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红歌推手乔羽的秘密：《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好听是例外吗？

胡又天：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博士，师从朱耀伟及周耀辉教授研究华语流行歌词。关注两岸三地时局、思潮与文风。

〈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难忘今宵〉等著名中国歌曲的作词人乔羽，于2022年6月20日逝世，享寿95岁。要客观评价乔羽并不容易：墙内易因爱国而溢美，墙外易因反共而无视。从当代流行音乐和人文思潮的视角来看，他是过时的样板；但若回到古典的“乐教”思想和近现代国族主义、革命文艺的立场上，他就是中共治下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没有之一。

在民心较为乐观昂扬的1954-1956年和1980-1988年，乔羽和他的同志作出了一批完美契合主旋律需求、且真正得到大陆群众喜爱的歌曲。另一方面，在1957年反右至1976年文革结束期间，乔羽没敢发表任何异议，过后也不谈；1990年代后面对社会风气的大变和新潮音乐的冲击，乔羽也不参与任何论争，只以开朗、豁达的面貌示人，偶尔作一些应酬文字，就这么在“老干部次元”里安享了晚年。

他是如此的“不逾矩”，所以在海外民主派媒体、作家看来，似乎也就没什么好谈；然而，如果就这么把他当成一个过时的历史人物，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了，你也就会忽视掉许多仍然认同、向往他作品里那种“情怀”的民心，而且这种民心，从大陆的知乎、Bilibili等较能呈现网友真实意见、也较多年轻人聚集的平台上来看，并不在少数。

换言之，若欲了解现当代中国大陆的文艺与文化，乔羽仍然是一个“通识”级别的存在。特别是，如果你要和大陆人士交往，聊天时谈一谈〈让我们荡起双桨〉，或许便能唤起对方童年记忆，然后可以细品那在尘嚣扰攘和党国宏大叙事底下，泯而不灭的一点纯真。

要客观评价乔羽并不容易：墙内易因爱国而溢美，墙外易因反共而无视。从当代流行音乐和人文思潮的视角来看，他是过时的样板；但若回到古典的“乐教”思想和近现代国族主义、革命文艺的立场上，他就是中共治下成就最高的词作家

第一黄金期：〈让我们荡起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
词：乔羽　曲：刘炽(1921-1998)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著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著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红领巾迎著太阳
阳光洒在海面上
水中鱼儿望著我们
悄悄地听我们愉快的歌唱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
我们来尽情欢乐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
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乔羽，原名乔庆宝，1927年生于山东，幼承家学，1946年进入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1949年加入共产党，之后进入中国剧本创作室，写了几部儿童剧。1954年，儿童题材电影《祖国的花朵》导演严恭找上乔羽，请他给主题歌写词。此前只有过几首不成熟词作的乔羽接下了这个任务，苦思多日不得。后来有一天，他与女友去北京的北海公园租了条小船，和孩子们一起在湖上泛舟，看到对面也有一船孩子悠悠划浆而来，灵感突发，遂写出了〈让我们荡起双桨〉歌词，词中的白塔、绿树、红墙都是当时所见景象。作曲者刘炽后来也在泛舟中找到了灵感，谱出了曲子。歌曲发表后大获好评，乔羽也因而开启了“词作家”的生涯。

歌词前两段使用的是单纯白描手法，至第三段而点题：“做完了一天的功课”表示出一种对大人、小孩来说都理想的状态：循规蹈矩，又能有“尽情欢乐”的余裕。然后“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略微显出了教条味但不太浓，有趣的是，不少论者和记者想把这两句引申到“感恩党”的立意上面，乔羽本人却否认了这种解读。

在2009年的访谈中，乔羽表示当年没想太多，是自然而然就写出来了；而之所以能写出来，是因为当时“整个中国人的心态都好”，打了好多年仗终于“胜利”，到处都在展开建设，而且“后来咱们发生一些事都还没发生”，那几年是他精神上最幸福快乐的时候。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以前一起在山里革命的“同志”不在了，所以他对当下在北京稳定的生活倍感珍惜。

