和伊朗等地參與難民救濟和社會援助工作，還去北京開過國際會議。「我太太是德國人，她的父母當時去了德國打工，最後定居在了漢諾威」，易卜拉欣的英語裏有時候會蹦出幾個德語詞。「我太太當時也是德國國籍。至於我，因為沒有在德國住太久，所以我的德語不夠好。」

人們常說黑海地區是埃爾多安和他的正發黨（AKP）的鋼鐵票倉。在這裏，他能在選舉中拿到超過60%的選票，再加上極右的民族主義行動黨（MHP），執政陣營能狂掃總選票的近80%。但相比內陸高原上的宗教保守派，黑海人有他們的特殊之處——相比同樣以保守和支持埃爾多安著稱的安納托利亞高原，黑海的宗教保守依託的是開放和流動——依託的是許多像易卜拉欣那樣，在土耳其國內外四處闖蕩的黑海人。

埃爾多安也是其中之一。只不過他沒去德國，而是去了伊斯坦布爾。

距離伊斯坦布爾亞洲區遊客如織的獨立大街（İstiklal Caddesi）不遠的卡森姆帕夏（Kasımpaşa）街區，有一座依山勢而修建，面對着金角灣的小足球場，稱為「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體育場」（Recep Tayyip Erdoğan Stadyumu）。在這裏，黑海人埃爾多安度過了他在伊斯坦布爾的青年時光。

埃爾多安一家在祖父一輩從格魯吉亞移民到里澤。至今為止，他到底有沒有格魯吉亞裔血統，仍然是個爭議話題。無論如何，根據已有資料，他的父親艾哈邁德·埃爾多安（Ahmet Erdoğan）結過三次婚。二戰之後，艾哈邁德·埃爾多安從里澤移民到了伊斯坦布爾，在海岸警衛隊任職。統治國家多年後，埃爾多安談起自己的父親時，總是讚揚他的宗教虔誠，但也描述過他的大男子主義暴力管教——他小時候，父親有時甚至會把他吊起來體罰。

做新移民並不容易，作為黑海人新移民就更難了。里澤往東便是多民族混合的海岸——說着一種南高加索語言的拉茲人（Laz）、和亞美尼亞人有親緣關係的山地居民赫姆辛人（hamşinli），還有邊境上的格魯吉亞人。當黑海人抵達伊斯坦布爾時，伊斯坦布爾的精英們發現他們說着一口含混粘溼，元音變得亂七八糟的黑海口音土耳其語。便輕蔑地將之稱為「拉茲口音」，同時認定這些人都是些低端的「拉茲人」。

誰能想象，如今的「蘇丹」埃爾多安，在年輕時因為出身黑海而受到過歧視呢？入讀大學時，他的同學們發現他來自里澤，便調侃他是個「拉茲」異族。這件事顯然令他很受打擊。他後來回憶說，自己當時曾經焦慮地向父親確認：我到底是什麼人？是土耳其人嗎？還是拉茲人？

相比精英雲集的大學，埃爾多安恐怕更喜歡卡森姆帕夏街區擁擠髒亂的街道——在那個小孩也需要自己照顧自己的年代裏，他可以每天在街上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踢球、打架。埃爾多安對卡森姆帕夏街區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在這裏讀小學，上宗教中學，還在這裏度過了他的球員生涯。踢了十幾年足球，一度成為卡森姆帕夏隊的正職隊員，直到1982年他才放棄了足球，開始從事政治。

黑海移民二代的身份在1980、90年代成為了埃爾多安的政治寶藏。這個大高個兒開着破破爛爛的汽車，車上的零部件都搖搖欲墜。他營造出的形象和那些長期混跡於伊斯坦布爾上流社會的政治人物們形成鮮明反差，再加上不同於伊斯坦布爾那溫軟口音的演說風格，他快速於伊斯蘭政黨福利黨（Refah Partisi）中上升，成為一顆政治新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的一張老照片裏，福利黨黨魁和一群黨友穿着西裝擠在一輛皮卡的後廂上站着拉票，埃爾多安那一刻幾乎「半掛」在車外。

