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RROR演唱會事故後——舞蹈員重回舞台笑臉迎人，同時在看精神科

【編者按】2022年7月，香港男團MIRROR首次在紅磡體育館舉辦演唱會。在28日第四場演出至晚上10時半，舞台中央一個LED屏幕鬆脫墜下，壓傷舞蹈員李啟言（阿Mo）的頭部，另一名舞蹈員張梓峯（阿Fung）亦被砸中受傷；加上前期綵排時受傷的舞蹈員Zisac，總計有3人在製作中受傷。而傷勢最嚴重、被壓中頸部和頭部的阿Mo，現在仍於私家醫院接受治療。

警方介入調查事件，並在11月公布，發現有人虛報器械重量，拘捕涉事演唱會的承辦商「藝能工程」和「協興隆」共5名職員。主辦方MakerVille和大國文化早前發聲明指，會諮詢法律意見，保留追究的權利，亦支持港府相關改善建議，並會繼續承擔舞蹈員的醫療費用。

事件引發社會討論演唱會前期多宗意外的原委、製作時間不足、安全保障是否足夠等等。有份參與表演的舞蹈員一直鮮有公開接受訪問，他們早前在網上刊登公開信，披露更多演唱會的製作細節。端傳媒接觸到其中一位舞蹈員，透露近日的情緒和生活、前期製作的細節，以及對舞蹈界權益的想法。

MIRROR演唱會事故後4個月，有份參與表演的舞蹈員P，一直強調自己身體和情緒相對健康。但P知道，自己擺脫不到事故帶來的陰影。好幾次，P看到街上電視屏幕播放MIRROR的新聞，嚎哭不停。「大家看似復原，令我感到有壓力，因為我會想到阿Mo。這個落差，我到現在仍在處理。」

最近，幾個為MIRROR伴舞的同伴，第一次重回演唱會，有人感覺不自在，萌生以後不再做演唱會表演的念頭。也有同伴需會見精神科醫生，醫生提醒他們留意發夢的情境，腦中會否出現閃回（Flashback）；每次會診仍會觸發他們不斷哭泣。至於P，則在這兩個月以工作填滿自己，「我不想見精神科醫生，我信不過醫生，而且我覺得沒有人會明白。我寧願相信自己。」

對P來說，一個答案至為重要，「我們很需要知道發生什麼事。」P認為，LED屏幕是一回事，前期製作問題是另一回事。在這兩件事上，P覺得政府事故調查進度一直未完成，而主辦方MakerVille和大國文化也未交代演唱會前期製作的意外原委，更未有保證會負擔傷者日後的生活需要及開支。長遠而言，P希望舞蹈行業權益有所改革。

一夜之間，曾為MIRROR伴舞的其他23個舞蹈員，陷入傷痛和沉重的鬱結，站在懷疑演出事業的十字路口。舞蹈員阿Mo頸椎重創，目前情況穩定，繼續留醫接受治療。同伴的復康路漫長，其他舞蹈員也正面對舞蹈表演帶來的恐懼，勉力在輿論壓力中不致被吹倒。

而他們最害怕的是，公眾會逐漸遺忘這一宗事故。

重返舞台，或考慮退出

P在事發後休息近兩個月，最近重拾活動演出，但尚未回到舞台。P說，有些同伴再次演出，有人專注在舞蹈室授課，有人一直會見精神科醫生或心理治療專家，也有人「待機中」，處於空白的「休漁期」。「大家都在試水溫，感受自己會不會重回演出，或者到底何時復出？都是一個問號。」

「一些人情緒仍然很濃郁，但很尷尬，停工太久，真的沒收入。」P說，「我們部分人已經重回紅館，但回到紅館工作，不代表已經康復。」

事故後，舞蹈員們維持緊密的聯絡。他們忙着到警署、勞工處落口供，並諮詢律師意見，組織事故經過。外界對他們的各種期望也帶來了巨大壓力，像同業發來訊息，請他們把握機會為問題多多的舞蹈界爭取權益。

「8個星期，每星期處理一件事，真的要瘋了。」P覺得，那段時間，舞蹈員怕在風眼之中被利用，對外人並不信任，不敢接受陌生律師的主動協助，也不敢找記者，變得很抑壓。他們覺得與彼此見面最有安全感，不時相約見面散心，留意着各人的情緒。

