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國民法官新制：走進模擬法庭，感受司法審判的重量

從法庭後方的旁聽席起身，我走上法官通道，朝法檯的方向前進。坐上法檯，過去僅能從身後看著被告的背影，如今看清了被告的面容。不僅是視線的轉換，也是身份的轉變，我不再是法庭的紀錄者，而是定人生死的判官。

為讓不同生命與社會經驗的國民參與審判，並使法庭活動更加透明，台灣將於2023年元旦起，正式施行《國民法官法》。依據規定，國民法官制度初始適用範圍為「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之案件」，自2026年起，進一步將所犯本刑最輕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納入審判。只要國民年滿23歲，並在地方法院管轄區連續住滿四個月以上，就有資格獲選為國民法官。

誰可以當國民法官？

在國民法官正式上路前兩年，台灣各地法院緊鑼密鼓展開模擬法庭，將過去定讞的刑事案件加以改編，並邀請國民上場實際操演，希望從中發現問題，進而改善審判流程。

這年，我在3月及12月，分別參與兩場位於台北地方法院及士林地方法院的模擬審判。過去，我多次以紀錄者身份旁聽審判，而這次，我將以國民法官的身份，權衡眼前證據的砝碼，及被害者的正義，眼前的天平該如何平衡？

在台灣，作為一名國民法官

法律的生命，始終不是邏輯，而是經驗。

台灣的司法審判，自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以降，始終無法揮去盤旋上空的陰霾，司法公信力低迷、受媒體關注的重大刑事案件，也未能適當回應社會期待，司法院因而在2017年提出「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並於2020年三讀通過《國民法官法》，在歷經兩年準備後，將於2023年起正式施行。

在法官的組成上，國民法官制度由三名職業法官與六名國民法官組成，適用案件、定罪與量刑也各有規定。簡言之，國民法官將由六名國民與三名職業法官共同審理案件，並由此九人就審理案件論罪量刑。

實際走上法官通道，走道寬度僅能容納兩人並肩同行，走道上站著引導的法院人員與法警，大家靜默著，我能清楚聽見眾人緊張而侷促的腳步聲，十名國民法官手握著紙筆進入法庭，聽著法警高喊「全體起立」，肅穆的氣氛使我不禁緊張起來。

坐上法檯後，視野可遠望過去記者所待的旁聽席；法檯的高度，使被告必須抬頭望向法官，這段凝視的空間，也是生與死的距離。我俯視檯下的人們，即便這不是場真實的法庭審判，但卻遠比法庭劇來得寫實。

在3月的模擬審判首日，擺放眼前是一本審前說明，第一頁即標示「法律的生命，始終不是邏輯，而是經驗（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這是句來自美國法學家、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1841~1935）的名言。（註1）

這天一早，法庭內氣氛略顯熱絡，我與其他九位國民法官被帶往一間稱為「評議室」的房間，審判長歐陽儀透過電腦，從十人中隨機選出六名國民法官、四名備位法官，她強調，選任後，我們不再使用自己的名字，會以編號作為彼此的稱呼。

隨後，三名職業法官披上黑藍相間的法袍，領著十名國民法官離開評議室、進入法庭宣示。我們舉起右手，對著國旗及國父遺像宣讀誓詞：

（前略）⋯⋯當全程參與審判，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並且公平誠實執行職務，不為有害司法公正信譽之行為，絕對不會洩漏評議秘密及其他職務上知悉之秘密。

