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況有點複雜——堅果兄弟的另類環保與另類藝術

夏日的一個下午，北京，學知橋路公交站旁，一間公共電話亭驟然響起鈴聲。

這架近乎退出歷史舞台的通訊設備迴光返照，全賴大陸藝術家堅果兄弟的「求助電話亭計劃」。電話另一頭是求助無門的遼寧葫蘆島市民。市民說，位於葫蘆島一直污染嚴重，工業園區廢氣滾滾，附近空氣味道刺鼻；哪怕有人戴防毒面具出門，依然沒能逃過患病的結局。許多受害者寫了聯名信，又向有關部門電話投訴，但迴音寥寥；人們也組建微信群或是製作抖音視頻，在社交媒體上發聲，但要麼被限流，要麼被刪帖封號，最終不了了之。

2022年6月29日，幾位葫蘆島市民找到藝術家堅果兄弟，希望他能關注當地污染問題。一週後，北京的這架公共電話亭鈴聲開始響個不停——堅果兄弟動員葫蘆島市受害者向距離他們456公里的電話撥號，通過這種方式將東北四線小城與國家政治中心時空相連。同時，堅果兄弟把志願者錄製剪輯的活動影像發布至個人微博，獲得諸多網友轉發。這場有關葫蘆島污染問題的行爲藝術終於引起廣泛關注，不少媒體跟進報道，話題#葫蘆島#登上熱搜。

當地也開始官方回應。7月20日，葫蘆島市針對空氣污染問題召開新聞發布會，聲稱已對「全市存在異味或者異味隱患的企業進行地毯式全覆蓋再排查，存在問題的堅決先停再改」；7月22日，生態環保部生態環境執法局向遼寧省生態環境廳發函，要求調查「葫蘆島異味擾民問題」。冠冕堂皇的回應固然有水分，但在堅果兄弟的推動下，鮮爲人知的葫蘆島污染問題終於進入公衆視野，得到更大的操作空間。

從「清潔工」到「接線員」

2015年2月，央視離職記者柴靜發布紀錄片《穹頂之下》，以自己患腫瘤的女兒爲切口，講述華北霧霾問題。影片發布後反響熱烈，總播放量超過兩億，獲得新華網、人民網等主流媒體的支持。但幾天後，《穹頂之下》便被宣傳部門勒令全網封殺，柴靜的名字也成爲敏感詞。

同年7月，堅果兄弟來到北京這座國際聞名的霧霾之都，二度呈現《穹頂之下》中的空氣污染問題。他扮演一名「清潔工」，戴着防塵口罩，推着120公斤的工業吸塵器，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100天后，他把收集到的PM2.5、PM10等空氣污染物與紅色粘土混合，製造出一塊「北京霧霾磚」。這場被堅果兄弟稱爲「塵埃計劃」的行爲藝術同樣引起廣泛討論，被《南方都市報》、《紐約時報》等媒體報道。在此之後，環保就成爲堅果兄弟藝術創作的重要母題。

2016年，名爲「人造星空」的巨型裝置空降深圳市龍崗區。這片400平方米的「星空」由3000多個節能燈組成的，當參觀者在裝置附近說出「自由」、「平等」、「自然」等具有正向價值的詞語時，節能燈就會亮起，而當他們說出「暴力」、「貪婪」、「污染」等具有負向價值的詞語時，「星星」便會黯淡無光，展覽空間也會逐漸陷入漆黑一片。堅果兄弟說，這個作品致力於「在氤氳籠罩、霓虹氾濫的城市打造一片純淨』星空』。」

相比於「人造星空」，「帶鹽計劃」更加直接。2018年，堅果兄弟在陝西省環境保護廳的網站上發現小壕兔鄉鄉民針對中石化華北分公司污染地下水的投訴。小壕兔鄉的井水水體泛黃、異味明顯，當地羊群和樹木大量死亡，不少村民甚至因此罹患皮膚病、癌症。於是，堅果兄弟帶着一萬瓶農夫山泉前往小壕兔鄉，與村民「交換」水源：把當地污水裝進礦泉水瓶中，回北京開了一家「農夫山泉超市」。新京報對其的新聞報道視頻獲得了超過一千萬的播放量，等到「超市」開張第11天，連小壕兔鄉鄉長和榆陽區宣傳部副部長都特意前來參觀。

