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盃以體育為政權洗白？FIFA的「足球歸足球，政治歸政治」謊言揭秘

很多年前，有一個關於世界盃冠軍得主的說法，上一代球迷都應該聽過：大凡由歐洲國家主辦的屆度，就必由歐洲國家奪冠；若是南美國家主辦，冠軍的便一定是南美國家。多年來只有一屆例外：1958年瑞典世界盃，冠軍是巴西。這個不嚴謹的說法似乎是要證明，歐洲足球跟南美足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因為天時地利人和，就有這個現象。

當然這個說法早就不成立了。從世界盃歷史的角度看，自從1994年美國世界盃開始，世界盃就不再限於在歐洲或南美兩大洲舉行了（姑且把1986年的主辦國墨西哥算作南美／拉美）。美國在北美，2002年日韓世界盃在亞洲、2010年在非洲南洲、2022年則在中東卡塔爾。足球衝出「兩大體系」，世界盃成了真正的「世界」盃。

足球資本化：斂財與利益輸送

《FIFA揭秘》藉此呈現一個由前會長夏維蘭治（João Havelange）到白禮達（Sepp Blatter）主政時期的FIFA權力分佈圖，各個大洲互相制衡的面貌清晰可見。

趁世界盃熱潮，Netflix推出四集紀錄片《FIFA 揭秘：足球、金錢與權力》（FIFA Uncovered）。首兩集詳盡描述了國際足協（FIFA）前會長白禮達（Sepp Blatter）的崛起過程，片集中經常展示一幅世界地圖，以紅點標示出FIFA 各會員國的位置。《FIFA揭秘》藉此呈現一個由前會長夏維蘭治（João Havelange）到白禮達主政時期的FIFA權力分佈圖，各個大洲互相制衡的面貌清晰可見。

歐洲跟南美是傳統足球大洲，歷史悠久，強隊林立。片集描述在1970年代，FIFA面臨財困，時任會長夏維蘭治，決定引入商業模式，大量接受財團品牌贊助。自此FIFA就漸漸變成一個歛財和利益輸送的組織。白禮達在1998年出任會長，當時FIFA的會員國成份已遠不限於歐洲和南美，而是遍佈幾大洲，且諸如亞洲、非洲及加勒比海等非傳統足球強國所在地區，會員國人數眾多，在FIFA會長選舉和競逐世界盃主辦權時，這些地區會員國的取態就成了關鍵。片集中經常聽到白禮達跟其他FIFA高層對外宣稱，要把足球推廣到不同大洲的地區，主張由不同大洲的國家主辦世界盃，也大幅資助非洲和加勒比海等發展中國家的基層足球發展。

原因是FIFA高層貪腐之事，早已甚囂塵上，將卡塔爾推向世界盃主辦國之列，儼然就是將FIFA的腐敗曝露於世人面前。

今屆卡塔爾世界盃在爭議聲中揭幕，源起於2010年，當卡塔爾奪得主辦權時，旋即捲入賄選風波。卡塔爾是小國，從未打入世界盃決賽，國內也缺乏大型足球場及配套設施。它唯一的有利條件是：有錢。相比起其主要競爭對手美國，卡塔爾的勝算極低。《FIFA揭秘》呈現了當時的情況，說當結果公佈一刻，很多人不只大跌眼鏡，也隱約嗅到一陣腥風血雨。原因是FIFA高層貪腐之事，早已甚囂塵上，將卡塔爾推向世界盃主辦國之列，儼然就是將FIFA的腐敗曝露於世人面前。

長年以來，FIFA高層為爭取選票，向各大洲足球小國大開支票，名義上支持其足球發展，實際上是給該國足協高層中飽私囊。自白禮達主政以來，這些小國在FIFA裡的代表委員角色愈來愈吃重，FIFA一直對外宣稱，要將足球推向全球，提升亞、非和加勒比海地區的足球水平，全球球迷就一直被這個美好的足球願景所迷惑：國際整體足球水準正在不斷提升，不再讓歐洲和南美專美。從南非、日韓到今屆的卡塔爾世界盃，本身就是一個粉飾全球足球的事。

