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終專題評論大陸女人沒有國家?端對談深度

中國女權與世界接軌的三十年:在絕境中不斷出圈,行動者的變與不變|端對談

「歸根結底還是一種賦權,我們依然要去思考:要把話筒給誰?」

2023年3月5日,中國雲南,一名女士在大壩餵祠紅嘴鷗。攝:Yang Zheng/VCG via Getty Images

2023年3月5日,中國雲南,一名女士在大壩餵祠紅嘴鷗。攝:Yang Zheng/VCG via Getty Images

端傳媒記者符雨欣 發自新加坡

刊登於 2024-01-12

#女權運動#脫口秀#中國公民社會#端對談##metoo#女性主義#NGO#中國#評論

無論是中國獨立行動者、還是中國官方,在回顧當代中國女性權益發展史時,都不會繞過1995年聯合國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那場會議上,與會各國制訂並簽署「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the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 1995),正式提出「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理念,影響力輻射到包括台灣的亞洲地區;也是在那次會議後,NGO這個詞廣泛進入中國民間和政府視野,一改以往僅有幾家屈指可數的官辦NGO的局面,國際NGO力量紛紛進入中國,由下而上、權利驅動也成為後來的NGO的理念。

在之後的二十多年中,權利NGO、知識份子、律師、獨立行動者,一度成為中國公民社會的重要推動和組成,影響人權、法律、環保等方方面面的社會變革。香港主權移交後,香港成熟的NGO也紛紛北上,對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也頗有影響。

只是,中國政府的管治之變一直改寫著公民社會與政府的關係。2000年後的10年,和2013年習近平執政之後的10年,NGO已經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處境。另一方面,女權在中國的發展,起初雖是不入「公益主流」的小眾話題,但在2013年之前,也依然能從公民社會中獲得支持和養分;反而是到2015年隨著709律師大抓捕事件,權利NGO覆巢,原本可依託的力量消減,而女權五姐妹也於同年被捕,反而使得女權運動在中國開始因變得敏感而具有能見度。2017年中國頒布《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辦法》,幾乎將境內NGO的資助方一網打盡,NGO的能動空間也愈發見絀,同年,中國婦聯也聲稱中國的性別工作受到「境外勢力」影響。

在終於被看見的時刻,組織卻開始被打散和抽空。儘管前人也曾希望多年來的沈澱積累將會成為運動發展的草蛇灰線,但知識、經驗與敘事上的斷代,也曾是一個令人憂愁的現實。到2018 #MeToo的發生,是女權運動再次奮力躍進公眾視野,同年運營多年的性別平權媒體「女權之聲」卻被關停,傳統的組織路徑斷裂後,線下女權逐漸發展至線上,運動的方式與訴求也慢慢發生了改變,公益領域也不斷進駐商業力量。而在中國當下的線上輿論環境中,女權顯然是一個人人都在討論的話題,而其發展上的缺失與不充分也是顯而易見的,這造成了話語、關注點與批判上的不平衡,泛女權勢能看似很大、熱鬧,卻總有言不由衷或與國家主義合流的時候。

如今 #MeToo 在中國也發展到第5年,「潤」的需求又再興起,除了原本的獨立行動者、女權活動家走到海外重建生活,一批年輕的新女性也把在 #MeToo 影響下的女權活動及意識帶到了海外。回過頭看,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的30年來,中國女權從境內、組織化推動、公共性較強的路徑,不得不走到了境外、個體推動、私人敘事增加的局面。而牽引或處身於這三十年變化的三代行動者們,如何將自己嵌入其中,又如何看待女性權益、女權運動發展的未來呢?

端傳媒邀請四位行動者一起對談。其中,參加過95世婦會的馮媛是「資深」婦女權益推動者,她的從未離開婦女工作領域,貫穿過去30年;熊婧在2011年入行,在「女權之聲」關停前從未離開,見過最黃金也最驚懼的時代;陸召袂也在稍後的2015年從境內NGO起步,起步即遭遇驟變,後來帶著女權方法論進入主流公益領域;弦子是 #MeToo 運動的當事人之一,對線上女權和網絡輿論的發展更為熟悉。四位也都是女權敘事與策略上,不懈的思考者及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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