从这个对比，就可以引出这首歌连作者也始料未及的深意所在。网上有人问：他听〈让我们荡起双桨〉居然会感到有些哀伤，是为什么？有人答：“因为曲作者刘炽先生谱曲时本身就是按照成年人感情世界里对童年那种淡淡忧伤的回忆而创作的”，而且刘炽的第一稿其实更加抒情，经小朋友反映不像他们自己的歌，才改得欢快了一点，成为现在这样。另一种答案是：因为歌里描写的快乐童年，其实绝大多数孩子都没有享受的条件，不只以往农村里的小孩没有，现在深陷“鸡娃”式填鸭教育的小孩也没有，所以我们听起来也会惆怅。

我不知道乔羽当时有没有想到《论语》“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个典故，但受过旧式教育的他肯定学过这些，或许就在他所谓“自然而然”、传统诗学所谓“满心而发”的状态下，恰好达到并演绎了这个境界，同时又隐含了曾经的苦难。

这就令我想到《论语》中的“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问几位弟子，平常大家都抱怨没人赏识自己的才能，那如果有人赏识你的话，你们想做什么？子路愿作大国之间中等国家的管理者，冉求愿作六七十里地方的父母官，公西赤愿在祭祀、外交场合做个小相（助理），曾点的志愿则有些不一样：“暮春三月，穿上春天的衣服，约上五六人，带上六七个童子，在沂水边沐浴，在高坡上吹风，一路唱著歌而回。（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曾点和其他三人的不同在哪里？其他人是在想像自己能建什么功、立什么业，而曾点是直接想像一种和谐、闲适的生活境界，而这种闲适，是要在大家都有余裕的治世才好实现的。孔子对子路志愿的反应是发笑，对冉求、公西赤是不置可否，只有对曾点是“喟然叹曰：‘吾与点也！’”──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孔子是让这种想像给“破防”了。这样一种对比，经由儒学的传习，成为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熟悉的寓言结构，给我们打下了“这种向往才是最高境界”的思想钢印。

我不知道乔羽当时有没有想到这个典故，但受过旧式教育的他肯定学过这些，而或许就在他所谓“自然而然”，传统诗学所谓“满心而发”的状态下，恰好达到并演绎了这个境界，同时又隐含了曾经的苦难──设使“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并不是为了迎合“党八股”，而是想到了过去的同胞与同志，那这就是一句对大人来说很有节制的缅怀。比乔羽大六岁的刘炽也有相同的经历和情感，所以在自然状态下写出了很不像儿歌的初稿，亦在情理之中。修正版抹去了一半的惆怅，给了庸俗化、教条化的解读以空间，而许多党性挂帅的论者和使用者（如央视音乐频道）及其反面（如汲汲于贴“洗脑”标签的反共人士）也往往就满足于这一层。

当然，还应该问：那这是一首好的儿歌吗？儿歌可以或应该隐含这种情绪吗？现在的我们可以有各人不同的见解，我个人是赞成让小朋友在懵懂中传习这些深藏的“文化密码”，长大再各自领悟或伺机跟他解说，这有助于传授人情、人事之复杂，功利点说也可以增加一个国族的共同情感和生命魅力。问题是共产党往往缺乏这种潜移默化的耐心，而都急著“画公仔画出肠”，公式化地灌输最爱国爱党的解释。乔羽对此也没有表示异议，或许他是不敢，或许他是知道讲了也没用还可能给自己惹祸。

修正版抹去了一半的惆怅，给了庸俗化、教条化的解读以空间，而许多党性挂帅的论者和使用者（如央视音乐频道）及其反面（如汲汲于贴“洗脑”标签的反共人士）也往往就满足于这一层。

如果回归到儒学和诗教的传统，乔羽词作所含蓄的隐情、真意也就不难浮现。然而或许因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关系，那一辈人会刻意回避使用“孔家店”的语言，我没查到当时人有从传统诗学的角度出发给予公开赞誉，后人也大多只笼统地写说“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云云（尽管这种程度的知识算不上多深），乔羽在访谈和自己的文集里，也只说他有读过旧书，但具体在哪篇歌词有借鉴哪首古诗、用到什么技法，就几乎完全不提。

我看到唯一一篇也联想到“舞雩归咏”并明确指出的，竟是出自毛左论坛“乌有之乡”的网友。结合2010年陈丹青说〈我的祖国〉歌词是“民国范儿”这种观点，可以研判：儒学是一把之前很少有人拿起，但很有效的旧钥匙，能够解释乔羽与一般共党词作家最大的异同之所在。而之所以很少有人拿起儒学来讲，或许也是因为：再继续讲下去，马上就可以拿来批判、否定其他中共式的文艺作品和创作理念。而如果你要反共，除非你是两蒋时代的国民党员（如《中国流行歌曲源流》作者刘星），通常也不必用到你或许不怎么熟悉也不怎么认同的儒学，最浅的自由主义就够。

