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我本是高山》與爭奪張桂梅：「黨性」、「人性」與女權主義的較量

一部以中國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校長張桂梅為主角的電影《我本是高山》在中國大陸上映，並引起多重爭議。輿論一波三折，從女權主義對影片性別意識的發難開始，宣傳機器隨之以電影藝術呈現的「人性」回擊，最終在本輪風波站穩的，是對電影缺乏「黨性」的批判。

張桂梅的形象是複雜的。她創辦免費的雲南華坪女子高級中學，以一己之力對抗中國農村的「重男輕女」現象，同時要求她的學生獨立自主，不能受婚姻和男人的欺騙，這一面十分符合女權主義敘事。

另一方面，她的事蹟也符合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邏輯。她是中共黨員，身患重病，卻無私奉獻，培養了1600名女大學生。她被評為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脫貧攻堅楷模，獲得共產黨榮譽制度的最高獎勵七一勳章。最近，她還被選為婦聯副主席。

張桂梅的行事風格，很難讓人說她不女權，但女權主義在今天已經不被中國官方歡迎。這使得她的形象充滿張力。在輿論場上，這幾年，民間的女權主義者用張桂梅來為自己背書，厭女的民粹主義者也用張桂梅來攻擊女權主義（話術是張桂梅這樣的共產黨員才是真女權，西方的那套是「女拳」）。

《我本是高山》恰巧把張桂梅放在居中位置，試圖給她的形象注入「人性」，卻同時引發雙方（女權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的不滿，一邊認為張桂梅女權主義的一面被淡化，一邊認為張桂梅共產黨員的一面被抹去。

使場面看起來錯綜複雜的是，無論是女權主義者還是民粹，都在利用張桂梅的「黨性」作為批判的武器。但真正作為黨的喉舌的宣傳部門，又在嘗試用「人性」來塗抹早已不知所蹤的「黨性」。

撥雲見日，這不過是一場虛張聲勢的討論。正在發生的輿論風波，仍然是再直接不過的性別政治衝突，只是「黨」的力量正在成為一擊制勝的法寶，論戰的多方，都戴上了「黨」的面具。

失去「主義」之後，女權的攻防戰

《我本是高山》的第一波差評來自看了點映的網民和影評人，她們主要批評電影創作者的性別意識太差。

比如在片子中設置酗酒的母親作為反面角色，而現實原型恰恰相反，是酗酒的父親。比如刻畫一群貧困女孩進入縣城高中後，開始逃學去網吧。批評者認為在現實中，酗酒、家暴的父親遠比母親多，逃學、貪玩的也大多數是男孩。創作者把兩者調換性別，既脫離底層生活經驗，也是對性別不平等問題的無視。

再比如，把張桂梅創辦女校的精神動力設置為去世的丈夫，也引發很多人的不滿——公衆號「蘿嚴肅」就指出，這是一種對張桂梅的矮化，體現了創作者「女人啊還得有個男人依靠」的潛意識。

總之，來自女權主義視角的批評，認為這部由男性導演拍攝的電影犯了「男鍋女背」、「女冠男戴」的錯。

隨後，電影編輯和中國的宣傳機器下場發聲，為本片辯護。自稱「六公主」的CCTV電影頻道發文，稱批評聲音「要麼來自遙遠的海外，要麼是追逐流量蹭女性話題熱度的營銷號」，是「喪失良心的雜音」。換言之，「六公主」認為批評者是「境外勢力」和「極端女權」。

CCTV電影頻道因擅長利用排片發表觀點而出名。比如2019年中美貿易戰發生時，電影頻道暫停播放美國電影，且連續幾天播出「抗美」題材電影（《英雄兒女》、《上甘嶺》等）。而當中美開始對話，它則臨時插播美國飛行員和中國八路軍的愛情故事《黃河絕戀》。2022年美國總統拜登訪問日本時，它播放日本襲擊美國的電影《珍珠港》，此類「陰陽怪氣」讓它在民間頗有號召力，也獲得「六公主」的稱號。

