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移民到土耳其的统治者：埃尔多安的黑海同乡和他们的时代

特约撰稿人阿齐，发自土耳其特拉布宗

“喝茶吗？”，2015年5月中旬，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场公共活动后，埃尔多安对路边阳台上的支持者们挥手，支持者们请他上家里坐坐。他笑着婉拒，留着上髭的嘴向前伸出，手在空气中比划出用茶匙在杯子里搅拌的姿势——意思是“有空时来喝茶！”

热爱喝茶，是埃尔多安众多特质中少为外人注意的一点。但对土耳其人来说，“爱喝茶”说明了很多问题：茶代表着埃尔多安独特的出身背景——黑海地区；茶也浓缩着他统治土耳其的二十年间崛起的新精英阶层——来自黑海地区的政客与商人们。

“埃尔多安来自黑海地区的里泽（Rize）市，那里是土耳其的主要产茶区”，几年前，我第一次到土耳其时，社会学家亚瑟敏（Yasemin）请我在伊斯坦布尔城里的一家新派茶馆喝茶。茶单上，来自黑海的红茶和来自福建武夷山的乌龙并列在一起。看我对茶好奇，她告诉我，埃尔多安时代和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里所说的黑海地区，准确来说，是紧邻格鲁吉亚的土耳其东黑海地区，距离伊斯坦布尔有一千三百公里。其商业与政治中心是里泽和附近的特拉布宗（Trabzon）这两座城市。“黑海有着与众不同的气候。”亚瑟敏告诉我，“那里的海岸多山，是土耳其落雨最频繁的地方，山上种着茶树。”

“山：海、茶，那岂不是像闽南海岸吗？”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个莫名其妙的古怪念头。

“要理解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就一定要去黑海看看。那里是埃尔多安的家乡。黑海的宗教保守派群众，是他的基本盘。”

“是我们统治土耳其”

“现在是我们黑海人在统治这个国家！”在特拉布宗的老市场里，本地手工艺人萨利赫（Salih）抿一口红茶，笑眯眯地对我说。

许多土耳其知识分子感觉到，黑海人在各行各业中冒出头来，但数字还是会让他们震惊一番——总统是里泽人，他的第1任内阁的17个部长中有4个是特拉布宗人，2个是里泽人。在地方上，中央任命的全国81个省长中也有一大群黑海人；伊斯坦布尔有25个区长，特拉布宗人6个。

想像一个土耳其年轻人的生活吧：你需要上学，而主管高等教育的是黑海人；你要坐火车和大巴，而交通部长是黑海人；你想参与科技创业，而工业和技术部长是黑海人；你发现通货膨胀严重，而央行行长是黑海人；你在地震灾区想申请公共房屋重建计划，而公营房屋项目（TOKI）的全国主管还是黑海人……

“本地有句话：‘哪儿都是我们的特拉布宗’（Bize her yer Trabzon.），意思是这里的人无论去到何处都能有一番事业”，黑海科技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卡耶里欧卢（Selim Karyelioğlu）在他的办公室里掰着手指，给我盘点内阁成员的籍贯，“我们再来看看反对党：未来新星、共和人民党（CHP）的伊斯坦布尔市长及副总统候选人伊玛目奥卢（Ekrem İmamoğlu）是特拉布宗人，上次大选的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因杰（Muharrem İnce）的妈妈是里泽人，反对派联盟中的另一大党“美好党”（İyi Parti）的党主席阿克塞纳尔（Meral Akşener）有个里泽人老公。”

他没有提起土耳其商界。要数的话，土耳其最大私营建筑商之一的钦吉斯控股（Chengiz Holding）的创始人麦麦特·钦吉斯（Mehmet Cengiz）来自里泽；驰名全球的军事无人机企业“拜拉克塔尔”的创始人来自特拉布宗；而在体育界，特拉布宗体育队（Trabzonspor）是唯一多次获得过土耳其超级联赛冠军的非伊斯坦布尔球队……