足球資本化，是當代足球的大勢，不可逆轉。《FIFA揭秘》所揭露的，其實是正如其中譯片集名稱的副題：「足球、金錢與權力」。當足球扣連上金錢，就會產生權力；當權力無限膨脹，人就會腐化，最後將足球運動污染。可是，對今屆卡塔爾世界盃的爭議，卻不只限於由資本所帶來的腐化。

政治歸政治，足球歸足球？

這種說法，是一種在足球權力化後的意識形態操作。它總是聲稱足球是純粹的，球迷和足球員只需要關心足球發展，而毋須理會足球發展背後的一切政治。

從臨近揭幕到開賽一周，不斷傳出種種對卡塔爾國內人權狀況的批評，其中主要集中在勞工權益和性別平權問題上。坊間傳聞，卡塔爾在興建世界盃基礎設施期間，已有數以千計勞工因惡劣工作條件而死亡，但卡塔爾當局一直否認；而作為一個保守的穆斯林國家，國內女性及性小眾族群長期被打壓，於是引發了西方社會對卡塔爾世界盃的有限度杯葛和抗議。例如德國有地區取消戶外直播活動；丹麥國家隊以淡化設計的球衣作為抗議；而多個歐洲國家的國家隊隊長亦一度發起佩戴象徵性別平權的「OneLove」臂章作賽，及後卻遭到FIFA威脅，聲稱若球員佩戴不合規格的臂章，會被黃牌警告。

事件仍在發酵中。不過在足球場上球員作出政治表態，早不是新鮮事。一種意見認為，政治歸政治，足球歸足球，這恰恰是近日香港《明報》一篇社評的標題。這篇社評很能代表這種意見的立場，文中同意應當關注人權問題，但在體育比賽中作政治表態並不合適。文中把西方國家對卡塔爾人權狀況的批評理解為「文明衝突」，問題十分複雜，不是在足場上的政治表態就能解夠；文章更總結說，全球球迷關心的，始終是球隊的表現和比賽的水準，並不是「場內場外政治騷」。

這種說法，是一種在足球權力化後的意識形態操作。它總是聲稱，足球是純粹的，作為球迷和足球員，我們只需要關心足球的發展，而毋須理會足球發展背後的一切政治。卡塔爾的人權問題跟足球本身有沒有關係呢？可能沒有直接關係，但跟世界盃的關係就很大了。《FIFA揭秘》的故事起點，是講述前會長夏維蘭治推動阿根廷主辦1978年世界盃。當時阿根廷仍是一個軍事獨裁國家，政治非常黑暗，FIFA卻與阿根廷軍政府合作，並首次以商業模式大搞世界盃。世界盃也首次為世人垢病為給獨裁者粉飾太平的工具。

後世共識，對於任何侵犯人權的政治暴行，體育界必須與之劃清界線。不過國際政治關係何其複雜，所謂「體育必須向暴政說不」，往往在獨裁政權倒台或成為國際公敵後，此說才會被實踐。

獨裁政權利用大型運動活動進行洗白的經典例子，莫過於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最初，尚未上台的希特拉公開以種族主義言論反對奧運會，宣稱奧運會是猶太人的玩意，又認為德國人跟黑人同場比賽有損民族尊嚴。但他上台後卻一反先前態度，全力支持奧運會，並利用奧運會宣揚雅利安人在體格上的優越性。而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的著名紀錄片《奧林匹亞》（Olympia, 1938），更是一部經典的政治宣傳電影。

後世共識，對於任何侵犯人權的政治暴行，體育界必須與之劃清界線。《FIFA揭秘》提及，FIFA過去曾一度不讓南非參加世界盃，以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因此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盃可說是FIFA向暴政妥協的先例。不過國際政治關係何其複雜，所謂「體育必須向暴政說不」，往往在獨裁政權倒台或成為國際公敵後，此說才會被實踐。例如直到1954年，國際奧委會才承認，當年讓納粹德國主辦奧運是錯誤的；近年俄羅斯的人權狀況一直被受抨擊，但由於俄羅斯是活躍於國際舞台上的大國，FIFA仍讓它主辦2018年世界盃。不過到了今年初俄烏戰爭爆發，俄羅斯被國際指摘為侵略者，FIFA才對該國予以制裁，禁止其國家隊參加世界盃。

