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是事情的全部嗎？這個問題在俄烏戰爭愈演愈烈的當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戰爭的本質化性別構建

我們不妨從2014年起俄烏衝突的相關報道說起。

學者對於俄羅斯官方電視新聞媒體（Channel One (Pervyj kanal), Russia-1 (Rossiya-1), Russia-24 (Rossiya-24), NTV 和RT (曾經的Russia Today) ）在2015年1月-9月間就當時俄烏衝突相關報道進行了研究，發現這些媒體僅僅有唯一一種對於國家政治的解讀方式——他們認為並呼籲在和烏克蘭的戰爭和領土衝突中優先重視軍事手段，重視男性角色發揮的作用，並把俄羅斯國家氣質的雄性化（masculinization）作為唯一可行的國家形象建設方案。他們希望把觀衆們對於「（泛）俄羅斯世界」的想象打造得具有極強的男子氣概，並以此作為俄羅斯民族構建和形象構築（nation-branding and nation-building）的策略。

不得不提女性主義正義戰爭理論的重要建樹，亦即，關於男性保護（masculinist protection）邏輯的重要隱喻。

說到這裏，就不得不提女性主義正義戰爭理論的重要建樹，亦即，關於男性保護（masculinist protection）邏輯的重要隱喻。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倫理家和政治哲學家Jean Bethke Elshtain提出的有關「美麗靈魂」（beautiful souls）的著名論斷：美麗靈魂十分無辜，天真，她們痛恨戰爭，厭惡武力，並略顯無知地發問—— 「為什麼一定要有戰爭？」 正義戰士（Just warriors) 知道正義戰爭的存在無法避免，他們雖也不熱衷於殺戮，但只好選擇負重前行，扛起保護家園和保護美麗靈魂的重擔。與無辜、天真，不諳世事的美麗靈魂相比，正義戰士更顯成熟、滄桑，彷彿看穿了人間的真相。在Elshtain的筆下，美麗靈魂象徵着女性氣質，而正義戰士象徵着男性氣質，雙方是對立存在的兩個極端，兩者毫無通約之處。Elshtain指出，正是這樣的男性保護邏輯支撐着戰爭的合法化宣傳和戰爭動員，也構建起了二元對立的性別觀念建構。

男性保護的邏輯充斥着社會的方方面面，在軍隊文化中和戰爭場上自然也是佔有重要一席。最不可忽視的是，這種男性保護邏輯也常常被用來作為戰爭動員和戰爭合法化宣傳的工具。久而久之，由於社會建構的影響，任何不基於實地的案例調查，而對戰爭所進行的想象都會容易陷入一種 「男性保護」的邏輯。具體的體現可能是，男性被賦予了血性方剛的正義保護者（或野蠻侵略者）的身份，女性在戰爭中發揮的作用往往被想象成柔弱無力的戰亂或戰爭暴行受害者，或者是照料傷員的白衣天使，亦或是男性戰士們的母親、妻子、姐妹，並被符號化為戰爭的目的、和平的意義。

不過想象和宣傳之下，真實的世界往往如何呢？

先看一則來自BBC的報道（2022年3月）：
「...烏克蘭政黨「聲音黨」（Voice）的領導人，...繼續在烏克蘭國會投入工作，同時和她的分隊在街頭巡邏。
如迪克持槍的照片很快地在網上大量流傳，她表示這引發了其他女性拿起武器保家衛國的一波浪潮。
她對BBC表示，『我收到很多女性傳來的訊息，告訴我她們也在戰鬥。』
『對這場戰爭我們不存在任何幻想，我們都知道，為了保護自己的尊嚴、身體安全和下一代，我們必須戰鬥。』
『戰爭很可怕，但我非常生氣，這應該是為國家而戰的最佳情緒。』」