「六公主」把對電影的批評籠統歸結為「挑動性別對立」的雜音，這種自信來自這兩年宣傳機器對性別議題的全面壓制。

這裏的壓制已經不只是對女權主義行動者的抓捕和污名化，而僅僅是指這兩年發生的事情。比如2022年共青團擴大了「極端女權」的定義，明確了國家意志對女性的態度，以及2023年四川一個女生抓「地鐵偷拍」反而被官媒帶頭全民網暴，這兩個事件之後，在中國輿論場談論性別意識本身已經是犯了「性別對立」的罪。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名正言順的「女權主義」已經被中國官方定性為受境外勢力支持後，沒有政治訴求而僅僅是伸張女性權利的視角本身也變得危險。所以「六公主」熟練地給電影的批評者冠以「挑動性別對立」的帽子，的確是轉守為攻的好辦法，逼迫批評者自證：我不是挑動性別對立。

2020年，以疫情為主題的電視劇《最美逆行者》，因為渲染女性八卦、不講理、不願付出等刻板印象，同時把大量正面角色都設置為男性（與防疫一線多是女性的事實相悖）而在輿論場飽受批評，最終連民粹主義者都附和一起聲討片方。但這樣的故事在2023年的現在不會再發生。

張桂梅，女權象徵還是優秀黨員？

儘管處境艱難，但女性視角既然打開，就難以被關上。這些年，輿論場對中國的電影、電視劇、綜藝節目、新聞報道性別意識缺失的批評仍然是越來越多。不談主義，但可以談問題。相關的爭論也越發聚焦在具體事件上，借道民生問題，比如「高鐵應不應該賣衛生巾」的舉國爭論。

而中國女性也發現，男性在反對高鐵賣衛生巾這件事情上，竟然如此齊心協力和強詞奪理。比如一個男性網民說：「要求在高鐵上賣衛生巾，本質上其實可以看做是一個要求高鐵在盈利項目裏為部分群體提供虧本的公共服務的問題，它形似要求一種特權。」言論的錯漏百出不值一駁，但這樣的聲音很代表輿論場上的男性意見。

這樣的輿論環境中，張桂梅的存在對普通女性發聲是重要的。

一個簡單的推論是，如果大部分的男性連高鐵賣衛生巾這樣不傷害男性權益的事情都要反對，他們怎麼可能不對一所女子高中的存在感到憤怒？怎麼可能不攻擊張桂梅？

事實上，哪怕在張桂梅已經獲得中共的七一勳章（這意味着任何對她的批評都是危險的）的今天，仍然有男性網民忍不住表達對她的不滿。今年6月份，在百度「孫笑川吧」（一個厭女民粹主義者的聚集地），就有人憤憤不平地說，「她的學校佔用大量公共資源，但是只招女學生，男學生再困難再輟學也上不了。她的學校規模越大，男孩們就越受傷害」。

《我本是高山》輿論風波出現後，在有起底女權主義者歷史的厭女民粹領袖「上帝之鷹」的微博下，他的粉絲評論：「沒覺得她好到哪去，本身就是女拳」。還有人評論：「張桂梅和高山溪流那些話，已經成為女權仇男和性別優越理論的狗哨，其實她本人怎麼樣已經無關緊要」。

這樣的言論和看法才是中國的男性觀念水位。

但由於張桂梅是被黨國以最高規格嘉獎的，所以她成為少有的不可被男性冒犯的女權象徵。這使得通過張桂梅來伸張女性權利的視角，是在惡劣的輿論環境中少有的可以對抗厭女力量的方式。

張桂梅的存在是特殊的，是習近平在婦女大會要求廣大婦女「推進家庭家教家風建設」的背景下，鼓勵女性靠自己讀書出人頭地的她被選為婦聯副主席。她不是中國共產黨傳統上塑造的婦女模範。

所以，女性可以借張桂梅的事蹟來說明「重男輕女」在中國農村的普遍存在，來說明受教育權和事業對女性的重要性，來說明婚姻和男人對女性的束縛。尤其當2020年張桂梅反對學生當全職太太的故事成為熱點事件後，她成為普通中國女性反抗家庭的重要精神力量。

但這也意味着，女性視角的一方只能全盤接受張桂梅，而不能提出批評。

張桂梅給華坪女高定的校訓是「我生來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於群峰之巔俯視平庸的溝壑。 我生來就是人傑而非草芥，我站在偉人之肩藐視卑微的懦夫」。這樣充滿「當人上人」意味的校訓，和她對「全職太太」的斷然否定，實際上並不為所有的女權主義思想接受。

當有網民對詞提出質疑時，就會被「上帝之鷹」這樣的民粹領袖攻擊為「張桂梅被打拳了」。

儘管厭女力量無法直接攻擊張桂梅，但他們會爭奪對張桂梅的詮釋權。常見的策略是稱張桂梅才是「真正的女權主義者」，這種說法散見於社交媒體。但分辨真女權和假女權的時代已經過去，在「女權」即「境外勢力」的語境下，回應策略在這幾天迅速統一為：張桂梅是共產黨員，她做的事情，也不是「女權運動」，而是「婦女解放運動」。

