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紅歌推手喬羽的秘密：《讓我們蕩起雙槳》的好聽是例外嗎？

胡又天：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博士，師從朱耀偉及周耀輝教授研究華語流行歌詞。關注兩岸三地時局、思潮與文風。

〈讓我們蕩起雙槳〉〈我的祖國〉〈難忘今宵〉等著名中國歌曲的作詞人喬羽，於2022年6月20日逝世，享壽95歲。要客觀評價喬羽並不容易：牆內易因愛國而溢美，牆外易因反共而無視。從當代流行音樂和人文思潮的視角來看，他是過時的樣板；但若回到古典的「樂教」思想和近現代國族主義、革命文藝的立場上，他就是中共治下成就最高的詞作家，沒有之一。

在民心較為樂觀昂揚的1954-1956年和1980-1988年，喬羽和他的同志作出了一批完美契合主旋律需求、且真正得到大陸群眾喜愛的歌曲。另一方面，在1957年反右至1976年文革結束期間，喬羽沒敢發表任何異議，過後也不談；1990年代後面對社會風氣的大變和新潮音樂的沖擊，喬羽也不參與任何論爭，只以開朗、豁達的面貌示人，偶爾作一些應酬文字，就這麼在「老幹部次元」裡安享了晚年。

他是如此的「不逾矩」，所以在海外民主派媒體、作家看來，似乎也就沒什麼好談；然而，如果就這麼把他當成一個過時的歷史人物，置諸不論不議之列了，你也就會忽視掉許多仍然認同、嚮往他作品裡那種「情懷」的民心，而且這種民心，從大陸的知乎、Bilibili等較能呈現網友真實意見、也較多年輕人聚集的平台上來看，並不在少數。

換言之，若欲瞭解現當代中國大陸的文藝與文化，喬羽仍然是一個「通識」級別的存在。特別是，如果你要和大陸人士交往，聊天時談一談〈讓我們蕩起雙槳〉，或許便能喚起對方童年記憶，然後可以細品那在塵囂擾攘和黨國宏大敘事底下，泯而不滅的一點純真。

要客觀評價喬羽並不容易：牆內易因愛國而溢美，牆外易因反共而無視。從當代流行音樂和人文思潮的視角來看，他是過時的樣板；但若回到古典的「樂教」思想和近現代國族主義、革命文藝的立場上，他就是中共治下成就最高的詞作家

第一黃金期：〈讓我們盪起雙槳〉

〈讓我們盪起雙槳〉
詞：喬羽　曲：劉熾(1921-1998)

讓我們蕩起雙槳
小船兒推開波浪
海面倒映著美麗的白塔
四周環繞著綠樹紅牆
小船兒輕輕飄蕩在水中
迎面吹來了涼爽的風

紅領巾迎著太陽
陽光灑在海面上
水中魚兒望著我們
悄悄地聽我們愉快的歌唱
小船兒輕輕飄蕩在水中
迎面吹來了涼爽的風

做完了一天的功課
我們來盡情歡樂
我問你親愛的夥伴
誰給我們安排下幸福的生活
小船兒輕輕飄蕩在水中
迎面吹來了涼爽的風
迎面吹來了涼爽的風

喬羽，原名喬慶寶，1927年生於山東，幼承家學，1946年進入晉冀魯豫邊區北方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1949年加入共產黨，之後進入中國劇本創作室，寫了幾部兒童劇。1954年，兒童題材電影《祖國的花朵》導演嚴恭找上喬羽，請他給主題歌寫詞。此前只有過幾首不成熟詞作的喬羽接下了這個任務，苦思多日不得。後來有一天，他與女友去北京的北海公園租了條小船，和孩子們一起在湖上泛舟，看到對面也有一船孩子悠悠划漿而來，靈感突發，遂寫出了〈讓我們蕩起雙槳〉歌詞，詞中的白塔、綠樹、紅牆都是當時所見景象。作曲者劉熾後來也在泛舟中找到了靈感，譜出了曲子。歌曲發表後大獲好評，喬羽也因而開啟了「詞作家」的生涯。