宣讀完畢，一行人再度回到評議室，審判長、受命法官、陪席法官向我們進行審前說明，以及在終局評議的投票規定，在最終強調投票「票票等值」後，這場模擬審判即將登場。

案件一，吸毒過量致死案

排除所有不可能，只剩一個事實，那就是真相。

這是一起吸毒過量致死案件。

34歲的酒店行政蔡富天，與24歲的酒店小姐張小玲是同居情侶。2021年1月2日早晨，兩人在租屋處服用含有PMA、MMA、MDMA等成分的搖頭丸與咖啡包助興，卻在傍晚，張小玲出現牙關緊閉、發抖、抽搐等症狀，蔡富天見狀，立即取用毛巾、牙膏讓她咬住，隨之用牛奶、蜆精催吐，直到晚間7時，張小玲中毒休克死亡。後來蔡富天的前女友致電要他起床上班，電話中察覺蔡男有異便前往察看，驚見赤身躺臥浴室死亡的張小玲，嚇得她趕緊報警。

本案爭點在於：蔡富天提供的毒品與張小玲的死亡有無因果關係？蔡富天的行為又構成哪些罪刑？

「排除所有不可能，只剩一個事實，那就是真相，」檢察官引述福爾摩斯的名言指出，蔡富天與張小玲的死有因果關係，如果蔡男沒提供毒品，張小玲就不會死。檢察官主張，蔡男毒史達17年，也有戒癮經驗，怎麼可能完全沒料到，嬌小的女友連吃五顆搖頭丸不會出事？

檢方接連說，張小玲單親、低收入、父親又欠下債務，只得到酒店工作，「張小玲以為蔡富天可以拉她一把，卻是被推入深淵」，檢方出示遺留在案發現場的布偶老虎，向法官動之以情，並要求依「轉讓禁藥致死罪」判處蔡富天9年徒刑。

在檢察官凌厲的攻勢下，五號國民法官問蔡男：「為什麼案發時會跟前女友聯繫？」一號國民法官則問：「為什麼與死者在死前爭吵？」並質疑蔡男是否為了前女友殺人？

接著，被告律師登場，從被告律師的辯論策略觀察，律師團嘗試扭轉國民法官原先略以倒向檢察官的立場。

在檢方後登場的，是被告辯護律師。律師對著法官介紹坐在一旁的蔡富天，說道：「這個活生生的人就在各位眼前，他白天休息，晚上在酒店工作，他的身世與張小玲一樣悲慘。」律師說，蔡富天母親早逝、父親鋃鐺入獄，祖母年歲已高需要他照顧，蔡男也為了擺脫毒癮自費戒毒；律師主張，蔡男也吃了同樣藥量，他發現女友情況不對時也立即催吐，「被告沒有殺人意圖。」

律師轉向國民法官，問道：「依現有證據，我們能證明死者吃了多少藥嗎？」律師更指出，張小玲身上被驗出蔡男身上沒有的毒品成分，「死者回家前有無再跟客戶吸毒？」在一連串的詰問下，幾位國民法官也隨之將焦點轉向毒品成分上。

隨後，法官傳喚法醫作為專家證人，法醫指出，張小玲的死因為急性毒藥物中毒，其體內PMA是過往平均中毒死亡藥量的數倍。律師問，「如果及早送醫是否能救回一命？鑑定報告出現被告體內沒有的毒品反應，又是否致命？」法醫回答，無法推斷能否挽回生命，而死者光是單一毒品就到達致命用量，難以從解剖回答其他問題，需要請毒物專家釐清。

國民法官問法醫，「死者生前用藥的情況，可否推估用藥的時間、花多少時間代謝？」「如果她當天只吃一種毒品，沒有其他毒品還會死亡嗎？」法醫指出，無法從解剖回推這些問題。

下午，雙方進行辯論，法官並請被告進行最後陳述。檢方表示，被告違反黃金救援30分鐘原則，未即時將死者送醫急救，且他至今仍未與死者父親達成和解，請求依轉讓禁藥致死罪判蔡富天9年徒刑。

「蔡富天的家庭有缺憾，沒有父母的關愛，他以為吸毒會帶給他快樂，想自費戒毒時，卻沒人繼續拉他一把，直到他遇見同樣痛恨父親的張小玲，他們一起交往、用藥，在底層互相取暖，卻不幸導致女方死亡，」被告辯護律師主張，被告並非罪大惡極，應依過失致死罪從輕量刑。

