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約在六月底的下午，溫州街一間林蔭下的餐酒館。我抵達的時候，來自法國的作家艾力克·菲耶（Éric Faye）已經坐在那裡。曾在2019年訪問過菲耶，這一次見面，我問先到了的他如何過來，他說用走的，從邀請他來駐村的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一路散步過來。這答案並不意外。
我隨意聊起法文口語裡，傳達能夠順利運行，會用「步行」這個動詞構成的短句「ça marche」。這樣的表述，中文也有類似的：「可行」。他聽了覺得有趣，咀嚼了一下。
他點了這間店比較少人點的espresso（因此不在菜單上），問他台北印象。他笑了笑，覺得問題不太具體，最後玩笑說，各種特色咖啡廳很多，不過咖啡上桌的速度很慢。
菲耶在五月初來台，恰逢台灣疫情控制了兩年終於面臨高峰的時期，他說疫情也是種時差。我問他這時差是否是一種「質地」的概念，而不是單純的數字。他立刻說是。他說，旅行或工作於世界各地，調整時差，感受時差的時候，轉換的，進入另一個世界的時間，體內仍有一個極小的部分還是保留著原來的時間。
我問這是否像是兩個不同大小的齒輪咬合。他說也許，這麼多年來他已經搜集了很多大小不一的齒輪，可以像個鐘錶匠一樣思考了。
艾力克．菲耶（Éric Faye），1963年生，路透社記者，1991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出版散文及小說作品十餘部，包括《三境邊界秘話》、《巴黎》、《長崎》、《日人之蝕》等。2010年小說《長崎》獲法蘭西學術院小說大獎。2022年春夏之交，菲耶以駐村計畫來台三個月，希望創作一本小說，以「故宮文物如何遷台」切入兩岸議題；另一本類紀行體，記錄每日在台所感所想所遇。
一個月前，我與菲耶、作東道的衛城出版總編惠菁曾有一次小聚。當時，剛隔離出來的他，一邊安慰我們正在攀高的確診數並不可怕，也一一告訴我們他的計畫。除了來台前就預告過的，參加今年在夏季舉行的書展與他的小說田野之外，短短兩個月中，他會去蘭嶼、台南與馬祖。
一個月後，菲耶當時說的每個行程全都依照計畫完成了。
菲耶在作品中的亞洲凝視，不是異國情調式的，而是普同人性化的。他在法語世界，未必是最多人閱讀的作家；但他與亞洲的機緣，卻讓他的文學，可以成為亞洲讀者的秀異經驗。
拿著時間：下一本書
菲耶的讀者應該不陌生他書寫異國，《長崎》的日本、《日人之蝕》的日本與北韓，或是尚未有中譯版的《亞歷山大·大衛-涅爾的腳步》（Dans les pas d’Alexandra David-Néel），描繪了一場雲南與西藏間的大旅行。彷彿歐-亞的距離，為他的書寫展開了一個無盡空間。
私下有關注他的台灣讀者，可能早早知道他計畫寫一本關於台灣的小說。問起準備如何時，他說：「已經開始寫了。」這並不是之前說的有關故宮文物的小說，而是一本非虛構的記述（récit）。從個人真實的體驗與記憶出發，書寫關於在亞洲各國，如日本、韓國、台灣、中國等地工作、旅遊、駐村的思考與印象。
這計劃在菲耶心中存在已久，一直以來，他都在移動間書寫，留下段片，以供未來串接。「這次在台灣，這段期間，這本書真正開始啟動了。」他停頓了一下，說畢竟剛開始，經驗與材料會怎樣被寫出來，在這階段，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麼小說呢？他目前所關注的，是故宮那些文物的「物的命運」。「題材方面，我想看的都去了。除了故宮外，也去了不同的博物館。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探索的階段。我有個方向，但我不急著抵達，更不急著知道答案。」