无论最后的选举是谁胜利，黑海人“统治”土耳其的基本格局看起来都很难撼动。也无怪于在黑海，许多人既喜欢埃尔多安，又欣赏反对派的伊斯坦布尔市长伊玛目奥卢，毕竟他们都是黑海老乡。

“据我所知，在伊斯坦布尔，来自正发党和共和人民党的不同阵营的黑海人政客，甚至会用老乡身份互相帮助！”卡耶里欧卢教授说。

土耳其有80多个省，特拉布宗和里泽只占到其中两个。但如今他们的影响力却无远弗届。为什么黑海人这么厉害？卡耶里欧卢提出一种自然决定论：自然环境带来的“黑海人气质”——勤奋、拼搏，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黑海人的成功是因为这里的天气和自然环境恶劣”，他看了眼窗外灰蒙蒙的雨和满绿的山峦，“这里下雨多，山多地少，不适合农业和畜牧，人口稠密但又没有太多产业，所以黑海人特别勤劳工作，特别能吃苦。当他们有目标之后，会比任何人都要坚定。”

黑海人甚至也在土耳其的左翼政治中冒头。

“别看今天这里是宗教保守主义的重镇，但在历史上，黑海还是土耳其左翼运动的心脏。”在特拉布宗一处左翼屋顶茶馆里，本地老左翼活动家玉杰森（Gültekin Yücesan）讲述了一个左翼版本的黑海人故事：历史上，土耳其左翼最重要的好些人物都是黑海出身的。土耳其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穆斯塔法·苏布西（Mustafa Suphi）也是黑海人，家乡在西边紧挨着特拉布宗的吉雷松（Giresun），土耳其独立战争时期，1921年1月，他和一群共产党人试图加入独立战争未果，在返回苏维埃格鲁吉亚的途中，被杀死在特拉布宗以东苏尔梅内（Sürmene）镇的外海上，成为一桩扑朔迷离的历史惨案。

为什么黑海地区几乎连工业都没有，却有那么多共产党领袖？玉杰森的解释同样归于自然。“因为自然环境恶劣，所以这里的人行动更快，更醒目，更精明。他们带着这样的背景，又遇上现代社会，就会发生转变——遇到资本就变成商人和资本家；遇到无产阶级就变成工人领袖。毫无疑问的是，黑海人有变成领袖的潜质，政府也很难压制他们的各种政治活动。”

埃尔多安似乎就富有“咬住不放”的黑海性格。1998年，因为此前在公开演讲中诵读二十世纪初民族主义理论家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的一首带有伊斯兰主义意味的诗歌，而面对牢狱之灾时，他同样是毫不退缩。尽管他出生在伊斯坦布尔，说话已经不带黑海口音，演说时却仍然带着他人几乎无法复制的气质——中气十足，坚定有力而富有煽动力。

新移民埃尔多安

在下着雨的特拉布宗海边，“B-U-Y-U-R！”（“来！看！看！”），兜售黑海海产的鱼贩用洪亮的声音叫卖。

“这声音，真像‘塔伊普大哥’”，我对帮忙做翻译的艾弗兰说。

“可不是嘛！这里每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总统！”

从特拉布宗到阿尔特温（Artvin）的东黑海海岸线接近250千米。沿着修建了许多隧道的海岸公路开行，北侧是黑海灰色的海面，右侧是包含着许多超过2000米的山峰的喀赤喀尔（Kaçkar）山脉。十数条彼此平行的小河从群山中向北流出，在河流入口的小块冲积地上孕育出十数座小镇。

在1960年代之前，黑海沿岸甚至没有完整的公路系统，出入更多依赖坐船。“在茶树引入之前，这里的山上都是栗子树和玉米……每家都有一些牲畜，但基本上都只有一头牛。”丹麦人类学家Ildiko Beller-Hann和Chris Hann这样描述从前的黑海生活。人们要谋生，只能转向大海——有人去捕鱼。更多的人选择了背井离乡，外出工作。

