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U型锁受害者的十年

【编者按】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发布，首发于端传媒。

2016年，西安反日游行四周年时，端曾发布报导《四年了，那个开日系车被“爱国青年”砸穿脑袋的中国人》，此篇为十周年的后续报导。

北大街报话大楼上的钟又响了，还是那首《东方红》的曲子，声调之间拉得很长，空旷地回旋在医院上空。报话大楼是1965年投入使用的，那年，出生在城墙下的李健利4岁。《东方红》的曲子播放了几十年没变过，如今，李建利也61岁了。他躺在西安市中心医院的康复床上，任凭两个年轻的穿白大褂的实习生，给他活动着手和腿脚。

“今天，是我，出事，十年的日子。”他磕磕巴巴地说，对着两个实习生。两个年轻人，大约也就二十岁左右，脸上还带着一丝稚气。他们仿佛在听他说，却又并不知道，也并不关心他说的是什么。

这是2022年的9月15日上午十点多。李健利，就是那个10年前被一把U型锁砸断了头骨，也砸断了平静人生的倒霉的中国人。

1 “警察也很辛苦”

十年前的王菊玲，风风火火，说话大嗓门。那年她刚48岁。高大，爱体面，头发总是盘起来，穿大花朵的裙子。那个秋天的下午，丈夫头顶上汩汩冒出来的血，浸透了她的衣裙。

“这十年，我不知道是怎样磨过来的。说不成。”她说。

十年前的9月15日，丈夫在西安市中心医院被抢救到深夜。他头顶左边的颅骨被蔡洋用U型锁打断，脑浆都冒了出来。万幸，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一条命。可那个心灵手巧，喜欢自己捣鼓车，喜欢和妻子一起去游山逛水的李健利，再也回不来了。

这十年的大部分时光，夫妻俩都是在西安市中心医院度过的。

从2012年9月15日最初入住的45号病床，搬到43号，又搬进走廊尽头最偏僻的一间病房，他们把医院当成了家，在这里度过了整整八年。

医院大门口，摆摊卖红薯的，打烧饼的，换了好几茬人了，早先的报刊亭也没有了。就他们夫妻俩，一直没离开过。到了2020年10月，医院要装修大楼了，万不得已，他们才办了出院。

住院最初的那两年，一直有警察“陪”着他们。最先是六个，后来成了四个，再后来留下两个年轻的小警察。白天他们就呆病房里，看手机，晚上支起铁床睡楼道里。有时王菊玲要去跑法院，跑政府，小警察也会开车拉她去。“说起来，警察也挺辛苦的。”王菊玲说。

两口子都觉得，警察的一个主要任务是防止记者来采访。另一个就是怕他们外出去上访。

事情刚发生那两年，来采访的媒体很多。一茬茬记者，契而不舍地来。王菊玲记得，有一次，来了位日本记者，可能是习惯，一说话就鞠躬，迅速地被警察识别了，“请”出去了。

还有一次，来了位美国记者，一个特别认真的姑娘。因为进不了病房，就守在医院门口，呆了两三天。王菊玲的姐姐来送饭，记者一直跟着她，想采访，直到她上了公交车。“我啥都没敢说。”姐姐后来告诉王菊玲。

她也相信了年轻警察劝她的话，“你这事情，影响这么大，政府不可能不管。你们就安心治病。”她也安慰自己，只要丈夫的病一直能有地方治，医药费有着落，这样下去也可以。

一开始，李建利的康复效果不错。慢慢能走路，还能慢慢挪着下楼。现在回想起来，王菊玲都觉得那是这十年最美好的时光了。常常，她安顿好丈夫，还能跑回家去，照顾一下刚出生的小孙子。

2013年，丈夫被打之后的第二年，她催促着儿子结婚。家里出了这么大事，她担心准儿媳妇嫌弃这个家，就催儿子先把婚结了。2014年，他们抱上了孙子。孩子给病中的李建利，也给这个家带来了欢乐和希望。

他们当时新买的那辆白色的丰田卡罗拉，2012年“915”那天，被密密麻麻的“反日游行”人群堵在劳动南路上，车窗玻璃烂了，车身也坑坑洼洼的。当李建利被打倒在地，紧急送医院后，人群散去，车总算保了下来。