在这样的利害关系之下，过去对乔羽的评价，遂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停留在了主旋律的浅层。

而关于乔羽的代表作，1956年〈我的祖国〉，我2020年11月的〈《我的祖国》，难再复制的经典“红歌”〉已有详论。这里只补充一点：乔羽最初给它下的标题是〈一条大河〉，之后才被改成更“点题”的〈我的祖国〉，而乔羽并未反对。

以乔羽的风格，含蓄的“一条大河”当是更合适的歌名，但同志们更在乎明确突出主义，这就是他和一般共党文艺最关键的差异。但乔羽对此也不抗议，而是一概服从组织，没有什么坚守理念、坚持艺术的表现，这是他作为党员和（传统理想中的）文人士大夫的差异。

掌握了这点差异，也就可以展读乔羽在大时代中的创作生命。

以乔羽的风格，含蓄的“一条大河”、而非《我的祖国》，当是更合适的歌名，但同志们更在乎明确突出主义，这就是他和一般共党文艺最关键的差异。

沉潜后的稳定期：反右后到文革前

根据曾在1960年拜访乔羽的河北宁晋作家、民歌研究者李雁云的忆述：“当我提到歌词一事时，乔羽一副无奈的样子，叹了口气‘我两年一个字也没写过’。⋯⋯1957年整风反右后，乔羽吓破胆，从不开口讲话，也不动笔写字。⋯⋯对当时的大跃进、吹大气看不准。当时那阵风连大文豪郭沫若也跟著吹喇叭，之后留下让人笑掉大牙的许多打油诗。乔羽在这场大风大浪里稳坐钓鱼台，没有留下任何把柄。”

〈我的祖国〉后乔羽再一首成功之作，是“反右”风波稍歇后的1959年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插曲，也是由郭兰英（1930-）演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

人说山西好风光
地肥水美五谷香
左手一指太行山
右手一指是吕梁
站在那高处往深一望
你看那汾河的水呀
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

杏花村里开杏花
儿女正当好年华
男儿不怕千般苦
女儿能绣万种花
人有那志气永不老
你看那白发的婆婆
挺起那腰板也像十七八

网上可以查到大批对这首歌的赞誉，而我初听时很是困惑，翻来覆去看了、听了好几遍，除了理解这是类似差不多同一时期台湾中影也在搞的“健康写实”路线，实在感觉不出它好在哪里，和其他一味赞美的颂歌有什么不同。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所受的文艺薰陶都是以“反骨”为尚的，对此类赞歌是天然的无感甚至倒胃。除非我能找到它的“对比”，我不可能引导自己去融入它的情境。

查阅《乔羽文集》和其他资料，了解到郭兰英本身是山西人，幼年被卖入戏班，在打骂中练成歌艺，17岁脱离戏班后考入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觉得此间生活与以往相比犹如天堂，遂对共党和革命生出由衷的感激与忠诚。记得多年前看过一篇批判“民族美声唱法”的文章，说音乐院校所推行、党媒所喜爱的这种唱法，一味强调技术与音色，却少了老一辈歌唱家如郭兰英的真情实感。

整首歌词无一字提党和国家，而处处都是党和国家。一方面可以看出乔羽的词艺已经成熟，能够按照剧本和大局的需求来稳定持续输出；另一方面，此期并没有多少变招的需求和风尚，从个人和团队安危的角度来说也必须是稳字当头。

由此观之，我才比较能进入情境了：此曲的对比，乃在歌外，相对于旧社会的悲惨，郭兰英和熟悉其故事的观众，很有理由虔信并陶醉于剧中由他们所开辟的新天地。

乔羽歌词的匠心，也从而得以彰显：上半片写景，铺陈山西、太行、吕梁这些地名后，再用“一条大河”的故智，汾河水“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单看文字很是平淡，但让郭兰英来唱，就能自然而然地唱出一往情深的乡情。下半片写情，道出新社会的立意：在崇尚劳动的价值观中，不但男女平等，老婆婆“挺起那腰板也像十七八”，这是照顾到晚年才赶上好时代的老人。