当医生的易卜拉欣（Ibrahim）会一些德语，英语也不错。如今他在黑海地区颇有成就，生活富足，在特拉布宗周围的旅游区购置了用来投资的物业。除此之外，他还在一家慈善机构兼职，多年来在黎巴嫩和伊朗等地参与难民救济和社会援助工作，还去北京开过国际会议。“我太太是德国人，她的父母当时去了德国打工，最后定居在了汉诺威”，易卜拉欣的英语里有时候会蹦出几个德语词。“我太太当时也是德国国籍。至于我，因为没有在德国住太久，所以我的德语不够好。”

人们常说黑海地区是埃尔多安和他的正发党（AKP）的钢铁票仓。在这里，他能在选举中拿到超过60%的选票，再加上极右的民族主义行动党（MHP），执政阵营能狂扫总选票的近80%。但相比内陆高原上的宗教保守派，黑海人有他们的特殊之处——相比同样以保守和支持埃尔多安著称的安纳托利亚高原，黑海的宗教保守依托的是开放和流动——依托的是许多像易卜拉欣那样，在土耳其国内外四处闯荡的黑海人。

埃尔多安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他没去德国，而是去了伊斯坦布尔。

距离伊斯坦布尔亚洲区游客如织的独立大街（İstiklal Caddesi）不远的卡森姆帕夏（Kasımpaşa）街区，有一座依山势而修建，面对着金角湾的小足球场，称为“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体育场”（Recep Tayyip Erdoğan Stadyumu）。在这里，黑海人埃尔多安度过了他在伊斯坦布尔的青年时光。

埃尔多安一家在祖父一辈从格鲁吉亚移民到里泽。至今为止，他到底有没有格鲁吉亚裔血统，仍然是个争议话题。无论如何，根据已有资料，他的父亲艾哈迈德·埃尔多安（Ahmet Erdoğan）结过三次婚。二战之后，艾哈迈德·埃尔多安从里泽移民到了伊斯坦布尔，在海岸警卫队任职。统治国家多年后，埃尔多安谈起自己的父亲时，总是赞扬他的宗教虔诚，但也描述过他的大男子主义暴力管教——他小时候，父亲有时甚至会把他吊起来体罚。

做新移民并不容易，作为黑海人新移民就更难了。里泽往东便是多民族混合的海岸——说着一种南高加索语言的拉兹人（Laz）、和亚美尼亚人有亲缘关系的山地居民赫姆辛人（hamşinli），还有边境上的格鲁吉亚人。当黑海人抵达伊斯坦布尔时，伊斯坦布尔的精英们发现他们说着一口含混粘湿，元音变得乱七八糟的黑海口音土耳其语。便轻蔑地将之称为“拉兹口音”，同时认定这些人都是些低端的“拉兹人”。

谁能想象，如今的“苏丹”埃尔多安，在年轻时因为出身黑海而受到过歧视呢？入读大学时，他的同学们发现他来自里泽，便调侃他是个“拉兹”异族。这件事显然令他很受打击。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曾经焦虑地向父亲确认：我到底是什么人？是土耳其人吗？还是拉兹人？

相比精英云集的大学，埃尔多安恐怕更喜欢卡森姆帕夏街区拥挤脏乱的街道——在那个小孩也需要自己照顾自己的年代里，他可以每天在街上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踢球、打架。埃尔多安对卡森姆帕夏街区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在这里读小学，上宗教中学，还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球员生涯。踢了十几年足球，一度成为卡森姆帕夏队的正职队员，直到1982年他才放弃了足球，开始从事政治。