國民法官們按捺不住內心的困惑，接連對被告提出無數問題：「你的毒品哪來？」「知道嗑藥會死嗎？」「你說要負責，卻又說跟張小玲的死無關？」「為什麼與前女友聯繫？」蔡富天還原當天用藥、爭執與尋歡的情節，並稱，張小玲心情不好就會吸毒，他並未阻止、並跟著一起用藥，「我很自責，當天她身旁只有我。」

隨後，這天的模擬審判，便在檢辯雙方的論告中結束。最後蔡富天對著法官哭訴，他真的沒想到張小玲會死，「我對不起小玲、小玲爸爸，還有我的阿嬤、姑姑，讓他們擔心，我願意接受懲罰。」

翌日，我們隨同職業法官進入評議室，按照規定，正式審判之後，評議過程得全程保密不得公開，六名國民法官將會輪流發表意見，接著才是三名職業法官發言。最後，再由九人共同投票、做出論罪與量刑的決定。

依據規定，論罪時，必須達到全體人數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超過六人以上才能達成決議，而量刑只要二分之一，但死刑要達到三分之二門檻；需注意的是，投票均需獲至少一名職業法官的票數。

評議會上，法官們針對被告是否成立轉讓禁藥致死罪，以及被告行為是否與張小玲的死亡有關加以討論。

本業為醫師的五號國民法官認為，被告為資深藥癮者，他必定清楚服用過量毒品會致死，他質疑，被告是否有殺人意圖，想藉此與前女友破鏡重圓；最後，他投票給轉讓禁藥致死罪，並主張被告與張女死亡有因果關係。

另名本業為精神科醫師的六號國民法官，他以自身過往與用藥者互動的經驗認為，用藥者經常性地說謊、且會合理化自身行為。他主張，如果輕縱被告，出獄後他必定繼續吸毒、害人。

相較兩名醫師的評議，本業為教師的二號國民法官說，從證據來看，無法肯定死者是否在工作期間吸毒，儘管蔡男提供毒品吸食，但難以主張該舉導致張小玲死亡。二號國民法官提及，被告也吃了五顆搖頭丸，他未有求死意圖，既然如此，他認為被告並不清楚對方會因為吃了五顆藥丸而死亡。

最後，縱使有國民法官主張本案應為過失致死、而非轉讓禁藥致死，但仍以七票、過半的比例，成立轉讓禁藥致死罪。

在論罪成立後，法官們將就被告刑期加以討論。

首先，由於案發後，被告主動向警方自首，此符合減刑要件，因此刑度會從3年6月至14年11月計算，由於量刑統計將依序從「最重」的刑度併入「次重」刑度，直到過半門檻。最終本案宣判，被告蔡男需入監服刑6年10個月。

實際上，若我們看回當年的判決結果，原審依轉讓禁藥致死罪判處被告9年刑期，但加入國民法官審理後，刑期降低為6年10月。

同時，本案另有兩組國民法官參與審理，這兩組國民法官平均年齡為中年，職業遍佈上班族及家庭主婦，這兩組國民法官一致認為，蔡男提供的搖頭丸與張女的死亡無因果關係，被告無法預知張女服用後會死亡，因此各依轉讓禁藥罪及過失致死罪判刑，判處4年4月與4年。

一名擔任備位國民法官的年輕住院醫師與我分享，他過去只在高中公民課學過法律，也沒上過法院，多從法庭劇認識法庭活動。他說，「參與審判的經驗像是站在懸崖邊緣」，讓作為醫者的他感同身受。他也觀察到，庭上兩名具醫師背景的國民法官，對於案件帶有強烈的見解，他認為，他們以自身專業及經驗，做出凌駕於現有證據的判斷。他擔心，這會在審理過程造成「權威效應」。