經受過歧視的埃爾多安知道城市新移民們有什麼怨氣。他更深知農村和城市的生活習慣衝突意味着什麼。因而他時常把「黑土耳其人」和「白土耳其人」的標籤掛在嘴邊——自己代表着辛苦出身，有傳統社會背景的「黑土耳其人」，而伊斯坦布爾那些資產階級與歐化家庭出身，幻想着土耳其屬於西歐國家的「白土耳其人」則是凱末爾主義「深層國家」的支持者，是他要在政治上持續聲討的對象。

「他曾經的形象是草根出身的乾淨政治家。如今就算他的時代越來越多腐敗，但底層很多人還是會支持他。我認為這其中的原因是，埃爾多安曾經是他們之中的一員，他們在埃爾多安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逆轉和成功，看到了自己的復仇。」在黑海高速公路上，艾弗蘭這樣對我說。

如果說，曾幾何時是那些堅定的凱末爾主義軍官和官僚們構成了土耳其共和國的「深層國家」的話，那麼到了今天，一個黑海人的「深層國家」已經基本成型了。

機會與實用主義

「黑海人幾乎自己就是一個民族，特拉布宗人有自己的民族主義！」，在艾弗蘭這個東南部出生的土耳其人眼中，東黑海地區簡直像一個國中之國。

東黑海是今天土耳其語言和民族最多元的區域之一。本地人也常常自豪地介紹着這裏的歷史遺蹟——拜占庭時代本都（Pontus）希臘人的城堡和城牆遺蹟、山中的亞美尼亞遺址和修道院廢墟、土耳其別處都不跳的「Horon」踢踏舞、名字來源於希臘語的「卡曼切」（Kemençe）三絃樂器，更不用說現代的黑海口音流行樂了。對黑海之外的土耳其人來說，這些都是充滿濃烈異域氣息的「拉茲斯坦」文化。

「人們深知這裏的多元文化背景，但是本地文化中的拜占庭、亞美尼亞乃至猶太影響，在現代土耳其又是一個禁忌」，卡耶里歐盧教授認為，黑海人在歷史上把自己的多元背景「隱藏起來」了：「他們把自己裝成主流——伊斯蘭主義和民族主義。這是一種生存策略，也是一種實用主義，而實用主義是黑海人的另一個重要特質。」

在土耳其通俗文化中，黑海的「實用主義」常常意味着丑角化的狡猾和小聰明。「你看，在土耳其，政府會要求商家強制標明商品的價格。但是特拉布宗的很多餐廳、商店都不遵循這一套。看起來他們有自己的辦法規避管制。」艾弗蘭說。

黑海人最著名的形象之一，是電影和喜劇作品中的「拉茲承包商」（Laz Müteahhit）。在1977年的著名喜劇電影《微笑的眼睛》（Gülen Gözler）裏，主角之一就在工地上遇到了一個精明的黑海人建築承包商。他說着一口黑海口音，指令工人們偷工減料，違規趕工，不等水泥乾固就追加施工，最後這座「豆腐渣」建築物轟然倒塌。黑海建築承包商的刻板形象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於今年地震之後，「黑海承包商」們又一次被架上輿論風口，作為應該承擔建築大量倒塌的責任對象。

平心而論，黑海商人富有企業家精神，是出色的生意人和創業者。此外，土耳其全國的建築商中，黑海人雖然佔比不小，卻也沒有到佔據絕對優勢的程度。與其說建築問題是黑海人的責任，不如說是埃爾多安時代經濟投機路線的問題——在信貸寬鬆和大建設浪潮下，土耳其全國的建築承包商一路膨脹，超過了4.5萬家，而與此同時全歐洲的建築承包商也不過2.5萬家。

然而，許多黑海商人們的確對利潤有着強烈的渴望和追求。他們投身於建築業的利潤誘惑，「建築業的黃金時期大概在2000年代初，我訪談的黑海商人說那時候的利潤率能夠達到百分之三百以至四百」，卡耶里歐盧告訴我，「實際上，黑海人投身建築業，和黑海人投入移民，都是同一個邏輯的產物——哪兒有機會，哪兒就有黑海人。」

