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燈初上，日式酒店小姐、媽媽的身後，有一位「隱形」的條通老少爺

「不重磅記者自留地」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由來自不同地區的記者輪值書寫。這些故事也許並不重磅、也非必要，卻是記者生涯中，讓我們心癢難耐、不吐不快的片刻。我是本次輪值的記者王怡蓁，這是台北條通日式酒店裏的一個少爺的故事。

三十多年前，吳景光成了台灣日式酒店裏的「少爺」。

台北林森北路，隔著南京東路，一邊是日式酒店，另一邊是台式酒店。發生在林森北路的故事總是引人好奇，影視劇《華燈初上》讓條通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見，端傳媒在今年一月刊出了《華燈初上，她們在日式酒店裡販賣愛情》；當時，我採訪了為劇組擔任角色顧問的吳景光，被他30年的少爺生活所吸引。但當時那篇故事的主軸難以從他出發，因為多數人好奇的是條通內的媽媽桑、小姐⋯⋯於是，這位老少爺的故事，也就埋在我的電腦的資料夾裏許久。

日式酒店裏所謂的「少爺」，負責的是酒店裏的所有雜事，像是桌邊服務、清潔、開關店等等。由於客人多數為男性，店家通常會挑選身材瘦小的男性擔任少爺，避免讓男客感到壓迫——就像哈利波特魔法世界裏的一名家庭小精靈，要「隱形」完成所有事情。

1983年，吳景光還是名剛退伍的年輕小伙，在鄰居兼死黨的介紹下，進到大酒店，又稱俱樂部（club）擔任內場人員，負責雕花水果、補給酒水等後勤工作。當時正是台灣經濟起飛之際，那家俱樂部在台北規模最大，有600名小姐，生意好到一個晚上內場一人要雕上百盤水果。後來，吳景光輾轉進到了日式酒店擔任少爺，這一做就是三十載，從少爺一直做到罕見的「爸爸桑」。

如今已經62歲的他，還在林森北路持續看著這個地方的興衰。

那是去年底，我跟吳景光約在一家居酒屋，那家居酒屋是當了20幾年的媽媽桑退休後所開的店。溼冷的夜裡，他身著黑色羽絨外套、針織上衣，拎著沈重的公事包，一進門後，直接跟店家要了一杯熱咖啡，店家邊走入廚房，邊大聲說：「我們這裡沒有賣咖啡，但因為是你，為你特製一杯。」

入夜後，條通內的燈漸漸亮起，一家家裝潢雅緻的小宅子門口貼著「會員制」、「日文ＯＫ」，厚重大門上的玻璃多有霧面、雕花，就算打開了大門，還有一道低調而華美的玄關，無法看穿店裡賣什麼葫蘆。那些店家便是日式酒店。

不久前再次見面，吳景光領著我走過條通的巷弄，仔細介紹店家的歷史，沿路與店家打招呼，人們喚他「吳爸」。

作為一名少數在條通的資深男性工作者，他的條通生活帶著少有的「男性視角」。「一個男性在眾多媽媽桑、小姐的場合中難免被猜忌，我們就得做到隱形，不要讓客人發現我們的存在。」

但只要與媽媽桑、小姐有過多互動就難免被猜疑，吳景光也曾被客人懷疑與媽媽桑關係太過密切。他說，店裡當時有一名每天都喝到爛醉的媽媽桑，也曾出現醜態，他私下詢問以後酒醉是不是就叫車讓她回家，媽媽桑答允，往後她快喝醉之際，吳景光就幫她收拾皮包，拉著她去搭車。客人開始耳語，他們是什麼關係？吳景光便將皮包塞給熟客：「媽媽桑醉了，不如你護送她回去吧。」他也解釋，唯一清醒的他要負責店內人員的安全，這才化解客人的猜疑。

當然，長期處在男歡女愛的場合中，吳景光也曾動心過；不過，他克制自己，回到工作本分。他還刻意不學日文。「客人跟小姐用日文說情話也不怕我聽到，因為我真的聽不懂。客人就算嘗試跟我聊天，因為語言不通，他們自然覺得無趣。」

30多歲的吳景光在日式酒店最鼎盛的時期入行，他的年紀明顯比一般的小姐、少爺年長許多，再加上豐富的工作經歷，入職兩、三年後，他逐漸開始用管理的角度看待這工作。

「我不喝酒，經常整家店的人都醉倒了，只剩我還清醒地看著大家」，有時候媽媽桑搞不清楚為什麼客人不開心，吳景光便將前一晚他看到的事情跟媽媽桑分析，有些雞婆又溫暖的個性，再加上稍長的年紀，大家開始喊他「吳爸」。

當他越逐漸熟悉工作，他也就開始給媽媽桑建言。媽媽桑聽了後覺得有道理，雙方建立起互信關係，吩咐店內的姬媽媽（小媽媽，類似經理角色）、小姐要聽吳爸的話。客人也開始稱他為「爸爸桑」。

有時候，客人跟小姐說到沒話題了，轉而坐到吧檯找他聊天，偶爾碰上華語流暢的日客便躲不了。當客人發現他懂不少企業管理知識，更喜歡找他聊天，「搞得我也要接待客人，不能躲在吧檯看書」，但這也坐實了他擁有「爸爸桑」稱號的能力。

吳景光不斷強調，條通內的男性鮮少像他那樣，幾乎沒有人可以跨越少爺的角色，成為爸爸桑。這意味著他要拿捏「隱形」與「管理」的分寸——「要不斷拿捏、不踰矩。」有一次，他觀察到店內小姐緊黏在關係密切的客人身邊，不服務其他客人，他會私下告訴姬媽媽，讓姬媽媽調度小姐，主要還是讓媽媽桑、姬媽媽來管理。