雖然此前，西方媒體對庫爾德女兵的報道就已挑戰了讀者心目中對於女性戰爭角色的想象，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俄烏戰爭成為了大衆對於「戰爭中的女性」印象的轉折點。這和俄烏戰爭本身的知名度、所獲得的媒體曝光度是分不開的。在BBC的這則報道中，「聲音黨」領導人如迪克女士（這裏沿用BBC報道對於「她」的性別指稱）告訴我們，女性也是國土家園和自身安全的保護者，女性也可以憤怒並且勇敢地面對戰爭，承受戰爭所帶來的一切代價。

第二個例子來自於美國之音（VOA）和德國之聲（DW）對於俄烏戰爭互換戰俘的報道。2022年10月17日，烏克蘭和俄羅斯互換了共計218名戰俘，而烏克蘭換回的全部108名戰俘均為女性，這是此次俄烏戰爭中的第一次。108名女性中， 有96名軍人，12名平民。其中37名女性是在亞速鋼廠經歷了俄羅斯軍隊長達3個月的圍攻後，最終投降的。投降前，他們始終堅守在亞速鋼鐵廠的地下隧道網絡中。這條新聞衝擊了主流話語構建出的「男性保護」邏輯；衝擊了我們對於女性在戰爭與衝突中所擔任的身份（照料者和輔助性角色）的單一性想象。

採取性別本質化的視角（認為男性和女性在戰爭中扮演迥然不同甚至是二元對立的角色和身份，其中鴻溝難以逾越）去看待戰爭對於我們正確地認識戰爭的本質，合理地應對戰爭衝突危機，並無裨益。

女性主義學者Cynthia Enloe在「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一書中告訴我們，事實上，在民族主義和性別平等之間往往有一定的張力。特別表現在，後殖民地區的女性和男性一道爭取獨立解放之時，性別平等的議題往往被認為是次要的，需要服從於「民族解放的大義」，因此可以先擱置在一邊。而當民族國家建設完成，女性又往往無權和男性平分她們應得的勝利果實——武裝抗爭被臨時允許進入公領域的女性們在和平時期又被要求撤回到私領域內，承擔自己「分內」的家庭照料者角色，無法繼續在公領域和男性們享受平等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待遇。事實上，這不僅僅是兩次世界大戰中和二戰結束後殖民地區和國家中凸顯出來的問題；在2014年起烏克蘭女性在公領域的抗爭等重要政治事件中，學者們也觀察到了相似的規律：

烏克蘭社會學家Kvit女士表示，雖然自2014年東烏克蘭爆發衝突以來，女性日益在軍事、國防和社會中發揮着多種多樣的角色，雖然當時女性不被允許承擔戰鬥角色（combat roles），他們還是事實上參與了武裝鬥爭(fighting)，只是無法同男性戰士們一樣獲得相同的法定地位和承認——當時社會還是普遍（錯誤地）認為軍隊中沒有女性的位置，而「戰爭讓女人走開」。2018年的立法改革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樣的狀況，女性在軍隊中終於獲得了和男性相同的法律地位。英國Aberystwyth University大學性別與安全研究學者Jenny Mathers博士表示，沒有女性，戰爭就無法進行下去；女性在戰爭中扮演了很多關鍵角色（他們製作軍用迷彩覆蓋網，為戰士們進行募捐籌款，給軍隊運輸作戰汽車，並為戰爭中數百萬流離失所的人提供食物），做出了關鍵貢獻——是她們讓戰亂中的社會得以支撐下去，沒有全面崩潰。但是，她們的貢獻在很大程度上並未得到承認。

類似地，聯合國婦女署和非政府組織援外社（CARE）的一項基於2022年4月對烏克蘭19個地區人們進行的訪談報告稱，一方面，烏克蘭的性別角色發生重要變化——女性承擔多種工作，賺取重要的家庭收入，並且發揮着人道主義救援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性別平等的倒退嚴重，主要體現在社會經濟賦權方面——女性無償照護工作的急劇增加，以及因為失業率上漲而帶來的貧困，更多的女性被迫更廣泛地進入不受保護的非正規經濟領域。此外，女性還面臨着醫療保健不足（特別是懷孕、待產和新生兒的母親），食物缺乏、性別暴力威脅，心理健康受損等問題，性少數群體在內的邊緣群體也受到嚴重歧視。在政治決策上，「儘管烏克蘭婦女在家庭和社區中擔任越來越多的領導角色，但她們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和行政決策過程之外。」