埃爾多安在四十年的政治生涯裏，也和黑海商人們一樣被打上了「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的烙印。儘管人們相信，他對政治的想象深受政治伊斯蘭的影響，但他的手腕和作風卻隨時可以折衷調和。1998年他所在的福利黨被土耳其最高法院宣布解散後，他和黨內堅定初衷的黨友們分道揚鑣，組建了標榜將親歐和自由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相調和的正發黨。此後二十多年來，他不斷變換着政治結盟的對象——先是和自由主義者與歐洲主義者同盟，發動了對凱末爾主義國家機器的改革，削弱了軍方和激進世俗主義者的影響力；繼而再和葛蘭運動（Gülen Movement）結盟，依靠後者力量為司法機構換血，又隨後分道揚鑣。針對人權、歐洲價值和地緣政治中的立場，他也前後搖擺着，要說強硬，他確實意志堅定；但要說靈活，埃爾多安也不介意隨時與人化敵為友或反目成仇。

「你很難找到另一個像他這樣變換立場和同盟的人！」一位伊斯坦布爾馬爾馬拉大學（Marmara University）的教授告訴我，「他可以和激進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同盟，也可以回頭和激進庫爾德民族主義者同盟！你能想象嗎？」

茶館裏的裙帶關係

黑海的茶山從埃爾多安的故鄉里澤開始，城中海邊有一座巨大的茶杯形建築，矗立在一座停車場的正中央，象徵着里澤的「茶城」地位。茶山一直向東延續到和格魯吉亞的邊境。整個土耳其都有喝茶的習慣，也都有男士聚會為主的茶館。但只有黑海人把茶當水來喝。我曾經問一個黑海人他一天喝幾杯茶。「二十杯吧」，他思考了一下，「或者三十杯。」

喝茶在這裏並非精緻的生活方式。人們也習慣於濃烈的紅茶。至多為了講究茶的顏色，要上一杯「雙色」（iki renkli）——在半杯開水裏倒上半杯濃茶。精緻點的茶館會在茶裏面加入一點茶葉和茶莖，顯得更加天然。

對黑海人來說，茶館，起到的是同鄉會館的鏈接和社交作用。

朋友艾哈默德（Ahmet）介紹我認識他的表姐的丈夫哈桑（Hasan）。哈桑是里澤人，當年15歲的他，通過已經先行在伊斯坦布爾紮根的遠房黑海親戚的幫助，在1990年來到了伊斯坦布爾。現在，他的8個兄弟姐妹一個個來到了伊斯坦布爾，一同做生意的，也很多是同村的人。

黑海人往往對他們的生意秘訣守口如瓶，外人很難探得虛實。但可以猜測，哈桑在伊斯坦布爾的立足，很依賴於他的家庭和地域身份。他和艾哈邁德的表親姻親們，有不少都在體制內工作或擁有自己的生意，可以隨時對接到不同的社會和商業資源。不同於伊斯坦布爾的西化精英的小家庭，黑海人依託表兄弟姐妹、同村同族的親屬關係的互助仍然普遍。

哈桑對茶有着典型的黑海式需求：「我喝茶是會上癮的，如果一天不喝茶，我就會頭痛。」這座類似於會所的茶館位於一座建築三樓，大概有100多平米。大廳裏擺着許多套桌椅，可以用來喝茶、吃飯，玩牌，看電視。角落裏面掛着一面土耳其國旗與凱末爾·阿塔圖克的畫像，旁邊還有個小廚房。

這個茶館，就是各種各樣的商業和社會信息的交流集散地。一旦有生意，他們就會優先在老鄉圈子中分享和合作。

這種親戚帶親戚，熟人帶熟人的網絡，在土耳其一直存在。只是，到了近二十年間，隨着經濟的發展，裙帶連接非但沒有退潮，反而愈演愈烈了。與此同步，來自黑海的新精英充斥了高層的政商網絡。最容易通過裙帶關係分肥的領域，便是大型的國家項目和工程——近年來，這些項目熱衷於通過民間興建運營後轉移模式（BOT）進行。在這一模式下，土耳其政府往往會為項目運營後的虧損兜底。這意味着接單只賺不賠。