黑海移民二代的身份在1980、90年代成为了埃尔多安的政治宝藏。这个大高个儿开着破破烂烂的汽车，车上的零部件都摇摇欲坠。他营造出的形象和那些长期混迹于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的政治人物们形成鲜明反差，再加上不同于伊斯坦布尔那温软口音的演说风格，他快速于伊斯兰政党福利党（Refah Partisi）中上升，成为一颗政治新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的一张老照片里，福利党党魁和一群党友穿着西装挤在一辆皮卡的后厢上站着拉票，埃尔多安那一刻几乎“半挂”在车外。

经受过歧视的埃尔多安知道城市新移民们有什么怨气。他更深知农村和城市的生活习惯冲突意味着什么。因而他时常把“黑土耳其人”和“白土耳其人”的标签挂在嘴边——自己代表着辛苦出身，有传统社会背景的“黑土耳其人”，而伊斯坦布尔那些资产阶级与欧化家庭出身，幻想着土耳其属于西欧国家的“白土耳其人”则是凯末尔主义“深层国家”的支持者，是他要在政治上持续声讨的对象。

“他曾经的形象是草根出身的干净政治家。如今就算他的时代越来越多腐败，但底层很多人还是会支持他。我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埃尔多安曾经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他们在埃尔多安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逆转和成功，看到了自己的复仇。”在黑海高速公路上，艾弗兰这样对我说。

如果说，曾几何时是那些坚定的凯末尔主义军官和官僚们构成了土耳其共和国的“深层国家”的话，那么到了今天，一个黑海人的“深层国家”已经基本成型了。

机会与实用主义

“黑海人几乎自己就是一个民族，特拉布宗人有自己的民族主义！”，在艾弗兰这个东南部出生的土耳其人眼中，东黑海地区简直像一个国中之国。

东黑海是今天土耳其语言和民族最多元的区域之一。本地人也常常自豪地介绍着这里的历史遗迹——拜占庭时代本都（Pontus）希腊人的城堡和城墙遗迹、山中的亚美尼亚遗址和修道院废墟、土耳其别处都不跳的“Horon”踢踏舞、名字来源于希腊语的“卡曼切”（Kemençe）三弦乐器，更不用说现代的黑海口音流行乐了。对黑海之外的土耳其人来说，这些都是充满浓烈异域气息的“拉兹斯坦”文化。

“人们深知这里的多元文化背景，但是本地文化中的拜占庭、亚美尼亚乃至犹太影响，在现代土耳其又是一个禁忌”，卡耶里欧卢教授认为，黑海人在历史上把自己的多元背景“隐藏起来”了：“他们把自己装成主流——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一种实用主义，而实用主义是黑海人的另一个重要特质。”

在土耳其通俗文化中，黑海的“实用主义”常常意味着丑角化的狡猾和小聪明。“你看，在土耳其，政府会要求商家强制标明商品的价格。但是特拉布宗的很多餐厅、商店都不遵循这一套。看起来他们有自己的办法规避管制。”艾弗兰说。

黑海人最著名的形象之一，是电影和喜剧作品中的“拉兹承包商”（Laz Müteahhit）。在1977年的著名喜剧电影《微笑的眼睛》（Gülen Gözler）里，主角之一就在工地上遇到了一个精明的黑海人建筑承包商。他说着一口黑海口音，指令工人们偷工减料，违规赶工，不等水泥干固就追加施工，最后这座“豆腐渣”建筑物轰然倒塌。黑海建筑承包商的刻板形象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今年地震之后，“黑海承包商”们又一次被架上舆论风口，作为应该承担建筑大量倒塌的责任对象。

平心而论，黑海商人富有企业家精神，是出色的生意人和创业者。此外，土耳其全国的建筑商中，黑海人虽然占比不小，却也没有到占据绝对优势的程度。与其说建筑问题是黑海人的责任，不如说是埃尔多安时代经济投机路线的问题——在信贷宽松和大建设浪潮下，土耳其全国的建筑承包商一路膨胀，超过了4.5万家，而与此同时全欧洲的建筑承包商也不过2.5万家。