歌詞前兩段使用的是單純白描手法，至第三段而點題：「做完了一天的功課」表示出一種對大人、小孩來說都理想的狀態：循規蹈矩，又能有「盡情歡樂」的餘裕。然後「我問你親愛的夥伴／誰給我們安排下幸福的生活」略微顯出了教條味但不太濃，有趣的是，不少論者和記者想把這兩句引申到「感恩黨」的立意上面，喬羽本人卻否認了這種解讀。

在2009年的訪談中，喬羽表示當年沒想太多，是自然而然就寫出來了；而之所以能寫出來，是因為當時「整個中國人的心態都好」，打了好多年仗終於「勝利」，到處都在展開建設，而且「後來咱們發生一些事都還沒發生」，那幾年是他精神上最幸福快樂的時候。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以前一起在山裡革命的「同志」不在了，所以他對當下在北京穩定的生活倍感珍惜。

從這個對比，就可以引出這首歌連作者也始料未及的深意所在。網上有人問：他聽〈讓我們蕩起雙槳〉居然會感到有些哀傷，是為什麼？有人答：「因為曲作者劉熾先生譜曲時本身就是按照成年人感情世界裡對童年那種淡淡憂傷的回憶而創作的」，而且劉熾的第一稿其實更加抒情，經小朋友反映不像他們自己的歌，才改得歡快了一點，成為現在這樣。另一種答案是：因為歌裡描寫的快樂童年，其實絕大多數孩子都沒有享受的條件，不只以往農村裡的小孩沒有，現在深陷「雞娃」式填鴨教育的小孩也沒有，所以我們聽起來也會惆悵。

我不知道喬羽當時有沒有想到《論語》「風乎舞雩，詠而歸」這個典故，但受過舊式教育的他肯定學過這些，或許就在他所謂「自然而然」、傳統詩學所謂「滿心而發」的狀態下，恰好達到並演繹了這個境界，同時又隱含了曾經的苦難。

這就令我想到《論語》中的「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問幾位弟子，平常大家都抱怨沒人賞識自己的才能，那如果有人賞識你的話，你們想做什麼？子路願作大國之間中等國家的管理者，冉求願作六七十里地方的父母官，公西赤願在祭祀、外交場合做個小相（助理），曾點的志願則有些不一樣：「暮春三月，穿上春天的衣服，約上五六人，帶上六七個童子，在沂水邊沐浴，在高坡上吹風，一路唱著歌而回。（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曾點和其他三人的不同在哪裡？其他人是在想像自己能建什麼功、立什麼業，而曾點是直接想像一種和諧、閒適的生活境界，而這種閒適，是要在大家都有餘裕的治世才好實現的。孔子對子路志願的反應是發笑，對冉求、公西赤是不置可否，只有對曾點是「喟然歎曰：『吾與點也！』」──用現在的流行語來說，孔子是讓這種想像給「破防」了。這樣一種對比，經由儒學的傳習，成為了兩千多年來中國人熟悉的寓言結構，給我們打下了「這種嚮往才是最高境界」的思想鋼印。

我不知道喬羽當時有沒有想到這個典故，但受過舊式教育的他肯定學過這些，而或許就在他所謂「自然而然」，傳統詩學所謂「滿心而發」的狀態下，恰好達到並演繹了這個境界，同時又隱含了曾經的苦難──設使「誰給我們安排下幸福的生活」並不是為了迎合「黨八股」，而是想到了過去的同胞與同志，那這就是一句對大人來說很有節制的緬懷。比喬羽大六歲的劉熾也有相同的經歷和情感，所以在自然狀態下寫出了很不像兒歌的初稿，亦在情理之中。修正版抹去了一半的惆悵，給了庸俗化、教條化的解讀以空間，而許多黨性掛帥的論者和使用者（如央視音樂頻道）及其反面（如汲汲於貼「洗腦」標籤的反共人士）也往往就滿足於這一層。