「黨性」在前，厭女在後

重新整理本次輿論風波的時間線。

女性視角對《我本是高山》提出批評之後。CCTV電影頻道在一個節目中為電影辯護，它用「人物弧光」來解釋「張桂梅以亡夫為精神支柱」的劇情：「任何一個人具有偉大的人性和大愛之前，都一定經歷過一些事情」。

也就是說，電影頻道嘗試用「人性」來回應「女權主義」的批評。對此，公衆號「蘿嚴肅」從技術層面的反駁十分到位：「這本身就說明創作者不知道怎麼進展，不知道怎麼給人物心理捋順，就用內心戲煽情來填補」。

時評人宋志標也指出，這種以煽情來彌補人物塑造上的乏力的做法是主旋律電影的常見做法。「當電影製作方依據主旋律電影的模版，繼續在張桂梅身上安插男女感情戲以增添其女性色彩，越是用力，越是南轅北轍。」

以上是一種還算正常的辯論。而現實是，當觀衆不買賬電影頻道的找補，持續批評後，微博官方以「煽動性別對立」的罪名封了一批賬號。

接下來，輿論場對《我本是高山》的批評，最多的已經不是「男鍋女背」，而是指責電影淡化了張桂梅的黨員身份（比如沒有戴黨徽），指責電影把張桂梅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矮化成了小情小愛。

一個微博網民同時兼顧了性別議題、信仰議題和愛國議題，他說：「刻意突出丈夫，淡化信仰，不會是為了方便外國得獎吧？」所以宋志標用「粉紅女權」指代電影的批評者，雖然失之簡單，但對當下的輿論場光譜的概括有一定的準確性。

但值得重點分析的是，民粹主義力量趁機佔據「政治高地」，從「女權」手中奪回對張桂梅的定義。

比如民粹領袖「子午俠士」就說：「他們只是想打造一個只有人性沒有黨性的張桂梅。張桂梅之所以能做出優異成績，除了個人的不懈努力外，更重要的是，她是一個合格的黨員，她身後有一個強大的黨。」

他的邏輯繼續延展，《我本是高山》的出品方海清是聯合國婦女署親善大使，「為了在國際上拿獎，儘量淡化黨的作用，儘量迎合西方視角和價值觀，這是我們一些導演和編劇的通病」。

所以他雖然批判電影缺乏「黨性」，但落點仍然是親西方的女權分子，為了迎合西方，淡化黨的作用。也就是說，論證的邏輯仍然是：女權在淡化黨的存在。這使得雖然對《我本是高山》的批判已經成為輿論主流，但女性議題在其中的空間是少之又少，而張桂梅的形象也從某種女權象徵，變成絕對的共產黨員。

值得多提一筆的是，張桂梅身上的確有着「聖徒」一般的品質，她堅韌而執着。這使得如果一部電影能突出她身上的「神性」或「黨性」（假設仍然存在這種東西），的確比用套路化的男女感情戲要更有力量。這也使得民粹主義者的立論看起來並不是非常離奇。

但張桂梅的「神性」是獨特的，對應的正是基本上完全缺乏這種品質的中國共產黨員們。回看這些年主旋律電影的角色，或中國官方媒體上追捧的「外交部發言人」，會發現主旋律理解的優秀品質，是陰陽怪氣、好勇鬥狠、油膩自戀，而不是偉大的聖徒。所以CCTV電影頻道才會在為《我本是高山》辯護時大談「人物弧光」。

也就是說，民粹主義者們雖然在張桂梅事件中呼籲「黨性」和偉光正的敘事，引用毛澤東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階級鬥爭」文藝觀來批判電影片方，但這是一種哪怕在高度政治化的當下，也無法呼喚的意識形態遺產。一個齷齪的時代，不會因為保守而變得「高尚」。所以愛國作者李子暘藉機重提毛澤東批判《武訓傳》，呼籲政治運動，也只是抄作業一般的攀附舊時代，並無迴響。

這番輿論風波之後，留下的是一種新的反女權方法論，也是對以愛國為護身符的「粉紅女權」的進一步打壓：從共產黨的歷史和思想中尋找女權的思想資源，得到的是共產黨，丟棄掉的是女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