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母語的人：新聞審查下，「我們都是國家的宣傳機器」

美國衆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atricia Pelosi，台譯「裴洛西」）2022年8月2日訪台前後，在大陸某知名市場化媒體任編輯的高嘉瑜讓記者密切關注美中台三方的發言動向，並琢磨如何拿捏報導的尺度。直到8月1日，新浪微博熱搜出現「竄訪」一詞。

「直覺告訴我已經定性了，這很可能就是我們的報導基調，」她說，「果不其然」。

她手下的年輕記者對此表示不理解。這名記者認爲，如果將這次訪問置於國際秩序下的台海關係視角，中國處於有理的一方。「依據多方事實進行客觀報導對國家是有利的，爲什麼非要用『竄訪』這個情緒色彩濃厚並且會限制報導空間的詞彙？」

這名記者畢業於一所985大學的國際關係專業，對專業表達有堅持。「非要寫『竄訪』的話，整個事情的基調就不一樣了，傳遞出去的信息也會不一樣，對讀者會形成誤導。」他抗議道。

985工程

高嘉瑜同意他的觀點，但同時向他出示了領導下發的報導指令——「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表述必須精確，不得使用『佩洛西竄訪中國台灣地區』以外的任何表達方式」。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對俄烏戰爭的報導中。在與禁令賽跑的途中，高嘉瑜安排記者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採寫了一篇分析俄羅斯行動背後的原因。她隨後收到的報導指令顯示，媒體一律不得使用「入侵」「侵略」等彰顯「立場」的詞彙，不得渲染烏克蘭人的悲情、不得對俄羅斯此次的軍事行動發表評論。之後，高嘉瑜只能依據外交部發言，安排記者籠統地概述美國和歐洲在這次區域戰爭中發揮的作用和應負的責任。

她坦承無法給予記者報導自由，「這真的是千鈞重擔，我自己都沒有的東西，怎麼給他們？」

長期關注全球新聞自由的「無國界記者組織」2022年發布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中國的排名爲175，全球倒數第六。與這一數據相伴生的是，中國大陸新聞審查力度的持續加大和異化，言論邊界的不斷收縮，以及新聞從業者被談話、被訓誡、被去職甚至被拘捕。

「久而久之，每個人的頭腦中都會自我設置一條紅線，甚至能分辨出哪些話題會被宣傳部門定性爲『妨礙社會穩定』、『引發官民對立』、『激化社會矛盾』等等」，高嘉瑜說，「頭腦中的審查開關一打開，我們都是國家需要的宣傳機器」。

情況還在進一步惡化：審查之下，中國媒體人掌握了一種「煉金術」，爲將信息順利發布，他們將「戰爭」表述爲「衝突」，將「封城」表述爲「靜態管理」；在面對八孩母親、上海封城等社會熱點話題時，因預知審查的到來，不少資深記者、編輯選擇無動於衷；而在「講好中國故事」、「做黨的耳目喉舌」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年輕記者，留給他們的空間，究竟還剩下什麼？

你們想要的自由我給不了，要麼接受，要麼離開

2021年7月21日鄭州暴雨，多條地鐵線路、隧道被淹，在某市場化媒體任職的記者張念奔赴一線，兩天內幾乎跑遍了所有受災嚴重的區域，他發現在各個事發地和醫院拿到的鄭州市實際因災死亡的人數總和遠超官方通報數據。但他的領導表示，這些內容無法發布，並且更高層級的部門已經下發了指令，要求報導以救援爲主，「寫寫救援，然後回來吧」，領導說。

2021年5月的白銀山地馬拉松事故中，在大陸一家頗爲知名的媒體做記者的周小帥被要求報導要以地方政府盡全力開展的積極營救爲主，不得突出地方政府在該事件中的責任、不得渲染死難者家屬的情緒。一位同在現場的記者也收到了相似的要求，這位記者跟朋友吐苦水：「我明明聽到一個負責處理這件事的官員對手下說，『不就是幾條人命，賠兩千萬夠不夠？』」。

2022年年初，豐縣八孩母親事件持續發酵後，張念於春節假期奔赴事件發生地董集村，彼時，這個小村莊已經以防疫之名被團團圍住，外人不得入內。張念本想再周旋一下，但所在媒體迅速將他召回，並表示該事件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反彈，單位已收到需以官方通報爲準、不得自行採訪的通知。

