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灯初上，日式酒店小姐、妈妈的身后，有一位“隐形”的条通老少爷

“不重磅记者自留地”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由来自不同地区的记者轮值书写。这些故事也许并不重磅、也非必要，却是记者生涯中，让我们心痒难耐、不吐不快的片刻。我是本次轮值的记者王怡蓁，这是台北条通日式酒店里的一个少爷的故事。

三十多年前，吴景光成了台湾日式酒店里的“少爷”。

台北林森北路，隔著南京东路，一边是日式酒店，另一边是台式酒店。发生在林森北路的故事总是引人好奇，影视剧《华灯初上》让条通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端传媒在今年一月刊出了《华灯初上，她们在日式酒店里贩卖爱情》；当时，我采访了为剧组担任角色顾问的吴景光，被他30年的少爷生活所吸引。但当时那篇故事的主轴难以从他出发，因为多数人好奇的是条通内的妈妈桑、小姐⋯⋯于是，这位老少爷的故事，也就埋在我的电脑的资料夹里许久。

日式酒店里所谓的“少爷”，负责的是酒店里的所有杂事，像是桌边服务、清洁、开关店等等。由于客人多数为男性，店家通常会挑选身材瘦小的男性担任少爷，避免让男客感到压迫——就像哈利波特魔法世界里的一名家庭小精灵，要“隐形”完成所有事情。

1983年，吴景光还是名刚退伍的年轻小伙，在邻居兼死党的介绍下，进到大酒店，又称俱乐部（club）担任内场人员，负责雕花水果、补给酒水等后勤工作。当时正是台湾经济起飞之际，那家俱乐部在台北规模最大，有600名小姐，生意好到一个晚上内场一人要雕上百盘水果。后来，吴景光辗转进到了日式酒店担任少爷，这一做就是三十载，从少爷一直做到罕见的“爸爸桑”。

如今已经62岁的他，还在林森北路持续看著这个地方的兴衰。

那是去年底，我跟吴景光约在一家居酒屋，那家居酒屋是当了20几年的妈妈桑退休后所开的店。湿冷的夜里，他身著黑色羽绒外套、针织上衣，拎著沈重的公事包，一进门后，直接跟店家要了一杯热咖啡，店家边走入厨房，边大声说：“我们这里没有卖咖啡，但因为是你，为你特制一杯。”

入夜后，条通内的灯渐渐亮起，一家家装潢雅致的小宅子门口贴著“会员制”、“日文ＯＫ”，厚重大门上的玻璃多有雾面、雕花，就算打开了大门，还有一道低调而华美的玄关，无法看穿店里卖什么葫芦。那些店家便是日式酒店。

不久前再次见面，吴景光领著我走过条通的巷弄，仔细介绍店家的历史，沿路与店家打招呼，人们唤他“吴爸”。

作为一名少数在条通的资深男性工作者，他的条通生活带著少有的“男性视角”。“一个男性在众多妈妈桑、小姐的场合中难免被猜忌，我们就得做到隐形，不要让客人发现我们的存在。”

但只要与妈妈桑、小姐有过多互动就难免被猜疑，吴景光也曾被客人怀疑与妈妈桑关系太过密切。他说，店里当时有一名每天都喝到烂醉的妈妈桑，也曾出现丑态，他私下询问以后酒醉是不是就叫车让她回家，妈妈桑答允，往后她快喝醉之际，吴景光就帮她收拾皮包，拉著她去搭车。客人开始耳语，他们是什么关系？吴景光便将皮包塞给熟客：“妈妈桑醉了，不如你护送她回去吧。”他也解释，唯一清醒的他要负责店内人员的安全，这才化解客人的猜疑。

当然，长期处在男欢女爱的场合中，吴景光也曾动心过；不过，他克制自己，回到工作本分。他还刻意不学日文。“客人跟小姐用日文说情话也不怕我听到，因为我真的听不懂。客人就算尝试跟我聊天，因为语言不通，他们自然觉得无趣。”

30多岁的吴景光在日式酒店最鼎盛的时期入行，他的年纪明显比一般的小姐、少爷年长许多，再加上丰富的工作经历，入职两、三年后，他逐渐开始用管理的角度看待这工作。

“我不喝酒，经常整家店的人都醉倒了，只剩我还清醒地看著大家”，有时候妈妈桑搞不清楚为什么客人不开心，吴景光便将前一晚他看到的事情跟妈妈桑分析，有些鸡婆又温暖的个性，再加上稍长的年纪，大家开始喊他“吴爸”。

当他越逐渐熟悉工作，他也就开始给妈妈桑建言。妈妈桑听了后觉得有道理，双方建立起互信关系，吩咐店内的姬妈妈（小妈妈，类似经理角色）、小姐要听吴爸的话。客人也开始称他为“爸爸桑”。

有时候，客人跟小姐说到没话题了，转而坐到吧台找他聊天，偶尔碰上华语流畅的日客便躲不了。当客人发现他懂不少企业管理知识，更喜欢找他聊天，“搞得我也要接待客人，不能躲在吧台看书”，但这也坐实了他拥有“爸爸桑”称号的能力。

吴景光不断强调，条通内的男性鲜少像他那样，几乎没有人可以跨越少爷的角色，成为爸爸桑。这意味著他要拿捏“隐形”与“管理”的分寸——“要不断拿捏、不逾矩。”有一次，他观察到店内小姐紧黏在关系密切的客人身边，不服务其他客人，他会私下告诉姬妈妈，让姬妈妈调度小姐，主要还是让妈妈桑、姬妈妈来管理。