10月，舞蹈員們陸續重投工作。回到紅館的人，則重臨鑿下深刻創傷記憶的舞台、後台和排舞室，和與受傷同伴相處過的每一個角落。「那段創傷不只是事發那一刻的事。」P說。「每一刻都在挑戰，大家都在努力表現正常，如果表現不正常，吃虧的是自己。我們每一個人，如果能夠努力的話，都很想前進。」而回到舞蹈室教班的人，重新接觸一大伙學生也感到緊張。

第一次遇上大型意外，只懂得跳舞的他們，對法律、保險等等認識不深；開初因為不敢找尋幫助，也錯失了發聲和推動的時機。近日，他們諮詢律師意見後才有信心寫公開信，還原細節、提出訴求。「原來不用怕誹謗，不用怕影響證供；但遣詞造句、語氣、鋪排，我們也不斷討論。」

不過，公開信除喚起公眾支持，也引發罵戰。部分留言翻舊帳，指早前有舞蹈員未查清事實，便轉發並斥責MIRROR隊長楊樂文（Lokman）回應傳媒的說法；也有人留言要求舞蹈員不要再借MIRROR的名義爭取訴求。從事故開始，舞蹈員的社交媒體帳戶就不斷湧進留言和訊息，這次爭議再度激發浪花，有些舞蹈員在表演休息期間，不斷查看關心或攻擊訊息。

P和舞蹈員，跟不少同是跳舞出身的MIRROR團員已認識多年，「MIRROR是我們的朋友，這是我們一起建立的舞台、第一次的紅館演出；團隊關係很Sweet，前期多危險也好，我們很期待這場Show。後來變成一件壞事，到現在還未有一個句號，（我們）還要變成『架兩』（多管閒事的人）。」

「這場MMA（綜合格鬥）很厲害，我們消化不到。」P不自覺地減少使用社交媒體，也常常思疑是否不應分享生活照片，「有人會tag我們問，你今晚還喝酒嗎？你還有心情嗎？」

「最擔心的事發生了」

事故發生的當刻，P指，台上舞蹈員直擊阿Mo被LED屏幕壓傷的一幕，觀眾的尖叫聲深印他們的腦海。舞蹈員當時被指示下台後，在後台受驚嚎哭，場面混亂。有人倒在地上，無法步行，要人扶抱。他們互相扶持回到休息室，那短短一段路相當漫長。

在休息室，有的人持續哭泣，也有同伴咆哮大叫。P聽到其他人的哭聲也不能自已，「好恐怖、接受不到。我覺得身邊的事物都好危險。」P說，「我當時整個腦都在想，沒可能的！豈有此理？這是真的嗎？」狀況維持至凌晨約3時，一名資深舞蹈老師協助安頓部分舞蹈員到酒店休息。

一個想法纏繞着P。「那一刻，我們一直最擔心的事就這樣發生了。」

7月25日公演前，MIRROR演唱會製作綵排時間不足、舞台安全成疑等消息早已不斷傳出。綜合媒體資料和受訪者說法，​​製作方於7月18日入紅館搭建舞台，舞蹈員於7月23日入台，這天原訂計劃是「踩台」，即走一遍舞台。但P指，他們實際上不斷等待，「舞台還未準備好。」

那時，舞台上同時有舞蹈員走位、樂隊排練、藝人測試吊索動作，「舞台很搶手。」製作單位只安排舞蹈員以15分鐘排練一首歌，但按其演出經驗，一首歌至少要30至45分鐘排練，「就像要我以半小時完成全程馬拉松，這是不可能的事。」

當天時間不足以完成踩台，舞蹈員在24日接續排練。P指，24日原訂進行總綵排，但因機關問題改至25日凌晨1時半，期間，舞蹈員Zisac從舞台墮下受傷，又因有升降台無法升回原位，總綵排中止。「我們最後沒有完成整個Full Run（總綵排）。」隨後，舞蹈員和部分MIRROR團員在社交平台以黑圖抗議舞台安全問題。