當然，還應該問：那這是一首好的兒歌嗎？兒歌可以或應該隱含這種情緒嗎？現在的我們可以有各人不同的見解，我個人是贊成讓小朋友在懵懂中傳習這些深藏的「文化密碼」，長大再各自領悟或伺機跟他解說，這有助於傳授人情、人事之複雜，功利點說也可以增加一個國族的共同情感和生命魅力。問題是共產黨往往缺乏這種潛移默化的耐心，而都急著「畫公仔畫出腸」，公式化地灌輸最愛國愛黨的解釋。喬羽對此也沒有表示異議，或許他是不敢，或許他是知道講了也沒用還可能給自己惹禍。

修正版抹去了一半的惆悵，給了庸俗化、教條化的解讀以空間，而許多黨性掛帥的論者和使用者（如央視音樂頻道）及其反面（如汲汲於貼「洗腦」標籤的反共人士）也往往就滿足於這一層。

如果回歸到儒學和詩教的傳統，喬羽詞作所含蓄的隱情、真意也就不難浮現。然而或許因為革命意識形態的關係，那一輩人會刻意迴避使用「孔家店」的語言，我沒查到當時人有從傳統詩學的角度出發給予公開贊譽，後人也大多只籠統地寫說「深厚的傳統文化素養」云云（儘管這種程度的知識算不上多深），喬羽在訪談和自己的文集裡，也只說他有讀過舊書，但具體在哪篇歌詞有借鑒哪首古詩、用到什麼技法，就幾乎完全不提。

我看到唯一一篇也聯想到「舞雩歸詠」並明確指出的，竟是出自毛左論壇「烏有之鄉」的網友。結合2010年陳丹青說〈我的祖國〉歌詞是「民國範兒」這種觀點，可以研判：儒學是一把之前很少有人拿起，但很有效的舊鑰匙，能夠解釋喬羽與一般共黨詞作家最大的異同之所在。而之所以很少有人拿起儒學來講，或許也是因為：再繼續講下去，馬上就可以拿來批判、否定其他中共式的文藝作品和創作理念。而如果你要反共，除非你是兩蔣時代的國民黨員（如《中國流行歌曲源流》作者劉星），通常也不必用到你或許不怎麼熟悉也不怎麼認同的儒學，最淺的自由主義就夠。

在這樣的利害關係之下，過去對喬羽的評價，遂一直被有意無意地停留在了主旋律的淺層。

而關於喬羽的代表作，1956年〈我的祖國〉，我2020年11月的〈《我的祖國》，難再複製的經典「紅歌」〉已有詳論。這裡只補充一點：喬羽最初給它下的標題是〈一條大河〉，之後才被改成更「點題」的〈我的祖國〉，而喬羽並未反對。

以喬羽的風格，含蓄的「一條大河」當是更合適的歌名，但同志們更在乎明確突出主義，這就是他和一般共黨文藝最關鍵的差異。但喬羽對此也不抗議，而是一概服從組織，沒有什麼堅守理念、堅持藝術的表現，這是他作為黨員和（傳統理想中的）文人士大夫的差異。

掌握了這點差異，也就可以展讀喬羽在大時代中的創作生命。

以喬羽的風格，含蓄的「一條大河」、而非《我的祖國》，當是更合適的歌名，但同志們更在乎明確突出主義，這就是他和一般共黨文藝最關鍵的差異。

沉潛後的穩定期：反右後到文革前

根據曾在1960年拜訪喬羽的河北寧晉作家、民歌研究者李雁雲的憶述：「當我提到歌詞一事時，喬羽一副無奈的樣子，嘆了口氣『我兩年一個字也沒寫過』。⋯⋯1957年整風反右後，喬羽嚇破膽，從不開口講話，也不動筆寫字。⋯⋯對當時的大躍進、吹大氣看不准。當時那陣風連大文豪郭沫若也跟著吹喇叭，之後留下讓人笑掉大牙的許多打油詩。喬羽在這場大風大浪里穩坐釣魚台，沒有留下任何把柄。」