如同五月初那回會面，他說這個「最喜歡的階段」裡，總會想著各種可能，而每個可能又通向更多的未知。「有時，甚至會發現從來沒料想過的可能性。那又是更令人興奮的時候了。」他會想像，「這些物件，是如何躲過戰火，穿過各種被破壞的可能，跟著一個搖搖欲墜的政府，來到台灣的。」
但目前要怎麼處理素材與經驗，他仍不知道。但這正是他最喜歡的階段，他一點也不著急，像法文所說的「拿著時間」，意思是，只要有需要，花上多少時間都可以。
小說家：跨越邊界的旅行者
邊界永遠吸引人，也令人懼怕。邊界，是意義的定義（défini），弔詭在於，探索邊界，有時卻是意義的威脅。表面的意義像是個安全網，拒絕我們接觸或意識真相。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說：「敘事者就像是偷渡者，走私貨品穿過邊界。」
以這樣的觀點來看，菲耶確實是一位擅長說故事的人。這不只是將故事帶來我們眼前，別具意義的地方，而是就在這穿行本身。
菲耶是無比意識到邊界的小說家。在《長崎》，他講了一位失業的女子，如何躲藏在一位獨居男子家中櫥櫃的故事。在繁體中譯版的序言中，他說明以長崎這座城市為背景的理由：在日本被黑船打開國境之前，鎖國的兩個半世紀裡，只有長崎港灣的島裡能夠讓外國人駐足，是日本唯一與世界的接觸點。有許多的事物，譬如商品、人，甚至是信仰與文化，都在暗地裡交流，如同男人一個鮮少打開的櫥櫃，可以容納一個女人的身世。
或像《三境邊界秘話》，以諸個略有神秘色彩的故事，將人性隱藏的面向揭出。
已翻譯的作品中，或許《日人之蝕》野心最大。他深入處理北韓綁架日本人事件，他的虛構能力，在此展現出翻轉現實的威力。將當代世界最神秘的地帶，以最貼近個人的聲音展現出來。
邊界永遠吸引人，也令人懼怕。邊界，是意義的定義（défini），弔詭在於，探索邊界，有時卻是意義的威脅。表面的意義像是個安全網，拒絕我們接觸或意識真相。
菲耶在作品中的亞洲凝視，不是異國情調式的，而是普同人性化的。他在法語世界，未必是最多人閱讀的作家；但他與亞洲的緣分，以及機緣所在，在台灣有好的引介者與譯者，都讓他的文學，可以成為亞洲讀者的秀異經驗。
因此，我們更應期待，當他寫下台灣的故事，會給予我們如何的刺激。
與法國不同：多樣性的台灣
歷史感與故事有關，故事能讓人有歷史感，故事也是在歷史感中孕育的。「這樣的交通時間與移動距離，可以看見這麼多不同歷史、文化的多樣性，是很特別的。」
所以，這回他看見了什麼呢？
「多樣性的台灣。」菲耶說。
他坦言，對一位法國人來說，台灣非常的小，搭上交通工具，可以在相對短的時間跑遍。他隔離出來的第一個小旅行，是受邀到蘭嶼，與夏曼·藍波安交流。不僅是相處間的對話，他也跟著夏曼·藍波安上船，感受當地的文化與生活，理解他們與自然周遭環境的關係。到了台灣島外之島，以外島的角度，原住民的角度回看台灣，令菲耶感覺到了「轉換角度」的神秘經驗。
「轉換角度，有時比看見不同的東西還要重要。換句話說，轉化角度的時候才是真正看見了不同的東西。有時需要離開，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語言、文化、歷史，看不同的人。有些時候，則需要時間。」
怎樣的時間呢？譬如，在蘭嶼看著星空，進入忘了時間的時間。又或者是他到了台南的時候，下午無事，找了間咖啡廳消磨時間的時間。
咖啡廳？菲耶說：「是的。這是我到每個城市的習慣，要到了我有空，沒有任何安排與目的時。可以好好的坐在咖啡廳，完全自由的，感受自己在這個地方的時候。這時候才是我可以真正開始思考與感受一個地方，尤其可能是最本質的地方的時候。」
我問他知不知道愛倫坡的一篇小說，他說他知道那篇〈人群中的人〉，那個大病初癒後「對一切感到好奇的人」。菲耶也相當喜歡「漫遊者」（flâneur）的概念，有趣的是波特萊爾拋出這個概念的〈現代生活的畫家〉的中文翻譯，恰好是菲耶作品的翻譯陳太乙。菲耶除了表達對譯者的欣賞與感謝，也透露她正在著手菲耶另一部作品的翻譯。
