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記得去年初來台灣，在金馬影展看到《花果飄零》，澳門的景致出現在大銀幕時的感動，喚起好多對城市地方的記憶。今年金馬也把另一部澳門電影帶來台灣，《海鷗來過的房間》入圍三項金馬提名，它不止讓我看到熟悉的澳門，更在其中看到一種對澳門人狀態的深刻描寫，這種描寫非常稀見，尤其在過去的澳門電影中很少看到。
在台灣要和朋友談澳門電影很不容易，要麼是他們不知道澳門有電影，要麼就只知道澳門的故事都和賭場或娛樂有關，或是充滿葡式風景的旅遊布景板。對於他者而言，澳門總是帶有獵奇色彩的，無論是官方論述，還是歷史記憶，澳門這個城市好像總離不開黃賭毒的主題，葡殖時期下的煙花場所地下賭庄，到回歸後賭業名正言順成為經濟支柱，從無名小城變成東方拉斯維加斯，奢侈旅遊更是官方的大論述。因而在文化符號上，電影也挪用這些特色，塑造著外地人，甚至澳門人觀看和理解自身城市的形象。從早期荷里活電影裡的異國東方賭城，到作為香港電影中黑幫警察徘徊之地和避難的後花園，再到賭權開放大量商業類型合拍片，作為豪華賭城主題的布景板，澳門一直都是以一種比較單向，平面刻板的形象存在於影視作品之中。
近年開始有本土的「澳門電影」出現，如本地導演徐欣羨的《骨妹》或陳雅莉導演的《馬達蓮娜》，她們所描繪的澳門，也都離不開賭場或因賭業直接關聯而生的故事。述說與賭業有關的故事的確很重要，尤其由本地導演書寫，更能提供一個內部人的角度，去重新詮釋澳門與賭業之間的關係。但這篇想要談的，是今年作為澳門電影代表的《海鷗來過的房間》，它最特別之處，正是其電影故事不單與賭場沒有直接關係，更是連任何可見的賭場元素都沒有拍攝到，但它依然是一部非常能反映現今澳門狀態的電影。
我在戲院觀賞完的首個瞬間，有一份微妙而強烈的感覺，這電影深深捕捉到一種非常澳門的狀態，但這種狀態難以言說，除非你是曾在澳門生活過，或有過很親近的澳門朋友，才能明白那種洋溢於城市空間及人們之間的一種狀態，我試著借《海鷗來過的房間》來描述這種狀態，以及電影如何借其角色，劇場文本，去梳理這種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