面對年輕記者的不解，某家媒體的領導甚至直言：「這就是現狀，你們想要的自由我給不了，你們要麼接受，要麼離開」。

2022年4月上海封城，周小帥所在的媒體爲約束編輯記者的行爲，專門下發了疫情報導指南，要求所有涉及疫情的報導，均以官方發布的信息爲主；媒體及從業人員不得質疑國家的清零政策、不得評論地方的防疫手段、不得渲染民間情緒、不得自行採訪專家學者、不得引用西方媒體報導、不得對比國外與我國的防疫政策、不得質疑國產疫苗效力。

取而代之的，該媒體報導了醫護人員的艱辛、警察和社區爲保障弱勢群體的需求盡心盡力、上海市政府採取的多種措施保障市民日常用品供應、企業有序復工以及歐美國家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口數量等等。

近幾年，周小帥任職的媒體有多位知名記者相繼離開，他覺得自己有責任要以優質報導重拾該媒體的昔日榮光。但在這一系列事件後，周小帥開始質疑記者這一工作的意義究竟是什麼。「我什麼都做不了，這種感覺特別壓抑」。

沒有母語的人民

成爲記者的第一課是什麼？

「安全培訓」，前媒體人賈葭說。

十幾年前他在大陸某媒體供職時，針對新記者的入職培訓便是告訴他們哪些話題比較敏感或者乾脆不能報導，比如台灣問題、宗教、新疆及計劃生育。

這類培訓在很多媒體被延續至今。而隨着禁忌話題的增多和言論尺度的不斷收窄，表述「非敏感」問題的方式也在不斷變化。比如將「戰爭」表述爲「衝突」，將「封城」表述爲「靜態管理」，將「家暴」表述爲「家庭糾紛」，將「降薪」表述爲「差異調整」等。

「爲規避審查或者迎合審查方而不得以做出的文字上的妥協，會導致整個語句的意思變味了。然後根本無法點明事件的本質，也無法讓讀者看清事情的本貌。」賈葭說。

隨着官方主導的針對表達的限制手段升級，寫作者爲保障稿件的存續，只能不停地換詞彙、換表達方式、字斟句酌，讓審查人員輕易看不出稿件真正的意圖。但這同時導致，大多數時候，稿件的目標受衆也很難分辨出其中的真意。

因此，被問及當國內外大事件發生時，中國大陸網民表現出的情緒高漲、失控和言語衝撞是否與媒體表達的失意有關時，賈葭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理性聲音被壓制以及被國家壟斷的社會議題敘事，必然會導致群氓的產生。」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學教授表示。

這位教授同時指出，中國媒體已掌握了某種神奇的「煉金術」，「媒體總是能將『危機』形容成『機遇』，將『災難』演化爲凝聚人心的『盛事』，將『經濟下行』表述爲『增長潛力待釋放』」。

已在媒體行業工作近十年的高菲菲認爲這種「煉金術」只是一種手段，不是記者的目的。比如，騰訊、阿里巴巴、美團等多家互聯網巨頭從年初持續至現在的大規模裁員在社交媒體引發恐慌，於是媒體內部自動將「裁員」上升至敏感詞行列。在這種情況下，她不得已在稿件中將「裁員」表述爲各大互聯網公司不同事業版塊的「人才架構優化」。「如何表達是一門學問，發聲總比什麼都不說好，稿件發出後，懂的人自然會懂。」她說。

但「煉金術」並不總是有機會發揮作用。對於網約車平台滴滴的大規模裁員，多家主流媒體接到了同樣的報導指令——「不得炒作滴滴的裁員舉措，不得將國家相關部門對滴滴採取的監管、處罰措施與滴滴裁員相關聯」。

「很多事件發生後，網民都會指責媒體無良、對事情視而不見，可是像滴滴這種情況，我們怎麼報導？」高菲菲說。

而在程峰看來，所謂「根本原因」則是國家基底的不復存在。

2012年末，程峰收到領導下發的一份「敏感詞」彙總列表，要求所有稿件不得出現列表中的任何詞彙，其中包含諸如「民主」「平權」「憲政」「公民社會」等詞語。

當時他供職的媒體的領導對所有編輯記者幾乎採取了耳提面命的方式重複這些禁忌，以確保從新聞生產的源頭杜絕這些詞彙出現。

而僅僅在一個月之前，即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民主、自由、法治等詞彙一直在被國家機器大力宣導。

「國家進行社會治理的基底已經親自被他們自己打碎了。後果則是，房間內的大象在不斷擠壓我們的生存空間，迫使我們不斷扭曲、異化自己的表達，以換取一線生機，這種情況也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體現。」程峰說。