2021年，堅果兄弟又從「店長」轉職爲「漁夫」，在山東淄博孝婦河裏熬了一鍋「火鍋魚」——孝婦河深受污染，河水顏色深黃，好似一盆火鍋底料。堅果兄弟將從網上購買的魚抱枕和辣椒抱枕漂在河上。俯瞰起來確實像一道米其林三星美食。堅果兄弟諷刺描述：「這款火鍋魚讓人垂涎欲滴的秘決在於祖傳秘方，由相關污染企業精心熬製數十年，內含猛料至今秘不外傳。」

「淄博火鍋魚」是「重金屬鄉村巡演」的號外項目，而後者涉及範圍更廣——11個被重金屬污染的鄉村。從內蒙古圖克鎮的查干淖爾湖，到雲南香格里拉的格咱鄉。堅果兄弟化身「經紀人」，帶着重金屬樂隊前往這些地方進行演出，把重金屬污染問題用重金屬音樂的形式呈現。2021年6月下旬，重金屬鄉村巡演剛剛結束，他辭去「經紀人」的工作，又當上了葫蘆島市民的「接線員」。

同路人

看到堅果兄弟這個名字，很多人會陷入迷惑：這到底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堅果兄弟本人也接受甚至主動迎合這種誤解，在某次公開演講中，他與朋友貓貓作爲「堅果兄弟」一同上台，並由貓貓完成演講，自己只負責出現在現場播放的照片中。

另一位朋友鄭宏彬也常常與堅果兄弟一同進行講座、對談和藝術創作，從某種意義上講，他也是「堅果兄弟」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是堅果兄弟的「策劃人」，跟堅果兄弟一起策劃了多個藝術項目，在「淄博火鍋魚」中，他還扮演了「廚師」的角色，幫「漁夫」一起烹飪米其林三星美食。

神秘的堅果兄弟則是一名藝術家，也是一名環保主義者。從湖北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他待過廣告公司，做過地產文案，後來在非營利社會空間的影響下接觸到藝術領域，自此致力於用藝術表現社會議題。

倘若細細品讀堅果兄弟的數個環保藝術，便會感覺相比於藝術家，他更像是一種類似於媒介的存在。環保議題涉及的面向衆多，每逢有污染事件發生，NGO、志願者、律師都會投身於其中。堅果兄弟發起的藝術總是成為樞紐，將目標相近的同路人連接在一起。同時，其他領域人士的參與也能彌補堅果兄弟在專業知識上的不足。

萍曦便是其中一位同路人。她念大學時正值微博時代的尾聲，但仍有不少公共知識分子在互聯網上爲各種議題搖旗吶喊，其中不乏環保主義者。萍曦因而看到許多針對環境問題的揭露報告，學到污染物取證的相關知識。看完《穹頂之下》，萍曦記住柴靜提到的「12369環保熱線」，了解到舉報污染企業的官方渠道。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她決定在大二寒假付諸實踐。萍曦的老家茂名信宜是廣東粵西地區第一大河鑒江的水源地。她決定「大義滅親」，把這裏作爲環保之路的起點。

「因爲沒什麼錢，交通都靠兩條腿。我沿着河流一直一直走，越走發現環境問題越多。」沿信宜河流污染嚴重，有企業在河流中排污。萍曦實地探訪，拍照、記錄，致電生態環境部等多個有關部門，也在網上發帖曝光，最終部分企業被整改，部分不正規的採石場停工。後來，萍曦接連加入多個環保NGO（自然大學、綠發會等），走上專業環保志願者的道路。

然而，隨著微博時代的逝去與公共知識分子的消失，媒體環境也在不斷緊縮。萍曦回憶，「當時新聞比現在自由一些」，所以環保志願者能夠推進工作。但當「講好中國故事」成爲新時代中國媒體的守則，草根爆料—媒體關注—官方解決的輿論監督路徑就很難繼續。

萍曦和堅果兄弟的相識，與一家世界五百強企業有關。2020年，國有企業O企業某地分公司的空氣污染問題進入萍曦的視野，「（O企業）經常在當地市中心放臭氣，有非常多的違法記錄，附近居民有不少意見」。雖然當地政府處罰了Z企業，不過萍曦認為那更像是「以罰代管」——對於地方納稅大戶的污染行爲，環保部門能做的常常也僅限於此。最終，她決定和O企業打官司，要求O企業停止繼續超標排放廢氣。可法院以軍事機密爲由拒絕開庭，萍曦沒能起訴成功。