〈我的祖國〉後喬羽再一首成功之作，是「反右」風波稍歇後的1959年電影《我們村裡的年輕人》插曲，也是由郭蘭英（1930-）演唱的〈人說山西好風光〉：

人說山西好風光
地肥水美五穀香
左手一指太行山
右手一指是呂梁
站在那高處往深一望
你看那汾河的水呀
嘩啦啦啦流過我的小村旁

杏花村裡開杏花
兒女正當好年華
男兒不怕千般苦
女兒能繡萬種花
人有那志氣永不老
你看那白髮的婆婆
挺起那腰板也像十七八

網上可以查到大批對這首歌的讚譽，而我初聽時很是困惑，翻來覆去看了、聽了好幾遍，除了理解這是類似差不多同一時期台灣中影也在搞的「健康寫實」路線，實在感覺不出它好在哪裡，和其他一味讚美的頌歌有什麼不同。當然這可能是因為我從小到大所受的文藝薰陶都是以「反骨」為尚的，對此類讚歌是天然的無感甚至倒胃。除非我能找到它的「對比」，我不可能引導自己去融入它的情境。

查閱《喬羽文集》和其他資料，瞭解到郭蘭英本身是山西人，幼年被賣入戲班，在打罵中練成歌藝，17歲脫離戲班後考入華北聯合大學文工團，覺得此間生活與以往相比猶如天堂，遂對共黨和革命生出由衷的感激與忠誠。記得多年前看過一篇批判「民族美聲唱法」的文章，說音樂院校所推行、黨媒所喜愛的這種唱法，一味強調技術與音色，卻少了老一輩歌唱家如郭蘭英的真情實感。

整首歌詞無一字提黨和國家，而處處都是黨和國家。一方面可以看出喬羽的詞藝已經成熟，能夠按照劇本和大局的需求來穩定持續輸出；另一方面，此期並沒有多少變招的需求和風尚，從個人和團隊安危的角度來說也必須是穩字當頭。

由此觀之，我才比較能進入情境了：此曲的對比，乃在歌外，相對於舊社會的悲慘，郭蘭英和熟悉其故事的觀眾，很有理由虔信並陶醉於劇中由他們所開闢的新天地。

喬羽歌詞的匠心，也從而得以彰顯：上半片寫景，鋪陳山西、太行、呂梁這些地名後，再用「一條大河」的故智，汾河水「嘩啦啦啦流過我的小村旁」，單看文字很是平淡，但讓郭蘭英來唱，就能自然而然地唱出一往情深的鄉情。下半片寫情，道出新社會的立意：在崇尚勞動的價值觀中，不但男女平等，老婆婆「挺起那腰板也像十七八」，這是照顧到晚年才趕上好時代的老人。

整首歌詞無一字提黨和國家，而處處都是黨和國家；表面上只講風土人情不講政治，實則講的就是政治理想的實現。一方面可以看出喬羽的詞藝已經成熟，能夠按照劇本和大局的需求來穩定持續輸出；另一方面，也可以說他的招數沒有什麼變化，畢竟此期並沒有多少變招的需求和風尚，從個人和團隊安危的角度來說也必須是穩字當頭。

1959至1960年，喬羽又為建國10周年慶祝戲曲《劉三姐》的電影版擔任編劇，此片是一部以廣西山歌為主的古裝音樂劇，劇情是古代勞動人民與土財主的鬥爭，並歌頌其淳樸的友情、愛情。結局安排劉三姐在逃出財主魔掌後和情郎遠走高飛，有別於民間神話中的化身歌仙，亦不走現實主義悲劇路線，或帶領鄉親起義成功的紅色爽文路線，是盡量兼顧了時代限制、觀眾情感和政治任務。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可以說是十分單純、十分老套、九分樣板，然而它就是一部把「老套」打磨到最好的「經典」；而那一分不那麼樣板的地方，就是喬羽從舊時帶過來的仁心。

就我從詞人的眼光來看，劇中唱詞對民間傳統的消化、雅化與赤化，在文白之間的拿捏，皆已達到處處妥貼，能完美達成任務的程度。雖說唱詞並非出自喬羽一人之手（一部份是既有的民謠，一部份是此前各地文藝工作者編寫的各種地方戲曲版），但喬羽在其中必然做了一番去蕪存菁的大工夫，可以說，詞人這行當的一頂桂冠──主導或編寫一整齣音樂劇，喬羽是默默拿下了。