從前，這些建設項目還有招投標環節。但近年來政府已經改為用「邀請」來決定公共基建資金的去向。也就是說，誰和高層關係更近，誰就更有機會獲得「邀請」。而值得一提的是，自從土耳其轉為總統制之後，兩任的交通和基礎設施部長，都是特拉布宗人。

黑海人不喝茶會頭疼，也許不僅是因為茶，也是因為茶館裏所能提供的連接和致富機會。

伊斯蘭主義的黑海式矛盾

打算去歐洲讀書的印度穆斯林學生米爾（Mir），對即將到來的大選憂心忡忡。「埃爾多安會輸掉大選，年輕人看他太久了，想換人。但這樣一來就會換上一個右翼的凱末爾主義政權。」他擔心新政府對穆斯林會不寬容，凱末爾主義式的強制世俗主義會回來。

「那你覺得誰是左派呢？」我問。

「埃爾多安呀！」米爾回答。

身為黑海人的埃爾多安，確實在許多場合將多元作為一種值得提倡的價值加以追捧。這也是土耳其當代意識形態最令西方人困擾之處——你無法簡單分出「左派」和「右派」，「進步主義」或「保守主義」。凱末爾主義世俗主義民族主義是一種保守主義嗎？凱末爾世俗主義社會主義是一種進步主義嗎？支持自由市場的政治伊斯蘭是右翼嗎？主張平等主義的政治伊斯蘭是左翼嗎？

對埃爾多安來說，平等蘊含在一種普世的神學概念裏。他有時在公開演講中回到他曾經困擾的那個問題：「我是土耳其人，還是拉茲人？」然後援引他父親當年的回答：「人死的時候，真主只會問：『誰是你的先知？誰是你的信仰？』他才不會問：『你是哪個族群的？』所以，如果有人問你的族群，你只用回答『禮讚安拉，我是個穆斯林！』這才合適。」

相比他那些努力適應土耳其民族主義的黑海同胞，埃爾多安要更多強調土耳其共和國的多元背景。儘管如今他和庫爾德人和阿列維派都關係緊張，但在他上任初期，實際上給予了包括這兩者在內的少數族群更大的自由度——須知在凱末爾主義下，庫爾德人的母語教學都不被承認，庫爾德學生還要每天朗誦那句著名的土耳其誓詞：「多麼歡樂啊，我說我是一個土耳其人。」（Ne mutlu Türk’üm diyene）

埃爾多安甚至在任內取消了凱末爾主義遺留的學校國家安全教育和駐校教官制度。在當時，土耳其正在申請加入歐盟，這些由伊斯蘭主義者埃爾多安親自推行的自由化改革，都可以算是「轉型正義」、消解凱末爾主義的必要環節。

在埃爾多安全面執政之前，土耳其的伊斯蘭主義者曾長期以抗爭者和社運人士的形象出現。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做一名公開的政治伊斯蘭主義者意味着牢獄之災甚至死刑。研究土耳其伊斯蘭政治的學者亞烏茲（Hakan Yavuz）就認為，在那時，生活在凱末爾主義國家中的伊斯蘭主義者為了保證習俗、信仰和圈子能夠存續，發展出了一套依託於裙帶關係的生存模式。

世俗派精英們如今指責伊斯蘭主義者執政之後大搞裙帶關係，違背了宗教本身對道德的追求。但須知，在土耳其共和國的歷史上，裙帶關係曾經是伊斯蘭主義者們重要的抗爭和社運模式。它本質上是一種「替代經濟」——通過裙帶關係，伊斯蘭主義者可以在凱末爾主義的國家機器下彼此維持緊密的連接。裙帶經濟也避免了向一個他們看來不屬於自己的政權貢獻稅收。左翼政治呼籲的「想象另一種可能性」，實際上在政治伊斯蘭的潛流中也同樣存在着。長期頭頂上懸着凱末爾主義子彈的伊斯蘭主義者，對手段的理解也許早已全面馬基雅維利化了。