O企業也在堅果兄弟的環保藝術之路如影隨形。「帶鹽計劃」關注的小壕兔鄉污染問題，背後就有O企業華北分部施工操作的原因——當地飲用水鐵、錳含量異常，村民認爲是O企業氣井施工維護造成；「重金屬音樂巡演」的第一站內蒙古圖克鎮，疑似導致候鳥消失、牛羊病死的當地公司，背後也有O企業的資本。同爲O企業的眼中釘，在微信群中偶遇的兩人很快熟絡起來。在堅果兄弟的後續藝術創作中，萍曦和別的志願者一起，負責前期調研。

前期調研相當繁瑣。首先是桌面調研，這是指在互聯網上搜集線索。萍曦說，有些地方的村民會主動上網投訴，在各地生態管理局以及生態環境部的官網都可能找到投訴線索。得到線索後，志願者再根據關鍵詞搜索，獲取更多信息，理清事件脈絡。她補充：「也會在抖音搜索，但能找到的線索不多，因爲抖音不鼓勵這種，這種叫負面消息。」

桌面調研後，如果志願者判斷某地的確有污染問題，就會聯繫信息發布者，了解更多情況。但這一步驟往往並不順利，譬如陝西沙河子鎮重金屬污染事件的前期調研中，萍曦找到當地居民留在微博上電話號碼，打過去後對方十分配合，還要帶她去現場勘查。但兩天後，這位村民否定了先前提到的污染問題，去現場的事情也泡湯了。萍曦判斷：「不是被人找了，就是自己怕了。」

如果運氣好，萍曦真的會得到鄉民幫助，前往現場。現場沒有互聯網審查機制，她能聽到更多聲音。2021年調查天能集團污染事件的時候，萍曦實地探訪了河南濮陽。「本來計劃要採訪一個清潔工人而已，沒想到路過的其他人也都來反映問題，我一下子就被圍住了。」

前往現場還可以固定證據：志願者可以在涉嫌污染的地區對植物和土壤取樣，然後把樣本送到有資質認證的第三方機構檢測。檢測結果出爐之後，便可以開展下一步行動。「（之後）第一是可以在網上發推文；第二是可以直接聯繫當地政府，反映問題；如果有律師願意跟進，也有起訴的材料。」萍曦總結道。

不過當地政府一般很少回應。法庭起訴雖然看上去最正規、可行性最高，但實踐起來並非如此。幾個月前四川巴拉水電站建設的事情引發關注，不少人擔心建設水電站會導致瀕危物種川陝哲羅鮭的滅絕。曾祥斌律師的律所團隊代理了這起公益訴訟。時逢最高法院頒布關於環保禁止令的司法解釋，提到：當被申請人即將實施污染環境、破壞生態行爲時，申請人可以申請禁止令保全措施，要求被申請人立即停止一定行爲。於是，曾祥斌便立刻向受理案件的四川省阿壩州中院提出禁止令申請，要求水電建設公司停止建設行爲。但一連三次申請都被法院駁回。「申請失敗的原因不在我們，是法院的地方保護思維作祟造成的。」曾祥斌解釋道。

而堅果兄弟選擇的做藝術、發推文這條路徑，更是常常處處碰壁，甚至會有危險。

情況有點複雜

2022年6月7日，一條關於堅果兄弟失聯的消息刷屏了環保人和媒體人的朋友圈。

在此之前，堅果準備進入四川，調查瀕危物種川陝哲羅鮭的生存情況。不知爲何他被帶到青海省班瑪縣燈塔鄉警察局，直到第二天早上也沒有任何消息。朋友們心急如焚，在社交媒體平台呼籲大家關注此事。

最終，在失聯將近20個小時之後，堅果兄弟才在網上報平安。而當地政府對此的解釋是：堅果兄弟在途徑防疫關卡時沒有核酸報告，後來手機沒電，因此無法與外界溝通。

「失聯事件」看起來像一場具有疫情特色的烏龍，但網友的擔心不無道理，畢竟堅果兄弟被「喝茶」的事情早有先例。據「要空間·訪談」報道，2015年下半年，堅果準備衆籌一把AK47，想用玫瑰包裹着送給恐怖組織ISIS，結果國安登門拜訪，終止了他的計劃；2019年，在做一個有關金融詐騙的項目時，堅果被湖北老家的警察跨省抓捕，最後用尋釁滋事的罪名被關了十天。