以上種種案例，都說明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性別（視角）和戰爭議題密切相關；此外，如果我們認真關注研究每一個具體的戰爭衝突案例，就會發現，採取性別本質化的視角（認為男性和女性在戰爭中扮演迥然不同甚至是二元對立的角色和身份，其中鴻溝難以逾越）去看待戰爭對於我們正確地認識戰爭的本質，合理地應對戰爭衝突危機，並無裨益。那麼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研究中通常會用什麼樣的視角看待戰爭呢？

女性主義如何看待戰爭？

女性主義理論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女性主義思想在國際關係領域的外延。在戰爭議題上，女性主義往往同時關注到國際政治的3個不同層次（亦即現實主義學者肯尼斯華爾茲所概括的國際、國家與人3個層次）。

在人的層次上，女性主義研究關注到女性在戰爭中實際發揮的作用，以及對於女性在戰爭故事（非虛構或者傳說故事）中角色的報道，以及兩者之間的張力。這其中有一個類似於前述的「美麗靈魂式」的預期，亦即，女性或女性氣質往往被認為和「和平主義、愛好和平」這樣的標簽聯繫在一起；男性或男性氣質與「好戰、武力，有侵略性」這樣的標簽掛鉤。女性主義戰爭研究會關注到戰爭記述中對於這些聯繫的運用以及利用：

戰爭中的女性戰犯和作惡者（perpetrators) 往往有意識地不被新聞和主流話語所報道；如果她們臭名昭著，那麼則會被認為是極端反常的 「怪物」（monsters），因此被剝奪了女性身份（womanhood) 。以波斯尼亞戰爭為例，雖然此戰爭中有無數女性參戰，就連波黑穆族軍隊中享有正式軍銜的女性都多達5360名，但關於她們的記述很少，女性在這場戰爭中仍然被塑造成了平民受害者的角色。值得指出的是，這場戰爭中的女性戰鬥者也不乏後來被國際法庭定罪的戰犯，比如波黑賽族共和國（Republika Srpska）的前任女總統Biljana Plavsic就在戰後國際審判中被指控曾犯下大規模屠殺、迫害、殺害和驅趕等罪行，而她供認自己犯下包括反人類罪等數個罪名，被處以11年有期徒刑。而且，這絕非孤例。在這場戰爭中級別更低的女性士兵們中，Nada Kalaba是參與了謀殺200名克羅地亞族士兵的18名兇手之一，而克族防禦委員會（the Croatian Defence Council）中的女性成員Azra Basic也因為她殘忍地虐殺賽族戰俘被判處14年刑期（點擊查看部分女性戰犯名單）。

女性主義學者會關注到這些戰爭故事和話語中具有性別本質化傾向的想象，並指出這些想象如何存在，如何構成了大家認識戰爭的方式，以及產生的影響。

女性主義學者會關注到這些戰爭故事和話語中具有性別本質化傾向的想象，並指出這些想象如何存在，如何構成了大家認識戰爭的方式，以及產生的影響。比如，在Biljana Plavsic的審判量刑和後續報道一事中，亞特蘭大佐治亞州立大學的Jelena Subotic教授指出，即使Biljana Plavsic被定罪，但人們對於她的想象也是從父權制的社會結構出發：認為她作為一個女性，無論如何位高權重，都不可能是當時真正有決策權的人，她無法也不應該為自己當時的決定負責；此外，她在很多媒體報道中形象仍然是「女性的」（祖母形象），而往往不會被塑造為種族屠殺的劊子手。

類似地，Laura Sjoberg還關注到美國對於伊拉克戰爭的宣傳如何運用了性別本質化的邏輯，把在戰爭中因為車禍受困的女性士兵Jessica Lynch塑造為天真無邪的前幼兒園教師，把當時事實上營救了她的伊拉克軍醫療隊描繪成罪魁禍首，並且還製作了一個「突襲醫院營救女兵」的紀錄片對美軍的「成功營救」事蹟加以宣傳。不難想象，這樣的失實宣傳有力地合法化了美軍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強化了美國的充滿雄性氣質的「男性保護者」的國家形象。