此外，P提到演出的工時比其以往經驗要長，最長的一天工時約為17小時。「我們沒有行程表，今晚可能不知明天什麼時候開工，下班離開時口頭交代，或在WhatsApp問。」

P說，「演出的Day1就是我們的總綵排，當日才知道整個流程。」

25日正式演出，舞蹈員仍遇上不少驚險狀況。P說，製作方理應在演出前示範一次煙火效果，讓舞蹈員熟習走位，但既然沒有完成總綵排，也就沒有看到噴發煙火的完整流程。另外，有舞蹈員被安排掀開煙火遮蓋，但每次爆發時間、角度不一。當天有人Panic attack（恐慌突襲），說：「Zisac已經受傷了，為什麼我們還要揭火蓋？」

P說，有舞蹈員出場後發現舞台漆黑一片，因為對舞台不信任，相當恐懼，「最後為什麼會看得見？因為Fans的燈牌太光。」

當天，MIRROR成員AK（江𤒹生）在升降台上跳舞，期間舞台晃動；後來，全團在升降橋上演唱，天橋劇烈搖動。第二天，另一成員Frankie（陳瑞輝）失足從升降台跌下。意外短片在網上傳播，引發公眾質疑舞台安全。第三天，政府介入要求主辦方改善，演唱會也改動演出安排、在吊台加設欄杆等等，演出最終順利結束。

這段期間，舞蹈員一直感到不安。P說，「但是，升降頂多是地面的問題，我沒有想到最危險的在天上。」

第四場的LED屏幕墜落，粗暴地煞停一切。

對於事故，P感覺矛盾。「你問我那一刻是不是很驚訝？很驚訝。我會覺得難以置信，但是也覺得很有可能。對我們來說，這個演出一直有問題。」P伸出右手不斷挨近牆邊，嘗試作比喻：「我們一直很想避開，但好像被人推、推、推、推，推到一個位，事情真的發生了。」

現在回想，P覺得他們身為舞蹈員，在製作過程中不斷屈就、「硬食」，很想以膽識和執生（應變）能力搭救，勉力拼湊錯落的事物，最後卻徒勞無功。「你很盡力很盡力，但最後仍然很糟糕，仍然是在做一件壞事。」

端傳媒去信主辦方MakerVille、大國文化，及母公司電訊盈科，查詢相關升降問題及煙火效果安排等是否屬實、製作及綵排時間不足會否與事故相關，截稿前未獲回覆。

沒有守好的重重關卡

11月，香港警察公布部分調查報告，指承辦商藝能工程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虛報裝置重量，以盡快獲批舉辦演唱會；各類裝置的實際重量，平均超出虛報數字的4倍。其中，6個LED屏幕申報3600磅，實重為9852磅，是申報數字的2.7倍；喇叭裝置的實重，甚至逾申報數字的7倍。

至今警方拘捕承辦商的4男1女，他們涉欺詐、容許物件從高處墮下等罪名，警方重申不排除有下一步行動。

調查發布當日，不少記者問及政府和主辦方的責任問題。隨後，《明報》報導指按紅館《租用條款》，康文署紅館經理須事先批准懸掛器材重量圖則，署方委派人士須在懸掛前檢查整體裝置。不過，署方未有回應有否在MIRROR演唱會的工程前做檢查，重申租用人應確保裝置安全穩固，指事故涉刑事調查，不便評論。

P得悉當天表演的頭頂上有多樣器械虛報重量，相當錯愕。「政府康文署、二判協興隆……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每個單位都出錯？這個數字要經過好多關，而這麼多關都沒有守好才會變成這樣。」P說，「現在說的是，紅館10幾年來都是這樣兒戲？」

P覺得調查報告和他們多年的認知有很大落差，「我們一直很信任舞台，很愛舞台，很相信監製。」P指指記者手中的筆，「原來你手中的筆長期用會中毒，但寫了10幾年才知道。我們知道更多後，下次表演還信不信政府？信不信把關的人？這令人毛骨悚然。」

另一方面，調查報告未能解答P的所有疑問，「誰要負責任的問題，其實未解決。」P認為，目前主辦方MakerVille和大國文化未交代其獨立調查報告的內容。交代不僅針對事故本身，更應好好檢視前期製作的意外原委，「道歉、承諾、保障，沒有人做過。」