我會推薦所有從事音樂創作或時事評論的朋友去看一看這部《劉三姐》，不只因為其製作水準，更是因為這種「紅色經典」往往坐落在我們審美和意識型態趣味的「盲區」。多數人恐怕一看到年代和主題就先入為主地認定是無腦、洗腦而不感興趣；或者你關注性別議題，得知這戲是女主擔綱，而且塑造得聰明、潑辣、樂觀、敢於鬥爭，眼睛或許會為之一亮，但想到這種設定是為共產黨服務的，講平等、解放也都是黨的形狀，大概就又要暗下去了。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劉三姐》可以說是十分單純、十分老套、九分樣板，然而它就是一部把「老套」打磨到最好的「經典」；而那一分不那麼樣板的地方，就是喬羽從舊時帶過來的仁心。

可是如果因此就認定它不值一觀，那麼，那些跨越幾代人對此等作品的喜愛之情，B站《劉三姐》高清版彈幕和評論區的「這才配叫大女主」之類劍指今日流俗的盛讚，也就會繼續是你的盲區。而如果你能放下成見看個一遍，或許你就會理解為什麼現在大陸許多年輕人也愈發傾向保守甚至「毛左」，你會理解是什麼讓他們那樣嚮往。

當然，如果你想把自己從《劉三姐》拉回來一點，可以再看《東方紅》。

黑暗期：參與了《東方紅》，還是難逃文革

1964年，為慶祝中共建國15周年，中共總理周恩來牽頭發起大型舞劇《東方紅》的創作，動用創作者和演員共約3000人，喬羽也作為總負責人之一參加了團隊，並與作曲家沈亞威新寫了一首〈毛主席，我們心中的太陽〉。這首歌就完全是公式化的歌功頌德、個人崇拜，如果要說有什麼喬羽風格的話，一篇碩士論文《喬羽的歌詞世界和美學特徵》這麼寫道：「喬羽將毛主席比作『心中的太陽』，在當時還是很新鮮，很有創意的。只是後來文革中被用濫了，才讓我們覺得有陳舊感。」在後來的訪談中，喬羽也只說當年大家都是飽具激情、群策群力，在短短一個月內把舞劇排出來了。至於為什麼這回沒想把歌詞寫得別出心裁一些，記者當然不會問，喬羽也就不講。

從當時的政局推測，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威信在大躍進、三年飢荒後有所下降，而不得不在1962年初的中央工作擴大會議（「七千人大會」）表示承擔責任；國家主席劉少奇組織批評大躍進等運動的經驗教訓，走上台前修訂政策，調整國民經濟，漸有將毛架空的態勢，然而毛仍然掌握著最高話語權，兩人分歧遂愈來愈大，至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而公開化。

《東方紅》作在矛盾公開化的前夕，全劇仍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可以解讀出總導演周恩來好幾層的良苦用心：對群眾是鞏固黨中央的團結形象，對黨內高層是含蓄表示自己的立場，盡量維持平衡，此外也有給予創作團隊那許多藝術家一道「護身符」的意味。我不知道喬羽當時對這些內情瞭解有多深，但以他避禍的性格與經驗來看，總會有所認識的，那最簡單合理的做法就是四平八穩地去完成政治任務，不摻和上面的神仙打架。

「他的創作風格不適合寫那些氣勢磅礴、震撼人心的假、大、空的歌曲。他說過：『我就不大喜歡太玄、太深、大眾都不大理解的東西。我喜歡寫普通的生活，那是比海還深還廣的東西。』」

我想到我一位歷史系學弟在某次活動中模仿老師口音隨口編出，而我覺得特別有道理的台詞：「好的作品，要閱讀；不好的作品，也要閱讀。」喬羽在此政治大戲中的既無突出表現、亦非全無表現，也是他生命不宜忽略的一部份。特別是，網上也可以找到一篇文章說「在文革前夕和文革當中的頌聖高潮中，沒有見到喬老爺的作品。我覺得他的創作風格不適合寫那些氣勢磅礴、震撼人心的假、大、空的歌曲。他說過：『我就不大喜歡太玄、太深、大眾都不大理解的東西。我喜歡寫普通的生活，那是比海還深還廣的東西。』」然而如果往前拉到1964年就有了。的確非他所喜也非他所長，但他確實寫過。