本庭的受命法官吳玟儒表示，由於本案為藥事法案件，又有兩位醫師有藥事法相關經驗，她認為這樣透過自身經驗形成的權威效應，在正式上路也可能發生；審理過程中，就算不是醫師，素人也可能因其生命經驗產生權威效應，職業法官必須於審理過程留意、並加以提醒。

案件二，女嬰「餵毒」致死案

我一方面懷疑自己量刑會不會對不起被害人，但又擔心被告的另名幼子沒人照顧，非常煎熬。

在國民法官制度正式上路前一個月，台灣士林地方法院舉辦全台最後一場模擬法庭，本案為2016年間，50歲的男子陳可立與張姓妻子，半夜為兩個月大的女嬰陳小凡餵奶後，發現女嬰失去生命跡象，經緊急送醫仍回天乏術。經法醫檢驗，女嬰體內驗出高濃度的氟硝西泮（Flunitrazepam），又稱FM2。

經警方調查，父親陳可立坦言因為女兒哭鬧不休，為讓她安靜睡覺，因而把自己平常吃的安眠藥氟硝西泮磨碎，四度摻入奶粉中讓女兒喝下。

而本案爭點在於：陳可立是否知道氟硝西泮為三級毒品，服用過量可能中毒、死亡？陳可立是否為故意殺人？所犯罪名，為「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死罪」、「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於死罪」，又或是「過失致人於死罪」？

辯護律師主張，陳男與妻子二人與女嬰一同擠在一張單人床睡覺，陳男疼愛女兒之心不言而喻。而陳男工作為臨時工，即便手頭拮据，但依然四處借錢，好讓高齡的妻子能夠剖腹安全生產。依據陳男的精神鑑定報告指出，陳男患有輕微智能障礙及精神疾病；律師也強調，他還有年邁失智的老母親，以及一名幼子需扶養。

檢察官緊接表示，陳男明知成人只能一次吃兩顆氟硝西泮，但卻讓只有2.7公斤的女嬰接連吃下2.25顆的安眠藥，等於是80公斤的陳男吃下65顆的安眠藥。檢方更拿出陳男的保險證明，主張被告因精神障礙共請領60萬保險金，證明他智力正常，沒有行為能力減損的情形。

這場模擬審判，國民法官的性別比為一比一，職業多為上班族，年齡落於中年年紀區間。

在這場評議中，由於涉及大量法律用語（如殺人的不確定故意）、及繁雜的法條內容，最後與預期宣判時間足足晚了五個小時。最終，法官宣判，被告涉犯過失致死罪， 以五票過半判處一年徒刑，並宣告緩刑五年；被告須以保護管束方式強制進行精神治療。而本案原審則依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4年10月；國民法官審判結果明顯「輕判」。

宣判後，一名40多歲的四號國民法官告訴我，平常從事投資工作的他，不曾進到法院，甚至一開始收到法院通知書，還以為自己犯了什麼錯。他說，作為一名父親，他可以理解被告的辛苦，「我一方面懷疑自己量刑會不會對不起被害人，但又擔心被告的另名幼子沒人照顧，非常煎熬。」

一名年長的五號國民法官則說，他一開始不清楚國民法官是什麼，直到收到通知、他上網查詢才知道。在這場模擬審判中，他認為評議時間雖然很長，但審判長對案件詳盡地介紹，也很公正；但他也希望，量刑可以交由職業法官執行，對國民來說，審理時間短促、又不具法律專業，做出的量刑對雙方都不公平。

也有一名國民法官擔憂，除了法條的艱澀難解外，作為人母的她，也希望國家能夠提供托育服務，才能讓國民法官安心參與審判。

即便這場模擬法庭是我參與過耗時最長的案件，本場次的專家評論員則指出，這場模擬審判十分接近正式上路後的場景，也就是在評議階段逐條、逐項仔細討論。他指出，日本裁判員制度，平均評議時間為900分鐘（16小時），雖然所需時間較長，但必須讓國民法官暢所欲言。

