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中國獨立行動者、還是中國官方，在回顧當代中國女性權益發展史時，都不會繞過1995年聯合國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那場會議上，與會各國制訂並簽署「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the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 1995)，正式提出「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理念，影響力輻射到包括台灣的亞洲地區；也是在那次會議後，NGO這個詞廣泛進入中國民間和政府視野，一改以往僅有幾家屈指可數的官辦NGO的局面，國際NGO力量紛紛進入中國，由下而上、權利驅動也成為後來的NGO的理念。
在之後的二十多年中，權利NGO、知識份子、律師、獨立行動者，一度成為中國公民社會的重要推動和組成，影響人權、法律、環保等方方面面的社會變革。香港主權移交後，香港成熟的NGO也紛紛北上，對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也頗有影響。
只是，中國政府的管治之變一直改寫著公民社會與政府的關係。2000年後的10年，和2013年習近平執政之後的10年，NGO已經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處境。另一方面，女權在中國的發展，起初雖是不入「公益主流」的小眾話題，但在2013年之前，也依然能從公民社會中獲得支持和養分；反而是到2015年隨著709律師大抓捕事件，權利NGO覆巢，原本可依託的力量消減，而女權五姐妹也於同年被捕，反而使得女權運動在中國開始因變得敏感而具有能見度。2017年中國頒布《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辦法》，幾乎將境內NGO的資助方一網打盡，NGO的能動空間也愈發見絀，同年，中國婦聯也聲稱中國的性別工作受到「境外勢力」影響。
在終於被看見的時刻，組織卻開始被打散和抽空。儘管前人也曾希望多年來的沈澱積累將會成為運動發展的草蛇灰線，但知識、經驗與敘事上的斷代，也曾是一個令人憂愁的現實。到2018 #MeToo的發生，是女權運動再次奮力躍進公眾視野，同年運營多年的性別平權媒體「女權之聲」卻被關停，傳統的組織路徑斷裂後，線下女權逐漸發展至線上，運動的方式與訴求也慢慢發生了改變，公益領域也不斷進駐商業力量。而在中國當下的線上輿論環境中，女權顯然是一個人人都在討論的話題，而其發展上的缺失與不充分也是顯而易見的，這造成了話語、關注點與批判上的不平衡，泛女權勢能看似很大、熱鬧，卻總有言不由衷或與國家主義合流的時候。
如今 #MeToo 在中國也發展到第5年，「潤」的需求又再興起，除了原本的獨立行動者、女權活動家走到海外重建生活，一批年輕的新女性也把在 #MeToo 影響下的女權活動及意識帶到了海外。回過頭看，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的30年來，中國女權從境內、組織化推動、公共性較強的路徑，不得不走到了境外、個體推動、私人敘事增加的局面。而牽引或處身於這三十年變化的三代行動者們，如何將自己嵌入其中，又如何看待女性權益、女權運動發展的未來呢？
端傳媒邀請四位行動者一起對談。其中，參加過95世婦會的馮媛是「資深」婦女權益推動者，她的從未離開婦女工作領域，貫穿過去30年；熊婧在2011年入行，在「女權之聲」關停前從未離開，見過最黃金也最驚懼的時代；陸召袂也在稍後的2015年從境內NGO起步，起步即遭遇驟變，後來帶著女權方法論進入主流公益領域；弦子是 #MeToo 運動的當事人之一，對線上女權和網絡輿論的發展更為熟悉。四位也都是女權敘事與策略上，不懈的思考者及行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