然而，许多黑海商人们的确对利润有着强烈的渴望和追求。他们投身于建筑业的利润诱惑，“建筑业的黄金时期大概在2000年代初，我访谈的黑海商人说那时候的利润率能够达到百分之三百以至四百”，卡耶里欧卢告诉我，“实际上，黑海人投身建筑业，和黑海人投入移民，都是同一个逻辑的产物——哪儿有机会，哪儿就有黑海人。”

埃尔多安在四十年的政治生涯里，也和黑海商人们一样被打上了“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烙印。尽管人们相信，他对政治的想象深受政治伊斯兰的影响，但他的手腕和作风却随时可以折衷调和。1998年他所在的福利党被土耳其最高法院宣布解散后，他和党内坚定初衷的党友们分道扬镳，组建了标榜将亲欧和自由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相调和的正发党。此后二十多年来，他不断变换着政治结盟的对象——先是和自由主义者与欧洲主义者同盟，发动了对凯末尔主义国家机器的改革，削弱了军方和激进世俗主义者的影响力；继而再和葛兰运动（Gülen Movement）结盟，依靠后者力量为司法机构换血，又随后分道扬镳。针对人权、欧洲价值和地缘政治中的立场，他也前后摇摆着，要说强硬，他确实意志坚定；但要说灵活，埃尔多安也不介意随时与人化敌为友或反目成仇。

“你很难找到另一个像他这样变换立场和同盟的人！”一位伊斯坦布尔马尔马拉大学（Marmara University）的教授告诉我，“他可以和激进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同盟，也可以回头和激进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同盟！你能想象吗？”

茶馆里的裙带关系

黑海的茶山从埃尔多安的故乡里泽开始，城中海边有一座巨大的茶杯形建筑，矗立在一座停车场的正中央，象征着里泽的“茶城”地位。茶山一直向东延续到和格鲁吉亚的边境。整个土耳其都有喝茶的习惯，也都有男士聚会为主的茶馆。但只有黑海人把茶当水来喝。我曾经问一个黑海人他一天喝几杯茶。“二十杯吧”，他思考了一下，“或者三十杯。”

喝茶在这里并非精致的生活方式。人们也习惯于浓烈的红茶。至多为了讲究茶的颜色，要上一杯“双色”（iki renkli）——在半杯开水里倒上半杯浓茶。精致点的茶馆会在茶里面加入一点茶叶和茶茎，显得更加天然。

对黑海人来说，茶馆，起到的是同乡会馆的链接和社交作用。

朋友艾哈默德（Ahmet）介绍我认识他的表姐的丈夫哈桑（Hasan）。哈桑是里泽人，当年15岁的他，通过已经先行在伊斯坦布尔扎根的远房黑海亲戚的帮助，在1990年来到了伊斯坦布尔。现在，他的8个兄弟姐妹一个个来到了伊斯坦布尔，一同做生意的，也很多是同村的人。

黑海人往往对他们的生意秘诀守口如瓶，外人很难探得虚实。但可以猜测，哈桑在伊斯坦布尔的立足，很依赖于他的家庭和地域身份。他和艾哈迈德的表亲姻亲们，有不少都在体制内工作或拥有自己的生意，可以随时对接到不同的社会和商业资源。不同于伊斯坦布尔的西化精英的小家庭，黑海人依托表兄弟姐妹、同村同族的亲属关系的互助仍然普遍。

哈桑对茶有着典型的黑海式需求：“我喝茶是会上瘾的，如果一天不喝茶，我就会头痛。”这座类似于会所的茶馆位于一座建筑三楼，大概有100多平米。大厅里摆着许多套桌椅，可以用来喝茶、吃饭，玩牌，看电视。角落里面挂着一面土耳其国旗与凯末尔·阿塔图克的画像，旁边还有个小厨房。