艾哈邁德就告訴我，類似的思維在自己的黑海宗教保守派親戚中很常見。他自己有十三個堂表兄弟姐妹，其中大部分是宗教保守派。他們的父母中，有些人在當今的體制中坐到了不錯的位置，在合適時能夠提攜親屬一把。艾哈邁德並不喜歡家裏親戚的這些手法。他認為有些人的能力並不足以得到這些職位。但這時，一些親戚們就會說，通過這些「走關係」的方式，阻止非穆斯林獲得關鍵崗位，而讓穆斯林獲得重要位置，是「合理且道德」的，最終是為了實現他們對宗教的理解中的「理想社會」——儘管在土耳其，很少有人會公開表示要將這個國家變得更「伊斯蘭化」，乃至變成一個穆斯林的「烏瑪」（Umma）家園。因為這樣的政綱並不現實，同時也違背憲法。

但在這裏，黑海人的裙帶關係和家族關係、政治伊斯蘭對凱末爾主義的恐懼，和對反對派所承諾的寬容的不信任、對伊斯蘭在社會中的指導作用的想象、對寬容和多元的理解，全部混在了一起。裙帶關係到底是社會理想的一部分，還是個人私利和家族利益的藉口？如今已經很難分得清楚。

到最後，在黑海人統治土耳其的時代裏，人們可以一方面說實用主義是伊斯蘭主義的理想付諸現實的前提，伊斯蘭主義是實用主義妥協後仍然可以堅持的目標。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實用主義為伊斯蘭主義者在經濟和國家管理上的腐化提供了一種馬基雅維利式的藉口，伊斯蘭主義有時變成了實用主義墮落時證明自己道德仍然高尚的外牆貼面。

埃爾多安是個堅定的伊斯蘭主義者，也是一個馬基雅維利式的實用主義者。或許，這就是黑海式的矛盾吧。這也是政治伊斯蘭在土耳其的一場「黑海式」危機。

在黑海尋找新的土耳其

就在大選前幾天，反對黨推出了他們的新助選歌曲《來吧來吧》（Hayde Hayde）。這首歌來自同名的黑海民歌。曾幾何時，黑海音樂是「拉茲人」的東西，不入土耳其主流的法眼。

在反對黨聯盟用上這首音樂之前，一群黑海藝術家率先讓這首歌在2017年走紅起來。他們來自一場黑海環境抗爭運動。「2013年的塔克西姆-蓋齊公園抗爭運動，可以說最早是由黑海抗爭運動點燃的」，「黑海抗爭」活動家之一的哈蒂澤（Hatice）在2019年告訴我。2000年代初開始，包括土耳其和外國公司在內的開發項目紛紛在東黑海地區修建水壩、開採礦山。面對推土機，黑海的居民——尤其是山裏的少數民族，開啓了持續超過十年直至今天的環境抗爭運動。

從里澤向東，不到一百公里，就能從土耳其最支持埃爾多安的地方之一，到達土耳其最反對埃爾多安的地方之一——與格魯吉亞交接的阿爾特溫（Artvin）市。在阿爾特溫靠近邊界的小鎮凱末爾帕夏（Kemalpaşa），來自當地茶葉種植合作社的塞達爾（Serdar）帶我參觀他們的茶山和工廠。

今天的「土耳其茶文化」——包括遍布黑海的茶館，其實完全是現代的發明。傳統上，土耳其人喝咖啡而不是紅茶。但在二戰後，志在發展農村經濟的、凱末爾主義者們主導着的土耳其政府，在黑海開啓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茶工業計劃——他們提供政府補貼和貸款，吸引農民統一種植從格魯吉亞引進的茶種，鼓勵他們創辦合作社經濟，再以國營茶廠收購農民種植的茶葉。在黑海，茶山和茶園於1950年代出現，並迅速在2、30年間崛起為了主要的農業收入來源。