饒是如此小心謹慎，1966年文革爆發後，喬羽還是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下放農村了。有文章寫說喬羽常被故意派去幹髒活、累活，而喬羽皆逆來順受、安之若素，「把受辱當修煉」。至於他此期內心真實的想法是怎麼？

1986年電視劇《聊齋志異》主題曲〈說聊齋〉（彭麗媛唱）或許透露了一二，然而也只能算是一點微辭：

你也說聊齋　我也說聊齋
喜怒哀樂一起那個都到那心頭來
鬼也不是那鬼　怪也不是那怪
牛鬼蛇神它倒比真人君子更可愛

有知乎網友稱讚喬羽碰到《聊齋》這種怪力亂神題材時，用「鬼也不是那鬼　怪也不是那怪」為故事定了性，拉回到人文，守住了共產黨的無神論立場。然而對「牛鬼蛇神它倒比真人君子更可愛」這在經歷過「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那十年的過來人看來明顯至極的解氣一句，就不談了。是亦可見當前之言論環境。

第二黃金期：「青山在，人未老」

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以後，「人性」的回歸成為文藝界最大的主題與風潮，秉性敦厚而資歷過硬的喬羽也煥發了第二春，時時都有人找他寫詞、作序、參加這個會那個會。1980年代前半，喬羽在創作和出任「中國歌詞研究會」會長、成立「中國音樂文學學會」等公共事務之外，也做了一件具有歷史性貢獻和影響的事情：保護被保守派非難的歌唱家李谷一（1944-）。

1979年，兼修中、西多種發聲法的李谷一演唱的〈鄉戀〉因採用了結合氣音的「半聲」或曰「輕聲」唱法，與以往講究「高、快、響、硬」的革命曲調迥異，而在廣受群眾歡迎的同時，被保守派在《人民日報》等媒體上大力批評，曰模仿台灣歌手鄧麗君，把「靡靡之音」和「黃色歌曲」這些古代和30年代的老標籤都祭了出來，進而使〈鄉戀〉這首歌被封禁。李谷一多次抗辯無效，蒙受巨大壓力，更在第四屆全國音樂創作會議上被「圍攻」。

喬羽在風波初起時即對李谷一給予了關心和迴護，會議上也和〈鄉戀〉作曲者張丕基（1937-2021）道破玄機：「這首歌曲的爭論，實際是文藝戰線『凡是』派和改革派的爭論。」──雖然稍有見識者皆不難看出這點，但喬羽說出來了，就說明他是有足夠政治智慧的，並非裝傻充愣或真傻真愣的隨大流者流。

民主派的作家、媒體寫這一輩共產黨的人事，往往會聚焦於「黨性和人性衝突」的生命片段，評點傳主的抉擇與作為。在這個視野下，應該說喬羽是比較令人「失望」的，他總還是以黨性為主，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量讓人性與黨性統一而已。

1983年首屆央視春晚上，導演組在大批觀眾的點播要求下，咬牙決定讓李谷一演唱〈鄉戀〉等七首歌，標誌著改革派的勝出，人心大定，〈鄉戀〉也沛然解禁。次年，春晚總導演黃一鶴請喬羽趕寫一首主題歌詞，喬羽先指定說要請李谷一來唱，然後在兩小時內寫下了〈難忘今宵〉：

難忘今宵　難忘今宵　無論天涯與海角
神州萬里同懷抱　共祝願　祖國好　祖國好
告別今宵　告別今宵　無論新友與故交
明年春來再相邀　青山在　人未老　人未老
青山在　人未老　青山在　人未老
共祝願　祖國好　共祝願　祖國好