这个茶馆，就是各种各样的商业和社会信息的交流集散地。一旦有生意，他们就会优先在老乡圈子中分享和合作。

这种亲戚带亲戚，熟人带熟人的网络，在土耳其一直存在。只是，到了近二十年间，随着经济的发展，裙带连接非但没有退潮，反而愈演愈烈了。与此同步，来自黑海的新精英充斥了高层的政商网络。最容易通过裙带关系分肥的领域，便是大型的国家项目和工程——近年来，这些项目热衷于通过民间兴建运营后转移模式（BOT）进行。在这一模式下，土耳其政府往往会为项目运营后的亏损兜底。这意味着接单只赚不赔。

从前，这些建设项目还有招投标环节。但近年来政府已经改为用“邀请”来决定公共基建资金的去向。也就是说，谁和高层关系更近，谁就更有机会获得“邀请”。而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土耳其转为总统制之后，两任的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都是特拉布宗人。

黑海人不喝茶会头疼，也许不仅是因为茶，也是因为茶馆里所能提供的连接和致富机会。

伊斯兰主义的黑海式矛盾

打算去欧洲读书的印度穆斯林学生米尔（Mir），对即将到来的大选忧心忡忡。“埃尔多安会输掉大选，年轻人看他太久了，想换人。但这样一来就会换上一个右翼的凯末尔主义政权。”他担心新政府对穆斯林会不宽容，凯末尔主义式的强制世俗主义会回来。

“那你觉得谁是左派呢？”我问。

“埃尔多安呀！”米尔回答。

身为黑海人的埃尔多安，确实在许多场合将多元作为一种值得提倡的价值加以追捧。这也是土耳其当代意识形态最令西方人困扰之处——你无法简单分出“左派”和“右派”，“进步主义”或“保守主义”。凯末尔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保守主义吗？凯末尔世俗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进步主义吗？支持自由市场的政治伊斯兰是右翼吗？主张平等主义的政治伊斯兰是左翼吗？

对埃尔多安来说，平等蕴含在一种普世的神学概念里。他有时在公开演讲中回到他曾经困扰的那个问题：“我是土耳其人，还是拉兹人？”然后援引他父亲当年的回答：“人死的时候，真主只会问：‘谁是你的先知？谁是你的信仰？’他才不会问：‘你是哪个族群的？’所以，如果有人问你的族群，你只用回答‘礼赞安拉，我是个穆斯林！’这才合适。”

相比他那些努力适应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黑海同胞，埃尔多安要更多强调土耳其共和国的多元背景。尽管如今他和库尔德人和阿列维派都关系紧张，但在他上任初期，实际上给予了包括这两者在内的少数族群更大的自由度——须知在凯末尔主义下，库尔德人的母语教学都不被承认，库尔德学生还要每天朗诵那句著名的土耳其誓词：“多么欢乐啊，我说我是一个土耳其人。”（Ne mutlu Türk’üm diyene）

埃尔多安甚至在任内取消了凯末尔主义遗留的学校国家安全教育和驻校教官制度。在当时，土耳其正在申请加入欧盟，这些由伊斯兰主义者埃尔多安亲自推行的自由化改革，都可以算是“转型正义”、消解凯末尔主义的必要环节。

在埃尔多安全面执政之前，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者曾长期以抗争者和社运人士的形象出现。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做一名公开的政治伊斯兰主义者意味着牢狱之灾甚至死刑。研究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学者亚乌兹（Hakan Yavuz）就认为，在那时，生活在凯末尔主义国家中的伊斯兰主义者为了保证习俗、信仰和圈子能够存续，发展出了一套依托于裙带关系的生存模式。

世俗派精英们如今指责伊斯兰主义者执政之后大搞裙带关系，违背了宗教本身对道德的追求。但须知，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上，裙带关系曾经是伊斯兰主义者们重要的抗争和社运模式。它本质上是一种“替代经济”——通过裙带关系，伊斯兰主义者可以在凯末尔主义的国家机器下彼此维持紧密的连接。裙带经济也避免了向一个他们看来不属于自己的政权贡献税收。左翼政治呼吁的“想象另一种可能性”，实际上在政治伊斯兰的潜流中也同样存在着。长期头顶上悬着凯末尔主义子弹的伊斯兰主义者，对手段的理解也许早已全面马基雅维利化了。