“日式酒店就是卖暧昧、卖感情，妳不能只服务妳的男朋友，整家店都应该是妳的男朋友。”吴景光强调，在日式酒店中，太明显的交往只会引来其他客人不快，必须欲擒故纵，就算真正有交往关系，也不能让其他客人发现。

一些日本客人情感真切，有的甚至在返日后，还会来台寻找过往的旧识。由于许多日本人落地台湾人生地不熟，甚至语言不通，他们经常找精通日语的日式酒店的妈妈桑或小姐打点租屋、旅游等事宜，俨然成为生活秘书。长久下来，也可能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

吴景光分析，当时遭外派来台的日本主管某种程度为发配边疆，一开始他们带著不得志的心情来台，却发现台湾是个天堂。台湾的工作环境没有日本高压，上面没有更高的主管，又有外派加给、应酬费，台湾厂商也经常请客。吴景光亲眼见到日本客人在回国前哭得“如丧考妣”，让他震惊，有些人甚至想方设法再到台湾，也有人回去后难以再适应日本生活，得了忧郁症。

有一次，他还见到行动不便的日本客人在另一家店的少爷搀扶下来店里。“那名客人罹癌，基本上要坐轮椅行动。他想回味这一生最辉煌的时光，因此他在临终前飞到台湾，照著他过往派驻时去过的日式酒店，拄著拐杖一家一家去，每家店坐一个小时，他说著店里以前有哪个小姐好照顾他。”这让吴景光感触很深，那些最风光的、美好的时刻过去了，就像日式酒店的荣景也一去不复返。

吴景光笑著说，以前白天工作，晚上做少爷是为了家庭与生计，现在他没有不得不待著的理由，却因为喜欢这里而离不开。“我在这里看见人的温暖”，大酒店卖酒卖肉，日式酒店卖感情，虽称为贩卖，但感情却是真实存在的。

谈到林森北路一带的历史与文化，吴景光眼睛亮了起来，称可以淘淘不绝两个小时。

日治时期，条通一带称为大正町，一条到十条是日本官员、银行人员的高级宿舍所在地，附近有教堂、学校，市场、公墓、葬仪堂（火葬及公祭使用场所）等公共设施，生活机能健全。1945年国民政府来台后，官员们接收了高级的日式宿舍，前总统蒋经国落地台湾的第一处官舍就在此处。

与条通一带隔著林森北路的林森、康乐公园，在日治时称为“三板桥”，作为日本公墓。随著国民政府来台的老兵、军眷无处安居，只好落脚日本公墓，利用墓碑砌房，一千多户的违建眷村、外省摊商、外来居民在此生活了超过50年。吴景光的父亲曾是船员，租下了康乐公园一处三坪大的房子，一家五口挤在里头，直到吴景光国中才搬离。

1992年台北市政府因都市计划，要求居民搬离，在学界的声援下，被迫拆迁户成立自救会，要求政府补偿与安置。直到1997年，前市长陈水扁时期下令拆迁，甚至断水断电。1997年2月26日，正式拆除的前一天，行动不便的单身老兵翟所祥在住所上吊，引起民众抗议，要求市府道歉。不过，隔了几天，眷村却不明燃起熊熊大火，建物几乎被烧光。

吴景光也支持拆迁，毕竟房子实在破烂不堪，有疑义的是补偿与安置是否公平。居民将砖瓦、木板叠在墓碑上盖起房子，屋顶则是用木板与重物搭建，勉强遮风避雨，“台风一来，木板掀了，大家都在找屋顶。”

因为穷苦，那里的年轻人多被拉拢从事帮派，“一群小萝卜头没大人管教，也没有钱花用，自然就会动歪脑筋，做坏事。”而吴景光自己，得已进入“八大行”之一的大酒店工作，说也是因为自己“是康乐公园长大的孩子”。

“店里以为我们是混混，出事了可以充场面，就优先用了，殊不知，我们都不是混混，可以说，是混进去而已。”

随著《华灯初上》播出近一年，吴景光发现，如今条通的文化、历史确实被更多人知道。不过，大众对于林森北路的“刻板印象”仍根深蒂。吴景光说连他的朋友都问他：“你们条通很乱欸，很多黑道。”吴景光应道：“条通很安全，警察24小时都在巡逻，店里一点点风吹草动，警察五分钟内就到了。”

“外界看条通就是很乱，就是卖酒、卖色，专骗男人的钱。妈妈桑就算是饱读诗书、多才多艺，还是会担心被说妳就是个酒家女。”吴景光说，而如今日式酒店逐渐式微，让许多人想一探究竟也难，因此更增添了神秘色彩与刻板印象。

如今走在条通中，许多店面拉下铁门，上头贴著“出租”的数量越来越多。“这家店变成餐厅了，啊那一家也转型了，以前没看过，我太久没出巡啦。”吴景光边走在条通内，边指著哪些店他曾进去当过少爷，晚上，店家人手忙不过来，请他支援少爷工作。“日式酒店的生意从20年前开始就一路走下坡，这三年来因为疫情，店家根本难以聘雇一名正职内场，所以我就用兼职的方式协助店家。”

吴景光说，条通最风光时就像满是游客的西门町，日式酒店最高纪录有500-600家。有些店家生意好到需要扩店，甚至连地下室、二楼也租下来营业。不到三米宽的巷弄内挤满了载客的计程车。不过，随著日本商务客来台数量变少，大概20年前，日式酒店也跟著衰退。数量在疫情前逐渐缩为100多家，直到Covid-19疫情下，酒店收到剩数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