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多次被官方加冕的老牌獵巫博主「孤煙暮蟬」明確地表示被警察帶走的當事女生有問題，她繞了一大圈說：「和服女孩想擁有挑釁中國社會的自由，那我們中國老百姓也擁有批評反對她的自由。」

蘇州的事情，更像是一個浸淫在反日情緒中的警察失去了專業判斷，但這個時刻遲早會來臨，如宋志標所說，和服、日漫等日本文化符號的政治象徵意義「正在從民間反對者那裡移交給權力系統，而後者的克制似乎在破防」。在微博、抖音、小紅書等當紅社交平台翻看「和服」相關的普通人發言，壓倒性的意見是支持警察的。

以小紅書的網民為例，反對穿和服的理由大致有：1. 和服是日本的民族服飾，有政治屬性，中國人不應該穿（因此沒有民族含義的西裝是可以的）；2. 中國人如果要穿民族服飾，應該穿屬於自己的漢服、苗服等等；3. 和服、日漫都是日本人文化入侵中國、顛覆中國的陰謀的一環；4. 侵華日軍強徵中國慰安婦時會逼她們穿上和服，和服代表這段血淚史。

理由4把抵制和服訴諸國恨家仇，是一貫都有的論述，而理由1、2、3強調的是「華夷之辨」。前者是如何清算戰爭歷史的問題，後者則表示戰爭從未結束，「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還在繼續。各種有關日本的陰謀論串起了這一敘事。以動漫節為主的「夏日祭」被認為是要在中國的土地上畫出日本地圖來施展妖術，為在華日本人子弟開設的日本學校被認為是一項滲透計畫，甚至淘寶上各種「日式」商品（一度代表著好的設計和質量，因此比較好賣）也被認為是一種文化入侵。

這指向的是一個本應異常陳舊卻又突然被喚醒的問題：如何定義中國人？

「中國人」的身份焦慮

各種光怪陸離的說法，究其根本，是塑造出一個和當前政權高度綑綁的、排他性的、純淨的「中國人」身份。

今年7月份，時尚品牌迪奧（Dior）推出了一件形容為「標誌性的Dior廓形」的衣服，被一些中國網民認為抄襲了傳統中國服飾馬面裙。事件引起在法國、加拿大的中國人上街抗議，也在中國國內的互聯網上引發聲量不小的聲討，一位杭州的女士穿著馬面裙到迪奧店內抗議。抗議網民的訴求是，迪奧應該標明這件衣服的靈感來源是中國馬面裙，否則就是「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通常在殖民主義的語境中使用，指強勢群體從少數群體的文化中獲利，或過度簡化地使用少數群體的文化。）

事實上，漢服在中國被認為是一種鮮活的民族服飾或中國文化的符號，也只是這幾年的事情。在2010年成都的一場反日遊行中，一個身穿漢服的女生被認為是穿了和服，她被遊行的大學生要求脫下衣服才能離開。把漢服誤認為和服的事情後來時有發生。直到2018年，共青團發起「中國華服日」前後（而非漢服日，因此在漢服愛好者的社群內引發了許多不滿，更多時候，他們的敵人是少數民族的服裝），漢服穿戴才迅速被主流社會接納，並成為為執政者統治合法性背書的文化遺產。

一個小紅書網民引用國師張維為在電視節目《這就是中國》中的發言，評論迪奧馬面裙事件，張維為在節目中說：「話語滲透和文化滲透最常用的一個方法，就是通過各種交流、通過各種獎項，把某種『審美標準』灌輸給中國這些被西化的知識精英，來壟斷中國的審美標準，乃至中國人文、藝術、社會科學方面的標準，從而實現西方對中國的某種，我們叫『文化規訓』和『意識形態霸權』。」這個網民補充自己的觀後感，「放著自己五千年的文明不驕傲，去哈韓哈日沒必要。」

張維為的論述回應了這幾年出現的關於「中國人」的身份焦慮。這種焦慮嘗試過在政治優越性（抗疫唯一成功國）和經濟奇蹟（高鐵等新四大發明）中尋求解法，但成效有限。2021年的獻禮電視劇《覺醒年代》中辜鴻銘講的「中國人骨子裡的溫良」從文化/文明的角度嘗試緩解這種身份焦慮，而張維為的中西二元論指出，「中國人」首先不是「西化」的，要擺脫西方的文化滲透和規訓，擺脫西方的審美標準和意識形態霸權，才能找到什麼是「中國人」。在這個語境中，作為「民族服飾」的漢服也成為重要的身份符號。

這類從後殖民理論中生搬硬套的「文化滲透」論述，把中國當局自阿拉伯之春後對「顏色革命」的警惕延伸到日常生活尤其是文化娛樂領域，為前述各種陰謀論提供理論基礎。各種光怪陸離的說法，究其根本，是塑造出一個和當前政權高度綑綁的、排他性的、純淨的「中國人」身份。

於是，這兩年的大小辱華事件，從攝影師陳漫為Dior的展覽拍攝的照片《傲慢的矜持》被指模特「咪咪眼」、「陰間審美」辱華，到漫威電影《尚氣》（雖然這是一部顯然為討好中國而費盡心思的電影）的主角也因長相普通而被指辱華，再到廣東本土動漫電影《雄獅少年》也因「咪咪眼」而被指控辱華，都不難被理解了。西方文化工業生產的「中國人」形象，當然是其心可誅的，即便是本土文化創作者的作品，也要審視他們是不是在向西方獻媚。張維為等人也承認，中國的文化還不夠強大，一個可以對外輸出的「中國人」形象還沒出現（漢服影響力還沒有和服大），但至少已經可以抵抗「西方人」、「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滲透和污染了。