隨着疫情常態，當局無需動輒搬出國家安全的名頭請人喝茶。像堅果兄弟這種需要實地探訪推進項目的活動者，一個紅碼就能讓他動彈不得——隔離14天可比尋釁滋事關10天方便多了。「因爲防疫，各個地方的權力都放大了。」堅果兄弟無奈說道。

廣東省陽春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多處遭受銅泥污染的陽春市是「重金屬鄉村巡演」的第二站，如果一切順利，堅果兄弟本應帶着樂隊在2021年9月6日下午前往污染地點演出。編曲、作詞、調音都已經完成，他們甚至還聯繫了村民，讓村民帶着鍋碗瓢盆在演出地點相見，共同參與這場行爲藝術。但出發之前，堅果兄弟和朋友發現警車、防疫車和急救車都已在樓下等待——「就感覺說總有一款（交通工具）適合你們吧，他們也直接說了，如果你們要繼續演出的話，我們就以防疫的名義，把你們關上隔離。」堅果兄弟說，當地執法者聲稱即使在無人的地方，也能將他們以防疫的名義強制隔離14天。最終，面對堵在門口的宣傳部官員和街道書記，樂隊只能在賓館的床上完成演出。

「很扯淡的是，當時那首歌唱完，宣傳部的官員說你們這首歌太負能量了，你們要唱點正能量的。」冰煌說完這句話沒忍住，咯咯地笑了起來。冰煌是新造空間的藝術策展人，也是「重金屬鄉村巡演」的志願者。「床上演出」，她也在現場。事後她提到，陽春政府部門能夠得知他們的計劃，可能是因爲得到的通知的村民中有人通風報信。

「陽春接待我們的村民有四五個人，但每個人期望堅果兄弟曝光污染問題的目的和出發點都不一樣。有的人是因爲自己家土地被佔，想要曝光村委土地徵地問題；有的人是想要藉此機會掰倒現在的一個村領導，自己上位。」其中，有位村民「和政府的關係若即若離」，冰煌懷疑他跟政府透露了部分信息，導致演出沒有順利進行。

陽春不是孤例。在冰煌看來，「重金屬鄉村巡演」涉及的大部分受污染鄉村都沒有「深入的群衆基礎」，很多村民並不一定意識到了污染的嚴重性，「很多是從自身利益出發去面對（曝光）這件事情。」同時基於安全考量，堅果兄弟一行人採取「快做快閃」的策略：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活動，然後離開現場。「假如你在一個地方超過三天或四天，你必定會引起當地的一些關注，有關部門也會採取一些控制的措施。」

並不深入的群衆基礎和「快做快閃」的策略共同導致了一個結果——團隊無法與當地村民建立深入的合作性關係。冰煌舉了台灣藝術家吳瑪悧的例子：從2005年開始，吳瑪悧在台灣嘉義縣策劃了「北回歸線環境藝術行動」，邀請超過30位藝術家居住在20個村子裏，透過藝術來建立學習社群。在冰煌看來，吳瑪悧與村民「建立了一種機制」，這種機制會「自我衍生」，即使藝術家離開鄉村，機制也會留下來，村民可以自發學習、改變當地的污染問題。堅果兄弟目前或許做不到這一點，「現在還只能是先把問題用藝術化的方式表達出來，讓大家都能夠關注，去推進。」

堅果兄弟與吳瑪悧的差異點當然遠遠不止於當地村民的態度。吳瑪悧回到台灣時已經是戒嚴末期，其藝術創作在更加自由的環境中完成，因此雖有不少作品涉及對政治的批判、對男權的控訴、對環境的關注，但卻鮮有「被喝茶」一類事件發生。吳瑪悧的部分藝術活動甚至還有官方支持：2005到2007年在嘉義的「北回歸線環境藝術活動」得到縣政府協助；2018年，台北市立美術館邀請吳瑪悧去台北雙年展策展。在大陸的堅果兄弟則沒這麼好運——政府提防他還來不及，根本不可能給予任何協助。

至於在美術館策展，據堅果的好友鄭宏彬說，「這條路兩年前就放棄了。」2018年「帶鹽計劃」期間，堅果兄弟等人曾考慮將小壕兔鄉的一萬瓶水帶到北京展覽，但幾乎沒有美術館願意展出這個項目，最終只能在位於798藝術區的某位朋友工作室走廊裏展覽。結果朋友也受到牽連：一段時間後，798管理方以租金到期爲由，驅逐了這位朋友。