一個重要的背景知識是，中國的國家體制決定了媒體從來都是歸國家所有的。在中國大陸，直接由國家財政供養和黨政機關管理的媒體被稱爲黨媒，通過商業化運作自負盈虧的媒體被稱爲市場化媒體。但市場化媒體僅有經營自由，爲得到與採編權相捆綁的發行刊號，需依附黨政機關的下屬機構，以方便中共中央宣傳部統一管理。

基於媒體的這一屬性，稿件內容服從國家意志成了中國特有的新聞表達方式。

在黃章晉看來，語言是思維的工具，也是觀念的產物。語言被污染後，傳遞的信息價值大打折扣。

在一篇名爲《沒有母語的人民》的文章末尾，他寫到，「對整整一代中國人來說，使用的是自己的語言，卻於自己熟悉的環境、熟悉的生活，缺少足夠的感知、表達能力；於曾經的歷史，進行中的時間，缺少記憶和思考的能力，是否可以這樣認爲，我們是沒有母語的人民」。

不能把世界讓給壞人

如何對抗這種語言污染？如何在可能隨時出現的報導指令與新聞自由表達之間進行平衡，老媒體人周琦一直在試圖探索出一條規律。

比如，相關部門對媒體下發的報導指令要求，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各項經濟數據進行正面報導、不聚焦不好的數據、對就業問題淡化處理。對於這種官方要求，周琦採取的措施是，引用官方數據的同時，將相關數據並列處理，但不會直接比較差額，也不會直接輸出觀點，所有的潛在信息交由讀者去感知。

再比如新出台的報導指令強調對中國宏觀經濟形式、失業率等信息不得暗示官方數據有水分、不得對數據進行猜測、不得暗示中國經濟和就業環境不好。

「這種籠統的說辭相當於給所有媒體工作者扣了一頂大帽子，稍有不慎便是違反了禁令，會受到罰款、寫檢查甚至被辭退等懲罰。因此每說一句話都要小心翼翼，最好的方法是長篇大論、雲山霧繞，一定要在委婉暗示國家政策有瑕疵之前，先猛誇一頓國家和政府在拉動經濟增長、增強人民福祉方面的不懈努力，最後結尾一定要突出對國家和政府的信心。」周琦說。

程峰所在的媒體按照國家規定一直掛靠在某機關下屬的出版社。中共中央宣傳部一再收緊對媒體的管控後，上述出版社相關負責人命令他提交待出版發行的所有稿件，以供其審覈。

爲了捍衛全體同仁的智力成果，編輯部決定在稿件出版前兩天的晚上將樣刊送交給上述出版社負責人，這意味着對方僅有一天一夜的時間對全部稿件進行審覈、修改。編輯部曾多次嘗試挑戰那條越收越緊的紅線，甚至策劃了一期某政治人物的專題。

「我們每次都會故意把廣告也發給他，要求他審。」程峰他們有自己的算計，希望時間的緊迫能迫使對方對內容網開一面。

但這種小聰明很快被識破，換來的是審查方的強勢反擊。於是，幾乎每次刊物出版後，編輯部的負責人都會被要求寫檢查，檢討自己在這期刊物中的「失誤」。

如此反覆，整個編輯部都倍感疲憊，於是把報導方向轉向軟一些的故事。但即便如此，審查仍如影隨形。一名記者曾採訪一位男星，稿件中提到這位明星在未成名時曾與朋友喝酒至天亮，這種描述意在突出其成名前的困頓時光。但在審查方眼中，媒體此舉意在宣揚明星的奢靡生活，並直指這會對年輕人帶來不良影響，不利於社會發展。

與很多編輯、記者在表達上的字斟句酌、委婉含蓄不一樣，自成立以來，運用寫作技巧削弱文章主題的敏感性便是「大象公會」的風格，也是創始人黃章晉規避審查的一種妥協。以撰寫黨和政府的「說明書」的口吻，他相繼在「大象公會」發表了《齊步走，以國家的名義》《「主席頭」的起源、發展與定型》《你家小區爲什麼像監獄和集中營》《爲什麼紅後代喜歡叫ABB》等文章。

但更進一步的妥協，他不接受。保持語言的本真和信息的準確是他的底線，他不想被剝奪用自己母語進行表達的權利。於是在被禁言四次後，在成立的第八年，「大象公會」倒在了被指責是「美國走狗」的輿論風暴中，被騰訊永久封號。被封原因與衆多被封的自媒體和被刪除的文章一樣，籠統但不容辯駁——違反相關法律法規。

對於封禁的原因，黃章晉說是源於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沈逸指責他拿了美國人的錢、與東突分子交好。