今天的土耳其紅茶，實際上是凱末爾主義下，國家主義主導工農業發展的歷史遺產。

「但是如今政府對農業的補貼幾乎沒有了，普通農民和合作社想要貸款也變得很困難」，在茶園裏，塞達爾展示他的茶樹，「政府收購也取消了，現在大部分人都要把茶賣給私營的茶公司。但收購價格又很低。所以大家只能重視產量而不是質量。你看，我們還在用大剪刀採茶，世界上可能只有我們在這麼做了。」

塞達爾並不是本地人，但他和許多同路人一樣，發現在這裏存在着重振鄉土的可能性。「我們辦合作社，就是希望人們能夠留在農村。只要農業有好的收入，人們就會留下來，村校就能恢復，孩子就不用遠赴城裏上學。」

茶的引入，和現在黑海茶園的「低端生產」狀態，反映着土耳其共和國經濟的某種停滯。國家從經濟中撤出，把許多領域讓給市場，最後又變成裙帶關係的領域，是1990年代至今土耳其最醒目的經濟變化——在1990年代之後，傳統的國家主導的凱末爾主義經濟在伊斯蘭主義、自由主義和市場化的浪潮下被瓦解了。但新的路徑們並沒有能夠填補凱末爾主義留下的真空。關於世俗和宗教的論爭，甚至某種程度上更多地犧牲了社會和經濟政策。這樣的空間，給了政商勾結——包括了黑海人的裙帶生意——以充足的空間。

也正是這樣，「黑海抗爭」其實反映出的，是土耳其年輕一代對這一變化的不滿。哈蒂澤就告訴我，在「黑海抗爭」運動中，無神論者和虔誠的穆斯林女性也同樣能手挽手站在一起抵抗推土機對森林的破壞，因為這是為了人們的家園和生計。

而黑海的年輕人也開始重新理解自己和家鄉的關係。

「每次回家，你都能感受到保守的氛圍，比如大家會要求你戴好頭巾」，在來自自特拉布宗，如今住在安卡拉的朋友法蒂瑪（Fatma）對我說：「傳統上黑海是個很保守的地方，很大男子主義，女性更加勞累，除了做家務，還要搬運重物，打理茶園和其他農活。」

但到了她這代年輕人，很多事情都在發生改變。和法蒂瑪同齡的很多黑海人上了大學，選擇留在大城市工作。她們回到家鄉時總是熱情地擁抱黑海的自然風光。但她們也和上一代人的宗教和政治生活拉開了距離——無論是否還保留着信仰。

也許可以說，和土耳其大城市中那些出生於凱末爾主義世家的土耳其人不同，許多年輕一代的黑海人經歷過，並且繼續生活在宗教保守的家庭中。這讓他們的生活中多了許多痛苦，但與此同時，他們也通過這種生活經歷，習得了跨越過去半世紀土耳其諸多政治和意識形態鴻溝的方式——這種方式未必是意識形態的。

就算在遠離里澤，拉茲人為主的茶山上，人們仍然開着對「狡猾的黑海人」的玩笑。「前幾年很多本地人拿茶園資格證去抵押貸款，然後回頭就把資格證轉移給自己的妻子，再拒絕還貸，讓銀行無計可施。」也許在政見之外，黑海本地的文化仍然是跨民族相通的。在一群人身上成為身份政治或裙帶關係的理由，也可以在年輕人中間帶來更寬容和多元的對未來的想象。

而對新一代人而言，政治也不光只是「宗教」、「世俗」那些意識形態的問題，也包括了社會福利、經濟政策和就業政策——人們開始詢問，土耳其在未來到底要變成一個怎樣的國家？無獨有偶，如今反對黨提出要建設一個「社會國家」，讓社會福利和國家的經濟政策惠及更多普通人。而作為這套政策的主要操盤手之一的學者於克塞爾·塔斯肯（Yüksel Taşkın），正是年輕一代的里澤人。

只不過，就像黑海人從新移民成為國家統治者所經歷的漫長週期，黑海年輕一代中生長出的對未來的想象，也不知道要經歷多久，在什麼環境下，才會真正成為可能。

（易卜拉欣、哈桑和米爾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