從這個角度，不難理解（特別是美國）軍隊文化在1994-2011年間對於順直性取向規範的推崇（特別是不問，不說政策，don』t ask, don』t tell)，以及對於同性戀現實的諱莫如深。這也成為了後續女性主義研究的主要關切。

在國家層面上，在1970年代冷戰中核威脅的陰雲籠罩下，女性主義學者和國際組織（聯合國等）也把對於安全的認識從「國家的安全」擴大到「人的安全」，而2000年，聯合國安理會也將「女性、和平、安全」議題納入考慮——戰爭決策往往由男性做出，但是女性卻是更廣泛地需要不成比例地承擔代價和死傷的群體。此外，在反恐戰爭的研究中，女性主義學者關注到前述性別本質化傾向的話語和意象如何被國家機器用來合法化戰爭，進行戰爭動員，並且關注到其中性別邏輯和種族邏輯的相互交織。此外，在對於歐洲殖民主義的反思中，女性主義學者關注到性別作為一種二元對立的邏輯（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對立）是如何被用於種族（族裔）、社會，國家身份認同的建構（我們是文明的，他們是野蠻的；我們是更優越的人種，他們是更低劣的人種；我們是先進的社會，他們是落後的社會，等等），從而對殖民侵略、掠奪和統治加以合法化。

在國際層面上，女性主義研究發現，國際政治領域對於國家表現得「強硬、好勝」的期待，（特別是民衆）不希望國家在國際政治領域表現得「軟弱可欺」。這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國家在衡量自己與對方的實力的時候，會不可避免地用男性氣質的標準去加以評判。此外，民衆的這種帶有性別色彩的（gendered) 期待，也容易讓國家之間衝突升級，劍拔弩張。例如，歷史學家對於古巴導彈危機衝突升級的研究發現，當時美國和蘇聯領導人都意識到了一種「應該表現得更強硬」的來自於國內的期待。

被遺忘的戰爭和不被看見的性別——埃塞內戰

幾乎是在俄烏戰爭獲得主流媒體壓倒性的關注的同時，非洲大陸正在發生着一場相當規模卻被媒體報道遺忘的埃塞俄比亞內戰。

幾乎是在俄烏戰爭獲得主流媒體壓倒性的關注的同時，非洲大陸正在發生着一場相當規模卻被媒體報道遺忘的埃塞俄比亞內戰。衛報2022年10月發表的社論談到了目前正在發生的、被媒體報道遺忘的埃塞內戰，重點強調了其中的性暴力、平民的大規模傷亡，食物作為一種打擊手段（food [as] a weapon of war）等嚴峻問題。這篇文章題為「《衛報》對世界上被遺忘的衝突的看法：埃塞俄比亞的破壞性戰爭」（The Guardian view on the world』s forgotten conflict: Ethiopia‘s devastating war），可以說代表了衛報官方的立場和觀點。這篇文章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在於它把大衆的關注引向了歷來少有關注的，發生在非洲大陸上的戰亂與爭端。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全篇都沒有談到女性或性別——既沒有特別提及或關注到女性在這次內戰中面臨的額外挑戰和困境，也沒有試圖從社會性別的視角對這場內戰加以分析。