沈逸與張維爲、李毅、金燦榮等學者近幾年在微博等社交媒體平台異常活躍，日常言論多以誇讚中國大國崛起、貶低歐美等國家爲主，語言風格誇張，但一直被官方媒體奉爲座上賓。因此外界一致認爲他們的言行是被有關政府部門默許的。

這種默許帶來的結果則是，這些人的言論引發了一衆網民的追捧和效仿。

於是，沈逸的指控自然而然引發了大量「愛國」網民對大象公會和黃章晉進行攻擊，黃章晉一度打算起訴沈逸造謠誹謗。但多家律所拒絕代理這個案子，「他們評估後認爲這件事太敏感，沒人敢接」。

從業二十餘年，黃章晉歷經報紙、雜誌、門戶網站等多個內容生產平台，不給平台帶來麻煩是他對內容尺度進行把控的底線。「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官方和網民都開始樂此不疲的翻舊賬，於是曾經的所謂『自由』表達在審查的紅線逐漸收緊後，在現在就變成了不可原諒的越界行爲。」

而對於曾經種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文章，他說：「其實我是個拖延症很嚴重的人，但我發現傻逼和壞人都非常勤奮，很多時候我的表達衝動是被這些人激發的。尤其當面對下一代時，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會更強」，他補充到，「我希望我們的孩子對國家的喜愛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基於一種真正的自豪感、可以質疑國家的一種愛。從這個角度看的話，我們不能放棄任何努力。」

從業多年，周琦親歷了審查逐漸收緊，直至將一整套審查體系嵌入到新聞生產的整個過程的歷程。而近幾年，他明顯感覺到，審查自上而下的推進以及自我審查自下而上的演化，對整個新聞生產體系和身處其中的人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

「最顯性的體現是，新聞線索的減少。之前發現有價值的新聞選題並不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但是現在，除疫情話題外能發掘到的有價值的信息在大量減少，很多問題在外界還沒看到時就被層層審查掉了」。

而相比於有形的世界和看得見的問題，看不見的問題才更加可怖。

這種可怖通常以禁令的形式出現，比如北京大興機場佔用農用地但因補償不到位導致的農民上訪不得報導、外賣騎手聯盟盟主失聯以及東航空難中遇難者家屬上訪的問題等等均不得報導。

「在禁令中，發現真正的新聞。」他說。

在賈葭看來，做爲中國人，審查在每個人出生的那一刻起便與其社會身份深深捆綁在一起。「審查的荒謬之處在於，它已經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的思維交織在一起了。它並不是一個獨立於言論自由之外的單獨體系，而是變成和水、空氣一樣與個體的生命同構的一個東西」。

高菲菲有同樣的感受。雖然還在堅守內容生產一線，但她坦言自己已經將自我審查內化爲了一種能力。「有些事件可以通過轉換詞彙的書面技巧進行『曲線表達』，但是更多的話題，當我們下意識的判斷出連虛與委蛇的空間都沒有時，我根本連做採訪的衝動都沒有」。

這種態度體現在了很多從業時間較長的媒體人身上，比如面對豐縣被鐵鏈拴住的八孩母親、上海封城、各地層層加碼的防疫政策，高菲菲所在媒體的資深採編崗位的記者們幾乎都和她一樣，無動於衷。

但更讓周琦感慨的是，只有經歷過自由或者說「相對自由」的人才有能力分辨出壓制、羞辱和管控，而沒有過這些經歷的人很容易將現在的環境視作正常，並習以爲常。

「成長中的年輕人比我們更可悲。」他說。

傳承的斷代——年輕人將走向何方？

陳曉蕾，20歲，某知名新聞學院的大三學生，暑期實習期間被學校老師責令寫了人生中第一封檢討。

陳曉蕾所在的新聞學院前幾年聘請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個國家知名媒體的前記者及獲得過普利策獎的記者教授學生新聞實務。但近一兩年，聘期結束後，學院陸續不再與外籍教師續聘。7月份，其中一位外籍教師在聘期結束準備回國時與他曾教過的學生舉行了一次聚餐，陳曉蕾也在其中。期間，這位老師鼓勵他們好好實習，在新聞從業路上要堅持求真求實。

第二天，陳曉蕾收到了學院中國老師的信息，「我對你非常失望」，老師說，「那是一個外國人，你爲什麼要去聚餐？」

面對老師的責問，陳曉蕾感到恐懼和不安，她不想給老師留下不好的印象。即使已經畢業多年的師兄師姐告訴她有問題的是現在的學校和老師，她還是不斷自責：「我應該提前向老師報備的」。