整首歌词无一字提党和国家，而处处都是党和国家；表面上只讲风土人情不讲政治，实则讲的就是政治理想的实现。一方面可以看出乔羽的词艺已经成熟，能够按照剧本和大局的需求来稳定持续输出；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的招数没有什么变化，毕竟此期并没有多少变招的需求和风尚，从个人和团队安危的角度来说也必须是稳字当头。

1959至1960年，乔羽又为建国10周年庆祝戏曲《刘三姐》的电影版担任编剧，此片是一部以广西山歌为主的古装音乐剧，剧情是古代劳动人民与土财主的斗争，并歌颂其淳朴的友情、爱情。结局安排刘三姐在逃出财主魔掌后和情郎远走高飞，有别于民间神话中的化身歌仙，亦不走现实主义悲剧路线，或带领乡亲起义成功的红色爽文路线，是尽量兼顾了时代限制、观众情感和政治任务。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可以说是十分单纯、十分老套、九分样板，然而它就是一部把“老套”打磨到最好的“经典”；而那一分不那么样板的地方，就是乔羽从旧时带过来的仁心。

就我从词人的眼光来看，剧中唱词对民间传统的消化、雅化与赤化，在文白之间的拿捏，皆已达到处处妥贴，能完美达成任务的程度。虽说唱词并非出自乔羽一人之手（一部份是既有的民谣，一部份是此前各地文艺工作者编写的各种地方戏曲版），但乔羽在其中必然做了一番去芜存菁的大工夫，可以说，词人这行当的一顶桂冠──主导或编写一整出音乐剧，乔羽是默默拿下了。

我会推荐所有从事音乐创作或时事评论的朋友去看一看这部《刘三姐》，不只因为其制作水准，更是因为这种“红色经典”往往坐落在我们审美和意识型态趣味的“盲区”。多数人恐怕一看到年代和主题就先入为主地认定是无脑、洗脑而不感兴趣；或者你关注性别议题，得知这戏是女主担纲，而且塑造得聪明、泼辣、乐观、敢于斗争，眼睛或许会为之一亮，但想到这种设定是为共产党服务的，讲平等、解放也都是党的形状，大概就又要暗下去了。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刘三姐》可以说是十分单纯、十分老套、九分样板，然而它就是一部把“老套”打磨到最好的“经典”；而那一分不那么样板的地方，就是乔羽从旧时带过来的仁心。

可是如果因此就认定它不值一观，那么，那些跨越几代人对此等作品的喜爱之情，B站《刘三姐》高清版弹幕和评论区的“这才配叫大女主”之类剑指今日流俗的盛赞，也就会继续是你的盲区。而如果你能放下成见看个一遍，或许你就会理解为什么现在大陆许多年轻人也愈发倾向保守甚至“毛左”，你会理解是什么让他们那样向往。

当然，如果你想把自己从《刘三姐》拉回来一点，可以再看《东方红》。

黑暗期：参与了《东方红》，还是难逃文革

1964年，为庆祝中共建国15周年，中共总理周恩来牵头发起大型舞剧《东方红》的创作，动用创作者和演员共约3000人，乔羽也作为总负责人之一参加了团队，并与作曲家沈亚威新写了一首〈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这首歌就完全是公式化的歌功颂德、个人崇拜，如果要说有什么乔羽风格的话，一篇硕士论文《乔羽的歌词世界和美学特征》这么写道：“乔羽将毛主席比作‘心中的太阳’，在当时还是很新鲜，很有创意的。只是后来文革中被用滥了，才让我们觉得有陈旧感。”在后来的访谈中，乔羽也只说当年大家都是饱具激情、群策群力，在短短一个月内把舞剧排出来了。至于为什么这回没想把歌词写得别出心裁一些，记者当然不会问，乔羽也就不讲。

从当时的政局推测，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威信在大跃进、三年饥荒后有所下降，而不得不在1962年初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表示承担责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组织批评大跃进等运动的经验教训，走上台前修订政策，调整国民经济，渐有将毛架空的态势，然而毛仍然掌握著最高话语权，两人分歧遂愈来愈大，至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而公开化。