他說，台南的時間是歷史的時間，每到一個地方，都是一個延伸相當遠的歷史。但重點也許不在於長短，而是歷史的豐富感。對他來說，歷史感與故事有關，故事能讓人有歷史感，故事也是在歷史感中孕育的。
然後，還有馬祖的戰地時間。他有些訝異，並難以想像那些歷史，而這些軍事要地的痕跡，對他來說還很年輕。意思是，擁有這些記憶的人，許多都還活著，並活在當地。是活著的記憶。他則以一個更外圍、更陌生，更偶然的姿態去認識。
菲耶說，雖然不盡相同，但是這些令他想到了第一次到沖繩的經驗。他在沖繩看見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與歷史，引起他相當多的想法，並花上許多的時間去了解。
「這樣的交通時間與移動距離，可以看見這麼多不同歷史、文化的多樣性，是很特別的。」
文化的差異，書寫的可能
這也是他的文學構想，就是在一種移動、換位間，在現實與想像間，在不斷的思索、觀察中，慢慢產生。
「相對於台灣，法國人雖然很自豪自己的歷史與文化，但沒有那麼多樣性。」
針對這點，我提出疑問。既然整個歐洲是如此的多樣性，而法國本身每個地域都有不同的傳統特色，怎麼會單一呢？
菲耶則說，以他的看法，在十九世紀前或許是的，法國曾經非常的多元。但後來在國家的力量與制度下，所有的一切都同化為「法國」。相對的，他在台灣看得到某種多元性的力量在。但他也承認，這也許是他來自西方的觀點，看到的面向並不相同。
談到這裡，恰好我幫菲耶點的荔枝磅蛋糕上桌，我順道解釋荔枝的淵源，以及法國的甜點師如何用荔枝、玫瑰、覆盆子製作出令人難以忘懷的口味。也一併聊了東方的香料與收藏品等，當初給予歐洲貴族們多大的遐想。
那麼相當豐富的東亞旅居經驗的菲耶眼中，是怎麼看待「東/西」這種被形塑已久的對立的？
對此，菲耶給了一個相當有趣的答案：
「我相信過去東西方的差異真的對歐洲人的心靈衝擊非常大。我的祖父是一名水手，他大約在二十世紀初造訪過東方，也到過日本。對當時的他來說那是充滿神秘與魅力的異國。今天我們當然有很明顯的語言差異，但都是在一種全面性的全球化、現代化的生活中。譬如智慧型手機與低頭看手機的人，這些都是普遍的現象了。差異當然還在，但很多的差異在表面上都已經丟失了，只有到比較深處的地方才能看出社會性的、文化性的根本差異。」
但或許，在差異的深處，又能找到普同性？
菲耶說是的，這也是他的文學構想，就是在一種移動、換位間，在現實與想像間，在不斷的思索、觀察中，慢慢產生。
我們都需要故事
「我們都需要故事，或許比任何的時代都需要。雖然現在的媒介與娛樂很多，不過背後的慾望都是一樣的。」
兩個多月的台北駐村，對菲耶來說是「剛剛好」。可以感受到短暫旅行所不能靜心體會的細節，他透露十一月時會再度來台。配合一個紀錄片的計畫之外，也是自己想再度造訪。上次造訪，是為了2019書展，這回等到了能夠駐村，恰好又是一次書展，也可能是唯一一次在初夏的書展。兩次相隔的不只是時間，還有改變世界的疫情。
不過，菲耶說，這回的台北書展，場地雖然看起來比較空曠，讀者的熱情卻沒有減少。對他而言還是相當美好書展經驗。
「在法國，作家不太會有機會跟他們的讀者交流，我指的是大約五十人以下，在一個可以清楚看見彼此的空間，可以好好說些事情，也能夠聽讀者提問的場合。尤其是巴黎，因為活動太多了，不太有類似的活動。」
這也是他自疫情以來，第一次能夠以作家的身份在書展與讀者碰面。
「我們都需要故事，或許比任何的時代都需要。雖然現在的媒介與娛樂很多，不過背後的慾望都是一樣的。」
但小說呢？
「一樣的。我們會有讀文字、小說的慾望的。」他肯定的說。
結束訪談後，我問他要去哪裡，他說散散步，用走的，在行走間尋找可行性。
如果在夏天，你看見一個法國作家，在街上走路或坐在咖啡廳發呆，他的腦中，可能正在孕育著下一個關於台灣的小說，如那些飄洋過海的文物，等待有人說出它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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