艾哈迈德就告诉我，类似的思维在自己的黑海宗教保守派亲戚中很常见。他自己有十三个堂表兄弟姐妹，其中大部分是宗教保守派。他们的父母中，有些人在当今的体制中坐到了不错的位置，在合适时能够提携亲属一把。艾哈迈德并不喜欢家里亲戚的这些手法。他认为有些人的能力并不足以得到这些职位。但这时，一些亲戚们就会说，通过这些“走关系”的方式，阻止非穆斯林获得关键岗位，而让穆斯林获得重要位置，是“合理且道德”的，最终是为了实现他们对宗教的理解中的“理想社会”——尽管在土耳其，很少有人会公开表示要将这个国家变得更“伊斯兰化”，乃至变成一个穆斯林的“乌玛”（Umma）家园。因为这样的政纲并不现实，同时也违背宪法。

但在这里，黑海人的裙带关系和家族关系、政治伊斯兰对凯末尔主义的恐惧，和对反对派所承诺的宽容的不信任、对伊斯兰在社会中的指导作用的想象、对宽容和多元的理解，全部混在了一起。裙带关系到底是社会理想的一部分，还是个人私利和家族利益的借口？如今已经很难分得清楚。

到最后，在黑海人统治土耳其的时代里，人们可以一方面说实用主义是伊斯兰主义的理想付诸现实的前提，伊斯兰主义是实用主义妥协后仍然可以坚持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实用主义为伊斯兰主义者在经济和国家管理上的腐化提供了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借口，伊斯兰主义有时变成了实用主义堕落时证明自己道德仍然高尚的外墙贴面。

埃尔多安是个坚定的伊斯兰主义者，也是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实用主义者。或许，这就是黑海式的矛盾吧。这也是政治伊斯兰在土耳其的一场“黑海式”危机。

在黑海寻找新的土耳其

就在大选前几天，反对党推出了他们的新助选歌曲《来吧来吧》（Hayde Hayde）。这首歌来自同名的黑海民歌。曾几何时，黑海音乐是“拉兹人”的东西，不入土耳其主流的法眼。

在反对党联盟用上这首音乐之前，一群黑海艺术家率先让这首歌在2017年走红起来。他们来自一场黑海环境抗争运动。“2013年的塔克西姆-盖齐公园抗争运动，可以说最早是由黑海抗争运动点燃的”，“黑海抗争”活动家之一的哈蒂泽（Hatice）在2019年告诉我。2000年代初开始，包括土耳其和外国公司在内的开发项目纷纷在东黑海地区修建水坝、开采矿山。面对推土机，黑海的居民——尤其是山里的少数民族，开启了持续超过十年直至今天的环境抗争运动。

从里泽向东，不到一百公里，就能从土耳其最支持埃尔多安的地方之一，到达土耳其最反对埃尔多安的地方之一——与格鲁吉亚交接的阿尔特温（Artvin）市。在阿尔特温靠近边界的小镇凯末尔帕夏（Kemalpaşa），来自当地茶叶种植合作社的塞达尔（Serdar）带我参观他们的茶山和工厂。

今天的“土耳其茶文化”——包括遍布黑海的茶馆，其实完全是现代的发明。传统上，土耳其人喝咖啡而不是红茶。但在二战后，志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凯末尔主义者们主导着的土耳其政府，在黑海开启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茶工业计划——他们提供政府补贴和贷款，吸引农民统一种植从格鲁吉亚引进的茶种，鼓励他们创办合作社经济，再以国营茶厂收购农民种植的茶叶。在黑海，茶山和茶园于1950年代出现，并迅速在2、30年间崛起为了主要的农业收入来源。