《东方红》作在矛盾公开化的前夕，全剧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可以解读出总导演周恩来好几层的良苦用心：对群众是巩固党中央的团结形象，对党内高层是含蓄表示自己的立场，尽量维持平衡，此外也有给予创作团队那许多艺术家一道“护身符”的意味。我不知道乔羽当时对这些内情了解有多深，但以他避祸的性格与经验来看，总会有所认识的，那最简单合理的做法就是四平八稳地去完成政治任务，不掺和上面的神仙打架。

“他的创作风格不适合写那些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假、大、空的歌曲。他说过：‘我就不大喜欢太玄、太深、大众都不大理解的东西。我喜欢写普通的生活，那是比海还深还广的东西。’”

我想到我一位历史系学弟在某次活动中模仿老师口音随口编出，而我觉得特别有道理的台词：“好的作品，要阅读；不好的作品，也要阅读。”乔羽在此政治大戏中的既无突出表现、亦非全无表现，也是他生命不宜忽略的一部份。特别是，网上也可以找到一篇文章说“在文革前夕和文革当中的颂圣高潮中，没有见到乔老爷的作品。我觉得他的创作风格不适合写那些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假、大、空的歌曲。他说过：‘我就不大喜欢太玄、太深、大众都不大理解的东西。我喜欢写普通的生活，那是比海还深还广的东西。’”然而如果往前拉到1964年就有了。的确非他所喜也非他所长，但他确实写过。

饶是如此小心谨慎，1966年文革爆发后，乔羽还是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农村了。有文章写说乔羽常被故意派去干脏活、累活，而乔羽皆逆来顺受、安之若素，“把受辱当修炼”。至于他此期内心真实的想法是怎么？

1986年电视剧《聊斋志异》主题曲〈说聊斋〉（彭丽媛唱）或许透露了一二，然而也只能算是一点微辞：

你也说聊斋　我也说聊斋
喜怒哀乐一起那个都到那心头来
鬼也不是那鬼　怪也不是那怪
牛鬼蛇神它倒比真人君子更可爱

有知乎网友称赞乔羽碰到《聊斋》这种怪力乱神题材时，用“鬼也不是那鬼　怪也不是那怪”为故事定了性，拉回到人文，守住了共产党的无神论立场。然而对“牛鬼蛇神它倒比真人君子更可爱”这在经历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十年的过来人看来明显至极的解气一句，就不谈了。是亦可见当前之言论环境。

第二黄金期：“青山在，人未老”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后，“人性”的回归成为文艺界最大的主题与风潮，秉性敦厚而资历过硬的乔羽也焕发了第二春，时时都有人找他写词、作序、参加这个会那个会。1980年代前半，乔羽在创作和出任“中国歌词研究会”会长、成立“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等公共事务之外，也做了一件具有历史性贡献和影响的事情：保护被保守派非难的歌唱家李谷一（1944-）。

1979年，兼修中、西多种发声法的李谷一演唱的〈乡恋〉因采用了结合气音的“半声”或曰“轻声”唱法，与以往讲究“高、快、响、硬”的革命曲调迥异，而在广受群众欢迎的同时，被保守派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大力批评，曰模仿台湾歌手邓丽君，把“靡靡之音”和“黄色歌曲”这些古代和30年代的老标签都祭了出来，进而使〈乡恋〉这首歌被封禁。李谷一多次抗辩无效，蒙受巨大压力，更在第四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上被“围攻”。

乔羽在风波初起时即对李谷一给予了关心和回护，会议上也和〈乡恋〉作曲者张丕基（1937-2021）道破玄机：“这首歌曲的争论，实际是文艺战线‘凡是’派和改革派的争论。”──虽然稍有见识者皆不难看出这点，但乔羽说出来了，就说明他是有足够政治智慧的，并非装傻充愣或真傻真愣的随大流者流。

民主派的作家、媒体写这一辈共产党的人事，往往会聚焦于“党性和人性冲突”的生命片段，评点传主的抉择与作为。在这个视野下，应该说乔羽是比较令人“失望”的，他总还是以党性为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让人性与党性统一而已。

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上，导演组在大批观众的点播要求下，咬牙决定让李谷一演唱〈乡恋〉等七首歌，标志著改革派的胜出，人心大定，〈乡恋〉也沛然解禁。次年，春晚总导演黄一鹤请乔羽赶写一首主题歌词，乔羽先指定说要请李谷一来唱，然后在两小时内写下了〈难忘今宵〉：