從數據來看，這一系列的國民法官模擬審判，統計評議時間平均約為四小時，而日本裁判員制度的評議時間，2021年統計為一案為836（13.9小時）分鐘，審理則為693分鐘（11.6小時）。

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松本芳希表示，日本裁判員制度施行後，截至2017年10月底為止，裁判員審判案件平均時長為7.6天，平均開庭次數為4.4次。實際審判要兼顧充分調查證據與評議討論，也要減輕國民負擔，將成未來最大挑戰。

社會重判呼聲高，模擬案件卻輕判？

實際參與審判後，國民法官從中獲知許多從媒體上無法得知的資訊，並影響量刑決定；決定他人的生命需要謹慎為之，多數國民法官並不傾向剝奪他人生命。

多年來，台灣社會一旦發生媒體高度關注的重大案件，要求法院「重判」的聲浪不絕於耳，甚至「唯一死刑」的意見，也常見於公眾輿論中。

然而，不只記者參與的兩場模擬審判，判決結果都比原審輕判，反而不見原先社會所期待的「重判」結果，司法院刑事廳法官文家倩親身參與多場模擬法庭，她認為，會有這樣的落差，在於民眾有無「親身參與」的經驗。

文家倩說，民眾大多從媒體接收到片面的案件資訊，如弒母案，多數民眾人神共憤、高呼判死，但實際參與審判後，從中獲知許多從媒體上無法得知的資訊，並影響量刑決定。她也說，曾有國民法官無法判被告死刑的原因，在於不想「斷人香火」，多數國民法官認為，決定他人的生命需要謹慎為之，並不傾向剝奪他人生命。

不過，刑事廳法官陳思帆則有不同見解。

陳思帆提醒，模擬案件與原審絕對不同，因案件已經改編，無法完全比擬，而模擬案件刑度較原審低，是因為並非所有證據都呈現在國民法官面前；此外，審案時間較少，未能經過充分討論，也是原因之一。

陳思帆提及，曾有一起案件，有四名國民法官一開始就表達「判死」的立場，但原審並未判死，檢方也未求處死刑。會有這樣的現象，陳思帆分析，可能是在評議時，流程上先詢問國民法官是否要判死，卻未先詳細說明判死需要審視兩公約等原則，導致國民法官一開始未能從輕審酌，也不清楚有其他刑度選項。在經過說明後，原先要判死的國民法官，將本案改判有期徒刑。

因此，在評議過程中，法官如何引導討論需審慎進行，他強調，量刑工具是為讓國民法官在「公平性」與「妥適性」中取得平衡，但如果國民法官過度追求一致性，雖達到法律的穩定性，但卻失去了國民法官制度想達成的多元意見。

從國民法官生命經驗看見多元意見

「你當時身上有多少錢？」「300元。」「你有吃東西嗎？」「有，去小吃店吃了一盤沙魚煙，再喝一瓶大瓶的高粱酒。」「不可能！一盤沙魚煙至少要100元，你剩200元買不起大瓶高粱酒！」

陳思帆指出，在法律上，認爲「犯罪事實」需要建構在「構成要件」上，如殺人罪的事實，就是一個人的行為導致另一個人的死亡，不僅主觀上要認定行為與行為的結果，客觀上則要行為與行為的結果都實現，職業法官必須緊扣著人事時地物等要點。然而，國民法官則更在意行為的細節與動機，這便是法律人的訓練與一般國民的差別。

此外，量刑上也須考量手段、動機、行為造成結果的嚴重性，並將犯後態度、是否賠償被害人等因素納入綜合考量。陳思帆指出，過去一起殺人案件的模擬審判，法官提醒被告已向被害人道歉並和解，可考慮從輕量刑、或緩刑宣告，但國民法官顯然並不認同，質疑「為什麼殺人可以賠錢了事？」