首先，文章提到目前內戰中存在普遍的性暴力問題——「有明確的證據表明，內戰中的所有各方都犯下了戰爭罪（包括廣泛的性暴力），儘管據信，平民的傷亡絕大多數是提格雷人。」（There is clear evidence of war crimes by all parties, including widespread sexual violence, although civilian casualties are believed to be overwhelmingly Tigrayan.）這篇報道強調了戰爭罪行受害者和加害者的族裔身份，卻忽視了他們的性別身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就衛報對於這場戰爭的報道而言），族裔問題被加以政治化了（politicized），而性別平等問題卻沒有。事實上，女性主義研究認為，雖然男性和女性都會成為戰爭中性暴力的受害者和加害者（儘管女性會不成比例地受害），但性暴力本身由「過度男性氣質」（hypermasculinity）的邏輯所建構。在軍隊中，性暴力的產生不是由於士兵們缺乏軍紀和約束，相反，性暴力在戰爭中往往被當做成一種系統性的武器。此外，女性主義學者Lene Hansen也曾以巴基斯坦男性（父親、兄弟、丈夫）針對女性家庭成員的「榮譽謀殺」為例指出，女性的性別身份往往會從屬於（subsumed）她們的族裔身份，因而使得她們作為女性共同面臨的集體安全困境無法被作為一個公共安全議題加以重視和嚴肅對待。

其次，此次戰爭被估計已造成約38-60萬平民死亡，而其中3萬-9萬名平民直接殞命於戰火之中。所幸，埃塞俄比亞的交戰各方終於在2022年11月初達成了停戰協定，這場長達2年的內戰終於迎來和平。一般而言，由於父權制的社會結構和性別本質化的觀念影響，參軍者多為男性，而平民中多數為女性。在這場戰爭中，雖然目前相關的新聞報道十分有限，但2022年10月的報道曾指出，在政府軍攻勢日漸兇猛、提格雷居民死傷無數的情況下，才出現越來越多的當地女性加入叛軍力量(rebel forces)。從這個角度，我們不難發現戰爭對於不同生理性別人群的影響不盡相同，女性往往不成比例地受到更多的傷害，卻缺乏保護自己的武器供給和軍事訓練。

此外，剩餘約29-57萬平民都死於醫療和食物不足。由於家庭照料者的角色往往由女性承擔，醫療和食品的不足意味着女性需要花費額外的時間與精力，竭盡所能為家人提供照護。這會加劇女性的貧困，增加她們的無償勞動投入，而且，在戰爭的情境下，這也意味着女性需要冒着生命危險來尋找更多的醫療和食物資源。在埃塞這場內戰中， 提格雷首府曾一度被封鎖、圍攻17個月，受傷的平民難以得到救治，援助和各類物資的輸送渠道不暢，更有估計表明，一度有一百萬人會因食物不足而餓死。雖然埃塞內戰目前已經終止，但目前如何有效地將各類食物和醫療救助物資送到提格雷地區人民手中還是一個極為艱鉅的任務。與此同時，這也給作為家庭照料者的女性們帶來極大的挑戰。

我們為什麼要關注報道中的故事和性別隱喻?

如果每天閱讀的都是戰爭中關於婦女兒童受害者的報道，那麼我們的腦海中就很難建立起來「女性也是士兵、戰鬥者，國土保衛者」這樣的認識。

報道對於社會現實具有建構和維持的作用；通俗地說，幾乎沒有人會去遍世界的每個角落，對於全世界的社會現實形成全部直接、直觀的感受，大家形成和維持自己對於政治和社會現實的認知的方法大部分是通過收聽廣播（播客），閱讀文章、收看視頻節目（在這裏統稱為「社會話語」）等。此外，即使是有幸到訪各地的人，ta也會不可避免地被這些社會話語所影響，帶着一些已有的認知範式、框架去認知ta接觸到的現實。

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文章、音視頻就會給受衆帶去對於社會現實的某些特定的想象。比如，在每日接觸到關於俄烏戰爭的報道時，我們對於烏克蘭的想象不可避免地變成了一幅滿目瘡痍的情景，而由於缺乏報道和了解，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戰爭衝突在我們的觀感中變得彷彿不存在。類似地，如果每天閱讀的都是戰爭中關於婦女兒童受害者的報道，那麼我們的腦海中就很難建立起來「女性也是士兵、戰鬥者，國土保衛者」這樣的認識。

從這個意義上講，事實應該是由對世界的客觀調查樹立起來的，而社會現實往往是由社會話語完成塑造，兩者之間可能有很大的矛盾和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