歌詞看來四平八穩，成品聽來也和其他慶典歌曲差不多都是那種花團錦簇的飽和感，我初時翻來覆去也聽不出它好在哪裡；後來細看，覺得或許要著落在「青山在　人未老」這兩句──不僅僅是套話和用典（毛澤東1934年〈清平樂‧會昌〉：「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也應該是時年57歲的作者的真心話，更是絕大多數被政治運動耽誤了十多年的人民都能有所共感的。而「共祝願　祖國好」在這個背景下看來，也就可以不只是黨八股，而是更有一種「儘管折騰了這麼久，我們仍然活在這裡，還得期盼國家能好，我們也才能好」之類五味雜陳的隱情。這樣，既有了曲折心緒，明面上也冠冕堂皇地包圓了「春晚主題曲」該有的題意，且將太祖的革命詩詞變化、著落到了生活場景上，不負如來不負卿，喬羽的確寶刀未老。

然而再聽了幾個版本以後，我又覺得沒有那麼複雜：可能當時單單是李谷一的繼續出場，就足以讓敏感者欣慰，歌曲本身則恰到好處便好。包括首播在內，我沒有在任何一個版本裡的「青山在　人未老」中聽出有什麼沉埋的心緒，只有過年該有的熱鬧。搜了一下評論，也沒看到有什麼人像我這樣解讀，少數人說聽此曲會感到有些悲傷，也是因為感覺韶華易逝，一年又過去了。

總之，喬羽的性格和詞風，在1980年代初那存在著人文主義、理想主義和樂觀情緒的環境裡，得到了不亞於50年代的適才適所的發揮，而且此期他已是廣受敬重的前輩，故能較有把握地順著大勢、頂住逆流，在力保李谷一的勢力中起到相當的作用──從講故事的角度來說，或許「謹小慎微一輩子，就看準了這一把實在要緊，所以毅然出手，力排眾議，然後一呼百應、一錘定音」這種英雄主義的劇情比較好看，但我查資料查下來，覺得不能這樣寫，並沒有那麼孤勇，而更多是暗助，然後在關鍵時刻再扶上一把，而有賴同志支持和李谷一自身的堅毅才成功。

民主派的作家、媒體寫這一輩共產黨的人事，往往會聚焦於「黨性和人性衝突」的生命片段，評點傳主的抉擇與作為。在這個視野下，應該說喬羽是比較令人「失望」的，他總還是以黨性為主，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量讓人性與黨性統一而已。唯一看起來比較有戲的一把，就是李谷一。

然而這回喬羽知道他和黨的總路線是一致的──1983年底，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趙紫陽指示下批評、否定了保守派於10月發起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擴大化」，大得人心，所以喬羽他們也是在確信安全的情況下，作為黨的一分子，有志一同地出手，才成就了這一時期的佳話。對親共者來說是佳話，在反共者看來就無聊了。

就詞而論，這首福至心靈的〈思念〉，確實將喬羽「平淡中雋永深長」的詞風在微觀界中開出了化境，谷建芬（1935-）的曲、毛阿敏（1963-）的演唱亦皆在規矩中不失靈動的水準之作，然而在那一時之後，也就不太有人再提，因為時代已經不同了。

在此之後，喬羽繼續為各種電視劇和節目、活動寫詞，產量不豐，而兒童、成人、老人題材都有。其中一首最能表現其精神境界的作品，當屬1988年的〈思念〉：

你從哪裡來　我的朋友
好像一隻蝴蝶飛進我的窗口
不知能作幾日停留
我們已經分別得太久太久
你好像一隻蝴蝶飛進我的窗口
為何你一去便無消息
只把思念積壓在我心頭
難道你又要匆匆離去
又把聚會當成一次分手

有人將這「朋友」解作香港、台灣、海外來訪的故友，作者本人則說其實就是有一天回家時看到一隻蝴蝶從窗口飛進來，還打趣：朋友哪有爬窗子的？至於後文，大抵也是有所感觸，然後順理成章而已。

就詞而論，這首福至心靈的〈思念〉，確實將喬羽「平淡中雋永深長」的詞風在微觀界中開出了化境，谷建芬（1935-）的曲、毛阿敏（1963-）的演唱亦皆在規矩中不失靈動的水準之作，於1988年春晚演出後頗受好評，流行一時。然而在那一時之後，也就不太有人再提，因為時代已經不同了。

（待續，本文尚有下篇，隨後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