像這類的想法落差，的確在案件審理中衝撞了職業法官的既有思維，但陳思帆認為，案件審理既希望可以維持一制性，但在個案中又希望呈現出獨特性，這也是加入國民法官後的發現——使職業法官進而留意到過去未曾注意到的細節。

文家倩的模擬審判經驗，也說明了國民法官的生命經驗，如何讓判決更細膩。

她所承審的一起「弒母案」，是一名60多歲的兒子殺害80多歲的母親，為「老老照護」的殺害案。審理過程，國民法官問被告：「你多久送母親就診」、「住家離醫院多遠」、「家裏有房貸嗎？誰付錢？」這些細節看似與殺人案無關，但其實關乎兒子的照護、經濟負擔有多大，動機也就涉及到量刑的層次。最後，這起案件判處18年刑期，並未如社會期待判死；國民法官所留意到的日常互動，不僅豐富了案件細節，也使判決更為細膩。

另個殺人案的模擬審判，也呈現國民法官豐富的生命經驗如何發現真實。

在這起殺人案中，被告抗辯他喝下一大瓶高粱酒、導致自身失去責任能力，因此，本案的爭點在於：被告有無因酒醉而喪失責任能力，此將影響到如何決定量刑。

國民法官問：「你當時身上有多少錢？」被告：「300元。」國民法官再問：「你有吃東西嗎？」被告答：「有，去小吃店吃了一盤沙魚煙，再喝一瓶大瓶的高粱酒。」國民法官聽聞後立即反駁：「不可能！一盤沙魚煙至少要100元，你剩200元買不起大瓶高粱酒！」

文家倩說，國民法官多元殊異的生活經驗，可以觸及職業法官較少涉獵的領域。她也提醒，國民法官的想法多元，但在審理上，必須符合法律要求的平衡、公平與妥適性，這些都需要職業法官在審理過程不斷提醒。

國民法官的天平考驗

只要你依法判決，你就對得起良心。

論罪量刑的艱難，困擾著模擬法庭上的國民法官，這樣的壓力，更可能會在制度上路後，成為無法忽視的現象。

文家倩說，有一位本業是醫師的國民法官，審理過程因為壓力過大而想請辭。「一個人的判斷將對另一個人產生巨大影響，」文家倩說，未來因為壓力過大而請辭國民法官的狀況，應該不在少數——職業法官都必須經歷無數次的訓練才能適應，但人民一輩子可能就只參與過一次國民法官。

而當證據無法證實被告犯罪，或是當精神鑑定報告直指被告行為時無責任能力，國民法官必須做成無罪判決——儘管它違背了自身的法律情感。文家倩建議，只要你依法判決，你就對得起良心。但也凸顯出，「人生有多難，量刑就有多難」的不變道理。

此外，多所被指出的擔憂是審理過程中的「權威效應」，是否影響判決的公平性。權威效應指的是，一個人如果地位崇高、受到社會景仰，那麼他所說的話就具有份量，並容易使人相信其正確性。

不過，對律師林俊宏而言，他不認為我們需要對此過度擔心。

林俊宏認為，審判過程必然發生權威效應，無論專業人士的發言是否影響他人判斷，三名職業法官的存在，已是無法忽視的存在，「法官發言的份量，必定比國民法官高；何況法官也會有主觀的想法與情感，進而影響判決結果。」

林俊宏建議，由於評議過程必須全程保密，但也可能讓其中的錯誤、及刻板印象難以被發現。他以美國陪審團制為例，在一定的條件下，辯方可以聲請訪談陪審團，並聲請傳喚陪審員到庭。他說，美國曾有一起案件，便是一名陪審員對墨西哥裔的被告發表歧視性的言論，最後該起判決遭最高法院撤銷。

回到台灣，林俊宏認為法院可以在評議時完整紀錄房間內的過程，並經去識別化處理後，讓檢辯了解評議內容，進而有機會挑戰評議是否妥適。

文家倩認為，審判長在評議過程中，必須指揮協助成員的多元討論，像是審判長要注意到哪些國民法官發言次數少，適時引導他發言，也要兼顧少數意見，給予充分發言討論的機會。她提醒，一旦團體出現強勢發言者的時候，審判長也可讓強勢方稍後發言，先聆聽少數意見者的看法。