今天的土耳其红茶，实际上是凯末尔主义下，国家主义主导工农业发展的历史遗产。

“但是如今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几乎没有了，普通农民和合作社想要贷款也变得很困难”，在茶园里，塞达尔展示他的茶树，“政府收购也取消了，现在大部分人都要把茶卖给私营的茶公司。但收购价格又很低。所以大家只能重视产量而不是质量。你看，我们还在用大剪刀采茶，世界上可能只有我们在这么做了。”

塞达尔并不是本地人，但他和许多同路人一样，发现在这里存在着重振乡土的可能性。“我们办合作社，就是希望人们能够留在农村。只要农业有好的收入，人们就会留下来，村校就能恢复，孩子就不用远赴城里上学。”

茶的引入，和现在黑海茶园的“低端生产”状态，反映着土耳其共和国经济的某种停滞。国家从经济中撤出，把许多领域让给市场，最后又变成裙带关系的领域，是1990年代至今土耳其最醒目的经济变化——在1990年代之后，传统的国家主导的凯末尔主义经济在伊斯兰主义、自由主义和市场化的浪潮下被瓦解了。但新的路径们并没有能够填补凯末尔主义留下的真空。关于世俗和宗教的论争，甚至某种程度上更多地牺牲了社会和经济政策。这样的空间，给了政商勾结——包括了黑海人的裙带生意——以充足的空间。

也正是这样，“黑海抗争”其实反映出的，是土耳其年轻一代对这一变化的不满。哈蒂泽就告诉我，在“黑海抗争”运动中，无神论者和虔诚的穆斯林女性也同样能手挽手站在一起抵抗推土机对森林的破坏，因为这是为了人们的家园和生计。

而黑海的年轻人也开始重新理解自己和家乡的关系。

“每次回家，你都能感受到保守的氛围，比如大家会要求你戴好头巾”，在来自自特拉布宗，如今住在安卡拉的朋友法蒂玛（Fatma）对我说：“传统上黑海是个很保守的地方，很大男子主义，女性更加劳累，除了做家务，还要搬运重物，打理茶园和其他农活。”

但到了她这代年轻人，很多事情都在发生改变。和法蒂玛同龄的很多黑海人上了大学，选择留在大城市工作。她们回到家乡时总是热情地拥抱黑海的自然风光。但她们也和上一代人的宗教和政治生活拉开了距离——无论是否还保留着信仰。

也许可以说，和土耳其大城市中那些出生于凯末尔主义世家的土耳其人不同，许多年轻一代的黑海人经历过，并且继续生活在宗教保守的家庭中。这让他们的生活中多了许多痛苦，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通过这种生活经历，习得了跨越过去半世纪土耳其诸多政治和意识形态鸿沟的方式——这种方式未必是意识形态的。

就算在远离里泽，拉兹人为主的茶山上，人们仍然开着对“狡猾的黑海人”的玩笑。“前几年很多本地人拿茶园资格证去抵押贷款，然后回头就把资格证转移给自己的妻子，再拒绝还贷，让银行无计可施。”也许在政见之外，黑海本地的文化仍然是跨民族相通的。在一群人身上成为身份政治或裙带关系的理由，也可以在年轻人中间带来更宽容和多元的对未来的想象。

而对新一代人而言，政治也不光只是“宗教”、“世俗”那些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包括了社会福利、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人们开始询问，土耳其在未来到底要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无独有偶，如今反对党提出要建设一个“社会国家”，让社会福利和国家的经济政策惠及更多普通人。而作为这套政策的主要操盘手之一的学者于克塞尔·塔斯肯（Yüksel Taşkın），正是年轻一代的里泽人。

只不过，就像黑海人从新移民成为国家统治者所经历的漫长周期，黑海年轻一代中生长出的对未来的想象，也不知道要经历多久，在什么环境下，才会真正成为可能。

（易卜拉欣、哈桑和米尔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