那一天，全市至少有几百辆车被砸。后来政府组织免费修理这些被砸的车。车修好后，给了儿子。王菊玲把家里的小店，也交给儿子去做了。她一门心思照顾丈夫，靠着自己的坚强，撑起了这个家。

2 医疗费的单子快到190万了

2022年9月15日这天一早，王菊玲就扶着丈夫，一点点走到小区门口，在路边等6路公交车。

两年前，因医院装修，李建利出了院，但每天还得去医院做康复。两年来，除了刮风下雨，他们几乎没有一天拉下。

也因为一直坚持做康复训练，王菊玲觉得丈夫的状态“还可以”，但她如今也越来越担心，毕竟李建利是颅脑损伤，后遗症也日渐明显。

去年有一次，他们从医院回来，她让李建利一个人慢慢走，她到前面先去买菜。不料菜刚拿到手里，电话响了，他打来的，路上有一个小小的坑，他就摔倒了。她跑过去，看他倒在路上，也没人扶。那一刻，她“特别伤心”。

自那以后，李建利又摔过两次，其中一次是在公交车上。从此，他不敢一个人走路了，必须要她搀扶。不仅如此，因为当年的颅脑损伤导致神经受损，他每次要上厕所时，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好几次，他们在电梯里，或车上，都遭遇尴尬。

这么多年了，他思维还很清晰，但说话一直磕磕绊绊，一急，就说不出话来。

如今，王菊玲最担心的是丈夫的病情持续发展。她自己也慢慢年龄大了，她怕自己撑不住，迟早得给他找护工。

她也发愁往后的治疗怎么办？前些年，他们怕出了医院没人管，就一直住在医院，虽然医院常常催他们出院。

康复治疗很花钱。他们两口子早年都从集体企业下岗，如今两个人的退休金加起来也就几千块钱，如果不是政府当年承诺管医疗费，他们自己根本付不起高昂的康复费用。

她看着中心医院账单上的钱一点点多起来。截止到最近，大约是190万元人民币了。

2022年9月14日这天，她接到区上政法委书记的电话，书记电话说第二天要来家里慰问他们。15日这天，他们早早做完康复就回家等着，结果，只来了一位科长，没见到书记。

她说了自己的诉求。她希望政府能够一次性地给予补贴，解决这个问题。科长只是说，她的诉求“已经上报了”，需要等。

“政府的人老换，这十年，书记都换了四茬了。新来的领导不一定知道我们这事，我真怕以后没人管了。”王菊玲忧心地说。她也担心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加上记性不好，每次去找政府，都要解释半天。“怕时间长了，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3 十年里，这座城市消失的另外一些事物

从李建利的家到北大街的中心医院，每一天，6路公交车都要经过他当年遭遇“U型锁”的劳动南路，也要经过西安的地标钟楼。这一段路，正是10年前的那场“反日游行”中，人群集聚最多的地方。

2012年9月15日，摄影师老胡也在现场。他是当地一家报纸的摄影记者。那时他已50多岁，跑现场的经验十分丰富。他记得当天，听到有人游行并开始砸车的消息，就急忙从家出发，往市中心跑。

到了北大街，他看到人山人海，车已经开不动了。他把车停在一个巷子里，挤进了人群。

市中心的钟楼饭店门口，他看到有武警在维持秩序，据说有人想冲进钟楼饭店。这是本市一家著名的接待外宾的饭店，武警可能是担心有日本客人受到冲击。

他听见狂热的人群在喊着口号，包括“打倒小日本”，“还我钓鱼岛”等。
喧嚣中，他突然听到有人喊了一声，“反对腐败！”但并没有引起回响，就被别的口号声淹没了。

他举起自己手里的尼康相机（也是著名的日本品牌），拍下了狂热呼喊的人群。那一刻，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相机被暴怒的人群抢夺。还好，可能因为他的本地口音，人们也知道他是记者，他手里的相机没有遭殃。

站在人群中，那种狂热的气息让他有些担心。“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在借这样一个机会，发泄自己的情绪。可能和真正的反日也没有太大关系。”他后来回忆。