北韓也能主辦世界盃？

若國際間沒有共識，我們永遠只能說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有爭議」或「備受關注」，對於這種程度的輿論，國際體育組織通常都鮮有大動作，例如制裁或禠奪其參與資格等。

體育洗白（sportingswashing）是政權掩飾暴政的慣用技倆。它們總是聲稱，要將體育運動跟政治分開，體育不應被政治化，藉此轉移國際輿論的視線，淡化其負面印象。而當一個國際體育組織——例如FIFA——以同樣言論，回應外界對政權的批評，其實就是協助該政權作體育洗白、間接縱容暴政。《FIFA揭秘》的拍攝源起是2015年FIFA收賄案，多名高層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拘捕，當中亦涉及俄羅斯及卡塔爾世界盃的申辦過程。被捕者中雖然沒有時任會長的白禮達，但FIFA敗絮其中的腐敗狀況，直接逼使他及其熱門繼任者、法國足球名宿柏天尼（Michel Platini）的下台。可是，事件卻依然沒有影響俄羅斯跟卡塔爾的主辦國資格，原因之一是美國司法機關並沒有充份證據，證明兩國在申辦過程中有不合法之處。儘管如此，國際輿論仍然質疑，對於一個罔顧基本人權的國家，FIFA憑什麼讓其主辦這場四年一度的全球足球盛事？

法律制裁總是事後發生，完整的公義彰顯往往是遠遠滯後於現實發展。若國際間沒有共識，我們永遠只能說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有爭議」或「備受關注」，對於這種程度的輿論，國際體育組織通常都鮮有大動作，例如制裁或禠奪其參與資格等。FIFA在2015年的大地震之後，除了撤換了會長及大部份委員之外，似乎仍沒有顯示出改革的決心。俄羅斯和卡塔爾世界盃俱在爭議聲中如常舉行，而在《FIFA揭秘》中，新任會長恩芬天奴（Gianni Infantino）在一場FIFA大會中公開向會員說：「FIFA的錢是大家的錢⋯⋯FIFA的錢必須用在發展足球上。」他提及的僅僅是錢，而不是公平和公義，這難免令人聯想到，後白禮達時代的FIFA會否換湯不換藥，潛規則依然如舊？

面對在卡塔爾世界盃球場內外的政治表態，FIFA的態度顯然不符合世人期望。繼FIFA明令禁止在球場裡佩戴OneLove臂章後，會長恩芬天奴更突然在記者面前大發雷霆，反擊外界對卡塔爾世界盃的批評。他指這些批評「只是出於偽善」，並說：「歐洲人和西方世界留給我們太多教訓。我是歐洲人，為了我們歐洲人過去3000年來的所作所為，接下來3000年我們歐洲應該道歉，再開始對人道德說教。」他認為卡塔爾已「進步很多」，亦準備好辦一屆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世界盃。他甚至認為，北韓亦可以主辦一屆世界盃 。

「3000年論」與「文明衝突論」都是先將外界對卡塔爾人權狀況的批評片面解讀為文化差異，這種相對主義觀點拒絕接受國際間應當有一種關於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因而可以容忍個別國家的反人道行為。

恩芬天奴的言論，可以算是失態。借威爾斯首席大臣翟景輝（Mark Drakeford）回應恩芬天奴的言論時，所引用英國政治家希利（Denis Healy）的名言：「當你在一個洞裡時，就不要再挖了。」（if you find yourself in a hole, stop digging.）顯然就是嘲諷恩芬天奴身為備受爭議的FIFA會長，就不要在爭議聲中火上加油了。