P指，主辦方於事故後和舞蹈員開會3至4次，達成協議會提供生活資助，但在交代調查進展上較為被動。他們和公司曾開會，希望公開調查報告內容，「我們想要一個說法，一個原因，一個道歉，或者什麼都好。但我們一直無法得到答案。」

另一方面，P又感覺到近年演唱會製作的時間愈縮愈短，行內的追趕文化加劇。「我們學舞步很急，踩台很急，那麼之前的安全檢測急不急？是否就像調查報告所說，為審批速度加快而虛報數字？」P疑惑，舞蹈員除了跳舞，還要兼顧煙花效果、特技或演戲，「舞蹈員要Pick up不同能力，這件事健康嗎？到底這代表大家是專業的，抑或其實是被逼做的呢？」

在存在「硬食」文化的商演舞蹈界打滾，P曾經相信the show must go on，也認同專業的舞蹈員不應輕易缺席表演。現在，P開始質疑舞蹈員是否有相應的責任，喝停一場問題處處的演出，「我們不是單純受害者，我們沒有call停表演。」

但是當時P也不確定，以零散工狀態被聘請的舞蹈員有沒有這個權力，「我們不知道我們有這個能耐，亦不夠膽這樣做。」事故後，公眾和媒體提出關於「假自僱」的質疑；勞工處其後審視舞蹈員工作模式及受聘資料，判斷他們為僱員身分。

記者問P，經歷一切後，還相信the show must go on嗎？

「有動搖。」P說。

把內疚感轉為動力

10月，P和其他舞蹈員覺得一定要行動。他們在銅鑼灣為阿Mo辦生日會，請公眾留下祝福字句，想他知道有人在守候。在生日會前，他們終於和阿Mo的父親見面，得知其近況，「知得愈多愈痛苦，那時他看着天花板，兩個月了。」

舞蹈員阿Mo早前一直在伊利沙伯醫院留醫，目前已轉至私家醫院。他現時專注接受各種胸肺、脊椎神經、關節肌肉及身體調理的復康治療，盼能強化機能、體能，和啟動沉睡的腦神經。阿Mo的父親李盛林透露，其康復進度相對快速，現時只要按指示方法吞嚥，能進食一般食物。

阿Mo現時的心願是「能有更大的耐心和投入為康復而戰」，但間中也會因不知等到何時而忐忑鬱悶。

跳舞的時候，P總有種內疚感、倖存感。「怎可能跳舞？我們憑什麼呢？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受傷。」負面想法在舞蹈者的腦海持續擴大，「阿Mo信主，家庭能量很強大，我不斷想，是不是他幫我們頂了？我們好想見他，但去了又能做什麼？我們雙腳站在地上贈慶（幸災樂禍）嗎？」

一些舞蹈員跟他認識時間較長，曾約定一起到紅館表演。在朋友眼中，阿Mo是個比較內歛的人，話不多，但偶爾的發言很幽默；他也是個溫暖的人，會常常擁抱相熟的朋友；他堅強和樂觀，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要付出什麼，也是一個勤力的舞者。阿Mo和同為MakerVille旗下女團COLLAR成員So Ching（蘇芷晴）是情侶，事發前常常以情侶檔演出。一眾舞蹈者跟她也相熟，「女朋友變成老婆角色，你想想壓力有多大？」

P說，「這次我們要為同業爭取權益，否則阿Mo的受傷……我們要把內疚感轉為動力。」

舞蹈員目前整合幾個訴求，希望繼續跟進事故之餘，長遠改善行內風氣，為表演者提供更多保障。他們希望主辦方對外披露其獨立調查報告，增加事故透明度；他們也要求藝人管理公司就事故出面回應及承擔，不要再讓同樣受害的MIRROR成員承受壓力。