因为担心相机的安全，两个小时后，老胡撤了出来。他同时庆幸自己的车属于德系，所以躲过了一劫。

老胡拍摄的大量照片，以及他的同事们当天在现场的采访，并没有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当天，报社就接到了禁令。

9月16日，这家本地最大的报纸上，没有对此事的消息。但在头版的右下方，有一条转载的消息：“全球爆发反美浪潮”。

当日的报纸评论版上，有一篇评论，题目叫《理性合法地表达爱国热情》。9月18日，这家报纸的评论版，出现另一篇文章，题目叫《若法治被践踏，则爱国无意义》。

文章在结尾说：“那些比暴力拼罪恶的’爱国’，本质上是虚伪的、荒诞的、罪恶的。法治是一国之魂，若法治被践踏，则爱国无意义。”

“那时，媒体环境还不像今天这样差。虽然不能报道新闻，但我们努力争取后，还是刊发了这两篇评论。”马九器说。他是一名资深评论员，也是当时这两篇评论的作者。那以后，随着言论环境的渐次恶化，他已于2015年离开了媒体。同时他发现，自己作为一个评论人，在这个国家“已无处可去”。

2022年的9月15日，他身在异国他乡，若不是朋友提醒，已忘了十年前的那个日子。和他一样，摄影记者老胡，也已在2015年离开媒体，如今，也是含饴弄孙的年纪了。

现在回望，“西安915”的暴力行为，只有少数记录。《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王星曾到西安采访并做了深度报道。而我当时担任本地一家报纸的评论部主任，做了一篇职务工作之外的独立记录，题目叫《915，西安之痛》。

在那之后，我曾和另外一位学者，根据《信息公开条例》，向西安市公安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安局公布当年对“反日游行”发展为暴力事件的调查结果，并公开批准游行前是否有安全预案等等信息。但这个申请并没有得到正常的反馈结果。只知道，当时官方“非常重视”，而我则深深地感受到了或明或暗的各种压力。

另一位当年亲历“915”的西安市民则记得，2012年，西安有一家非常受欢迎的草根自媒体，叫“在西安（INXIAN）”。这是一个年轻的自媒体，风格诙谐而犀利。在微博上，拥有数十万粉丝。9月15日这天，目睹这座城市陷入疯狂的西安市民，纷纷向“在西安”投稿，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

这一天，“在西安”的系列微博称，他们总计收到了关于游行和打砸行为的上万条投稿。“这是我们团队有史以来最忙碌的一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今天的很多投稿都不能发，发了之后也失踪了。”

但那是“在西安”的辉煌时刻。从那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三年间，“在西安”就被彻底封号，只能辗转到墙外。

4 “感谢政府”

2021年12月23日，西安因为疫情“封城”。此后的一个月，李建利无法出门去医院，只能呆在家里。王菊玲每天给他的右手戴上分指板，持续一两个小时，为了防止手指粘连。

解封后，他们去医院，康复师说，疫情这一个月没来做康复，李建利明显退步了。

2022年4月，王菊玲听到消息，说蔡洋出狱了。2012年，因为用U型锁殴打李建利致残，蔡洋被判了10年，如今减刑半年，算是提前出狱了。有外地的记者联系王菊玲，问她的感想，她没好气。“到现在，我都想不通，无冤无仇的，他就那样下狠手把一个人往死里打？”

她见过蔡洋两次，一次是开庭，一次是宣判的时候。“不管怎么样，这么多年，再没发生过这种（反日游行打砸）的事情，可能多少还是让人吸取了点教训吧。”她说。

2022年9月15日，做完康复后，王菊玲带着丈夫又去做了个核酸。回家后，她就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带丈夫去参加一个“299元四天”的夕阳红旅行团。

生活太苦闷了。她希望能给自己和丈夫找点乐子，她给丈夫准备着轮椅。他的自尊心太强，这么多年，一直不肯拄拐杖。但要出门，去看景点，还是离不开轮椅。

她的愿望是，政府能够一次性给他们补偿，以后他们就不用老去找政府，还可以在自己家门口的医院治疗，甚至可以去别的城市请医生给李建利会诊。

这天下午，区里的科长到家里来慰问时，她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要求。科长只说让他们耐心等待。把科长送出门时，她听见丈夫说了句：“谢谢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