恩芬天奴的「3000年論」正好跟前述《明報》社評中的「文明衝突論」互相呼應，先將外界對卡塔爾人權狀況的批評片面解讀為文化差異，這種相對主義觀點拒絕接受國際間應當有一種關於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因而可以容忍個別國家的反人道行為。而恩芬天奴更進一步回擊西方社會，空泛地指摘西方文明同樣有著不人道的黑歷史，藉以轉移視線，迴避當下外界對卡塔爾的批評。

當代社會大抵對這類言論不會陌生，從政治光譜上說，這是「退步左派」的典型辯論技巧：將一切政治問題都訴諸西方帝國主義，卻無視任何更當代的問題根源。而這「更當代的問題根源」，則往往將某些「不承認以西方價值為基礎的『普世價值』」的政治文化掛勾，最終推向一個文明價值判斷上的困境：沒有「普世價值」，也根本不需要追求「普世價值」，然後我們繼續容忍一些「流氓國家」繼續存在。

「人民鴉片」抑或善的力量

翟景輝所說，恰恰就是小國如何對「普世價值」的追求作出貢獻。這也是同是小國的卡塔爾在今屆世界盃中所必須承擔、卻未有完成的責任。

反觀翟景輝的說法，更值得細味。他首先同意歐洲人應反省自己的歷史，包括一些事情，是自己國家在歷史上做過、卻不符合今天自己所相信的信念和標準的。然後他又指，威爾斯作為一個設法登上世界舞台的小國，有義務解釋自己可以向世界提供什麼，以及什麼事情對當代國家才是重要的。不難理解，翟景輝所說，恰恰就是小國如何對「普世價值」的追求作出貢獻。這也是同是小國的卡塔爾在今屆世界盃中所必須承擔、卻未有完成的責任。

面對這些當代政治的大問題，足球可以做什麼？我們大可以說：幾乎沒有，於是我們就可繼續享受足球，繼續為世界盃的精彩賽事亢奮歡呼。烏拉圭作家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在《足球往事》（Soccer in Sun and Shadow）一書中曾經提及：二十世紀初，很多保守知識份子批評足球蒙蔽普羅大眾的理智，讓球迷「用腳思考」； 而激進知識份子則詆毁足球閹割了群眾，擾亂他們的革命熱情。加萊亞諾用「人民鴉片」來形容當時這些知識份子對足球的看法。

可是，當一名足球員不忿於國際間的種種不公義，以其謙卑、低調的方式告訴全球球迷：這種事情是不可接受的，這位足球員不過是盡其為「人」的道德責任。著名足球教練哥迪奧拿（Pep Guardiola）曾公開支持加泰隆尼亞獨立，並說：「我首先是一個公民，然後才是領隊」；「他們說你不應把政治與體育混為一談，可是當你生活的所有部分也跟政治有關，我為何不可表達我的感受？」

不過，另一著名教練高普（Jurgen Klopp）雖然認為英格蘭國家隊隊長哈利‧簡尼（Harry Kane）佩戴OneLove臂章出賽沒有問題，卻同時表示：「球員就是負責上場比賽，而讓卡塔爾成為世界盃主辦國是其他單位的決定，所以如果有人要批評卡塔爾的人權問題、環境問題⋯⋯應該針對那些做決定的人，而不是要求球員表態。」

卡塔爾世界盃如常舉行，球場外大批持支持性別平權標語的球迷被當局禁止進場。《FIFA揭秘》所講述的結構性貪腐，也許隨著白禮達的下台而被洗除。但，誰知道呢？FIFA 在二十世紀初草創之時，成員全都是業餘人士，也完全沒有牽涉金錢。「他們希望讓足球成為善的力量。」《FIFA揭秘》的旁白說。可是，隨著足球職業化、國際化、商業化和政治化，FIFA卻依舊向全球球迷販賣「足球鴉片」：政治歸政治，足球歸足球吧。然而誰都知道，有一個字他們從來不會宣之於足球場上，卻在球壇中無處不在的，那個字就是：「錢」。

而球員們跟球迷們的政治表態，不過讓「足球」這一偉大運動成為「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