难忘今宵　难忘今宵　无论天涯与海角
神州万里同怀抱　共祝愿　祖国好　祖国好
告别今宵　告别今宵　无论新友与故交
明年春来再相邀　青山在　人未老　人未老
青山在　人未老　青山在　人未老
共祝愿　祖国好　共祝愿　祖国好

歌词看来四平八稳，成品听来也和其他庆典歌曲差不多都是那种花团锦簇的饱和感，我初时翻来覆去也听不出它好在哪里；后来细看，觉得或许要著落在“青山在　人未老”这两句──不仅仅是套话和用典（毛泽东1934年〈清平乐‧会昌〉：“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也应该是时年57岁的作者的真心话，更是绝大多数被政治运动耽误了十多年的人民都能有所共感的。而“共祝愿　祖国好”在这个背景下看来，也就可以不只是党八股，而是更有一种“尽管折腾了这么久，我们仍然活在这里，还得期盼国家能好，我们也才能好”之类五味杂陈的隐情。这样，既有了曲折心绪，明面上也冠冕堂皇地包圆了“春晚主题曲”该有的题意，且将太祖的革命诗词变化、著落到了生活场景上，不负如来不负卿，乔羽的确宝刀未老。

然而再听了几个版本以后，我又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可能当时单单是李谷一的继续出场，就足以让敏感者欣慰，歌曲本身则恰到好处便好。包括首播在内，我没有在任何一个版本里的“青山在　人未老”中听出有什么沉埋的心绪，只有过年该有的热闹。搜了一下评论，也没看到有什么人像我这样解读，少数人说听此曲会感到有些悲伤，也是因为感觉韶华易逝，一年又过去了。

总之，乔羽的性格和词风，在1980年代初那存在著人文主义、理想主义和乐观情绪的环境里，得到了不亚于50年代的适才适所的发挥，而且此期他已是广受敬重的前辈，故能较有把握地顺著大势、顶住逆流，在力保李谷一的势力中起到相当的作用──从讲故事的角度来说，或许“谨小慎微一辈子，就看准了这一把实在要紧，所以毅然出手，力排众议，然后一呼百应、一锤定音”这种英雄主义的剧情比较好看，但我查资料查下来，觉得不能这样写，并没有那么孤勇，而更多是暗助，然后在关键时刻再扶上一把，而有赖同志支持和李谷一自身的坚毅才成功。

民主派的作家、媒体写这一辈共产党的人事，往往会聚焦于“党性和人性冲突”的生命片段，评点传主的抉择与作为。在这个视野下，应该说乔羽是比较令人“失望”的，他总还是以党性为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让人性与党性统一而已。唯一看起来比较有戏的一把，就是李谷一。

然而这回乔羽知道他和党的总路线是一致的──1983年底，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赵紫阳指示下批评、否定了保守派于10月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扩大化”，大得人心，所以乔羽他们也是在确信安全的情况下，作为党的一分子，有志一同地出手，才成就了这一时期的佳话。对亲共者来说是佳话，在反共者看来就无聊了。

就词而论，这首福至心灵的〈思念〉，确实将乔羽“平淡中隽永深长”的词风在微观界中开出了化境，谷建芬（1935-）的曲、毛阿敏（1963-）的演唱亦皆在规矩中不失灵动的水准之作，然而在那一时之后，也就不太有人再提，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

在此之后，乔羽继续为各种电视剧和节目、活动写词，产量不丰，而儿童、成人、老人题材都有。其中一首最能表现其精神境界的作品，当属1988年的〈思念〉：

你从哪里来　我的朋友
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不知能作几日停留
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
你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为何你一去便无消息
只把思念积压在我心头
难道你又要匆匆离去
又把聚会当成一次分手

有人将这“朋友”解作香港、台湾、海外来访的故友，作者本人则说其实就是有一天回家时看到一只蝴蝶从窗口飞进来，还打趣：朋友哪有爬窗子的？至于后文，大抵也是有所感触，然后顺理成章而已。

就词而论，这首福至心灵的〈思念〉，确实将乔羽“平淡中隽永深长”的词风在微观界中开出了化境，谷建芬（1935-）的曲、毛阿敏（1963-）的演唱亦皆在规矩中不失灵动的水准之作，于1988年春晚演出后颇受好评，流行一时。然而在那一时之后，也就不太有人再提，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

（待续，本文尚有下篇，随后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