依據規定，評議過程由國民法官先發表意見，最後才由職業法官發言。 此外，在國民法官選任階段，如發現有懷抱強烈敵意、及極端意見的國民法官，致無法溝通狀態，可於選任程序予以排除。而若進到審理程序才發現，亦可解任，以維持審判公正性。

相較權威效應的影響，林俊宏擔憂的是，由於國民法官案件酬金少、負荷大，將大幅降低辯護人透過法扶來接案的意願。

司法院規定，法扶律師接任國民法官案件一審為75,000元，且為分階段給付，比起一般法扶案件一案三萬元看起來相對高出不少，但由於國民法官案件都是重罪，要到看守所律見當事人、聲請證據調查，行政作業與事前準備工作加上密集開庭，幾乎不可能承接其他案件，對律師來說缺乏誘因，對小型事務所來說，也更為吃緊；即便接案了，接案律師也可能未必願意百分之百全心投入。

林俊宏建議，面對國民法官案件中的弱勢當事人，應提高扶助律師接案誘因，另增加法扶專職律師員額，解決酬金過低問題，或仿效美國成立公設辯護人辦公室，都是可考量的作法。

冰上的人與落水的人

我們的一生同樣都在薄冰上跳舞，冰層下極冷，若不幸落水，很快就會喪生。有時冰層無法承載某些人的重量，於是冰破人落海，我感興趣的就是這一刻。如果幸運的話，事過境遷，我們依然繼續跳舞。如果幸運的話。

審判終有宣判的時刻，模擬審判亦同。

評議結束，判決宣判落幕，但對國民法官制度的擔憂，將持續嚙咬著國民。

國民法官小廖惴惴不安地告訴我，「專業人士的權威效應、我們的主觀情感，會不會影響最後判決⋯⋯外界真的不知道評議室發生什麼事，會不會到頭來變成另外九隻恐龍（法官）而已？」

另一名本業為教師的國民法官坦言，自己過去常認為法官是恐龍，「參與了模擬審判，才發現原來自己才是恐龍。」堅持無罪推定及罪疑為輕的他，判決結果顯然不符合社會重判的期待，「我困惑了，到底誰才是恐龍⋯⋯？」

對「恐龍」的恐懼，來自判決是否不符社會期待的擔憂；但回到司法審判，最終問題還是，我們該如何面對身處眼前的罪犯？

德國知名辯護律師的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在《罪行》一書中提及，「很少有人在早上起床的時候說：『好，我今天要犯罪！』但是，每個人都可能犯下罪行。」

書中那段知名的描述也指出，「我們的一生同樣都在薄冰上跳舞，冰層下極冷，若不幸落水，很快就會喪生。有時冰層無法承載某些人的重量，於是冰破人落海，我感興趣的就是這一刻。如果幸運的話，事過境遷，我們依然繼續跳舞。如果幸運的話。」

我們都是在冰上跳舞的人，我們也都在同一塊冰上跳舞。只是，有時因為一些理由，負荷著我們的冰塊並未破裂讓我們掉落，但有些人卻因此墜落。

殺人犯、毒販的故事，是他們的故事，但其實與我們沒有多大的差別。當人們審理著一起起的案件，我們該漠然地看著他們求救，或是細細探究落水的位置、及冰破的理由，在冰上的我們，如何審視破冰落水的這群人——

這些將由國民法官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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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在《普通法》（The Common Law）一書中，霍姆斯原話為：「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為人深覺的時代需求、主流的道德與政治理論、公共政策的直覺，無論明言或不自覺，甚至，就連法官跟他們的同胞們所共享的偏見，在決定應據以支配人們的規則時，比起三段論法，都更加舉足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