在此之後，堅果兄弟沒再進行過大型公開展出。直到今年5月，身爲策展人的冰煌邀請他參與新造空間的展覽《影像對綿羊有好處嗎》，才讓「重金屬鄉村巡演」得以線下呈現。談及包括「重金屬鄉村巡演」在內的參展作品，冰煌坦然：「如果需要審覈，它可能也展不出來。可能這種微小的替代性的藝術空間，剛好在一個審查的盲區。」

線下展覽舉步維艱，線上傳播也困難重重。理想的情況是媒體願意跟進報道，但近年來中國媒體人從「第四權」化身「肉喇叭」，有關堅果兄弟的選題常常在編輯選題會上就被斃掉，即便有記者想要實現新聞理想，也難以堅持。談及「重金屬鄉村巡演」時鄭宏彬就提到，「有一個媒體被撤稿了，還有一個記者稿子寫完了，但胎死編輯部。」最終，只有澎湃新聞旗下的 Sixth Tone 報道了這個項目——以純英文的方式。

堅果兄弟只能在自己的公衆號「情況有點複雜」上更新內容、進行傳播。但這個公眾號經常遭受投訴、刪除乃至威脅。比如在發布《中國有座城市，花了近30年把一條河熬成米其林級別的火鍋湯底：淄博火鍋魚》一文後，堅果兄弟就收到淄博政府的六次重拳出擊，其中包括撤稿函、跨省約見等。雖然堅果兄弟置之不理，但文章還是難逃被刪的厄運。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政府的危機公關能力其實千差萬別。像陽春、淄博這些經驗較少的地區，會做出警車堵門、要求刪帖這種決定，容易導致矛盾激化、甚至引起二次傳播。相對聰明的政府則會採用潤物細無聲的方式與堅果博弈。

「內蒙古就是直接洗白，」萍曦說，「他們找當地媒體進行正面宣傳，說這裏牛羊豐美，湖泊好看，很多鳥在飛。」還有的地方會選擇「花錢消災」，「帶鹽計劃」期間，藝術家印製了帶有相關logo的T恤，結果被有關部門原價收購；有的企業還會聯繫鄭宏彬，聲稱要大量購買T恤來進行資助，但被藝術家們一口回絕。「你接受它的話，風險性也極高，敲詐勒索是很高的罪名。」鄭宏彬說。

但資金問題也確實困擾堅果兄弟。鄭宏彬提到：「早前會找一些企業拉贊助，後來企業反應過來這是得罪人的事情，就也不想參與了。」在商界碰壁後，堅果兄弟也尋求過國內環保基金幫助，但對方覺得「這種項目形態不在他們認知框架內」，最終沒能申請成功。走投無路之下，堅果兄弟甚至把目光投向包括少林、武當在內的各大武林門派，希望能「江湖救急」——結果自然是草草收場。

現在堅果兄弟等人的經費來源主要是衆籌，「錢多就多做一點，錢少就少做一點。」

藝術的與政治的

經費問題如此嚴峻，爲什麼不尋求境外基金會資助呢？堅果兄弟的藝術作品很符合境外基金會的項目需求。

「你會說不清。」堅果兄弟如此回答這個問題。在他看來，倘若被扣上了「境外勢力」的帽子，做環保藝術的目的就會顯得沒那麼純粹——很多網民會指責，你是不是想借環保的名義顛覆政權？除此之外，沾染境外色彩也更容易被官方針對，堅果兄弟說：「我身上有一個全英文的名片，這次在青海（喝茶）的時候，他們（警察）就盯着那個名片研究了半天。」

和堅果長期合作的人們也都有意識與「境外勢力」保持距離。在項目宣發階段，雖然鮮有國內媒體能夠報道，但堅果還是婉拒了所有外媒採訪。「我們希望曝光這個問題，是因爲這個問題是切切實實發生在當地的嚴重的重金屬污染的問題，我們不想被扣上』境外勢力』的這種高帽。」冰煌如此解釋道，「一旦被扣上這個詞，它很容易掩蓋具體的內容，我們擔心對後期的傳播產生方向的偏誤。」

鄭宏彬也有同感：「國外媒體報道對於中國的土壤污染問題沒有什麼推動作用，反而會讓它參與到另一種議程中。」他也坦承，另一部分原因是「（自己）已經被嚴重約談警告，要求不可以接受外媒採訪、給外媒』遞刀子』。」