「日式酒店就是賣曖昧、賣感情，妳不能只服務妳的男朋友，整家店都應該是妳的男朋友。」吳景光強調，在日式酒店中，太明顯的交往只會引來其他客人不快，必須欲擒故縱，就算真正有交往關係，也不能讓其他客人發現。

一些日本客人情感真切，有的甚至在返日後，還會來台尋找過往的舊識。由於許多日本人落地台灣人生地不熟，甚至語言不通，他們經常找精通日語的日式酒店的媽媽桑或小姐打點租屋、旅遊等事宜，儼然成為生活秘書。長久下來，也可能發展成男女朋友關係。

吳景光分析，當時遭外派來台的日本主管某種程度為發配邊疆，一開始他們帶著不得志的心情來台，卻發現台灣是個天堂。台灣的工作環境沒有日本高壓，上面沒有更高的主管，又有外派加給、應酬費，台灣廠商也經常請客。吳景光親眼見到日本客人在回國前哭得「如喪考妣」，讓他震驚，有些人甚至想方設法再到台灣，也有人回去後難以再適應日本生活，得了憂鬱症。

有一次，他還見到行動不便的日本客人在另一家店的少爺攙扶下來店裡。「那名客人罹癌，基本上要坐輪椅行動。他想回味這一生最輝煌的時光，因此他在臨終前飛到台灣，照著他過往派駐時去過的日式酒店，拄著拐杖一家一家去，每家店坐一個小時，他說著店裡以前有哪個小姐好照顧他。」這讓吳景光感觸很深，那些最風光的、美好的時刻過去了，就像日式酒店的榮景也一去不復返。

吳景光笑著說，以前白天工作，晚上做少爺是為了家庭與生計，現在他沒有不得不待著的理由，卻因為喜歡這裡而離不開。「我在這裡看見人的溫暖」，大酒店賣酒賣肉，日式酒店賣感情，雖稱為販賣，但感情卻是真實存在的。

談到林森北路一帶的歷史與文化，吳景光眼睛亮了起來，稱可以淘淘不絕兩個小時。

日治時期，條通一帶稱為大正町，一條到十條是日本官員、銀行人員的高級宿舍所在地，附近有教堂、學校，市場、公墓、葬儀堂（火葬及公祭使用場所）等公共設施，生活機能健全。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官員們接收了高級的日式宿舍，前總統蔣經國落地台灣的第一處官舍就在此處。

與條通一帶隔著林森北路的林森、康樂公園，在日治時稱為「三板橋」，作為日本公墓。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老兵、軍眷無處安居，只好落腳日本公墓，利用墓碑砌房，一千多戶的違建眷村、外省攤商、外來居民在此生活了超過50年。吳景光的父親曾是船員，租下了康樂公園一處三坪大的房子，一家五口擠在裡頭，直到吳景光國中才搬離。

1992年台北市政府因都市計畫，要求居民搬離，在學界的聲援下，被迫拆遷戶成立自救會，要求政府補償與安置。直到1997年，前市長陳水扁時期下令拆遷，甚至斷水斷電。1997年2月26日，正式拆除的前一天，行動不便的單身老兵翟所祥在住所上吊，引起民眾抗議，要求市府道歉。不過，隔了幾天，眷村卻不明燃起熊熊大火，建物幾乎被燒光。

吳景光也支持拆遷，畢竟房子實在破爛不堪，有疑義的是補償與安置是否公平。居民將磚瓦、木板疊在墓碑上蓋起房子，屋頂則是用木板與重物搭建，勉強遮風避雨，「颱風一來，木板掀了，大家都在找屋頂。」

因為窮苦，那裡的年輕人多被拉攏從事幫派，「一群小蘿蔔頭沒大人管教，也沒有錢花用，自然就會動歪腦筋，做壞事。」而吳景光自己，得已進入「八大行」之一的大酒店工作，說也是因為自己「是康樂公園長大的孩子」。

「店裡以為我們是混混，出事了可以充場面，就優先用了，殊不知，我們都不是混混，可以說，是混進去而已。」

隨著《華燈初上》播出近一年，吳景光發現，如今條通的文化、歷史確實被更多人知道。不過，大眾對於林森北路的「刻板印象」仍根深蒂。吳景光說連他的朋友都問他：「你們條通很亂欸，很多黑道。」吳景光應道：「條通很安全，警察24小時都在巡邏，店裡一點點風吹草動，警察五分鐘內就到了。」

「外界看條通就是很亂，就是賣酒、賣色，專騙男人的錢。媽媽桑就算是飽讀詩書、多才多藝，還是會擔心被說妳就是個酒家女。」吳景光說，而如今日式酒店逐漸式微，讓許多人想一探究竟也難，因此更增添了神秘色彩與刻板印象。

如今走在條通中，許多店面拉下鐵門，上頭貼著「出租」的數量越來越多。「這家店變成餐廳了，啊那一家也轉型了，以前沒看過，我太久沒出巡啦。」吳景光邊走在條通內，邊指著哪些店他曾進去當過少爺，晚上，店家人手忙不過來，請他支援少爺工作。「日式酒店的生意從20年前開始就一路走下坡，這三年來因為疫情，店家根本難以聘雇一名正職內場，所以我就用兼職的方式協助店家。」

吳景光說，條通最風光時就像滿是遊客的西門町，日式酒店最高紀錄有500-600家。有些店家生意好到需要擴店，甚至連地下室、二樓也租下來營業。不到三米寬的巷弄內擠滿了載客的計程車。不過，隨著日本商務客來台數量變少，大概20年前，日式酒店也跟著衰退。數量在疫情前逐漸縮為100多家，直到Covid-19疫情下，酒店收到剩數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