最後，事件以陳曉蕾寫檢討交代當天事情經過及聚餐期間的交談內容暫時告一段落。

審視中國大陸多所大學新聞學院的課程設置，可以發現，不再聘任外籍新聞工作者擔任教師，是新聞學院課程設置從廣義上的新聞專業主義，轉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理論的必然結果。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和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一直被外界認爲是中國大陸非常優秀的兩家新聞學院，但在這兩所學校中，相比教授學生新聞倫理、新聞價值，現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傳承和研習已佔據主導地位。

不止學生，針對已經進入新聞行業的記者、編輯，作爲申領記者證（只有持有記者證的記者才有採訪資格）的必要條件，他們需要統一參加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下屬的全國宣傳幹部學院組織的新聞媒體人培訓。培訓中，他們被一再教育「我國新聞事業的根本性質及對新聞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做黨、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主流媒體記者的重要任務」、「新聞工作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西方新聞事業的本質屬性不同，決定了新聞職業道德規範的內容存在根本差異」。

基於這些認知，陳曉蕾所在班級的40餘名學生在暑期實習選擇中均將黨媒作爲了落腳點。而在政商調查、民生關注、聚焦大衆認知等領域享有極高社會讚譽的財新傳媒、《人物》雜誌等知名市場化媒體則無人問津。上述媒體的記者甚至主動表示，今年就業大環境不好，實習崗位也不好找，暫時還沒找到實習單位的學弟學妹可以過來，面對這一橄欖枝，學生們集體沉默。

方超今年畢業於一所985大學的新聞學院，此前一直在一家位於北京的黨媒實習，並順利通過考試成爲了該黨媒的正式員工。實習期間，去找帶他的記者交流工作時，他總是選擇蹲在記者面前，仰視對方。對於這種舉動，他反問：「大家不都這樣嗎?來到這種單位不就是應該從端茶倒水做起嗎？」

成爲正式員工後，他的職業自豪感更進一步：「各個部委出台意見之前都會主動來跟我們領導溝通，有些機構甚至會求着我們幫他們發稿，他們（指其他市場化媒體）能做到嗎？」

從業二十年，賈葭一直有一個擔憂：「媒體的自由表達，是爲了尋找真理。但是這種表達被遏制後，我們國家的很多問題，便失去了開誠布公交流的渠道。而沒有針鋒相對的觀點衝撞，是沒有辦法進步的，這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這也讓高菲菲非常痛苦，她現在覺得因爲長期缺乏思維的碰撞、觀點的交換，很多人包括她自己正在變得越來越「傻」。

因此，相比於現在的年輕記者，黃章晉一直強調自己是「幸運的」：「2001年我初步踏入媒體行業，之後遇到了8、9年的上升期，那段時間外界給予我的正反饋足夠滋養我很長時間。但是現在的社會環境不能給予年輕人這些，所以不能對他們太過苛責。」

他認爲，所有的美好的品格都是社會環境的產物，「現在的年輕人比我們那一代人更容易灰心，會覺得灰色的東西更多。因爲我們當時身處順境，我們享受到的是順境帶來的狂想和勇敢，而現在的年輕人則是在逆境中繼續勇敢，後者更可貴。」

被問及從業二十餘年，有無遺憾時，黃章晉答，如果能穿越到過去，他會花更多時間培養年輕人。「相較於我這一代人，現在的年輕人更勇敢。」

在他看來，在被鐵鏈鎖住的豐縣八孩母親事件中，隻身前往豐縣的微博名爲「烏衣古城」的年輕女孩兒是勇敢的。「每一滴匯入大江大河的水珠都能改變潮汐的方向」，他補充到，同時認爲這就是個體的價值與意義所在。

尾聲

隻身前往豐縣的「烏衣古城」被二次拘捕，至今沒有官方通報她現在在哪裏、要拘留多久，以及爲什麼拘捕她。

程峰被檢查出患有重度抑鬱症。隨後他辭職，每天看書、運動，積極接受治療。「在中國，媒體人的歸宿都是抑鬱症。」他說。

高嘉瑜手下的那名年輕記者準備申請去美國讀博士，高嘉瑜非常支持：「他是一個被壓制的優秀年輕人，我相信在更廣闊的的天地，他的才能可以更好的施展」。

周小帥則想徹底離開媒體行業，但離開後要做什麼還沒想清楚。「可能會去企業做公關，但是現在很多企業在裁員，合適的機會很少，我再觀望一下。」

對於曾經的堅守和碰撞，程峰坦承，「我努力過了，但失敗了，我真的不想把世界讓給壞人的」。

應受訪者要求，高嘉瑜、周小帥、張念、高菲菲、程峰、周琦、陳曉蕾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