MIRROR近月復工，首次在事故後表演，但不少觀眾留意到原班底舞蹈員並未參演，團員Anson Lo（盧瀚霆）亦在台上落淚，一度無法演唱。P說，有份參演事故演唱會的舞蹈員，決定拒絕MakerVille的相關工作邀約，「我們不想破壞這個好氣氛，我們想復出，比任何都想再次一起享受舞台。但為什麼不行？做不到，因為（公司）還沒有交代。幫你們做事，會令我們覺得接受了你們以不處理事情的方式去Move on。」

P說，「為什麼我們要打爛自己的飯碗？我們也不明白。」截稿前，MakerVille未回應會否按舞蹈員訴求考慮公開內部調查進度，以及就事故出面回應。

另一方面，舞蹈員認為政府調查小組可以調查綵排入台等前期狀況，梳理災難發生的前因後果，並希望舞台安全保障作出根本性改變。P指出，舞蹈業界的從業員大多為自由工作者、零散工身分，保險、合約、工時長短和工作環境等等權益，一直都難以推動。

以往，舞蹈員和僱主習慣在WhatsApp口頭傾談工作內容，「這一行都是口碑掛在前面。」事故後，P眼見不少舞蹈員堅持要正式簽約，也有意識要釐清保險由誰安排購買、保額多少等等，「以前我們不知道，原來勞工保險跟自己買的（意外）保險不同，大家都很蠢。」P說。

現在，一些舞蹈員如P希望可以團結更多同行，一同思考未來的行動，甚至醞釀不同的教育講座。「我不知道是不是工會，但想有一個組織為舞蹈員發聲。能走多少步，很難說，但保險一定要做到，再慢慢處理工時、工作環境的問題；甚至想去研究，我們有沒有權利和機制去叫停一個表演？」

對於訪問，P也憂慮實名發聲，或許無法再在舞蹈界找到工作。P指在行內，獨立排舞師愈來愈多，以前由幾間工作室或製作公司主導工作機會的情況逐漸改善，但怕得罪人、怕被別人取代的風氣仍然存在。P也告訴自己，「我們說的都是事實，我們不是想MakerVille倒下來，不是想ViuTV倒下來，從頭到尾都是對事不對人。」（編按︰ViuTV為香港免費電視台，2022年分拆製作部及藝人管理部組成公司MakerVille。）

創傷過後，有一股公民意識的呼喚鼓勵P行動。比起擔憂，更讓P害怕的是，公眾遺忘這一次事故，「我們不想公開信之後，好像沒事發生一樣。」

跳舞不再純粹

當P加入MIRROR演唱會的舞蹈團隊時，P相當期待。「跟部分MIRROR團員認識很長時間，你們做到明星又那麼爆紅，我們又終於做到你們的舞蹈員。今次集合幾個排舞師也是新景象，真的很期待。」在舞蹈員演出成就的清單上，「今次是MIRROR第一次紅館演唱會，Yes。」

這場演出在P心中一度是完美的。終局的落差，重擊了參與這場演唱會製作的所有業者。

現在P覺得跳舞不再純粹。台上，他們不期然會覺得公眾對自己有舞蹈以外的關注，「我們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舞台，還要受公眾壓力，但我們仍然要笑臉迎人。」P很想問自己，是否還想跳舞？如果還想繼續，P會逼自己再到舞蹈班學習，去表演，感受自己和找回熱誠。

但最近P滿腦子想的仍然是，臨近聖誕節，要做些什麼讓阿Mo感覺到未被眾人遺下？

人生第一次踏上紅館，P跑到舞台中央不斷轉圈、四處張望，「哦，原來站在中央，是這種感覺。」P也永遠記得第一次表演，在台上等待黑幕徐徐掉下的時候。開演前5分鐘，P的臉緊貼着黑幕，透過一布之隔看到觀眾浪潮般的燈牌，直至帷幕落下，「你管不到那麼多，身體就會自己動。」

P最初喜歡上跳舞，是因為成就感。「年輕時什麼都不擅長，朋友懂彈琴、唱歌，我就找些東西玩。接觸跳舞後被人讚，又可能真的有天份……好開心，有滿足感又有朋友圈。」一直自稱沒事的P湧出一堆眼淚。「以我們認識的阿Mo，他也應該一樣。」

記者問，「現在怎樣看跳舞這回事？」

P答：「就是不想放棄跳舞囉。」

（尊重受訪者意願，P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