當然，文化上的「中國人」身份的建構，也離不開當局的推波助瀾。比如溫文爾雅的外交部部長王毅就曾公開怒斥「精日」（精神日本人）分子是「中國人的敗類」。

後績效合法性時代的保守怪圈

自2020年初關閉邊境抗疫以來，接近三年的封閉試驗，畫出一個保守的怪圈。

回到蘇州和服事件。對打造了日本商業街的蘇州地方政府來說，這個失控的警察的行為必然不是他們所期盼的。從蘇州市政府的官方網站上看，2020年淮海街升級，市長出席剪彩活動，活動中有日本青少年表演日本民歌，並用AR同時渲染出蘇州園林和日本枯山水。同年的一篇新華社報導指出，「蘇州高新區已成為國內知名的『日資高地』，擁有近600家日企，投資額達200億美元，有4000多名日籍友人在此創新立業」。這篇報導評價淮海街是「日中兩國文化融合的象徵」。

但事件發酵至今，沒有任何官方通告對此進行撥亂反正，警察也沒有受到任何官方公開批評。這是可以預見的，雖然一個基層民警固然不值得維護，但一方面，在強烈依賴暴力機器維持社會秩序的年代，不讓警察群體「寒心」已經是鐵律——從雷洋案到安徽望江投河事件再到今天，莫不如是；另一方面，在民粹潮流中，官僚系統本身已經失去了向理性公眾聲音退讓的餘地，官方可以激烈壓制民意，妥協變成了政治錯誤。實際上，此事並非孤例，早在2021年的廈門，一個在日料店工作的女孩穿著工作服（和服）去排隊做核酸，就被社區志願者要求「換了衣服再來」。

官方媒體《北青深一度》8月18日發出的報導披露了事件中警察更惡劣的細節，當事警察以「沒收作案工具」為名沒收了女孩的和服，甚至要求她脫掉襪子和鞋子。這已經不僅是濫用職權，而應該被嚴肅地當成一起性騷擾案來看待。

可以想見，蘇州政府處在非常尷尬的境地，他們最安全的策略是保持沈默，但沈默的後果當然是打擊當地日企的信心。2020年仍被當地政府看作合資產業潤滑劑的日本文化街，也變成一種政治負資產，是吸引「和服」的罪魁禍首，是「文化入侵」的同謀者。在近兩個月共同經歷這一風波的，還有被取消的「夏日祭」相關的動漫產業（這是許多地方政府積極補貼，希望大力發展的產業）。就在8月18日，中國雜貨品牌名創優品也發聲明為自己曾自居「日本設計師品牌」而道歉，並承諾2023年3月前完成「去日化」整改。

至此，過去中國的市場經濟捍衛者用來反駁抵制日貨的論述——這是在砸爛同胞飯碗、無異於抵制同胞——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都已經完全失效。和日本文化有關的產業，不再被看成一種經濟活動，而是一場「文化滲透」的陰謀，算經濟賬是短視的，要算政治賬。

蘇州和服女孩在自述中用「穿衣自由」為自己辯護，「穿衣自由」是近年流行的一個詞語，它對抗的是世俗目光（尤其是帶有強烈色情意味的男性目光）的凝視，但它不是「言論自由」意義上的自由，而更接近「財富自由」或「車厘子自由」意義上的自由。換言之，「穿衣自由」概念的提出，本身意味著它不是以政治權利為基礎的「自由」，而只是一種「富足」，在有關「穿衣自由」的討論中，最常見的話反而是「穿衣自由的前提是穿衣得體」。在公民政治權利的討論早已皮之不存的情況下，對普通人的道德審視和強力干預是始終如一的，穿得太暴露不可以，穿得太日本也不可以。

一些樂觀的評論者曾經認為，經濟下行會讓狂熱的民粹主義情緒降溫。實情可能恰恰相反，隨著中國當局堅持清零政策並幾乎放棄經濟增長預期，績效合法性的包袱反而更有機會卸下。

合法性越來越轉軌到文化層面上的論述，無論是反「文化滲透」還是反「西方意識形態霸權」，都指向一項建構純淨的「中國人」身分的事業。這是已經無處不提的「國家安全」在文化領域的版本，也是一個更容易和普通人勾連的版本。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趙磊發在《北京日報》的一篇文章中強調了迫在眉睫的危險：「歷史上，徹底消滅一個國家無非兩種方法，第一種是肉體上的消滅，第二種是文化上的同化。」文章指出，很多國家都在防範外來文化的「負面」影響。政權的存亡或許無法感召所有國民，但「中國人」文化身份的失落的動員能力是具有超越性的。

自2020年初關閉邊境抗疫以來，接近三年的封閉試驗，畫出一個保守的怪圈。內和外的互斥，中國人和外國人的互斥，進口食品和本地食品的互斥，跨境旅行和全城靜默的互斥，境內網絡ip和境外ip的互斥……無處不在。「中國人」的身份，一個不斷在王朝更替和民族融合中產生新的內涵的身份，從未如此具有封閉性。這個狹隘身份既然被創造出來，那麼穿和服有罪是遲早的事情，更多匪夷所思的衝突也終將基於這個身份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