「你還是得做事，有一些人進去了，他就沒法做事了。」爲了「不進去」，堅果兄弟有時也會做出讓步和妥協，避免用對抗性手段與官方正面交鋒。比如，在提及污染問題時將矛頭指向企業而非地方政府。「我們也不談論政治，我們的目標非常明確。」堅果兄弟說。

除此之外，堅果兄弟還會在覺得「被盯上」的時候拔掉手機卡，防止警方得知IP地址。他在組織活動時，也不會在社交軟件拉一個大的聊天群，而是經常單線聯繫，「拉個群的話不就一網打盡了，我們是非常遊擊式的，沒有組織性的。」採訪過程中，堅果兄弟提及了許多與監管博弈的故事，但他特別要求不寫出來，強調「這些只是私下聊聊，公開的話會惹麻煩。」

與「境外勢力」割席，不與政府部門正面交鋒，堅果兄弟的活動方式與其他「異見人士」不太一樣。他說，這都是爲了「改變」——在一個當局容許的框架裏，通過做藝術的方式，讓污染問題得到有效的解決。從結果來看，這個戰略確實有一定效果：在「淄博火鍋魚」的推動下，當地修建了污水處理廠；「重金屬鄉村巡演」結束後，青海果洛州計劃撥款9000萬改善飲用水工程。

堅果兄弟承認自己做藝術的方式也有着某種「改變」。

「剛開始可能就是想自由表達，然後現在就是做一些能夠產生改變的事情，會更爽一點。」

在做「重金屬鄉村巡演」、「求助電話亭計劃」等關注環保的項目之前，他也曾着眼於其他議題：註冊「把直變彎心理諮詢公司」，希望通過藝術的方式反對「同性戀扭轉治療」的現象；發起「不受歡迎的詞計劃」，邀請網友在網上寫敏感詞，整理出包括「不換肩」、「國安法」、「陳秋實」在內的「2020年不受歡迎的詞列表」；發起「閉嘴30天計劃」，用鐵夾子、麻繩和寫着「404」的封條封住自己的嘴，強迫自己在720小時內一言不發。這些項目無疑直接易懂，但性少數群體處境堪憂、公民言論不自由等問題並沒有得到肉眼可見的改變。

環保議題比LGBT、言論自由等議題更容易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決。2005年8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時，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論斷；十八大召開後，「生態文明建設」首次載入黨章，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齊名；國家通訊社新華社也曾刊文稱：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造福中國光耀世界。

當中國官方將環境保護搬到檯面上，堅果兄弟的藝術——以及其他環保人士的運動，相對於其他的抗爭都更具合法性，也具有更大的操作空間。

尾聲

當然，和許多其他議題一樣，在環保這件事上，官方說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中央的公文是一回事，地方的行動也是另一回事。

堅果兄弟的環保藝術行動中，受污染地區真正得到改變的案例只有兩三件，更多地區要麼充耳不聞，要麼在解決問題之前，解決提出問題的人。葫蘆島污染事件被曝光後，多次爲此發聲的當地居民紅玉就被官方帶走，失聯超過20個小時後才回到家中。

而在鄭宏彬看來，那些拒絕回應的地區也並非污染愛好者，而是有着難言之隱：「比如葫蘆島的整個產業支柱就是這200多個化工廠，你怎麼讓他們零污染零排放呢？你要把這些化工廠全部砍掉嗎？然後當地就會有GDP下滑等問題，這個他們怎麼抉擇呢？」鄭宏彬嘆了口氣，「所以就會比較無力，但不能因爲無力就不去發聲。」污染對於遼寧這種欠發達省份更像是一個悖論：它們本身就是因爲經濟落後，被迫接受了發達省份的工業產業轉移，自然也不可能從本就不富裕的地方財政裏拿出一筆撥款，整治作爲經濟增長副作用的污染。或許在執政者眼中，這筆錢用來維穩——堵住抗議者的嘴會更加划算。

7月23日，「求助電話亭計劃」發起兩週後，堅果兄弟在項目相關群裏發言：「我們的效果已經達到了，有關部門也已經積極解決問題，從現在起電話亭計劃已經失去了他的意義，讓我們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隨後，他解散了群聊。而直到之前一天，他還在各個社交媒體平台轉發有關葫蘆島污染問題的消息。這或許正是堅果兄弟行事方式的縮影：努力活下去，在夾縫中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